一、帝王之謎
炎黃二帝之謎
根據《國語·晉語》，少典氏娶有嬌氏之女，生下黃帝和炎帝，而少典究竟為氏族名還是父名，則眾說不一。習慣上稱中華民族為炎、黃子孫，而炎、黃是列為五方天神的五帝中的二位。
炎帝和黃帝，過去被說成是像夏、商、周三代的天子或秦、漢以後的皇帝那樣的遠古時期的帝王。《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國語》的說法有所不同，說黃帝在姬水邊長成，因而姓姬。《史記集解》說黃帝號有熊氏，可能是以熊為圖騰而得名。《龍魚河圖》說“天遣玄女”。下援黃帝兵信神符，製伏蚩尤，……以製八方”。在早期部落之間的戰爭中，黃帝對於中華民族的形成是有功績的。功績還不止於此，《史記正義》說：“黃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黃帝造屋宇，製衣服，營殯葬，萬民故免存亡之難”，“教民江湖陂澤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時，用之有節，令得其利也。”為什麼稱他為“黃”帝?據《淮南子·天文訓》記載：“東方木也，其帝太皋，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即祝融)，執衡而治夏；中央土地，其帝黃帝，其佐後土，執繩而製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也就是說，黃帝為五天帝之中央天帝，是管理四方的中央首領，又因專管土地，而土是黃色，故名“黃帝”。
至於炎帝，也為少典之子，與黃帝兄弟相繼，但《帝王世紀》認為炎黃之間凡隔8帝500餘年。漢高誘注《淮南子》，說赤帝就是炎帝，少典之子，號神農，南方火德之帝；或說炎帝是生活在薑水一帶的部落首領。《世本·帝係篇》把炎帝和神農氏連到了一起，認為炎帝即神農氏，炎帝身號，神農代號。班固說炎帝“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氏”，對古老的農業生產作出了貢獻。
傳說最初炎帝做了華夏族的帝王，黃帝隻是炎帝屬下的諸侯。關於炎帝的事跡，古書中有一些不同的記載，一般多把炎帝與神農氏說成是一個人，如《帝王世紀》即說“炎帝神農氏”，因此，像教民食五穀、創製耒耜等農業發明的功績，也就自然歸於炎帝身上了。據說炎帝一族傳了八代，共530年，“無製令而民從”，完全是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但是傳到了第八代炎帝榆罔時期，“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可是榆罔卻不能阻止，而且後來榆罔也開始不斷“侵淩諸侯”，於是，諸侯紛紛脫離榆罔，歸順於黃帝。黃帝修明政治，整頓兵力，鼓勵生產，安撫百姓。經過一番準備，率領諸侯在阪泉(相傳在今河北涿鹿東南，一說在山西運城)與炎帝榆罔交戰，經過三次大戰，終於打敗了榆罔，黃帝遂取而代之，做了帝王。也有人說黃帝與炎帝本是兄弟，所以雙方的部落聯盟很快融合為一，後世稱炎黃子孫，即來源於此。之後，黃帝又經過一係列南征北討，製服了不順從的諸侯，天下複歸於太平。黃帝采取無為而治的政策治理天下，得到了人民的擁戴，農業生產得以發展。傳說黃帝還創造發明了舟楫、杵臼、弓箭、房屋、門、棺槨、文字，為華夏文明的發展立下了卓越的功勳。
有關黃帝神話傳說的主要部分，莫過於黃帝與炎帝、黃帝與蚩尤之間的戰爭了。黃帝與炎帝的阪泉之戰中，黃帝“帥熊、羆、狼、豹、、虎為圖騰的部落為前驅，以雕、、鷹、鳶為旗幟”，戰爭的規模顯而易見。黃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則異常慘烈，“血流漂杵”。在這場戰爭中，雙方都施出了神功魔法。起初，蚩尤施展法術，即刻大霧彌漫，人馬相對而人影莫辨。黃帝便令風後製造出指南車，識別了方向，將蚩尤打敗。隨後，蚩尤又請來了風伯、雨師，一時間，風雨大作，急風暴雨把黃帝的人馬攪得人仰馬翻。黃帝又請來了天女“魃”，止住了暴雨，指揮大軍以雷霆閃電之勢，衝亂了蚩尤部下的陣形，乘勝捉住了蚩尤並把他殺掉，將其頭顱埋在涿鹿。至今在河北省張家口市東南的涿鹿縣，還有一座蚩尤墳。
炎帝、黃帝作為功績卓著的賢明帝王，受到了當時人們的尊敬。炎帝、黃帝死後，黃帝的一些後代子孫如顓頊、帝嚳、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等，又先後做了帝王，他們不忘炎帝、黃帝對於華夏文明的開創之功，把炎帝、黃帝奉為始祖，率領臣民依時節祭祀、供奉。這樣，炎帝和黃帝就成了華夏族的共同祖先了。後來，由華夏族發展而成的漢族、中華民族，也繼承了這一傳統，一直尊奉炎帝、黃帝為始祖，於是也就自稱為“炎黃子孫”了。
從現代曆史科學的觀點來說，炎帝、黃帝的時代，尚處於原始社會末期的父係氏族公社時期，階級和國家還沒有產生，也沒有如後世那樣的帝王。當時，中華大地上分布著許多氏族和部落，這些氏族和部落之間有著各種各樣的聯係，有相互通婚的姻親關係，有祖族與支族及支族之間的血緣關係，有生產生活中的睦鄰友好關係，也有相互爭戰的敵對關係。由此而形成了幾個大的部落集團，其中中原部落聯盟(即華夏族)最為強盛，炎帝部落和黃帝部落都屬於這一部落聯盟，炎帝和黃帝還先後擔任了部落聯盟的首領。
根據古史記載的內容來看，有專家認為炎帝族和黃帝族原來都是少典氏族中分化出來的支族。這種祖族與支族的關係，由於後人不理解，故在古書中記載為父子關係。炎帝族從祖族中獨立出來後，很快便興盛起來，成為中原部落聯盟中頗有影響力的骨幹族，他們的首領炎帝也就成了部落聯盟的首領。這種局麵持續了很長時間，先後繼任的幾位炎帝族的首領也都擔任了中原部落聯盟的首領之職，並且承襲了“炎帝”這一稱號。因此，這時期可稱之為炎帝時代。幾百年以後，炎帝族漸漸衰弱了，黃帝族卻強大起來。這個時候的炎帝榆罔利用部落聯盟首領的職權，欺淩一些弱小的部落和氏族，這些部落和氏族便逐漸脫離了炎帝族，黃帝遂取代炎帝做了新的部落聯盟首領，從此開始了黃帝時代。
一些學者指出，炎帝和黃帝的時代，相當於距今七千年到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這是中國中原遠古文化取得大發展的一個時期，原始農業文明繁榮，還有許多重大的發明。這些成就是當時人們共同創造的，可是在曆史的傳說中，往往把這些成就歸之於時代的代表人物，即當時的部落聯盟的首領炎帝和黃帝身上，因此他們就成了人們心目中的聖人，受到普遍尊敬。早在進入文明時代之前，在祖國遼闊的土地上，就形成了華夏族、苗族以及當時被華夏族稱之為蠻、夷、戎狄的許多兄弟民族。說華夏族為黃、炎之後，這實際上反映了華夏族是由黃帝、炎帝為代表的兩個有血緣親屬關係的氏族經過長期發展而形成的。所謂帝，隻不過是中國原始社會部落聯盟時期軍事首長的稱謂。
有人認為這個傳說中的黃帝是個神，但也有人認為黃帝是真的存在過的一個曆史人物。黃帝究竟是人還是神?其實學術界至今仍無定論。
我國一些著名的神話研究專家認為，黃帝為一神話傳說中的人物。他起於雷電，最初之神職為雷神，後以雷神崛起而為中央天帝。相傳他長有四張臉，能同時顧及到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無論什麼地方發生了事情，總逃不過他的眼睛。最後，黃帝戰勝了其他四天帝，從而建立了自己的神國。
黃帝部落和炎帝部落合並後，統稱為華夏族，成為今天中華民族的前身。黃帝統一了黃河中下遊地區之後，便教導人們伐木築屋，他發明了舟車、弓箭，還造字製樂、編曆法醫學；他的妻子螺祖則教民眾種桑養蠶，縫衣作冕，創造了中華的原始文明。直至今天，人們常用“炎黃子孫”來稱呼中國人，這也反映了人們對中華民族炎帝和黃帝的追溯與尊奉。
另黃 帝 陵有專家認為，黃帝是確確實實存在的曆史人物。據《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生下來就很神奇靈異，繈褓中就能說話，顯示了其與眾不同的稟賦。而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則是各部落間戰爭紛起的年代。黃帝以其聰明才智，將他周圍的部落團結起來，結成部落聯盟，並成為他們的軍事領袖。他修明政治，整頓武備，征伐四方，最終戰敗蚩尤，兼並炎帝部落，統一了黃河流域的大片土地。統一後，他製禮儀，施教化，創立法規典章，作為治世準則，並遣官員到各處治理天下。實際上，他是以戰爭手段結束了各部落聯盟間的長期混戰，建立了早期國家的雛形，從而開始了中華文明曆史的新統一，成為中華民族的文明始祖。
黃帝部落聚居的地方，曆史記載也各有不同。有記載說，他曾居住在河北涿鹿縣，史稱‘涿鹿之野”；又有記載說，他的部落居住在今河南新鄭一帶，名曰“軒轅之丘”。這說明當時部落大約還沒有完全定居，經常遷徙。黃帝部落大體活動於今天陝西、河南、河北沿黃河一帶。
更有學者認為，“黃帝”的名稱實際上反映了原始農業文明時期，人們對黃土地崇拜的一種特殊感情。黃帝所處的時代，我國華北及全國大部分地區，已普遍進入農耕時期。黃帝征服各部落後，非常重視發展農業生產。他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大撓造幹支、容成造曆法，並按天時，審地利，播種百穀草木，並教民節用水火材物，他還專門設立土地種植之官“後土”。這一切都使得當時的農業生產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古史記載他為“以土德而王”，因土地為黃色，故而稱為“黃帝”。這種因對土地的崇拜而衍生的黃色崇尚，在後代的曆史中得到進一步發揚。後世的帝王們都要依據黃帝的故事，“數用五，服尚黃”，從而逐漸將黃色演變成為一種權力和尊貴的象征。
炎黃二帝對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功不可沒。在他們的身上，同時凝聚了許多神話傳說的影子。關於黃帝之死，曆代流傳著這樣一個美麗的故事。據說，黃帝並沒有死，而是乘龍升天了。現在陝西黃陵的圍牆正麵，還有一塊石碑，上書“橋山龍馭”四個大字。這也反映了人們對他的一種尊敬和愛戴，對他的部族和後代們的美好祝願。
著名學者馮天瑜指出，中華民族的遠祖，可大致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東夷集團的活動區域，大致在今天的山東、河南東南和安徽中部一帶，即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青蓮崗文化江北類型分布區。傳說中的太皋、射日的後羿及與黃帝惡戰的蚩尤，都屬於這個集團。苗蠻集團主要活動在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帶，即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分布區，東部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也可歸於此集團。著名的伏羲、女媧及三苗、祝融氏，都屬於這個集團。華夏集團發祥於黃土高原，後沿黃河東進，散布於中國的中、北部部分地區，大約相當於今仰韶文化和河南龍山文化分布區。華夏集團以黃帝和炎帝兩人為主。這三大集團之間，既有和睦共處的安定，也有大動幹戈的戰爭。後來黃帝兼並炎帝部落，統一其他各部，黃帝、炎帝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祭奠的先祖。華夏集團也因為其連續的勝利，鞏固了自己的主流地位，成為中華民族的古老代表。
盤庚遷殷之謎
商朝從建國到滅亡，長達五百多年。最後的二百七十多年定都於殷(今河南安陽)，所以商朝又叫殷朝，有時候也稱為殷商或者商殷。商朝定都於殷是從盤庚開始，盤庚是商湯的第九代孫子，商朝的第十九個王。商朝曾經屢次遷都，盤庚定都於殷，不再遷徙，反映了這時候農業的重要性已經超過了畜牧業，人們要求定居下來。
商湯滅夏之前，把統治中心遷到了亳(今河南濮陽縣)。亳位於商族活動區的南部邊界地帶，再向南，就是夏人的勢力範圍了。湯滅夏之後，為了便於統治夏國的遺民，又在位於夏的中心地區的今河南省偃師縣修築都城，定都於此。這是商王朝建立後修築的第一座城池，它仍以“亳”命名，史稱“西亳”，以與原來的亳城相區別。從湯到大戊九位商王都以此為都。從仲丁繼位為王開始，商朝的都城頻繁遷徙，仲丁時遷都於(今河南滎陽縣），河甲時遷都於相(今河南內黃縣)，祖乙繼位後遷到庇(今山東魚台縣)，南庚又遷都於奄(今山東曲阜)。從仲丁到盤庚隻有十王，卻遷了五次都，平均兩王一遷，頻率是很高的。
盤庚決定遷殷，是經曆了一番鬥爭的。
盤庚即位前，商王朝已處於內外交困之中。在商王太甲以後，商朝曆代的君主和奴隸主貴族們，生活都很腐化。他們迷信鬼神，又特別喜歡喝酒。他們是十足的寄生蟲，自己不勞動，一切事情都駐使奴隸去做。在奴隸和奴隸主之間，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奴隸們大批逃亡。在王室貴族當中，爭奪王位越演越劇烈，有的人說應當兄終弟及，有的人說應當父死子繼。叔侄之間，兄弟之間，常常展開你死我活的鬥爭，把國家搞得亂七八糟。
各種內部矛盾削弱了商朝，生產荒廢了，一些小國和少數民族不再受商朝的節製，加上水澇、幹旱等等自然災害，使得商朝這個奴隸製國家簡直維持不下去了。
正在這個時候，商朝的第十八個王陽甲死了，陽甲的弟弟盤庚做了王。盤庚是個有心計的人，他善於觀察形勢，覺得國家不能再照老樣子維持下去了，應當想出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來緩和這些矛盾，挽救商朝的衰亡。他想出來的辦法就是都城遷到殷，開墾荒地，長期定居下來。
盤庚考慮遷都的原因主要是殷地的土地比較肥沃，自然災害比較少些輕些，在這裏建設都城有利於發展農業生產。其次盤庚認為遷都以後，一切都得從頭做起，奴隸主貴族不能過分享受，這樣社會矛盾就可以緩和。而且遷都可以避開危險的反叛勢力，都城一旦安全，統治就可以穩定。
可是遷都的決定招致了許多人的反對，反對的人主要是奴隸主貴族，他們害怕到了新的地方不能照舊享樂。盤庚是個辦事十分堅決的人，他決不因為有人反對就改變主意。他把奴隸主貴族召集起來，對他們發表了兩篇訓誥。第一篇訓誥是勸說，告訴大家搬家到殷的好處。他說：“以前上天降下大災難時，先王們都為了臣民的利益而遷徙。現在我也和先王一樣，希望你們都能得到安樂的生活，並不是因為你們有罪而懲罰你們。我要遵照先王關心臣民的樣子，關心你們，保佑你們，帶著你們去尋求安樂的地方。你們如果不與我同心，先王的在天之靈便要責罰你們，降下不祥來了。”第二篇訓誥是威脅，用強硬的口氣，警告大家一定要老老實實地服從遷都命令，否則就要進行嚴厲的製裁。
盤庚用了軟硬兼施的手段，終於把首都遷到了殷。可是鬥爭並沒有結束。老百姓到了一個新地方，生活不習慣，吵嚷著要回老家。奴隸主貴族就乘機起哄，煽動大家要求搬回老家去。盤庚又發表了一篇訓誥，用強硬的語氣製止住了奴隸主貴族的反對。他說：“先王謹遵上天之命，開國以來已經遷都五次了。現在如果不聽從上天之命遷都的話，談什麼繼承先王的事業呢?”他知道臣民口出怨言是由於當權的大臣在煽動，他嚴厲警告說：“我看得很清楚，你們在浮言煽動，隻是我沒有表示出來罷了，你們就放肆起來。你們在自己禍害自己。我不論關係親疏，誰做好事就受賞賜，誰犯罪就要受懲罰。國家能治理好，是你們大家的功勞；國家治理不好，由我一人承擔責任。今後你們別亂講話，否則到懲罰時，後悔就來不及了。”
過了幾年，局麵才安定下來。奴隸們在這裏被迫沒日沒夜地勞動，把殷建設成了一個十分繁榮的都市。從此，商朝的都城就固定在殷城，政治上比較穩定，社會經濟和文化也有更大的發展。那時候，銅的冶煉技術大大提高，青銅器的製作範圍更加擴大。殷城附近就有一個很大的青銅器作坊，有上千個奴隸在作坊裏勞動。奴隸們用銅、錫、鉛三種金屬做原料，冶煉鑄造了成千上萬件斧、鉞、戈、矛、刀、鏃等武器，鼎、爵、觚、壺、盤、盂等飲食器皿以及斧、锛、鑿、鑽、鏟等生產工具。許多青銅器造型優美，花紋圖案十分精巧，達到了高超的藝術水平，形成了後來著稱於世的青銅器文化。有一個很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長110厘米，寬78厘米，重875公斤，被考古學家從殷墟遺址中發掘出來，完整地保存在中國曆史博物館裏。這是世界上到現在為止發掘到的最大青銅器。從商代的青銅器也可以看出，我國燦爛的古代文化，是以奴隸為主體的勞動群眾創造出來的。
在殷墟遺址中，還發掘到大批烏龜的腹甲和牛的肩胛骨，上麵刻著許多文字。這種文字和現在的不同，是我國已經發現的最古的文字，叫做甲骨文，一共有四千多個單字，大多已經被考古學家辨認出來。當時殷朝的王室貴族很迷信，做什麼事情都要先采用龜甲和牛骨進行占卜。刻在龜甲和牛骨上的，大都是占卜的原因和結果，以及後來是否應驗等等的話，這些卜辭記載著殷朝的許多大事，為研究殷商的曆史提供了可靠的資料。
盤庚遷都，又一度複興了商朝，使得殷商這個奴隸製國家，在我國文化發展史上放出了燦爛奪目的光彩，成了當時世界上的文明大國。
史學家通常以盤庚遷殷為界，把商代曆史分為前後兩期。盤庚遷殷後，發揚商湯的政治傳統，使商王朝再度興盛，出現了百姓安寧、諸侯歸依的局麵，長期以來威脅著商北部、西部邊界的那些部族，也在商王朝的打擊下退縮、收斂，有的重向商朝表示臣服。
盤庚開創的中興局麵，到了武丁時得到進一步發展。武丁對西方、北方的少數部族發動了一係列的征伐戰爭，消除了北方、西方的威脅，商的勢力範圍大大擴展。武丁以後，革除了易於引起內亂的兄終弟及製，實行單一的父死子繼的王位繼承製，避免了兄弟鬩於牆的變亂，遂使商王朝進入了一個持續發展的時期。盤庚以後的二百多年間，不僅未再有遷都之舉，而且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殷墟文明。
秦始皇坑儒之謎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采取一係列的措施，加強中央集權。當政治上加強控製的舉措完成之後，秦始皇便開始了對人們思想上的箝製。因受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學術空氣的影響，秦初的儒生們尚保留著敢於直言、相互爭鳴的學術傳統。秦始皇統一中原以後的第九年，也就是公元前213年，有一天，秦始皇在鹹陽宮置酒，文武官員全都出席了，有70個在學術思想上有名望有地位的博士也參加了這次宴會。秦 代 陶 馬宴會進行當中，圍繞著是否實行分封製，眾儒生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丞相王綰、博士淳於越等人主張實行分封，博士周青臣舉酒頌揚秦始皇的功德：“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秦始皇聽後喜形於色。淳於越聽周青臣說分封製不好，郡縣製好，心裏十分不舒服。他趕快往前走幾步，急急忙忙地對秦始皇說：“陛下!我聽別人說，殷周兩代的國王傳了一千多年，他們分封子弟功臣做諸侯，像眾星拱月那樣護衛著中央，那個製度本來就好得很。如今陛下統一了中原，子弟卻毫無地位和實權，將來萬一出個像當年齊國田常那樣謀篡王位的亂臣賊子，又有誰能挽救得了那種局麵呢?我聽老一輩人說過：事情不照老規矩辦而想要長久，根本就不可能。現在周青臣又當麵奉承陛下，加重陛下的過錯，我看他不是忠臣。陛下還是應當重新謀慮關於分封子弟的事情才好!”
淳於越重提分封的事情，秦始皇聽了心裏有些厭煩。而丞相李斯等認為“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主張實行郡縣製，並指責淳於越等人“不師今而學古”，“道古以害今”，這一點對秦始皇觸動很大。最後，秦始皇讚同李斯的觀點，並采納了李斯“焚書”的建議，下令：除秦紀(秦國史書)、醫藥、卜筮、農書外，凡列國史籍、私人所藏的儒家經典、諸子著作和其他典籍，一律限期交官銷毀。同時，禁止談論《詩》、《書》和“以古非今”，違者處以黥刑乃至死罪。焚書之後，百姓如想學法令，可拜官吏為師。
當時焚書的具體辦法是：除了那些講醫藥、占卜、種樹一類的書以外，凡不是秦國史官所記的曆史書，不是官家收藏而是民間所藏的《詩經》、《尚書》和諸子百家的書籍，在命令下達的30天之內，都要繳到地方官那裏去焚毀；以後還有偷偷談論古書內容的，處死刑；借古時候的道理攻擊當前政治的，全家都要處死；官吏知情不告發的，判處同樣的罪。命令到達後三十天不燒毀書籍的，在臉上刺字後罰去做四年長城的苦工。凡有願意學習法令的人，隻許跟官吏去學，不許偷偷地照著以前的古書去學。
這樣，從都城鹹陽到邊遠的鄉村，四處是焚書的烈焰，大批文化古籍在無情的烈火中化為灰燼，中國文化史上第一次滅絕性的大浩劫從天而降。焚書的惡果不僅使許多先秦重要典籍遭到破壞，同時也給春秋戰國以來活躍的思想領域及理論探索者們以致命的打擊，堵塞了秦代學術自由探討之路，阻礙了先秦諸子百家思想文化融合的進程。
焚書的餘煙尚未消散，“坑儒”的風波又平地而起。“坑儒”的直接起因是方士侯生、盧生等諷議始皇，繼而逃走。
戰國以來，陰陽五行之說盛行，一切方術都用陰陽五行來推演。燕、齊沿海地區，出現了一批講神仙方術的方士。他們宣稱，渤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神山，山上的宮闕用金銀築成，住著很多長壽的神仙，山上生長著長生不老的妙藥。秦始皇稱帝後，為求長生不老，迷戀仙道，不惜重金，先後派徐福、韓終、侯公、石生等人前去尋求仙藥。由於多方未果，引起秦始皇的不滿，他的脾氣也變得越來越乖戾、暴躁，喜怒無常。
侯生與盧生當時都是秦始皇身邊的方士，由於長期求仙人和仙藥終不可得，他們內心也惴惴不安。按照秦國的法律，求藥不應驗就會被處死。他們從博士們的前車之鑒，感受到自身命運亦將不濟；從秦始皇的暴戾無常，感受到自己的末日亦將來臨。他們譏議秦始皇“天性剛戾自用”，“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他們互相商量：像這樣以靠刑罰和殺戮而建立威勢並且貪婪權勢的人，不能為他求仙藥。於是，侯生、盧生悄悄地帶著從秦始皇那裏領來的錢財，相約逃走了。秦始皇大為震怒，他認為自己對盧生等賞賜豐厚，待遇尊隆，而侯生、盧生竟然用這樣惡毒的話來誹謗自己，還居然逃走了，決定要狠狠地懲治他們。於是秦始皇下了一道命令，叫禦史大夫去查辦那些在背後誹謗他的讀書人。被抓去審問的人，受不了殘酷的刑罰，為了給自己開脫，就一個一個的牽出其他人，攀來攀去，一下子查出來有四百六十多個方士和儒生犯有嫌疑。秦始皇一怒之下，也不詳細審問核實，就叫人在鹹陽城外挖個大坑，把他們全都給活埋了。其實四百六十多人當中，真正反對秦始皇的隻有少數人，大多數人都是含冤死去的。始皇的長子扶蘇覺得這樣做太殘暴了，他對秦始皇說，天下初定，遠方黔首尚未安定，“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秦始皇對自己的殘暴不僅沒有一點點醒悟，相反還將扶蘇貶到上郡。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從史書的記載上看，事實比較清晰。但有人認為這件事情的經過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如秦始皇究竟坑的是誰?
章太炎、顧頡剛等大師指出，焚書確是事實，但坑儒是沒有發生過。秦始皇發怒是衝著方士的，按情理來說當時坑的四百六十個是方術之士而非“誦法孔子”的儒生，至少可以說四百多人中儒生很少。《鹽鐵論》說：“燕齊之士釋鋤耒，爭言神仙方術，於是趣鹹陽者以千數。”坑殺者中沒有方士，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秦始皇時期，儒士在社會上的地位比戰國更有所提高，坑方士後，對儒生的社會政治地位並未造成什麼影響。之後始皇東巡，齊魯地區的70位儒生被任命為博士，跟著他到泰山舉行封禪。到了漢代，儒家對這件事也不十分介意，很少有人談起。西漢中期時，人們談到這件事，也僅是說“坑殺術士”，沒有人說是坑殺了儒士。
首次將這件事說成“坑儒”的是西漢始元六年(前81)的桑弘羊，然這時離事件的發生遠達一百多年，說法的準確性是令人懷疑的。但這種講法卻為後代許多人繼承，而且越傳越烈。盡管如此，一些儒學大家對此還是比較謹慎，如韓愈、蘇軾等人仍然稱其為“坑殺學士”、“屠術士”。
大多數人認為坑儒是存在的，這四百多人中儒士占了大多數。而且從一些史料的記載來看，秦始皇的坑儒好像還不止一次。唐朝顏師古注《漢書·儒林傳》和孔穎達《尚書正義》中引錄東漢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說：“秦始皇焚書以後，擔心天下人不按照他頒布的法令去做，遂召諸生，凡是到鹹陽的一律拜為郎，前後有七百人。不久密令冬天在驪山坑穀比較溫暖處種瓜。等到瓜結果成熟，他詔博士、諸生談論這件事。冬天種瓜，儒生們實在搞不清楚，各人談各人的觀點，亂哄哄的。於是始皇讓大家前去察看，預先派人在這個地方設置了一個機關。諸生賢儒來到後，大家仍是互相論難不止，始皇命人觸發機關，從上麵將土往下填，不一會兒眾儒生全部被壓在下麵，沒多少時間就沒有聲息了。”衛宏的記錄，當然是得之於傳聞，而且這件事情《史記》沒有記載。與前麵的“坑儒”不知是否為一件事，今天因沒有佐證而無法知道。
驪山溫穀從此又叫坑儒穀，漢代又把這裏叫湣儒鄉。有學者考證，該穀在今臨潼縣西十公裏的洪慶堡，洪慶堡過去又叫滅文堡。又據劉修明先生實地考察認為，坑儒穀當在今臨潼西南五裏處的一個狹長幽深的山穀裏，其地“溫泉水脈縱橫，瓜果能不按季節而生”。山穀兩邊都是高坡峻嶺，隻要投下黃土石塊，守住穀口，進的人，別說是數百人，即便是數千人也同樣逃不出來。
也有人認為秦漢時期的儒生兼事方術，方士也可能兼事儒術。侯生、盧生為秦始皇尋仙藥，顯然他們是術士，但他攻擊秦始皇的那段話，口氣與儒生一模一樣。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說，始皇迷信方術，單純的儒術明擺著吃不開，所以儒生兼習方術或棄儒專事方術應是很有可能的。
“焚書坑儒”對社會發展是否有利，也是一個曆史之謎。
有許多人認為焚書坑儒沒有什麼好的作用。郭沫若認為：“書籍被燒殘，其實還在其次，春秋末葉以來，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種精神，事實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擊。”林劍鳴等秦漢史專家指出秦始皇下令焚書，使中國文化遭到巨大損失，先秦許多重要文獻古籍，從而被付之一炬。秦始皇為追求長生，大施淫威，肆意殺人，充分表現了他的愚蠢和殘暴。有人進一步認為：焚書坑儒乃是秦王朝由盛及衰並迅速滑向滅亡的轉折點。焚書坑儒的出發點是錯誤的，方法、手段既殘暴又愚蠢，效果是加速秦王朝的滅亡，所以應該徹底否定焚書坑儒。
有人認為對焚書坑儒要進行具體分析，不能走向評價的極端。著名史學家翦伯讚指出，焚書坑儒對於古文獻的保存和學術的傳授，造成了較大的損失。但是在當時統一與分裂激烈鬥爭的年代裏，秦始皇用這種手段打擊複活封建貴族政治的反動思想，又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事。有學者認為，秦始皇實行焚書坑儒，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有其進步作用的，但我們並不應該毫無批判地謳歌秦始皇的這種措施。采取把書燒掉這種簡單粗暴的作法，畢竟對文化的發展十分不利。
也有部分人對焚書坑儒是抱著肯定的觀點。著名學者何茲全就認為秦始皇的焚書，不能單純地從焚的觀點上來看。秦始皇焚書，是兩種思想鬥爭的結果，是當時進步思想和反動思想鬥爭的結果，是進步派和反動派政治鬥爭的結果。焚書是禁止“是古非今”反動思想的手段，為了禁止反動思想而焚掉古代文獻，手段是粗暴了些，但它卻是有進步意義的。坑儒是焚書事件的延續，它的意義和焚書是一樣的”。還有學者指出：秦始皇的政治方向在那一曆史階段是對頭的，隻是在施行的方法上不夠技巧。李斯的“焚書”建議並未完全化為始皇的製書，更未完全付諸實行。“焚書坑儒”之後，有秦一代包括儒術在內的文化學術的師授並未中斷，《史記》的真實可信被逐步證實，也就從正麵否定了“焚書坑儒”對於古文獻的保存和文化學術的傳授造成了極大損失的說法。至於“坑儒”事件，那是秦統治集團內部政治鬥爭的一個典型表現。
今天看來，秦始皇焚書坑儒，目的是想統一思想，壓製那些反對中央集權製的思想和言論，但是他的做法太過分了，太殘暴了。焚書毀滅了秦以前長期積累起來的文化財富，而坑儒殺害了許多精神財富的創造者。從此以後，秦朝宮廷裏真正有學問的人大大減少，而那些專會阿諛奉承、欺上瞞下的奸賊如趙高之流，逐漸成了秦始皇身邊的重要人物，秦朝確是從此開始走下坡路。秦始皇是一個完成偉大統一事業的了不起的皇帝，同時也是一個對人民實行殘暴統治的皇帝。
秦始皇陵之謎
中國人曆來有希望長壽的心態，古代的帝王尤其如此。傳說秦始皇曾派人去尋長生不老之藥，遺憾的是並沒有人能夠找到。在尋找長生不老藥的同時，秦始皇還動用全國的財力物力，征發民工70萬，修建自己死後的陵墓。從公元前247年，秦始皇即位後就開始修建，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時為止，長達36年之久。
始皇陵規模宏大，背靠驪山，麵臨渭水，形勢異常雄偉。陵墓地麵原有內外兩城，內外城之間有角樓、寢殿、便殿。封土堆現有高度76米，底部南北長350米，東西345米，是一個夯土陵丘。今日的秦嶺上栽滿了石榴樹和柿樹，四周環繞著兩重白楊林帶，景色優美。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九月，葬始皇驪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並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者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畢，已臧，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臧者，無複出者，樹草木以象山。”修築這樣一個大型的工程，所需役力人數是巨大的，有人說他們全是秦國的刑徒，顯然人數是不夠的，除此之外，還應有農民、少量的軍功地主、以勞役抵債的奴婢及其他不明身份的人。這是十分奢華的陵墓，在中國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玉璽
修築秦始皇陵，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材料要由四川、湖北等地運輸。驪山的河渠本由南向北，為防止河水衝激，保障陵墓安全，需大量的勞役改變河流，使其向東西流。同時驪山上石料缺乏，大量石料需由渭北諸山采運。當時有歌謠：“運石甘泉口，渭水不敢流，千人一唱，萬人相鉤。”其工程之大可以想像。
根據目前考古調查發掘，秦始皇陵園的布局結構有下列7個特點：其一、陵墓有內外兩重城垣，呈南北狹長的“回”字形；陵墓近於方形覆鬥式，座落在內城的南半部。其二、在陵墓西邊墓道的一個配房中，埋有成組的車馬，既有髹漆的木車，又有彩繪的銅禦手和銅車馬。其三、在陵墓西北角的內外城之間，發現有左右飼官的建築遺址，飼官是陵寢中供給飲食的官。其四、內城中心有宏偉壯觀的寢殿建築。其五、內城的東北部有一長方形的區域，向北有門可以通向外城，向南有門可以通向陵寢，可能是用來居住管理陵園的官吏和供奉陵寢的宮女。其六、在陵墓內外城的南部以東，有一長條南北向的陪葬墓地區，當是一些親屬和大臣的葬地。其七、在陵墓東邊外城以東1000米處，正當東門大道的北側，有三個放置兵馬俑的從葬坑，組成了麵向東方的龐大軍陣。
關於秦始皇陵，尚有許多問題我們至今仍不能明白，如秦始皇陵的朝向為什麼是正東方？秦始皇陵是否被盜？秦始皇陵的兵馬俑到底是什麼性質？等等。
後代的帝王大都是以麵南為尊，而秦始皇陵卻是坐西向東，為什麼會這樣呢？
著名學者楊寬認為：“陵園整個朝向東方，在東方正中設有大道和東門闕，因為按照禮製是以東向為尊的。陵園的東門大道，相當於後世陵園的‘神道’，是整個陵園的主要通道”，“秦始皇創設第一個皇帝的陵園，並不是憑空設計的。他有戰國時代各國君王的陵寢作為藍圖”，也是“按時國都鹹陽設計的”。始皇陵的布局“對西漢諸帝陵園發生了直接的影響。西漢陵園的布局有許多方麵是沿襲秦的禮製的”。讚同這種說法者都認為秦漢之際的禮俗決定了陵墓的朝向。《禮儀·士冠禮》雲“主人東麵答拜，乃宿賓”。《史記·項羽本紀》記載鴻門宴時，“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這都說明，戰國到秦漢時期，主人是朝東坐的。秦始皇生前是天下共主，死後的陵墓便理所當然是要坐西向東的。
有人認為秦國本偏西隅，建陵向東的目的是為了表示自己征服東方六國的決心。全國統一後，陵還在繼續修，但布局朝向沒有改變，這主要是為了使自己死後仍能注視著原來的東方六國之地，以防有人東山再起。這種說法多少有點牽強。
另有一種說法認為秦始皇除了要顯示雄踞天下的威風之外，也可能因為他仍然在祈求生死輪回，尋求神仙境界。生前無法覓到不死的秘方，死後也要閉著雙目瞻矚東溟，以求神仙引渡天國。秦始皇為長生不老，出巡到琅琊，命方士求仙取藥，派徐福帶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並多次親自出巡，東臨碣石，南達會稽，在琅琊、芝罘一帶留戀忘返。他自己多次東巡，仍無法到達日夜思念的仙境，萬歲的天子不長壽，結果照樣不能違背生老病死的客觀規律，還是得病而死。徐福沒有回來，仙藥也沒有求到，秦始皇心裏感到十分遺憾，死後他也要麵朝東方，求神仙把他引導進天國。
有人發現不僅僅是秦始皇陵，秦國其他的墓葬大多是坐西向東的。考古發掘證實越是秦國早期的墓葬，幾乎全是朝著這種方向。有學者認為秦人的祖先來自東方，他們對自己曾經勞動和生活過的地方懷有特殊的感情。然而路途遙遠，中間相隔了許多敵對的國家，他們很難回到自己原來的家園。死後，他們隻能以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葉落歸根的感情。部分專家對秦人的祖先來自東方不以為然，認為秦人的祖先來自西方，之所以他們要采用頭朝西方的葬俗，主要是寓意他們的祖先是從那兒過來的。秦始皇陵平麵圖
也有人認為甘肅地區曾流行過屈肢葬，這與當地的古文化和某種原始宗教信仰有關。秦人的西首向東的葬法，應該與他們的民族特性相關。
秦始皇陵是否被盜，將直接決定保存至今的這座陵墓的價值。
一些人認為這座精心建造的帝陵並不能使秦始皇在死後仍與生前一樣過上帝王生活，反使帝陵成為貪婪者的目標，曆史上曾遭受過多次的破壞。其中較大規模的破壞有兩次：一次是公元前206年，項羽入關中後，曾以30萬人，火燒阿房宮，盜竊者掘其陵墓，燔燒其宮觀，30日運物不絕，這是最大的一次破壞。到唐朝末年的黃巢起義時，又經過一次大規模的破壞，所以清代文學家袁枚曾說：“生則張良之錐荊軻刀，死則黃巢掘之項羽燒，居然一坯尚在臨潼郊，隆然黃土浮而高……”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從陵底到陵頂，修遍了戰溝，有幾處挖得特別深，陵頂上還挖了一個很大的坑。
另有一些人認為秦始皇陵並未被毀，被毀的隻是陵園的附屬建築，而秦始皇陵地宮並未被盜，它仍在現存的秦始皇陵封土下、兵馬俑坑身後一千多米處。這種說法的主要依據是：根據陵區周圍的含汞量分析，發現地宮中心有大量集中汞的成分，而且分布具有一定規則，這從化學成分分析上印證了《史記》中關於墓內以水銀為“江河大海”的描述。再通過對秦始皇陵封土堆的全麵探測，隻發現有個盜洞，而且深不到九米，未能接近地宮，整個封土的土層為秦時的原狀。總之地宮的宮牆沒有破壞痕跡，地宮中水銀分布有規律，可見秦始皇陵未被盜毀。
1974年，在外城以東1225米處，發現了三個兵馬俑坑，這個重大的考古發現，轟動了當今世界。三個兵馬俑坑都坐西向東，呈“品”字形分布。其中一號坑平麵呈長方形，麵積一萬四千多平方米，內有戰車、步兵組成的大型方陣，有陶人陶馬六千餘件。二號坑在一號坑的東北邊，平麵呈曲尺陣。三號坑在一號坑的西北邊，平麵呈凹字形，麵積五百多平方米。另外在二號坑和三號坑之間，還有一個平麵呈長方形麵積為四千多平方米的廢棄坑。按照考古工作者的探測，全部兵馬俑加起來有七千多個，駟馬戰車一百多輛，戰馬一百多匹。坑內兵馬俑全部麵向東方，與陵園的方向保持一致。
秦始皇陵邊上大量兵馬俑的存在，令世界驚歎。然驚歎之餘，人們要問，這些兵馬俑的存在到底是什麼意思?與秦始皇有關嗎?
主持對秦始皇陵考古的袁仲一先生認為大型兵馬俑的存在，象征著駐在京城外的軍隊，就如皇宮中的宿衛軍。以戰車、步兵相間排列的一號坑兵馬俑軍陣是右軍，以戰車和騎兵為主的二號坑兵馬俑軍陣是左軍，未建成的廢棄坑，當為擬議中的中軍，第三號兵馬俑坑是統帥三軍的幕府。俑坑本身象征著屯軍的壁壘。有人觀點稍有不同，認為這些兵馬俑象征著秦始皇東巡的衛隊。
也有人認為兵馬俑僅是體現秦皇軍陣布局。兵馬俑坑是一項未完成的工程，全部建成要有五個坑。從設計者角度來說，兵馬俑是按當時的方陣來設計的。方陣是一種進攻型的軍陣，按前後左右中五個方位配置兵力。主將所在的叫中軍，與敵戰鬥的是外圍四軍。作戰時，戰陣可隨時變換，互相保護。兵馬俑一、二、三號坑修建後，爆發了秦末農民起義，陵墓的建築被迫停了下來，被廢棄的坑僅挖了個土塘，還未來得及放置陶器具。而第五個坑尚沒有動工挖掘，所以現在見不到任何痕跡。
楊寬先生認為兵馬俑排列成麵向東方的龐大軍陣，是有其用意的：一方麵是用來表現秦朝威鎮東方的形勢，另一方麵又是用來表現東向為尊的禮製。
林劍鳴先生認為兵馬俑不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而是屬於具有紀念碑性質的建築物，可能稱為“封”，用以表彰統一全國的軍功。他認為兵馬俑是秦始皇時代建造的，但其性質不是陪葬坑。因為秦國仍有活人殉葬的舊習，根本無需建大型俑坑陪葬。從出土的兵器來看，很少見到鐵兵器，與當時十分發達的冶煉水平不相稱，因而這支部隊根本不是一支戰鬥部隊。
更有人在對獬冠、銘文的細致分析後，認為兵馬俑的主人根本不是秦始皇，而是秦宣太後。公元前306年，昭王年少即位，太後攝掌政事。太後臨終之際下令近臣為她殉葬。秦昭王為人仁厚寬容，在人殉的要求未予滿足的條件下，對於自己的出身之母，塑造真人大小的殉葬，布置一個輜重車隊，象征性地讓太後回歸自己的楚國故地，這在當時也是符合各國習俗風尚的。
對於這座顯赫的秦始皇陵，至今仍有許多問題沒有解釋清楚，我們期待著研究者們新成果的出現。
西楚霸王項羽失敗之謎
項羽是秦末農民戰爭中的傑出人物。
早在秦始皇東遊時，劉邦和項羽都見到了秦始皇的車馬儀仗，威武雄壯的氣勢令人震驚。項羽看到這些，豪興大發，高喊：“彼當取而代之！”豪放直爽的氣派躍然而出。然而劉邦發出的歎息隻是：“大丈夫當如是。”其豔羨陰妒之情溢於言表。在後來的戰爭中，項羽勇猛善戰，無人能敵，性格也直闊豪爽，令人敬畏。
秦始皇最後一次巡遊時，死在半路。秦二世即位的第二年，陳勝、吳廣在大澤鄉起義。消息傳來，在吳中(今江蘇蘇州)的項梁、項羽起而響應，他們感到為楚國報仇的時機已經到來了，召集起8000子弟兵，殺掉了郡守。不久，有消息傳來，陳勝被秦將章邯打敗，項梁趕快率領江東子弟兵渡過長江，向西挺進。一些零散的反秦隊伍，如陳嬰、英布、呂臣等率領的武裝，都紛紛投奔到項梁的隊伍中，部隊一下子增長到六七萬人。
其時陳勝被叛徒莊賈殺死，張楚政權四分五裂。在這個緊要關頭，項梁在薛縣(今山東滕縣南)召開各路義軍首領會議，商量要公推一個義軍的首領。這時候，項梁接受範增的計策，派人四處尋訪楚懷王的後代，找到楚懷王一個叫熊心的孫子，這時他才13歲，正替人家當放羊娃。於是項梁帶領大家把熊心立為楚王，為了順應楚人懷念故國的心情，仍稱他做“楚懷王”。這個消息傳開以後，果然又有很多人趕來參加項梁的隊伍。
項梁把楚懷王安置在盱眙(今山東盱眙東北)，自己帶兵繼續西進。先在東阿打敗章邯，又在濮陽大破秦軍，不久攻占了定陶。其時原先齊、趙、燕、魏等國的舊貴族，也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立為王，恢複了原來國家的名稱，秦朝的統治眼看就要崩潰。秦將章邯見形勢危急，趕快請秦朝政府增派援軍，乘著項梁得勝後驕傲自滿，偷襲定陶，殺死了項梁。項梁一死，起義軍的隊伍受到很大損失，原來增援北上的項羽和劉邦隻好撤退到彭城一帶。
秦將章邯擊破了項梁的楚軍主力之後，帶領大軍北渡黃河，攻打當時自稱趙王的趙歇。趙軍被圍困得頂不住了，趕緊派人四處求救。楚懷王接到趙王求援的書信，派宋義為上將軍，叫他帶著次將項羽、末將範增北上救趙。宋義卻是一個膽小怕事、自私自利的小人，他根本就不想到城下和秦軍拚命。當他走到安陽時，按兵不動。項羽見此憤恨無比，衝進宋義軍帳，一劍斬下他的腦袋。將土們聽說殺了宋義，都立刻表示願意服從項羽的指揮，並擁立項羽代理上將軍一職。項羽擔任了援趙大軍的主帥，下令士兵每人帶足三天的口糧，然後又下令砸碎全部行軍做飯的鍋。將士們都愣了，項羽說：“沒有鍋，我們可以輕裝前去，立即挽救危在旦夕的趙國!至於吃飯嘛，讓我們到章邯軍營中取鍋做飯吧。”大軍渡過了漳河，項羽又命令士兵把渡船全部砸沉，同時燒掉所有的行軍帳篷。戰士們一看退路沒了，這場仗如果打不贏，就誰也活不成了。
項羽指揮楚軍包圍了王離的軍隊，同秦軍展開了9次激烈的戰鬥，渡河的楚軍無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個個如下山猛虎，個個都奮勇拚殺。經過多次交鋒，楚軍終於以少勝多，把秦軍打得大敗，殺死了秦將蘇角，俘虜了王離，章邯帶著殘兵敗將急忙後退。那些舊貴族派來的援軍，看到項羽大獲全勝，又是佩服，又是害怕。
巨鹿大戰之後，項羽獲得了諸侯們的一致崇拜擁護，成為楚懷王的上將軍，從此，他成為反秦運動的實際領導者。章邯在巨鹿失敗之後，已沒有了自信心，後決定投降。項羽封他為雍王，留在楚軍的部隊中，另任命自己的親信司馬欣為上將軍，率領章邯的舊部，為攻秦的先鋒。一路西進，諸侯的軍隊不斷加入，總數達到60萬以上。走到新安附近時，章邯的舊部表示出一些動搖的傾向，項羽就在一個晚上，將他們全部活埋，人數約有20萬之多。走到函穀關時，關上的兵卒已不是秦軍，而是劉邦的軍隊，項羽這才明白，在他和章邯相持數月的時候，留守碭山的劉邦，已經兼程向西，由南陽進入武關，占領鹹陽，接受了秦王子嬰的投降，比他領先了一步。
秦王朝既然已經滅亡，項羽就沒有入關的必要，因為占據關內的是同屬於楚懷王旗幟下的劉邦。但是為了爭奪支配全國的大權，項羽便不能不立刻入關與劉邦一決雌雄。由此，開始了劉邦、項羽長達四年的楚漢爭霸。
開始階段，以力量對比來說，項羽的軍隊擁有40萬人，劉邦隻有10萬人，項羽想要消滅劉邦是很容易的事。被項羽尊稱為“亞父”的範增建議說：“劉邦在東邊家鄉的時候又貪財，又歡喜美女，如今進關以後，財物和美女都不要了，我看他的野心不小，恐怕想要跟大王爭奪天下，您不如趁早下手，除了他算了。”劉邦手下的左司馬曹無傷偷偷派人來給項羽送信說：“劉邦想要在關中稱王，他準備拜秦王子嬰做相國，把秦朝宮裏的一切珍寶都占為已有。”項羽聽了這個消息，火冒三丈，他決定第二天一早派兵去攻打霸上，消滅劉邦。
項羽的決定，驚動了他的另一個叔父項伯，項伯和劉邦手下的張良是好朋友，他生怕明天打起仗來會傷害張良，就連夜趕到劉邦軍營裏去通知張良，叫張良趕快逃走。張良把項伯的話一五一十地報告了劉邦。劉邦一聽著了慌，連聲說：“這怎麼辦?這怎麼辦?“張良對劉邦說：“大王估計一下，咱們的軍隊能擋得住項王的進攻嗎?”劉邦沉默了一會兒，愁眉苦臉地說：“我看擋不住啊!這怎麼好呢?”張良說：“那您可以請項伯幫幫忙，叫他在項王麵前給求求情。”劉邦叫張良趕快把項伯請進來，擺上酒席，熱情招待。劉邦低聲下氣地對項伯說：“我自從到霸上以來，什麼東西都不敢動一下。隻是登記了官民的戶籍，查封了秦朝的倉庫，日日夜夜盼望項王到來。我派些軍隊把守關口，也隻是為了防止盜賊，決沒有抗禦項王的意思。請您務必在項王麵前替我美言幾句，請項王不要聽信謠言。”為了結交項伯，劉邦還當場把自己的女兒許配給項伯的兒子，兩人結成兒女親家。項伯答應了劉邦的請托，並囑咐劉邦第二天清早到項羽大營裏去謝罪，然後連夜趕回駐軍地鴻門。
第二天一清早，劉邦帶著一百來個人趕到鴻門，當麵向項羽謝罪。項羽是個直性人，他看劉邦這樣謙虛，心頭的怒火很快就煙消雲散了。亞父範增一再地給項羽使眼色，項羽都默不作聲，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對。範增急了，借個機會出去，把項羽的堂兄項莊找來，吩咐他舞劍來刺殺劉邦，但項伯用自己的身體掩護劉邦，使項莊下不了手。最後在張良和樊噲的掩護下，劉邦得以脫身。範增拿過劉邦送的玉杯，扔在地上，用寶劍把它劈了，然後長長地歎一口氣說：“唉!項王太幼稚，真不值得替他出主意。將來與項王爭奪天下的，必定是劉邦這家夥，我們都等著做俘虜吧!”
但當時項羽的力量還是要遠遠超過劉邦，眼看兩軍矛盾加重，劉邦軍中的一些人被項羽嚇得逃走了。先是韓信因未被重用而走，後來蕭何也失蹤，這對劉邦來說真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為蕭何是他多年的朋友，共同起義於沛縣，又很有才能。幸虧過了二天，蕭何回來了，才得知他是去追回韓信的。蕭何說這位韓信的確能夠貢獻別人所沒有的計謀，以解決當前的問題。不過一個如此有能力的人，應該擺在一個與他相適合的位置，他應該擔任的是將軍、大將，列於所有的將軍之上，這樣他才肯貢獻他的方法。蕭何的保薦，劉邦絕對依從，立刻築壇，拜韓信為大將。
公元前206年二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尊楚懷王為義帝，遷之於江南。他大封諸侯，違背“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的約定，令劉邦僻處漢中為漢王，令秦國三降將章邯、董翳、司馬欣分王三秦。三秦子弟，未死於討平陳涉之時，亦死於項羽盡坑降卒於新安之時，現在這筆帳全算在章邯身上了。董翳、司馬欣之輩，原本毫無聲望，隻是與項羽的關係較為密切，自然為三秦父老所恨。三秦百姓的確很思念那滅秦而不殺子嬰、取鹹陽而不燒宮屠城、除秦苛法而僅僅約法三章的劉邦。
在東方，項羽的政策也發生了失誤，他不該遷逐齊王、趙王、燕王。這三位崛起的諸侯，不曾有罪，都曾經派兵遣將來助項羽入關。現在項羽卻分封那些他們派來的將官，如田都、張耳、臧荼等，各自回國為齊王、常山王、燕王，驅逐原有的國王，使他們屈身為膠東王、代王、遼東王。這不僅令人不平，而且助長了叛亂勢力。項羽在山東、河北、遼東都一一種下了動亂的苗子。
在中部，魏王變成了西魏王，魏國的東部成了西魏王的領地。韓王鄭昌，項羽並不讓他回國，於是韓國的舊壤無形中成了西楚霸王的采邑。義帝原都彭城，項羽要他將彭城讓出，作為西楚霸王的都城。義帝無奈地被流放到郴縣，走至途中，又遭項羽暗殺。
韓信向劉邦獻策說：“項羽已經喪失了天下人的信任。他隻是名義上的霸王。雖然一時看上去很強大，但我們很容易使他變弱。”韓信認為項羽對部下不信任，隻是匹夫之勇；他對於有功者，舍不得賞賜與封贈，隻是婦人之仁。打倒他，不是難事。可以想出的辦法就是我們趕快作好準備，一旦東方有事，項羽無暇西顧，漢軍第一步擊破章邯、董翳、司馬欣，第二步出函穀關就可以直搗彭城。
中國的舞台劇上，劉、項二人的爭雄正式開始了，雙方在中原大地進行了連續的血雨腥風的戰鬥，劉邦在蕭何、陳平、韓信三位人傑的輔佐下，逐漸取得了主動。第二年，劉邦乘項羽主力在齊作戰，大舉東進。當得知義帝被殺，劉邦就為義帝發喪，聲討“楚之殺義帝者”項羽。劉邦派韓信北擊燕趙，東攻齊，南絕楚糧道，逐漸形成對楚的包圍態勢。公元前204年，劉邦聯絡九江王英布反楚。陳平建議，用反間計使項羽懷疑範增、鍾離昧等忠誠有謀之士，項羽中計，範增被疑，怒而辭官，途中病死。自此項羽左右有遠見、多謀略者告絕，為劉邦取勝創造了條件。
公元前202年，劉邦追項羽至垓下。項羽隻剩下八百餘人，四麵楚歌聲中，項羽與寵姬虞姬訣別，突圍南走。到了天明，漢軍才知道消息，派了五千騎兵去追。項羽走到淮河，隻剩下一百餘人。渡淮以後，問路於農夫，為農戶欺騙，陷入一大片沼澤之中，被漢軍追及。又突圍向東，到了東城，所剩僅有28騎。這28名騎兵到了最後，他仍分為四隊，施演驚人的戰術，四隊同時突圍，指定對麵三個山坡，為集合地點。於是一聲令下，分向四麵馳出，便有漢將一名為項羽所斬殺。片刻之間，項羽的騎兵又集合在三個山坡之上，漢軍不能確知項羽的所在。等到漢軍分而為三，把三處的楚騎分別圍困，項羽又再度衝出，斬漢一都尉，殺了幾百漢軍。28騎之中，隻損失二騎。
項羽帶了這26騎，又繼續向東南奔逃，來到長江江岸的和縣東北的烏江鎮渡口。烏江亭長將船靠在岸邊，對項羽說：“江東雖小，但地方千裏，數十萬人之眾，也足以稱王。望大王趕緊渡江。現在隻有我有船，漢軍追至，無船可渡。”項羽笑道：“天亡我，我渡江做什麼?而且我與江東子弟八個人渡江西進，如今無一人生還，縱然江東父兄可憐我而仍以我為主，我有何麵目見他們。”遂將所乘馬送給亭長，讓從騎都下馬步行，手持短武器與漢軍交戰。項羽手殺漢軍數百人，自己也負傷十餘處。他知道大勢已去，仰望蒼天，大吼一聲，揮劍自刎。
曆時四年的楚漢戰爭以劉邦取得勝利最後即皇帝位而結束，而項羽最後成了一個悲劇人物留在了中國人的心裏。四年前後劉邦和項羽地位的轉變，如謎一般為史書記錄，但史書並沒有給出什麼明確答案。
對項羽失敗的原因，很多人進行了探討，但看法不全一樣。有人認為項羽之所以失敗主要是他實行了分封。在政治上劉邦是進步的，項羽是反動的，他大搞分封，符合舊貴族的利益，違背了廣大人民的利益，日益陷於孤立，終歸於敗亡。也有人指出項羽缺乏政治頭腦，陶醉於眼前的成功，一心沽名釣譽。平時吝慳分封，勝利之後，又極其簡單地以封王的形式肯定和承認割據勢力。因與曆史發展趨勢背道而馳，終遭失敗。
另一種觀點認為劉邦、項羽的成敗，是他們個人素質所致。項羽過於殘暴，自恃拒諫，是出色的軍事家，但不是成功的政治家。劉邦品格低劣，成功在長於權術，善於用人。項羽失敗在於用人唯親，不講策略。更有人認為項羽失敗原因除了個人因素外，還有推翻暴秦後，沒有給人民帶來任何利益和生存生產的條件，而內部有不折不扣的奸細項伯的破壞。各家意見分歧頗大，要取得觀點一致，已不能局限於原有的史學方法，須加強曆史人物個性的研究。
劉邦流氓成性之謎
今江蘇省沛縣相鄰的豐縣，在二千年前是秦朝的沛縣豐邑。劉邦出生於豐邑，豐邑秦末置縣，屬於沛縣，漢興改稱豐縣。
劉邦有兄弟三人，長兄名伯，次兄名仲，他自己名季，伯、仲、季就是老大、老二、老三的意思，以排行取名乃是鄉間俚俗。劉邦這個名字頗為文雅，據說那是他當了皇帝後起的名，當皇帝之前一直叫劉季。農民子弟無錢入學，他的兩個兄長都是文盲。劉邦比較聰明，父親把他送入鄉間學校，讀書不多，略能識字與作文，至今劉邦家鄉中陽裏還保存著他讀書時的書塾。鄉間缺醫少藥，大哥患病早死，二哥是個樸素巴結的莊稼漢，埋頭隴畝，辛勤耕作，略有節餘，稍置產業。父親讚揚老二幹活賣力，持家有方。劉邦卻遊手好閑，不治產業，被人看作是個不務正業的人。老太公有時也責怪他於家無利可入，認為他沒有出息。
其實劉父也是一個遊手好閑之徒，平時不治家產，喜歡飲酒，有錢就打酒與人共飲，經常出入鄉間市井，肚子餓了，隨便買個湯餅充饑。凡是鄉裏有鬥雞、踢球的事情，他都要插上一手，而且很在行。這種從小養成的習性，直到晚年還是沒有改掉。當時劉邦封他為太上皇，住在長安皇宮中，食宿都很豪華，劉邦以為這下他總該高興了，但出乎意外他總是一副鬱鬱不樂的樣子。劉邦不解，忙問其故，答稱自己從小就樂與屠夫、小販之流結交，現在周圍沒有這號人，很不習慣。劉邦為逗父歡心，選宮內廢址，築成類似豐沛鄉裏市井風光街一條，以內監充任屠販，叫賣其中，樂得太上皇留連忘返。
少壯之年的劉邦很多生活習性與他的父親相似。他的酒癮很大，是邑市小酒店的常客。手中有錢就現買現飲，無錢則賒酒記帳，但他不會賴帳，一旦有了錢，他會加倍甚至加幾倍償還。酒家歡迎這樣的酒客，混得熟了，如同一家。當他喝成爛醉如泥，顧不得什麼體統，就和衣臥倒酒家床上，成了醉漢。可是後來劉邦當了皇帝，誰都不敢講他以前喝酒的事情，相反還有人為他粉飾了一些神奇的色彩，說什麼劉邦醉臥時，老板娘常常親眼看到他身上有龍出現，龍體附身正與劉邦後來當上皇帝相符。傳說還有兩個老板娘居然不計血本，把劉邦一年欠下的酒帳來個一筆勾銷，這無非是想證實劉邦龍體附身的神異之事。
劉邦結交的朋友也有屠販之徒，不過比他父親稍高一個檔次，可能與他的經曆有關。約公元前216年，時年31歲的劉邦被推為泗水亭長。亭長雖隻管轄十裏以內的民事、訴訟，是個小小的鄉吏，但他有機會與縣吏打交道。加上劉邦為人豪爽、不拘禮節的個性，很快與同事、上級混得很熟。
不務正業，遊蕩鄉裏，使劉邦染上流氣，這個習性直至他補秦吏時還依然故我。當時沛縣有一外來戶，戶主姓呂，因與沛令友善，人們尊稱為呂公。那些有頭麵的縣吏、鄉吏，得知沛令結識了一位尊客，紛紛準備厚禮往賀。主吏蕭何負責收受賀禮、賀錢，告訴送禮人不足千錢，隻能坐在堂下低等宴席。劉邦囊中羞澀，不要說千錢，就是十錢、百錢也拿不出來，但他要躋身酒宴，怎麼辦?急中生智，假裝賀客往見，大言不慚地高聲喊：“賀萬錢!”在座的貴賓大為驚奇，自愧不如。他大搖大擺地闖進大門，手中卻空無一物，正當諸吏疑惑不解時，不料呂公從貴賓首座中徐徐起身，跨步相迎，引入貴賓之席。
劉邦好說大話，誑騙眾吏，自然使主受賀禮的蕭何不滿，於是當眾數落了劉邦幾句。但呂公不以為意，居然對這個捉弄他人的不速之客十分看重，其中緣由，據說呂公相中劉邦狀貌將來貴不可言，遂有此舉。
劉邦與呂公在賀宴上的邂逅相遇，還引出了他大齡得妻的風流韻事。呂公擇婿不以男方的家產、地位為重，而從其將來發展前途考慮。傳說呂公精通相術，初見劉邦，大奇其人；再相狀貌，貴不可言，到底是他的相術靈驗，還是後人有意誇大其辭，今天不得而知。但尊劉嫁女是事實，不能說此人沒有眼光。
劉邦好發大言，常常會流露出豪邁大誌。有一次，他被征發到秦都鹹陽服徭役，目睹秦始皇豪華壯麗的出巡，四周簇擁著威武的侍衛、鮮豔的儀仗和無盡的馬隊，隻見到處都是光亮閃閃的刀槍兵器。事後他大發感慨道：“為人應做一個大丈夫，大丈夫當如此地出人頭地。”也許善於觀顏察色的呂公正是從劉邦的口出大言、必有大誌這個角度去認識劉邦的，才會做出常人難以想像的事來。
無賴成性的劉邦即使當上皇帝後仍改不了本性。呂公的女兒叫呂雉，是個奇女子，為人剛毅，生性潑辣，連劉邦也讓她幾分，但劉邦不喜歡這個帶有幾分陽剛之氣的女人。呂雉既不能使劉邦得到性愛的滿足，又嚴禁劉邦愛上別的女人，好色的劉邦怎能忍受得了。礙於呂後的雌威，隻得躲躲閃閃地尋歡作樂。一天，他進入掖庭織室，就忘了自己的身份。室中的織婦都是窮人或犯罪官員被株連的妻女，她們一入織室，就終生與織機相伴，永無見天之日。這時他偶然看見一個美貌的織女，頓時心花怒放，不顧對方的低賤身份，在情欲的驅使下，先是調戲，後則雲雨交歡，遂有身孕。問明女子姓薄，封為薄姬，不久為他生了一個兒子，取名劉恒。不管其母如何低賤，生下的都是龍子。母以子貴，薄姬告別了永不見天日的織室，搬進了豪華的宮殿。她的兒子後來成為曆史上有名的漢文帝，她被尊為薄太後。
劉邦後又迷戀上了一個比薄姬更漂亮、更稱心的戚姓女子，薄姬便遭冷遇了。戚女聰明，善察劉邦心意，頗富女性柔媚之態。劉邦日理萬機，回到宮室，勞頓不堪，戚姬便百般溫存、柔語慰藉，倦怠之意立即消失，頓覺神情清爽，使精力日耗的晚年劉邦重有了勃勃生機。劉邦十分眷愛這位女子，遂初封她為戚姬，後又封為戚夫人，後宮地位僅次於呂後。
劉邦起於鄉裏，出自布衣，結交群氓，思想深處不免打上粗野烙印。他從小不喜詩書，雖然曾進入過家鄉中陽裏的馬公書院讀書，但他與書不結緣，甚至有厭惡感。當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消息傳來時，他竟幸災樂禍，慶幸自己沒有與讀書沾過多少邊，用不到擔驚受怕。想到書燒成灰了，今後大家無書可讀，更是喜形於色。長大以後他不喜歡儒生，時時流露出草莽意趣和粗野作風。登位之後，有不少戴儒冠來求見的儒生，劉邦厭惡之餘，隨手取下對方所戴的帽子，當著客人的麵，撒一泡尿在裏頭。殃及儒冠外，還波及儒袍。秦博士叔孫通身穿儒袍晉謁，劉邦一臉不高興。事後叔孫通了解底細，馬上變通，脫下儒袍，改穿楚服短衣，劉邦馬上高興起來。他雖貴為天子，但身穿短衣，習於楚俗服飾。如此對士人的輕慢，表麵上看無禮至極，實際上是劉邦的流氣與粗野作風的流露。
楚漢相爭中，劉邦憑他草澤英雄的本色，好謀善斷，擢用人傑，胸懷大誌，終成一代大業。在他的潛意識中，卻難以磨滅他的草莽意趣、流氣行為，他不掩飾自己的布衣個性，不弄虛作假，顯示了他俗得可愛的純真品格，成為一個活生生的糅流俗於英雄本色的人物。
漢武帝殺太子之謎
漢武帝征和二年(前91)，66歲的漢武帝已到了風燭殘年的時候，長年體弱多病，這位在中國曆史上素以雄才大略著稱的皇帝進入了生命的晚期。他和其他的君王一樣，在享受到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後宮粉黛如雲的美色之後，就想著如何才能長生不老，永遠能享受到天下的榮華富貴。疾病在向他逼近，躺在未央宮中，他開始擔心自己是否會因病而死，並且懷疑自己的疾病是否是有人在詛咒他而引起的。武帝信任酷吏江充，任為直指繡衣使者。江充見武帝年老多病，且多疑，遂妄稱武帝病在巫蠱。
當時，京師聚集著許多方士、巫師，大行巫蠱之術。漢武帝時代通行的“巫蠱”形式，大致是用桐木削製成仇人的形象，有的插刺鐵針，埋入地下，用惡語詛咒，以為能夠使對方罹禍。當時的人普遍相信，如果想讓某人患病甚至去世，可以用木頭刻畫成此人的樣子，然後在他身上紮上針，埋在地下，再施以惡毒的詛咒，事情就會變得很靈驗。“巫蠱”曾經是婦女相互仇視時發泄私憤的通常方式之一，宮廷婦女和貴族婦女中因嫉妒而使用“巫蠱”之術，使得這種迷信意識嚴重侵入上層社會生活。因此，在皇宮表麵的富麗堂皇與警衛森嚴的背後，很多頗有名聲的女巫們出入其中，為後妃們度厄，為怨婦們詛咒。這些後妃們為了爭寵，常常互相攻訐，而最有殺傷力的攻訐就是讓武帝相信，某人的宮中埋有木偶，木偶的神主就是武帝。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有兩年左右的時間，想永存於世卻又疾病纏身，漢武帝一直被這種木偶與詛咒糾纏得不可自拔，後妃們的謊言與揭發，星象所顯示的災難變異，一日數報的邊疆急變，這一切都使得漢武帝越來越相信，自己的病和帝國的病，真的是由於木偶所引起的。為此，漢武帝命令江充到處掘地尋找木偶，一旦發現，便大開殺戒。這一時期，由於木偶而被處死的人數以萬計。
尤其讓國人和武帝感到震驚的是，江充報告說他在太子的東宮中找到的了許多木偶，言下之意，乃是指太子希望用詛咒的方法使父親早早死去，以便提早接班。之前，江充與太子已經結冤。江充憑著武帝對他的信任，見太子家使車馬在馳道上行走，就沒收車馬，並劾奏於武帝。太子請江充寬恕，江充不聽，兩人遂交惡不和。江充害怕武帝去世後太子將來會迫害自己，遂一直想找到報複的機會，現在機會終於來了。
戾太子劉據，是漢武帝的兒子，衛皇後所生，所以也稱為衛太子。後代稱他為戾太子，那是劉據死後的諡號。漢武帝29歲時，劉據才出生，漢武帝非常喜愛他。劉據長大以後，性格和順謹慎，漢武帝嫌他才能一般，不像自己，逐漸轉向寵愛王夫人所生子劉閎，李姬所生子劉旦、劉胥，李夫人所生子劉。於是皇後和太子都感到寵愛遞減，心不自安。漢武帝自己也感覺到這一點，有一次他對大將軍衛青說：“漢家建國匆促，加上四夷侵擾中原，朕不變更製度，則後世無所遵循；不出軍征發，則天下不能安定，如此不可能不使民眾加重負擔。如果後世有人仍然繼續沿襲這樣的政策，那末，就是在重蹈秦王朝滅亡的覆轍了。太子性格穩重好靜，一定能夠安定天下，是我放心的繼承人。要尋找守成的君主，難道還有賢於太子的嗎?”雖然有了承諾，但太子不受寵愛是不爭的事實。太子的地位原本就岌岌可危，江充的指控和他準備向武帝彙報的威脅使太子更加膽戰心驚，這位已當了30多年的太子，並一直生活在全能的父親陰影裏的年輕人隻得找他的師傅石德商議對策。
石德說：“前丞相父子、兩位公主都因此致禍。巫與使者掘地得到罪證，不知是他們預先放置的，還是真的就有，現在無以自明，隻有假冒皇帝的詔令，收捕江充等入獄，嚴加審問，追查其奸詐。而且陛下現在甘泉宮養病，皇後及家吏請安都沒有得到回音。陛下生死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跋扈，太子難道忘記了扶蘇的教訓嗎?”
石德用秦太子扶蘇的悲劇警告劉據，劉據於是下決心起兵自衛。征和二年七月壬午日，武帝患病，在甘泉宮避暑，劉據派賓客以漢武帝使者名義逮捕江充等人，又調用宮中衛士，取武庫兵器，向百官宣布江充謀反。於是斬江充示眾，又用烈火燒烤的方式處死與江充聯手的胡巫。同時動員數萬市人與政府軍戰於長安城中，漢代最嚴重的政治動亂於是爆發，一起並不太大的事情終於釀成太子造反的後果。
當時在甘泉宮休養的漢武帝命令嚴厲鎮壓太子軍，宣布抓獲和殺死反叛者，自有賞賜。又具體指示：以牛車作為防衛工事，避免短兵相接，用弓箭盡可能多地殺傷叛軍。並且堅閉城門，不要讓反叛者逃離長安。漢武帝迅速回到長安，居住在城西建章宮，下令長安附近郡縣的正規軍進發長安，並且親自進行現場指揮。太子軍與政府軍在長安城中大戰五天，死者多達數萬人。5日後，太子兵敗逃走。是年8月，太子在長安城郊自殺，同時遇難的還有太子的兩個兒子，即武帝兩個未成年的親孫子。
事變之後，“巫蠱”冤案的內情逐漸顯現於世。漢武帝知道太子發兵隻是由於惶恐，並沒有其他意圖，又接受了一些臣下的勸諫，內心有所悔悟。他下令族滅江充全家，又將江充的同黨蘇文焚死在橫橋上。他哀憐太子無辜，在劉據去世的地方修築思子宮與歸來望思台，以示懷念之意。天下百姓聽說後，都為太子劉據哀傷。思子宮和歸來望思台後來也成為詩人吟詠的對象。
事情弄到這種地步，武帝也覺得十分淒涼，想起太子和兩個皇孫竟然活生生地尋了死路，心中越發傷感，脾氣變得更加暴躁。到了晚年，行事十分糊塗，不近情理。有人認為武帝舉動不可思議的症結在於他寵信方士，信奉巫術，又兼剛愎自用，暴戾恣睢。如果究其根本原因，漢武帝晚年的糊塗暴戾的性格，主要是因長生無術引起的心煩意亂所致。
另外一種意見認為，漢武帝晚年，臨近政權交替，國家政治進入了微妙時期。政治權力的轉移，對於最高執政者本人來說，看得非常重大。即使是他自己選定的繼承人，也是帶有極為苛刻挑剔的目光。在父子對政事看法有所不同的情況下，心理裂痕會越來越明顯。在這種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具有極敏感的政治嗅覺，又有投機之心，受到漢武帝特殊信任並賦予重要權力的江充，利用漢武帝父子政治傾向不同的矛盾，製造了太子宮中的“巫蠱”冤案。
隋文帝死因之謎
公元581年，楊堅以後周外戚國丈的身份篡奪了帝位，建立了隋朝，史稱隋文帝。隋文帝共有5個兒子，均為獨孤皇後所生。隋文帝登基後，即立長子楊勇為太子，次子楊廣為晉王。
之後，文帝將楊勇廢為庶人，立善於偽飾的晉王楊廣為太子。仁壽四年(604)四月，隋文帝得病，七月病重，不久死於仁壽宮。
關於文帝的死，目前學術界大致形成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隋文帝之死屬於他殺，凶手是他的兒子即隋煬帝楊廣。據史書記載，隋文帝楊堅病重期間，尚書仆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等因皇帝病重而入宮侍奉，太子楊廣也住進宮中的大興殿。楊廣見文帝的病情危在旦夕，就親手寫信給楊素，讓楊素密切注意文帝的情況，並詢問今後該怎麼辦。不料楊素的回信被宮人誤送到文帝處，文帝看後非常震怒。
獨孤皇後死後，文帝最寵幸的是宣華夫人和容華夫人。宣華夫人陳氏是南朝陳後主的妹妹，人長得很漂亮，號稱“江南第一美人”，楊廣對她的美貌垂涎已久。當晚，陳夫人在旁侍疾，早晨出來更衣時被楊廣撞見。楊廣欲對陳夫人無禮，被陳夫人奮力掙脫。當陳夫人衣衫不整、神色慌亂地跑到文帝病榻前時，文帝氣憤異常，大罵道：“這個畜生如此無禮，怎能擔當治國的大任!”盛怒之下命令柳述說：“召我兒。”柳述以為要召楊廣，文帝急忙糾正道：“勇也。”大怒中的文帝要重立楊勇為太子，廢黜楊廣。柳述起草詔敕後讓楊素過目，楊素是楊廣的心腹，自然不肯召楊勇。楊廣馬上假傳聖旨，命親信左庶子張衡立即入大寶殿侍候文帝。張衡進入大寶殿，就把宮人和衛士全都趕出殿外。一會兒，張衡出殿宣布文帝已經駕崩。一時間，朝野上下議論紛紛，認為是張衡殺死了文帝。至於張衡是如何殺死文帝的，史書的記載有較大的出入，《大業略記》記載張衡以毒藥害死文帝，而《通曆》記載張衡“拉帝，血濺屏風，冤痛之聲聞於外，崩”。相似的記載還見於《隋書》卷36《後妃·宣華夫人陳氏傳》。
第二天，楊廣即皇帝位，為文帝發喪，並派人以文帝遺詔的名義縊殺楊勇。楊勇的10個兒子，長子被當場毒死，其他9個被流放到嶺南後，詔令當地官員把他們全部殺死。
文帝死後，陳夫人驚恐不安，忽然收到楊廣派人送來的一個金盒子，用紙封口，上有楊廣親筆書寫的封簽。陳夫人認為裏麵必是毒藥，非常害怕，不敢啟封，在使者的催逼下，萬不得已才打開盒蓋。出乎她的意料，盒內裝的原來是幾枚同心結。邊上的宮人見此都非常高興，相互慶賀煬帝是不會殺人滅口了。當天夜裏，文帝屍骨未寒，楊廣就在宮內占有了名分上是他後母的陳夫人。文帝的另一個寵妃容華夫人，不久也被楊廣占有。
今天，當我們從史書記載的真實性來看，促使隋煬帝殺害隋文帝的原因是調戲陳夫人不成，這一傳說顯然是講不通的。因為早在文帝病重之前，想要奪取太子之位的楊廣就與陳夫人打過交道，當時他經常送陳夫人“金蛇”、“金駝”一類的貴重物品，其目的自然是讓陳夫人在父親麵前替自己說好話。而開皇二十年更換太子，陳氏也“頗有力焉”，說明他們之間曾經有過政治合作關係。所以，在文帝病危之時，楊廣又是合法的皇位繼承人，陳氏怎麼可能開罪楊廣呢?基於這一點，有學者認為調戲陳氏一事充其量隻是一種偶然性的促發因素，真正導致仁壽四年宮廷政變的原因，是文帝仁壽中的中央政治變動。
在楊廣奪取太子之位的進程中，有一個人的作用不可忽視，那就是他的母親獨孤皇後。她是楊廣奪宮的主要支持者，也是打擊反對楊廣勢力的主要力量。但是，獨孤後卻於仁壽二年(602)去世。她的死，使楊廣集團不得不直接麵對來自各方麵政治反對派的壓力。這些壓力，首先來自楊秀和楊諒這兩個楊廣的弟弟。楊秀“性甚耿介”，對於楊廣通過並不光明的手段奪得太子之位，他是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的人；楊諒更是以防禦突厥入侵為由厲兵秣馬，加強自己的軍備，“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很好地概括了當時的局麵。其次的壓力是來自朝臣及州郡牧守的威脅，主要人物包括梁毗、裴肅、柳述等，他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楊廣的心腹楊素。隋文帝對於梁、裴、柳等人針對楊素的上書和諫言，雖沒有盡納其意，但是的確對他日漸疏遠了。在慢慢奪去楊素實權的同時，文帝對柳述等人日漸寵信。這樣，仁壽中的這些政治變動使得楊廣集團曾經有過的優勢再度失衡，擁重兵而“陰懷異圖”的楊諒，以及被廢為庶人的楊勇，都有可能重整旗鼓取楊廣而代之，在這種局勢下，為了保護來之不易的太子之位，楊廣就不得不先下手為強殺害了自己的父親。
另外，有學者認為隋文帝並非是楊廣所殺，他是病死的。
持這一觀點的學者首先對《大業略記》和《通曆》提出了批評。他們認為這兩本史書本身存在許多常識性的錯誤。比如《大業略記》不但把緋聞案的女主角搞錯了，而且將二十一日發喪誤作十八日。甚至說殺文帝的首犯是宰相楊素，次為左庶子張衡，用的是毒藥，這一點也沒有任何一本史書能夠提供證據。《通曆》也是如此，試想在文帝與百官訣別的莊嚴時刻，身為太子的楊廣怎麼可能跑到別室去非禮陳夫人?而且文帝明知楊素是楊廣集團的核心人物，怎麼可能讓他去召楊勇廢楊廣？再者，行凶的手段為“拉殺”，且“冤痛之聲聞於外”，這樣的暗殺也太過於明目張膽了。基於以上種種疑點，加上《大業略記》的作者趙毅為初唐人，在隋末唐初的特定曆史環境中，人們普遍對隋煬帝深惡痛絕，在記述文帝死因問題上不可避免要摻雜個人的思想感情，以期引起人們對隋煬帝的憎恨。《通曆》的作者馬總生於中唐，他的記載很多地方經不起推敲。既然殺文帝時左右沒有人，冤痛之聲怎麼會聞於外?所以，《大業略記》和《通曆》似市井流言，不足為憑。
即使是司馬光在《通鑒》中引用了《大業略記》的記載，也慎重地注明“今從《隋書》”。至於《隋書》卷36《後妃·宣華夫人陳氏傳》的記載，也隻是宣華夫人的一麵之辭，並非源於檔案材料。北朝隋唐受胡俗影響，存在收納父妾的風氣，再加上如前所述，陳夫人與楊廣早有“淵源”，有可能這時兩人的感情發展較深，所以陳夫人被調戲一事的可信度還有待商榷。
除此以外，學者們認為還有許多理由可證明隋文帝並非楊廣所殺。自仁壽四年春，文帝已退出政治舞台，這時隋煬帝雖位居太子，實際上已成為攝皇帝。朝廷之事，“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隋煬帝用不著再冒殺父罪名；七月，文帝已病入膏肓，不久即將離開人世，楊廣繼位已是時間問題，沒有必要再弑其父。況且一個生命垂危的病人，已對楊廣構不成任何威脅。此外，根據文獻的記載，自楊廣繼太子之位起，與其父的關係一直很融洽。他的才幹和魄力受到文帝的賞識，兩人之間沒有利害衝突。再就仁壽宮所處的地理位置而言，楊廣與楊素的衛兵一旦控製宮禁與交通，則一切盡在掌握之中。楊廣應該不會愚蠢到謀殺垂死的父親，授人以致命的把柄。
事實上大家都可以發現，以隋為鑒的唐太宗君臣，沒有一個指控隋煬帝弑父。當年，如火如荼的隋末大起義，成千上萬的民眾揭竿而起，不少隋朝官僚也趁勢反叛，在全國上下一派聲討聲中，亦沒有一人指責隋煬帝弑父這一頗具鼓動性的罪狀。被後人指控為殺害文帝的凶手張衡，史書上稱他“幼懷誌尚，有骨鯁之風”。雖然他曾為隋煬帝奪得太子之位出謀劃策，但是到後來由於他反對隋煬帝建造汾陽宮和謗訕朝政而被賜死於家中。後唐高祖李淵認為他“死非其罪”，替他平反，並賜給他“忠”的字號。如果張衡果真是弑君凶手，唐高祖決不會替他平反，因為這關係到國家賴以維持秩序的倫理道德問題。
那麼，不是死於他殺，又到底是怎麼死的?學者或認為文帝確如史書所說是因病而死，死前作好了後事的安排。也有人認為是因晚年縱欲過度而亡。獨孤皇後死後，文帝惑於宣華、容華這兩位年輕的女人，身體每況愈下。病重期間，文帝才意識到：“如果皇後在，我不會變成這種地步的。”但這一切太晚了，貪戀女色，導致了他的駕崩。
唐太宗玄武門政變之謎
玄武門是宮城的北門，地位重要，是中央禁衛部隊屯守之所。武德九年六月三日，李世民秘密向父親上奏說自己的哥哥即太子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淫亂”後宮。李淵一聽，不禁愕然，決定第二天問個清楚。李淵當然知道三個兒子之間早就不和，所以六月四日這天他先是召集了大臣裴寂等商量此事，想然後再召三個兒子勸和。但他有所不知的是這個時候李世民率長孫無忌、尉遲敬德等人伏兵於玄武門了。
後宮張婕妤探知李世民有所動作，立刻向李建成報告。李建成找來李元吉商量，想想自己也早已作好在京城的軍事準備，自己的舊屬常何守在玄武門，所以還是決定入宮上朝。當二人行至臨湖殿時，發覺有點反常，剛想撥馬東歸，李世民隨後呼喊，一箭射死李建成。尉遲敬德帶領70騎兵奔馳而來，射殺了元吉。東宮和元吉齊府的精兵二千人發覺事情有變，結陣猛攻玄武門。玄武門的將領常何、敬君弘等早已為太宗收買，這時奮不顧身，率兵堅決抵抗。不明就裏的部分駐守玄武門的士兵則采取觀望的態度，一時之間戰鬥不分勝負。
由於李世民方人數較少，越戰越不利，眾將士驚恐萬分。尉遲敬德靈機一動，提著元吉和建成的頭展現在齊府和東宮將士前，眾人一看自己的主人已經人頭落地，便無鬥誌，紛紛潰散。當尉遲敬德殺氣騰騰地向李淵報告為何在玄武門發生戰鬥時，李淵馬上明白了整個局麵，隻能寫下手敕，命令所有軍隊一律聽秦王的處置。同時又派黃門侍郎裴矩到東宮曉諭諸將卒，事變很快平息了下來。
三天後，李淵立李世民為皇太子，而且表示大小政事今後全聽太子處理。過了幾天，他又提出自己應加尊號為太上皇，表示自己想早點退位。兩個月後，他下製傳位於太子，李世民正式即位。
“玄武門之變”以李世民的徹底勝利而告終，所以以後各種史書在記錄這一事變時都站在唐太宗的角度闡述事情的經過，而把失敗者他的兄弟李建成、李元吉以及他的父親李淵描寫成昏庸無能的樣子，使得後人大多認為“玄武門之變”是正義的，是不可避免要發生的。然而，隨著對這一曆史事件研究的深入，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出了一些疑問，如事變到底是誰發起的?李淵在立李世民為太子之後，為什麼在短短的兩個月內就讓位了呢?
有人根據現有史料的記載，認為唐高祖愛好酒色，昏庸無能，他用佞人，忌功臣。太子李建成愛好酒色畋獵，親近賭徒惡霸，同李淵一樣是個紈絝無賴子。第四子李元吉，也是凶險的一個人。他們勾結宮中寵妃們，極力想謀害李世民。可以這樣說，這種時候唐朝的前途唐 太 宗 像十分危險，唐太宗其實是無奈之下的自衛，對國家來說是有利於大局的行動。一些學者發現，李建成、李元吉看到在實戰中不斷建立功名的李世民，心中十分不安，引樹黨友，想置李世民於死地。早在武德七年夏天，李建成就私自召募健兒，打算用武力除掉李世民。甚至還讓宮中妃嬪向李淵報告，李世民曾經說自己有天命，應該為天下主。玄武門之變的前幾天，李建成乘征北突厥的機會，還想奪秦王府的兵權，隻是沒有成功而已。
不同意這種觀點者認為玄武門之變的實質其實是李世民和李建成爭奪皇位，是同室操戈，自相殘殺。要搞清楚曆史的真相，首先要從史書的真實性談起。從史源上說，現在的史書主要是來自於朝廷編修的實錄。然而自清代以來，就不斷有學者指出唐初的實錄不實，不能盡信其記載。自唐初起，史官由國家任命，負責編修本朝國史，宰相負責監修。當時負責修改實錄的是許敬宗。《舊唐書·許敬宗傳》中記載他喜歡憑個人的愛憎隨意刪改實錄，而且也有史料記載太宗自己也曾強行審讀過實錄，並命令史官按其意進行修改。由此可見，太宗和高祖兩朝實錄的真實程度確實值得懷疑。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中一方麵對實錄的諸多記載表示懷疑，但同時有關唐初政治內容還是大量參照了實錄。如此一來，實錄之後的史書，包括兩唐書和《資治通鑒》在內，均沒有擺脫實錄記載的影響。因此所有史書關於這一事件的記載是不能全部相信的。
實錄不實，我們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就要多加個心眼了。史書記載李淵是庸愚昏暗，李建成是冥頑不靈，整日沉湎於酒色之中，這些是真的嗎?
學者指出，其實李淵出身於北周軍事貴族，富有政治、軍事經驗。雖然他舉兵反隋時已年過五十，但仍不失為一個雄心勃勃、英勇幹練的領導人物。溫大雅在《大唐創業起居注》中稱他“身懷經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且待人接物不論貴賤都表現得謙遜有禮，在當時頗得人心。他策劃了太原起兵，並成功地引導唐軍進入隋都。在大唐建立之初，李淵又利用自己與舊貴族和官僚的關係，網羅了一批周、陳、隋朝的宗室貴戚在新朝中央供職。在經擠上實行租庸調法與均田製，前者在開皇舊製的基礎上擴大了納絹代役的範圍，後者對抑製土地兼並和保證農民獲得少量土地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這些都可說明李淵不僅在整個反隋建唐的戰爭過程中功不可沒，而且在他統治的武德時期也頗有作為，為後來李世民的“貞觀之治”奠定了基礎。
至於太子李建成，他為人寬簡仁厚，有政治軍事才幹。在輔佐李淵處理政務、穩定後方、支援前線方麵起過巨大的作用，在統一全國的戰爭中有顯著軍功，決非實錄描繪的是荒唐無能之人。李建成的威望之所以沒有李世民那樣高，是因為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北方邊疆防禦突厥人，比起李世民接連戰勝竇建德和王世充，他的戰功表現得不太明顯。
既然李淵不是昏君，李建成也並非是無能之輩，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史書在刻意掩蓋事實，那麼玄武門之變也決不會是一場正義全在唐太宗這一邊的戰爭。早在40年代，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就已經說過：“唐自開國時建成即號為皇太子，太宗以功業聲望卓越之故，實有爭嫡之圖謀，卒釀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之事變。”陳先生的話可謂一針見血。問題的實質其實是李世民想搶皇位，而李建成想保持皇位，所以雙方明爭暗鬥。
更有一些人直接指出，玄武門之變是一場宮廷政變。立長不立賢是古代社會的傳統，建成身為嫡長子，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又不見其有失德之事，由他繼承皇位，本無可爭議。建成無除掉李世民的本意，而李世民卻是蓄謀已久地發動了玄武門之變。因為如果通過正當途徑他是無法登上皇位的，隻能用殺兄戮弟逼父的辦法達到個人的目的。按例殺掉建成自己當上太子，事變應該結束，但唐太宗並不滿足，殺建成僅僅是第一步，接下來他先把李淵架空，二個月後幹脆連皇帝也搶了過來。至於當時為什麼不馬上搶皇位，主要是李世民為了避免得到逼父篡位的惡名而已。
與上述問題相關的是，在玄武門之變中，李淵的態度也成了討論的焦點。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明爭暗鬥的過程之中，李淵的態度是有傾向性的。如果光從史書的記載來看，他似乎更加青睞李世民。太原剛剛起兵之時，他就對李世民說過，事成之後，要立他為太子。楊文幹造反時，他也許諾李世民，等討平楊文幹後，“立汝為太子”。李世民自己也說：“武德六年之後，太上皇有廢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有大臣覺得唐朝建立後，秦王李世民權力過重，威脅到太子建成的地位，建議乘早將他外放為官，李淵不但沒有聽取，反而擢李世民為天策上將，開館延四方學士，從而導致了李世民周圍聚集了一大幫心腹。玄武門之變時，李淵似故意在太極高泛舟海池，並不急著去阻止兒子間的爭鬥。當大臣勸李淵立李世民為太子時，他立刻表示“此吾之夙心也”。因此許多人認為李淵從一開始就是偏袒李世民的，到最後他其實是放手讓李世民與其兄弟一爭高低。
然而，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初唐的實錄並不可信，李世民在當上皇帝後，對自己的這段曆史盡力加以粉飾，從而使自己的即位顯得合情合理。因此，又有人認為，高祖其實是傾向於李建成的，因為他默許李建成增募長林兵以加強長安的力量，又眼睜睜看著李世民的兩個最重要的謀士房玄齡和杜如晦被革職而不聞不問。李元吉被派往抵禦突厥人之時，隨身帶走了李世民手下最優秀的將軍和精銳的士兵，對於這件事，李淵也並無反對意見。作為一位封建帝王，嫡長子繼位的觀念在他身上從沒有動搖過。除非建成身上出現什麼問題，否則廢立太子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實上建成也很有軍事才能，唐初在安排職務時，建成統率左三軍，李世民統率右三軍，建成在軍事上的能力並不亞於李世民。相反，李淵對李世民的哆哆逼人是有所看法的，曾經不滿地說：“這個兒子帶兵的時間太長了，在外麵專製獨斷慣了，周圍的一幫讀書人教了他許多壞點子，已經不是我原來的兒子了。”
除了以上兩種相反的看法之外，還有人認為李淵並沒有什麼傾向性。眼看著兩個兒子爭權奪利，他隻想把一碗水端平。因此，他一方麵空許諾李世民，要立他為太子，一方麵又對李建成、李元吉兄弟的諸多陰謀視而不見。
玄武門之變的結束是以唐高祖李淵退位、唐太宗李世民即位而告終的，但史書對這一過程記載十分簡略，因此李淵禪位十分讓人產生聯想。
有人認為當時的唐高祖已年邁花甲，精力不足，當上皇帝之後，安逸的宮廷生活消磨了他當年帶兵打仗時的銳氣。宮中妃嬪眾多，生活日益腐化。他在關中各地巡幸、打獵，好不快活。然而由於唐王朝建立才不久，隋朝滅亡的過程還記憶猶新，他雖不願再為朝政而日理萬機，但也不想斷送辛苦建立的唐朝政權。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定把大權交給才華橫溢的李世民，自己當太上皇，坐享奉養之福。其次李世民的地位已經確立，做皇帝隻是早晚的問題，對高祖來說，讓位比不讓位要保險得多。持這種觀點者還稱讚高祖主動禪位是明智之舉。
也有人認為高祖的讓位是被迫的。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最終的目的是為了奪取皇位，六月四日喋血禁門隻是達到目標的第一步，即對高祖釜底抽薪，逼他讓出帝位才是真正的目的。為了緩和輿論，李世民先讓高祖當傀儡皇帝二個月，之後演了一出內禪劇。所謂內禪，無非是將高祖軟禁後逼其退位的代名詞。而李淵的確害怕李世民像隋煬帝那樣為了奪取皇位最終殺害自己的父親，所以隻能選擇禪位的形式。
但不管怎麼說，玄武門之變的結果是將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推上了曆史舞台，而與此同時，由於他對修史的諸多幹涉及有些人的故意隱晦，使得這一事件給後人留下了許多難以破解的謎題。
唐高宗廢立皇後之謎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李治廢皇後王氏為庶人，立昭儀武氏(武則天)為皇後。幾乎同時，朝廷的元老重臣如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均因為反對立武則天為皇後而遭到貶逐或誅戮。對於這一史實，很多人都將矛頭指向武則天，認為是由她一手策劃和導演的。據《資治通鑒》和《新唐書》的記載，武則天於永徽五年將自己的親生女兒扼殺並嫁禍於王皇後。兩書說：武昭儀生女後，王皇後十分喜歡這個小孩，有一天特地前去逗她玩。王皇後走後，武昭儀趁無人看見時將小女孩用手扼死，上麵蓋上被子。高宗到來後，武昭儀假裝歡笑依舊，然後掀開被子讓高宗看小女孩。被子一掀開，女孩已死，武昭儀大哭。高宗問左右，左右都說王皇後剛來這裏不久。高宗非常憤怒，說：“皇後怎麼能殺我的女兒。”昭儀於是邊哭邊數落皇後的不是，而皇後卻無法替自己爭辯，於是高宗“始有廢後意”。但是，持這一觀點的人往往是隻看到事件的表象就下了臆斷。那麼，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麼呢?
廢王皇後立武則天，許多史書上都將這件事歸結為高宗的“昏懦”。這種說法最早源於《新唐書》，認為高宗“昏懦”受製於武則天，至死也不知采取點什麼措施改變一下這種局麵。後人大多繼續這種說法，認為高宗是個亡國的昏君，才會任武氏擺布。但是，隻要我們全麵仔細分析一些史料，就會發現這種說法並不客觀。
有學者指出，高宗在繼承帝位之後，繼續遵循太宗的各項政策，“表現得頗為能幹”。他在繼位之初就鼓勵臣下進諫，基本上能做到禮賢下士，虛心納諫。《資治通鑒》稱永徽年間的政事“有貞觀之遺風”，是對高宗能力最有力的肯定。高宗的政事才能還表現在賞罰分明上。高宗的叔叔滕王李元嬰和高宗的哥哥蔣王李惲肆意搜刮民財，高宗在賞賜諸王布帛時，惟獨不賞賜滕王和蔣王，說他們“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布兩車以為錢貫”，使二王頗感慚愧。高宗處事十分果斷，永徽三年，他及時平息了吳王恪及高陽公主、房遺愛、薛萬徹等人的叛變。
高宗在位約34年，其間的前14年在政治、經濟方麵有著不可忽略的政績。他繼續推行加強中央集權的各項製度，包括繼續施行均田製，令長孫無忌等修成《唐律疏議》，繼續推行並進一步發展了科舉製度，保持了國力強盛，加強與友邦的睦鄰友好關係，維護國家統一。永徽年間，高宗遣將打敗了東突厥，並分置單於、瀚海兩都護府。顯慶二年(657)滅西突厥。與此同時在與北方、西南方、南方、東北的各少數民族的戰役中也屢屢獲勝，南方的鄰國林邑(今越南中部)也與唐朝建立了友好關係。這一時期社會經濟在向上發展，戶口的數字每年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從以上這些方麵來看，說唐高宗“昏懦”實在有失偏頗，認為廢立皇後之事不是他的想法似乎難以令人相信。試想，以唐太宗李世民之英明，經過慎重考慮而立的太子，又怎會是一個“昏懦”無用之人?高宗雖沒有其父創業時的恢弘氣度和足智多謀，但至少他夠得上是個守成之君。至於武則天，她當時隻不過是一個昭儀，還不可能具備指揮高宗的力量。如果她當時可以輕鬆駕馭高宗的話，也不必以扼死自己的親生女兒為代價了。《舊唐書》說自顯慶以後，武則天“自此內輔國政四十年，威勢與帝無異”，《資治通鑒》上說自麟德元年以後，“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殺生，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這些史實都說明武則天逐步從高宗手中奪取權力是在當上皇後之後的事。而且高宗委政武後，也是唐高宗乾陵六十一賓王像出於本人意願。無論如何，高宗不太可能僅憑武則天的一麵之辭就輕易地廢掉皇後。
既然高宗腦子很清楚，而且這也主要不是武則天搞的鬼，那麼，他為什麼要廢掉王皇後?專家們認為這其實與高宗即位之後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廢立皇後僅是當時政治交鋒的一個焦點。
高宗父親唐太宗在去世之前，對兒子的能力不太放心，所以讓他最信賴的當時僅有的兩位宰相長孫無忌和褚遂良為顧命大臣，吩咐他們要盡心輔助扶持李治。長孫無忌是高宗的舅舅，是當年太宗玄武門之變的重要策劃者，為太宗貞觀年間的頭號重臣。褚遂良以文才著稱，當年極力主張立李治為太子，是一個公認的正人君子。
初登王位的李治，年齡剛二十出頭，正是血氣方剛之時，雖然他的父親與兩位顧命大臣有著很深的交情，但是他自己與他們卻並沒有多少感情可言。相反，在這兩位大臣的“輔助”下，李治做事常常會有束手束腳之感。長孫無忌和褚遂良的倚老賣老，使高宗想擺脫他們兩位控製的願望十分強烈。
擺脫控製的第一步，是增補張行成、高季輔、李為宰相。李等人曾是太宗的親信，但後來因事被貶，高宗此舉的目的是十分明顯的，無非是想分長孫無忌和褚遂良的宰相大權，從而培植絕對忠於自己的勢力。之後，高宗對兩位顧命大臣發動了進攻，抓了點小事就貶褚遂良為同州刺史。同時為培植自己的勢力，封王皇後的母舅柳奭為中書侍郎，依舊同中書門下三品，企圖用自己的外戚與自己父親的外戚爭權。
不過沒多少時間，形勢發生了變化。褚遂良畢竟沒有什麼大問題，所以又回來作了宰相。永徽三年七月，大臣們又提出了立太子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柳奭和王皇後商量想立後宮劉氏所生的高宗長子陳王忠為太子。為什麼柳奭和王皇後要立陳王?因為王皇後生不出兒子，而劉氏出身低賤，王皇後希望自己立陳王忠後，陳王會感激她。柳奭知道自己一個人這件事是做不成的，遂與褚遂良、長孫無忌、韓瑗、於誌寧等商量後一起上書。立太子事一旦挑明，高宗十分失望，自己提拔的柳奭、於誌寧等人原本是想用他們來分長孫無忌和褚遂良的權，現在卻與他們站在同一戰線上，而且內有王皇後呼應。
年少氣盛的高宗自然是不會輕易罷休的，決定把希望轉而寄托在培育外朝的新勢力上，遂先後任命禮部尚書許敬宗和中書舍人、弘文館學士李義府等為宰相。這時他已下定決心，外要除掉隨時牽製他的一幫老臣，內要廢掉已成為自己對立麵的王皇後。因為隨著柳奭向長孫無忌等人的靠攏，她已逐漸成為高宗與元老重臣相爭的焦點。
永徽六年(655)，高宗主意已定，召集眾大臣商量廢後。元老重臣中褚遂良堅決反對，高宗馬上貶他為潭州都督。長孫無忌也多次上書談到不能立武後，高宗先是極力拉攏他，秘密派人賜給他金銀寶器，但長孫無忌仍不領情。武後母親楊氏親自登門讓無忌不要反對，許敬宗也在高宗的授意下反複勸導，但無忌還是我行我素。數年後，高宗餘怒未消，先是貶他到黔州，接著又派人去審問他的案件，最後認為無忌要謀反，令他自盡了事。
武則天約在永徽初年召入宮中，盡管貌美無人能敵，但在短短幾年中以區區昭儀地位而使高宗俯首聽命肯定是不可能的。王皇後其實年齡比武則天輕好幾歲，人也長得很漂亮，但武則天“素多智計，兼涉文史”，深得高宗寵愛，一旦廢後，高宗也已有滿意的替補。而此時恰逢武則天把愛女之死嫁禍給王皇後，所以高宗更有了廢後的正當理由。於是在永徽六年的十月份，掀起了廢立皇後的軒然大波。王皇後的被廢，尤其說是武則天後宮爭寵的結果，還不如說是高宗想結束唐太宗的影響，自己獨控政權的必然。在這一點上，李看得十分明白。當高宗要他對廢立皇後表態時，他狡猾地說：“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既不想得罪太宗老臣，又不想在這場鬥爭中跌跟鬥。高宗對他的回答十分滿意，讓他主持了冊武昭儀為後的儀式。實際上高宗所做的，無非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廢立皇後的背後，其實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政治搏鬥。
武則天加害孫女永泰公主之謎
永泰公主李仙蕙，是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則天的孫女，中宗李顯的第七個女兒。死於公元701年，年僅17歲。初葬河南洛陽，公元706年遷回長安，陪葬乾陵。
關於公主死的經過，《舊唐書》、《新唐書》和《資治通鑒》均有明確的記載。當時武則天年事已高，許多政事都委托張易之兄弟辦理。邵王李重潤和他的妹妹永泰郡主以及郡主的丈夫魏王武延基在背後偷偷議論張易之，被張發現後，告到武則天處。武則天大怒之下逼令他們三人自殺。由於三部正史都把整件事情寫得清清楚楚，所以，永泰公主死於李重潤一案，一直以來，史學家們都沒有什麼異議。
然而，自從1960年發掘永泰公主墓，出土了公主的墓誌銘之後，就逐漸有學者對公主的死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史書與誌文的記載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史書對於李重潤一案在記載上有許多違異之處。例如關於李重潤、李仙蕙、武延基三人的死亡時間，新、舊《唐書》及《資治通鑒》的記載各不相同，有的記年，有的記年記月，有的則是年、月、日都記，與誌文上刻的永泰公主的死亡時間有所出入。因此他們推斷永泰公主並非與武延基等同時遇害。又如關於李重潤一案遭殺害人數，三本史書也分別有三人、二人、一人三種說法。關於三人之死的方式的問題，三本史書有“杖殺”、“皆逼令自殺”、“令自殺”、“得罪縊死”、“縊殺之”、“殺”等不同的記載。綜合以上三大疑點，加上永泰公主墓誌銘上有“珠胎毀月，怨十裏之五香；瓊萼凋春，忿雙童之秘藥”和“自蛟喪雄鍔，鸞愁孤影，槐火未移，柏舟空泛”等字樣，學者們推斷李重潤一案並未波及到永泰公主，丈夫武延基死後，她還孤單地生活，而最終導致她死亡的原因是難產。龍門石窟奉先寺的盧舍那佛，修鑿於武則天時代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以上的觀點，也有學者堅持正史的說法，認為永泰公主的確為武則天所殺。在他們看來，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鑒》在三人死亡時間的記載上，隻有詳略的差別，沒有年、月、日的混亂和矛盾，而且通過計算，史書所記的三人死亡時間(九月壬申，即九月初三)與墓誌所記永泰公主之死亡時間(九月初四)，相距僅一天，由此並不能推斷出公主並非與李重潤等同時遇害。關於死亡的人數，三本史書之所以記載會有不同，是由於同一事件在一本書中多次出現，作者為了行文的需要，有主次和詳略的安排。所以，這也不能說是史書之間互相違異。至於三人之死的方式雖說有許多不同的說法，但是遭殺害這一點是一致的，而且除了“杖殺”之外，其餘記載均屬賜自盡的方式。他們還認為唐代就有對罪犯在律外先行決杖的慣例。至於死刑，唐代也有先決杖後行刑的慣例。所以，李重潤以大逆之罪在被武則天賜令自殺之前先行決杖，是符合當時的國情。而從小嬌生慣養的李重潤很有可能經不起杖打的痛苦，在行杖刑時就一命嗚呼。因此，“令自殺”和“杖殺”也就不矛盾了。
排除了以上的疑點，接下來最大的問題就是，史書的記載為什麼會和墓誌銘的記載有所不同?學者們認為這與墓誌銘的作者在當時的處境有關。給一個遭殺害的死者寫墓誌，如果直書死因，往往會給死者及其家屬、後代帶來難堪，尤其被害的人與自己是差不多時代的人，又貴為公主，若寫不好，不僅牽涉到整個皇族的顏麵問題，很可能自己的項上人頭就不保，所以作者隻能采取避重就輕的辦法，巧妙地避開死亡的真正原因，或者說是關鍵原因。永泰公主難產可能確有其事，因為她當時畢竟隻有17歲，身心發育也許都還未健全，而且據出土的永泰公主的屍骨看，她的身材也很嬌小。但是並不能就因此斷定她的死與武則天毫無關係，說不定她就是被武則天明的或暗的手段使得流產而喪身的。相反，難產隻是永泰公主死亡的次要原因，其主要原因還是祖母武則天的迫害。
沒有想到，一塊墓誌銘的出土竟會使原本明明白白的一段曆史變得撲朔迷離，究竟永泰公主是因何而香消玉殞，可能還要等待學者們更加有力的論證，才能揭開謎底。
武則天長住東都之謎
唐朝建都於長安，洛陽是它的東都。從唐高祖至高宗，均以長安為全國的政治中心，但是武則天登上帝位之後，除了長安元年(701)十月到三年十月這段時間住在長安以外，其餘時間一直住在洛陽。
據史料記載，武則天於684年9月改嗣聖元年為光宅元年，並且“改東都為神都，宮名太初”。改東都為神都，無疑是想抬高洛陽的地位；而“太初”則意味著一切從新開始。與此同時，武則天又在洛陽立武氏七廟。688年2月還在洛陽建立了明堂。七廟是古代帝王權力的象征，明堂是帝王舉行祭祀、朝會、慶祝各種大典的場所。武則天把七廟和明堂建在洛陽，無疑是想要以洛陽代替長安了。此外，691年7月，也就是武則天登上王位還不到一年的時候，就把關內十萬戶居民遷到洛陽。至此，武則天要以洛陽為全國新的政治中心的用意已顯露無疑了。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她長住洛陽，並以洛陽代替長安呢?
有一種說法來自於傳統史書的記錄。《資治通鑒》和新、舊《唐書》等史書上都記載，武則天曾與王皇後和蕭淑妃爭寵，王、蕭失勢被囚，高宗惻然傷之，對二人表示即將重新處置。武則天知道後，令人杖二人各一百，截去手足，投於酒甕之中，還罵道：“令此二嫗骨碎。”二人數日後死去。此後，武則天便經常在夢中見到她們“被發瀝血如死時狀”。為了擺脫惡夢的困擾，她先是移居蓬萊宮，但眼睛前麵還是經常出現兩人身影，不得已，就直接遷居到洛陽。這種說法自司馬光開始已流傳了很久，但是它看似順理成章，卻有許多漏洞。
首先，武則天常住洛陽並把洛陽作為政治中心，是高宗死後的事，距離王、蕭二人之死有20多年了，把二者聯係起來成為因果關係，不免有些牽強。其次，就武則天一貫的行為和性格來看，她不像是那種懼怕厲鬼報複的人。移居洛陽之後，她也沒有少殺人，有學者甚至認為她殺人殺得“手滑”。因此，史書的說法難以成立。
另一種說法認為，武則天之所以長期住在洛陽，“無非為其曾在長安出家，避洛陽可以縱情荒淫享樂起見”。這種說法也有待商榷。因為武則天先後任皇後、皇太後和皇帝，她的一舉一動均受人矚目。她要享樂也好，要掩蓋曾在長安出家為尼也好，簡單地靠遷居洛陽的方式並不能掩蓋過去。更何況徐敬業起兵時，駱賓王起草的檄文中就有“洎乎晚節，穢亂春宮”的詞句，可見她的過去早已為天下人所共知，再怎麼遷都也於事無補。至於她要享樂，就更不用避人耳目了。且不說薛懷義、張易之、張昌宗為其麵首一事是否屬實，光看武氏的作風，她在平定叛亂和治理朝政上，手段之強硬與任何一位男性帝王相比，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如果她要貪圖享樂，還會懼怕輿論的製約嗎?
有人認為武則天長住洛陽主要是經濟上的原因。早在隋煬帝時，留在東都的時間比長安為多。入唐後，唐太宗曾三幸洛陽。其時關中屢遇天災，農產品供應不足，所以帝王往往移居洛陽，等到關中農產豐收，然後再回到長安。唐高宗曾七次到洛陽去，也主要是這個原因。至武則天，幹脆就長住洛陽了。長安的運輸遠不及洛陽來得方便，而洛陽地處南北運河的中點，交通漕運便利，因此洛陽得到武則天的看重固然不排除有政治及帝王私欲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因其經濟地位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