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數千年文學長河中，一門三星高耀的情況並不鮮見，而蘇轍父子三人則是其中的佼佼者。“三蘇”當中，蘇轍年最幼，可這並不影響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與其父蘇洵和兄蘇軾一樣，他的文章在生前就已為人們廣為傳誦，並流傳到少數民族地區。這些文章，都是其政治生涯和一生為人的集中寫照，文如其人，文見其人，的確如此。
自從趙匡胤開國之初起，宋王朝便種下了積貧積弱的根苗。經過幾十年的文恬武嬉，至仁宗末年真可謂危機四伏、百病叢生，而二十三歲的蘇轍卻正在此時步入政壇。他憑著滿腔的政治熱情和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心，大膽向統治者坦露心聲，直言為政得失，雖因此遭受禍殃，但並無絲毫悔改之意。隨著政治生活的深入，他對各種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了解更加透徹，認識也更深刻，因此，神宗即位之初，他便不顧自己官卑位微，毅然上書極論時政，認為“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方今之計莫如豐財” ，敏銳地看到了宋王朝表麵升平背後的積貧積弱本質，並終生為改變這種狀況而努力。
王安石推行新法，引出了新舊黨之間長達幾十年的紛爭，蘇轍其間也痛遭謗毀，不僅政治上備受排擠打擊，而且著作也慘遭焚毀，並在後世還被劃入了保守派。其實，王安石變法的問題雖然很複雜，但根本目的還是想增加封建國家的財政收入，改變國家財力枯竭的狀況，這實際上與蘇轍“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的觀點是一致的。新法的推行，固然對大地主階級的得益有所抑損，但受害更多的則是貧民下戶。由於宋王朝官僚機構本身的腐朽，甚善的法令也在推行中變了質，各種稅錢都強行“抑配”（攤派）到老百姓身上，而豪強地主的負擔，最終也轉嫁給了貧苦農民，因此，到後來得王安石提拔並思報恩的鄭俠等人，也不得不把民間疲憊不堪的情況如實相告，王安石本人也在熙寧八年（1075年）再次拜相時有所悔悟，寫下了“膏澤未施空謗怨，瘡痍猶在豈謳吟”這樣的詩句。由此可見，王安石變法本身就具有兩麵性，所以對蘇轍的態度也不能一概而論。蘇轍對新法的批評，不是為了一人一家之私，位卑而名高的蘇轍兄弟，當時若要希圖富貴，根本用不著挖空心思去巧合逢迎，隻消隨聲附和，甚至默不作聲，就可青雲直上，蘇轍奮起論爭，確是出於對封建國家根本利益的維護。所以，蘇轍前後對新法的批評，雖有偏激片麵之處，但他所預言的新法弊端，也多為後來的事實所證明。
蘇轍政治品格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對自己政治理想的執著追求和秉持公心、直言敢諫、實事求是的精神。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蘇轍曆盡磨難，從神宗初期上書抵王安石新法開始，多次遭到貶謫，至哲宗即位，方得重用。短短幾年時間，由右司諫升至尚書右丞、門下侍郎的蘇轍，正值政治生涯的黃金時代，其革除弊政的心情更加強烈，有時甚至公然與皇帝爭對朝堂，據理不讓，從而冒犯龍顏，再貶南荒，此後近二十年的時間，再也未得重用。不斷貶謫的生活，使蘇轍常感困頓，不僅遭受經濟拮據的困擾，而且失去了人身自由。每次的遭貶，都是因為“言必中當世之過”，但他吃盡苦頭卻不改初衷。
他一生不虛美，不奉承，也不避忌諱，從《上皇帝書》等青年時代的佳品，直至晚年所著《曆代論》等，都自始至終貫穿著這一精神。
蘇轍秉持公心、實事求是的態度，還體現在他的為人上。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因詩得罪，被捕下獄，蘇轍上書營救，並以辭去官職替兄贖罪，這其間固然有兄弟親情，但更重要的卻是因為蘇軾的蒙冤和對兄長的信任，他並不因為害怕牽連就置親人於不顧，也不因為是親人就避嫌而不加申訴。後來的幾十年中，他備受“烏台詩案”的牽連，但卻毫無怨言。元祐前期，他為右司諫，對依附王安石、後又反臉為狼、對王安石落井下石的奸佞小人呂惠卿等痛加斥責，毫不留情，而對因政見不合被貶邊荒的鄭俠卻大鳴不平，雖與鄭俠素昧平生，但他仍懇切而真誠地替他上章，請求恢複其職。凡此種種，都體現出蘇轍為人的正直，也正因如此，他才能為巢穀那樣的小人物樹碑傳。
蘇轍強烈的政治熱情和高潔人格的形成，一方麵來自父母的良好教育和兄長優秀品格的熏染，另一方麵則源於浩博的古代文化的影響。他的父親蘇洵，是位博通曆史而注視現實的政論家，剴切的議論中帶著正義感，他對當時的階級矛盾有清醒的認識，在其《衡論下·田製》等文中，對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剝削等都有深刻的揭露。他的兄長蘇軾，積極用世、關心民生疾苦的精神，也對其為政為人有所鞭策。蘇轍說：“先君，予師也；亡兄子瞻，予師友也。”實無枉言。同時，蘇轍自幼好讀書，諸子百家，無所不覽，且博通古今，著有《詩傳》《老子解》《古史》等書。古代文化中儒、佛、道多家的思想，都對之有所影響。儒家積極用世、君輕民貴、民為邦本等進步因素，鑄就了他憂國憂民的性格，而佛、道清靜恬淡、逍遙齊物的觀點，又使他能以樂觀豁達的態度麵對人生，特別是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堅貞自守、履險若夷。這其中雖有某些消極影響，但這並不有損他人格的高潔。正是由於對政治理想的執著追求和注重自己高潔人格的塑造，從而形成了蘇轍文學上獨有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