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商業
市邑、墟集
鄉村集市
相傳神農作市，這種市無疑是鄉村集市。《史記·平準書》載，因井田以為市，顯然亦是鄉村市場。
孟子更是形象地描寫了站在鄉村市集的高地上，操縱貿易、伺機牟利的“賤丈夫”。
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
(《孟子·公孫醜下》)
後來人們把操縱和把持貿易的行為，叫做壟斷，就是從這裏引申出來的。
戰國時，這類農村集市已為數不少。市井圖畫像磚（拓片）
方六裏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傘之曰聚。聚者有市。無聲則民乏。(《管子·乘馬》)
另有資料說，戰國時，中國已有800～900個城鎮。
據《漢書·地理誌下》載，漢代全國分為130個郡國，1587個縣、道、國、邑，6622個鄉。在郡縣鄉村中都有市場。縣以下定期集市貿易的小邑，稱為市邑。漢代，這種市邑數以萬計。
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王符《潛夫論》)
另據日本學者估計，西漢後期(公元2年)全國有大小城鎮37844個。
西漢時，全國“名都”隻有20來個，郡國縣道所在的城市1710個，加在一起，約有1730個。從37844個城鎮中，減去這1730個縣以上城市，尚有36114個鄉村集市，即市邑。與上述“市邑萬數”的記載是一致的。平均每個鄉有6個市邑，每縣約有24個市邑。漢代，縣的麵積一般為方圓100裏，人口多的地方，縣的麵積較小；人口少的地方，縣的麵積較大。也就是說，每方圓100裏內，平均有24個鄉村集市，約為戰國時期城鎮集市數的5倍。
農村小集市的名稱各地不一。或叫做“市”，或叫做“墟”、“痃”、“亥”、“場”、“集”、“街”，……五花八門，不一而足。從這些雜亂名稱中，我們不難窺見其麵貌。鄉村集市具有以下幾方麵的特征：
交易時間短暫。戰國時的市是朝滿夕虛式的，早晨起來趕集，晚上散去。市罷人散，市場空空。商旅圖
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戰國策·齊策》)
定期集市。每隔三五日，或十日八日，集會交易一次。而不像城市市場那樣是常設的。“墟”的名稱鮮明地反映出這一事實。
柳宗元在《柳州峒氓》中引《青緗紀錄》說：
嶺南人謂市為虛，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故謂之虛。(《柳河東集》卷四二)
宋人吳處厚進一步解釋了稱市為虛的原因：
嶺南謂村市為虛。柳子厚《童區寄傳》雲：“之虛所賣之。”又詩雲：“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即是也。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為虛，不亦宜手。(吳處厚《青箱雜記》)
“痃”(亥)市的名稱也很形象生動。痃瘧是一種定期發作的疾病，人們以此稱呼當地間日或幾日舉行一次的集市。
又蜀有痃市，而間日一集，如痃瘧之一發，則其俗以冷熱發歇為市喻。
江南人覺得這種稱呼不雅，而改“痃”為“亥”，以符合當地寅、申、巳、亥日集市的習俗。唐朝大詩人白居易《東南行》中的“亥日饒蝦蟹，寅年足虎豸區(出)”詩句中所說的就是這種農村小集市。
活躍於這種集市上的是農民和小手工業者。農民以糧食交換手工業者製造的農具、用具和酒、肉等日常生活用品。農忙時，手工業者還把農具運到田間地頭出售，農民以五穀、貨幣購買，或賒貸。所賣農具的質量是有保證的，“器不善者不集”，不合格的產品是不拿到集市上出賣的。
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務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農事急，鞔運衍之阡陌之間。民相與市買，得以財貨五穀新弊(幣)易貨。或時貰。(《鹽鐵論·水旱》)
這種市場上還沒有看到商人的身影，進入市場的貨物就地擺設，買賣，“老翁主貿易，俯仰眾所尊”。有的農村集市尚無貨幣流通，處於物物交換階段。
“古者市朝而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鹽鐵論·錯幣》)
這種農村集市數量多，相距很近。宋代，廣州肇慶府惠州共管墟稅83場，皆係鄉村墟市。有“三裏一虛”之說。清明上河圖（局部）
墟市上的貨物一般是不納稅的，但隨著集市貿易的發展，一些地方政府希冀增加稅收，請示朝廷要求對其收稅。但皇帝認為，這是一種擾民舉動，未予同意。
(北宋至道二年(996)七月)二十八日，上封者言：嶺南村墟聚落間，日會集裨販，謂之墟市，請降條約，令於城邑交易，冀增市算。帝曰：徒擾民爾，可仍其舊。(《宋會要輯稿·食貨》)
可有些地方並不聽中央的，照樣創立稅場收稅，對米粟亦且收錢，甚或橫征暴斂，甚為民害。商人遇盜圖
草市
草市是一種比較高級的農村市場。“草市”一詞最早見於東晉南北朝。草市的確切含義不詳。草字的本意是潦草，草率，粗略之意。大概是因為有些農村市場與官府設立的縣以上城市市場比起來，相形見絀，不那麼規範，故稱草市。現在學術界引用的有關資料，主要有以下幾條。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載，淝水左瀆有“草市門”。
宋樂史《太平寰宇記》載，東晉成帝時，宮城移往苑城後，在建康城外置七尉，其中“南尉在草市北”。南朝齊永元三年(501)張欣泰之亂，鄱陽王寶夤投奔草市尉，這可能就是駐在草市附近的南尉。
寶夤亡三日，戌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啟帝，帝迎寶夤入宮。(《南齊書·鄱陽王寶夤傳》)
草市在唐宋時有很大發展，許多詩詞和史書對此有所記載。從中可以看到草市如下一些特征：
草市上的貨物多為農林漁牧產品，有詩為證。
十裏山村道，千峰櫟(例)樹林。
霜濃竹枝亞，歲晚獲花深。
草市多樵客，漁家足水禽。
(李嘉祜：《登楚城驛路·十裏村竹林次交映》)
草市中有常設的藥肆。據《太平廣記》載，唐玄宗曾詔兼瓊求訪王老。兼瓊搜索青城山前後，並無此人。惟草市藥肆說，常有二人來肆賣藥，說是王老讓他們來的。兼瓊根據這個線索果然找到了王老。草市亦有酒肆。陸遊《村居》詩中有“草市寒沽酒，江城夜搗衣”的名句。範成大在《離池陽十裏清溪口複阻風》中亦有“遠尋草市沽新酒，牢閉逢窗理舊書”的詩句。草市中還有飯館等設施。
大的草市非常繁華，有來自四麵八方、語言各異的商賈，有長途販運來的貨物。如距汴州(開封)城不遠的汴水渡口上的一個草市就有“江貨”、“海商”：
千裏河煙直，青槐夾岸長。天涯同此路，人語各殊方。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回看故宮柳，憔悴不成行。(王建《汴路即事》，《全唐詩》卷十一)
有的草市上還出賣名人詩句。如白居易和元稹的詩就被“繕寫模勒，炫賣於市井”，或拿去換酒茗。
草市上有許多富室大戶定居，也招來江賊的劫掠。
凡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室大戶多居其間。自(元和)十五年來，江南江北凡名草市，劫殺皆遍。
(杜牧《上李太尉論江賊書》，《樊川文集》卷十一)
有的草市設有管理的官吏——“草市尉”，已如上述。
多草市位於城市附近。上已言及，建康城外有草市。宋求敏《長安誌》載，萬年縣城東有草市。四川的西川城東門亦有草市。宋代，城郊草市更多。
宿州自唐以來，羅城狹小，居民多在城外。……諸處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謂之草市者甚多。(蘇軾《乞罷宿州修城狀》，《東坡全集》卷三十五)宋代許多草市是“自唐以來”就已存在的。五代時曾規定，興建草市要在城外距標識7裏以外處。錢莊
草市有的位於交通要道，特別是江河沿岸。上引“凡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兩句，已說得很清楚了。
有些人口多、貿易發達、交通方便、位置重要的草市上升為縣治。如唐代著名的灌家口草市於開元十三年(725)升為歸化縣治。
市鎮
當代常鄉鎮連稱，古代則市鎮並列。市，作為貿易場所，見於遠古，而鎮在宋以前是指軍事設防地。宋以後，鎮的經濟貿易功能增強，市鎮性質逐步接近，故在一些地方誌中出現“市鎮”條目。明代已把市鎮作為同一概念。如弘治《吳江縣誌》稱：“人煙輳集之處謂之市鎮。”正德《嘉善縣誌》說：“大曰都邑，小曰市鎮。”但市鎮仍略有差異。古代，市的規模小於鎮，與當代市大於鎮不同。“貿易之所曰市，市之至大者曰鎮”，“以商況較盛者為鎮，次者為市”(民國《嘉定縣續誌》卷一《市鎮》)，“東南之俗，稱鄉之大者曰鎮，其次曰市，小者曰村曰行”。鎮比市有較多的軍事、行政職能。
市鎮形成的途徑清代節日集市
商品經濟的較大發展，水陸交通運輸的顯著改進，是市鎮產生的曆史前提。具體說來，市鎮的形成有以下幾種主要途徑：
其一，由軍事據點轉化為行政和工商業市鎮。
宋建隆三年(962)十二月癸巳詔置縣尉，削奪鎮將幹礙地方政治，確認市鎮為縣市和草市之間的市場建製。設監鎮官，僅負責安全保衛，防盜，防火，並征稅榷酤(雀沽)。由此形成了一批鎮市。宋以後，一些地方由軍事據點變成商貿中心的情況經常出現。如天津衛，從名字就可以看出它是純粹的軍事防地，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最後成了華北大商貿城鎮。又如浙江乍浦，宋代為水軍防地，明初，築城於此，變成了海濱一都會。上海寶山縣月浦鎮係軍事重鎮，駐兵較多，附近居民因設肉莊、茶酒、雜貨等店，逐步成為工商業市鎮。
其二，因廳縣、行政、稅務機構之設而形成的市鎮。如明清時，川沙撫民廳設立後不久，在其周圍就興起了曹家路、顧家路等鎮；南彙、奉賢等地立縣後，在其境內分別出現了沈莊、航頭、青村港、鬆隱、呂巷、幹巷等鎮。宋代所設的上海、青龍、黃溪、南橋、北橋、大盈、亭林、蟠龍、鳳涇、白牛等榷稅務，後來都逐漸發展成市鎮。
其三，由草市、墟、店上升為鎮市。開封的草市鎮、泰州的柴墟鎮、河南省的社旗鎮(原名賒旗店)等一批市鎮都是由此而來的。
其四，“因利聚人，因人成邑”，在鹽井、鹽場、煤鐵礦附近自然形成許多市鎮。煮鹽、冶鐵、采礦是有利可圖的事業。早在西漢文帝時，就有成千的人聚集在深山窮澤鐵礦和鹽井、鹽場周圍。其所需物品一部、大部或全部仰賴於市場，從而自然形成許多工商業市鎮。四川是我國著名井鹽產區，那裏的許多市鎮都是因鹽而聚人形成的。這從鎮名即看得很清楚。如“井研鎮”，以及由鎮發展而成的“井研縣”的名稱，都是取自在縣南7裏的“井研”鹽井。“旭川縣”亦是因縣有鹽井號“旭井”，取以為名的。有名的自貢市的一部分貢井前身叫“公井鎮”，後升為“公井縣”，其名字來自該縣鎮內的鹽井“大公井”。其他地方也有類似情況。如浙江的“鹽官鎮”，上海東部沿海地區的下沙、周浦、新場、青村(奉城鎮)、漕涇、一團、泰日橋鎮等，都是因鹽而成的鎮。
唐山鎮原係唐山附近一小村喬頭屯村，自清光緒五年(1879)開平礦務局成立，其煤井設在村西，乃建造房舍，興立街市，遂與喬頭屯村連為一片，始有鋪戶，漸成市麵。以一、六日為小集，四、九日為大集，設立銀糧市以定漲落，經營有日，始成一鎮。而鋪戶所售之物品，多係日用所必需。
其五，位於水陸交通要道上的村落，由於車船來往不斷，商賈行人絡繹不絕，而出現為行人服務的店鋪、飯館、酒肆、旅館，並最終形成市鎮。如浙江嘉興地區的皂林鋪，舊時荒落，但因“民居夾運河”，交通便利，從而變成“店肆蟬聯，商槎蝟集”的市鎮。開封西南45裏朱仙鎮的出現、繁榮乃至成為中國四大名鎮之一，就是因為它位於賈魯河畔，水運糧貨方便，宋以後，汴河淤塞，賈魯河成為開封惟一的對外水道，朱仙鎮成為開封航運終點之故。天津周圍的鎮也都出現於水陸交通便利之處：西北部的西沽、丁字沽、北倉、大紅橋、楊柳青鎮緊靠北運河和南運河；東南部的大直沽、灰堆、雙港、鹹水沽、葛沽、新城和大沽是南北洋航線通往紫竹林的必經之地。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挖掘現場
其六，世族大家聚居地形成市鎮。據《後漢書·張霸傳》，張霸子張楷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明弘治《嘉興府誌》卷十四載，桐鄉縣魏塘鎮是巨姓魏氏聚居地，自宋代開始，他們在這裏修築池塘，建造房屋，聚商貿易成市，後升為鎮。奉賢縣東新市鎮，建於明代，禦史宋賢因其距城遠，貿易不便，拓舊居空閑之地，設店集商，互通有無，鄉民稱便，把它稱為新市，後為有別於新寺鎮，而改為東新市鎮。
其七，府州縣官設立市鎮。廣東瓊州府崖州的和集市係知州彭寧、指揮王祥所設；後知州王鐸在此建屋立匾，稱為“懋遷集”，再後，知州徐琦和林鐸建店立匾，稱為“和集市”，黎侗族人到集上貿易，很方便。韶州府的清平市是知府陳大綸於明嘉靖年間建立的。陝西延安府的東關市是知府王彥所立，聚四方商賈貿易於此。河南尉市縣白家潭市是知縣於嘉靖年間建立的。內鄉縣的西峽口原不開集市，知縣以其離鄉遙遠，商民貿易不便，令每月一、五日開市。
其八，因重大水利工程興建而形成市鎮。如上海，自唐宋以來，陸續興建了舊捍海塘(唐)、裏護塘(南宋)、捍海土塘(明)、外土塘、華亭東石塘和彭公塘(清)，在這些海塘附近的交通要道上，逐步形成了江灣、月浦、高橋、大團、塘外、錢橋、四團倉、北蔡、合慶、下沙、航頭、竹橋等十多個市鎮，貿易日盛。
市鎮的命名方式
市鎮名稱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以姓氏命名者。許多鎮市是在墟、集、店、街等原始農村集市，乃至村莊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許多村莊墟集的名稱都是取自聚居在這裏的某一大家族的姓氏，故市鎮以姓氏命名者甚多。秀水縣的濮院鎮：宋建炎二年(1128)，著作郎濮雲翔從高宗南渡，居於此。元大德間名永樂市。濮氏構居，開市街，召民貿易，遂因以名鎮。秀水縣的王江涇鎮：舊有王氏、江氏所居，因以名鎮。魏塘鎮：魏氏在此築塘起屋，聚商貿易而成，故名。嘉興縣王店鎮：工部尚書王逵構屋於梅溪，聚貨貿易而成，故名王店。川沙縣張江柵鎮：張江於明代在此建市舍而成，故名。嘉定縣羅店鎮：羅升於元代所創，因以其姓氏為名。朱仙鎮：相傳為戰國信陵君的謀士朱亥故裏，朱導演“竊符救趙”，使信陵君名垂青史，朱亥也被後人尊稱為朱仙，其故裏被稱為朱仙鎮。
第二，以當地物產命名者。嘉興新篁鎮：原係荒村，明代成為一大鎮，因地多竹，故名新篁。天津楊柳青鎮，因楊柳繁茂而得名。“直沽(天津)南頭楊柳青，昔時楊柳今飄零”。著名的長蘆鹽務管理局原設在長蘆鎮，長蘆之名源於該鎮周圍生長著許多蘆葦。太倉茜涇鎮：因此地盛產茜草而得名。油車港鎮：因當地多油坊而得名。
第三，以當地使用的主要生產工具命名者。青浦縣雙塔鎮，居民多以駕船為生，這種船叫雙塔船，因而得名。桐鄉縣爐頭鎮，因有許多冶鐵爐而得名。
第四，以所在地地理特征命名者。歸安縣埭溪鎮：因該鎮在發源於莫幹山之水所成之溪及攔擋溪水激流的石埭附近，故名。唐河縣源潭鎮：因附近有泉源流出之水成潭而得名。
市鎮大發展分布不平衡
工商業市鎮源遠流長，南北朝隋唐時期已，稀疏出現，見於記載，宋以後迅速發展，明清許多地方誌中都有“市鎮”或“鎮市”條目。
據有人統計，宋代全國有1106個縣，1644個鎮，平均每縣15個鎮。
據元駱天驤撰《類編長安誌·鎮聚》(中華書局1990年版)載，元代長安17縣共34鎮，平均每縣2鎮，最多者5個鎮(鹹寧、蒲城)，最少者1個鎮(同官、富平、華原、鹹陽、臨潼、、奉天、乾祜等縣)。以每縣平均2個鎮計算，全國約有2000餘個鎮，比宋代增加不少。
有人據宋代《元豐九域誌》記載，推斷明代小城鎮數超過2000個，集市估計不低於4000個。明代，全國，特別是東南地區，市鎮增加甚多。如蘇州7縣有95市鎮，平均每縣約14個；鬆江府3縣有62市鎮，平均每縣約21個市鎮。
清初蘇州府內9縣有103市鎮，平均每縣114市鎮；太倉府屬4縣有41市鎮，平均每縣103市鎮；鬆江府屬8縣有96市鎮，平均每縣12市鎮；杭州府屬9縣有85市鎮，平均每縣94市鎮；湖州府屬6縣有22市鎮，平均每縣37市鎮。清初蘇州、鬆江境內平均每縣市鎮少於明代，是因為清初工商業市鎮曾受到破壞。據記載清兵攻占鬆江府城後，焚燒殺戮，使“雲間錦繡，頃刻化為瓦礫之區”。但清中葉以後，工商業市鎮隨著經濟的恢複而發展。清後期，蘇州府所屬12縣有287市鎮，平均每縣184市鎮；鬆江府所屬7縣有235市鎮，平均每縣有336市鎮，大大超過了明代這兩個地區每縣平均市鎮數。清嘉慶年間，上海地區有市鎮151個(不含崇明縣)，清末(1911)達476個(包括崇明縣)，其中現今上海的9個郊縣和10個縣治級城廂鎮絕大多數都是明清時期發展起來的。四川省清嘉慶前後約有場3000左右，清末，約達到4000場。當時四川有142廳州縣，平均每廳州縣約有28個場。
據美國學者施堅雅研究，清末(1893)，除東北和台灣外，全國約有村莊80萬個，人口397百萬；各類城鎮市集39萬個，人口35314萬。其中，城市958個，人口20463萬，市鎮2319個，人口4939萬，小集市35723個，人口9912萬。當時全國有1287個縣，平均每縣有18個市鎮，277個小集市。而集鎮往往混在一起，不易分開，且按其規模，有時市鎮不一定比集市大。市鎮和集市加在一起共38046個，平均每縣有鄉鎮集市約30個(295個)。
據沈祖瑋估計，約7萬個。
據慈鴻飛《中國鎮集發展的數量分析》(未刊稿)估算，20世紀30年代，中國有2000～20000之間人口的鎮約為16萬個，鎮集總數約為58萬個。
鄉鎮集市的分布是不均勻的，一般說來，南方較為密集，北方較為稀疏，南方的長江三角洲市鎮尤密，北方的口北(張家口以北)更疏。這與全國城市集中於東南的趨勢基本是一致的。
據《山東通誌·輿圖誌》載，清末，山東有107個縣(州包括在內)，共587個鄉，195個鎮，1929個市集。需要說明，在195個鎮中，包括“約”16，“都”69。減去此數尚有110個鎮，平均每州縣103個鎮，18個市集。該誌中，“鎮”與“市集”是分別統計的，但從所附地圖看，有些“鎮”被包括在“市集”之中了，如齊河縣市集36，無鎮，可地圖上卻有4鎮。將鎮和市集加在一起，共2039個，平均每州縣為19個鄉鎮集市。不但少於東南蘇鬆地區，而且也少於西南的四川省。
鄉鎮市集在同一省區各個州縣之間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
據上引資料，清末山東省有107個州縣，其中擁有9個市集以下的共23個，10～19個市集的共47個，20～29個市集的共20個，30～39個市集的共12個，40個以上市集的共5個州縣。菏澤縣境內有63個市集，居全省第一位；泰安縣和濰縣各有46個市集，同居第二位。四川省平均每個廳州縣約有28個場，但涪州則多達120個，合州73個，都超過平均數很多。
綜合市鎮眾物雜陳
遍布全國的市鎮，都具有貿易功能。其中絕大多數，眾物雜陳，是綜合性的農副手工業產品交易中心。
明清四大鎮之一的朱仙鎮，自宋元以後，輸入貨物有東南食貨、江南竹瓷、西北山產，其中以布匹、糧食、大鹽、京貨為大宗。當地著名的商品有“西雙泰”竹竿青酒、“玉堂號”豆腐幹、“正義德”的紅紙門神，是個頗為典型的綜合性貿易市鎮。沿用至今的京貨街、雜貨街、估衣街、油簍街、曲米街等，以及街上的幾十家糧行、綢緞店等，就是當時貨物貿易的場所。
明清時，這類市鎮到處可見。大埔縣三河壩市，凡魚鹽、布帛、菽粟、器用，“諸貨悉備”。梁山縣市鎮，“聚民間日用之需”。梓潼縣石牛堡場附近居民日用布帛、菽粟、農具、耕牛諸物，鹹在場交易。臨邑縣市鎮上，絲、布帛、五穀、六畜、菜菇、鐵器、陶器，“靡不畢陳”。據天津商會檔案記載，清末直隸文安縣勝芳鎮，加入勝芳商務分會的有糧、綢緞、麵、陶瓷、木、雜貨、醋醬、線帶、葦草、鐵、藥材、染坊、灰煤、皮、顏料、土、首飾、茶食、書、飯莊(商)、麻、鮮果、京貨、皮箱、放賬、煤油、鞋、成衣、銅錫、紙、瓜菜和錢商等，他們分布在33個行業中，凡人們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所需之物，市場上均能買到，是典型的綜合貿易市鎮。另據清宣統二年(公元1910年)《靜海縣獨流鎮商務分會董事銜名表》所列，加入該鎮商務分會的99家分屬酒、醋、醬、糧、油、幹鮮雜貨、茶食、糖稀、煙葉、羊肉、豬肉、布、木、蒲席包、草、錫器、錢行等21個行業，經營的貨物亦是農林牧副和手工業產品俱全。獨流鎮有數千戶，其中大小行鋪不下千餘家，也是綜合性貿易市鎮。
專業市鎮特色鮮明
由於自然條件差異，社會分工不同，在全國出現一批專業化市鎮和市場。
其一，糧食市鎮與市場。
糧食收購、販運和批發零售市場、市鎮分布在全國各地。長江三角洲上的蘇州楓橋市，是湖廣之米的集散地。杭州府長安鎮是江南、川楚米糧貿易場所。吳江縣平望鎮上，米麥很多，千艘萬舸，遠近畢集，居民多以販米為業。湖州府烏程縣南潯鎮米市喧闐。吳江同裏鎮米市，官牙72家，商賈四集。德清縣新市鎮米行生意興隆，販夫客商糴糧轉運於外地者，絡繹於道。桐鄉縣皂林鎮米商廣集。吳江縣黎裏鎮米與豆餅尤多。華北直隸臨榆縣城集隻賣糧米。山西靜樂縣，僅有小販，惟以錢米貿易。安徽來安縣間有貿易，惟穀米豆麥之類。湖北襄陽縣聚米為市。湖南平江縣市鎮，隻賣米，不賣穀。華容縣市鎮，隻賣穀，不賣米。四川新津縣市鎮，商賈或列肆居奇，或糶糴運販糧食。廣東嘉應州，“百貨多，鬻於市。誰大宗?米大宗。”
方誌中關於市鎮糧食市場的記載很多，其名稱各地大同小異，大抵北方多叫“糧食市”、“糧市”，南方多稱“米市”。如陝西華州叫“糧市”，岐山縣龍尾鎮叫“糧食集市”；江蘇句容縣稱“米市”，甘泉縣稱“米行街”，泰州稱“米市街”。所謂米糧“市”“行”“街”等，都是各地市鎮上大小不一的糧食貿易市場。
其二，棉花和棉布市鎮與市場。
宋代，棉花經西北陸路和東南海道，從中亞和海外移植到陝西、廣東、福建等地區。明清，棉花已成為衣被的主要原料。全國各地都有棉花、棉布貿易市場。江蘇、山東、河北、河南等棉花重要產區，出現了不少以棉花交易為主的市鎮與市場。江蘇嘉定縣新涇鎮是棉花集中交易場所，新棉剛下來，即被遠方來的商販購買販運。太倉鶴王市是著名的棉花市鎮，每到秋季棉花收獲之時，市肆闐溢，閩廣商人挾帶大量資金，航海而來，滿載而歸。並標明所販係“鶴王市棉花”，以招徠買主。清道光時，上海外郭東南一帶，幾乎家家皆售棉花，名花市。寶山縣每年棉花入市時，牙行多聚少年無賴輩，提燈收購。靖江縣四門內外，鄉落市鎮，多有“棉花市”。山東夏津縣自十字街至北門，皆為“棉花市”。秋收後，花絨紛集，望之如荼。高唐州各集販賣貨物，花布居多。棉花市每集貿易量多達數十萬斤。清平縣棉花市集最盛。王家莊、康家莊、倉上等處亦多買賣棉花，四方商賈雲集，每日交易額數千金。齊東縣有“布市”。武城縣“棉花市”，每年秋季，四鄉棉花雲集。束鹿市鎮為棉花萃集之區，每年銷售不下200萬斤，皆由陸路運至深州等地。欒城縣隻有棉花交易市場，晉豫商賈雲集到這裏購買。湖北漢川縣棉花是貿易大宗，富商大賈攜金錢來這裏的市鎮購買販運棉花者，摩肩接踵，為數眾多。
其三，太湖流域絲綢市鎮群體。
中國絲綢曆史悠久，早在漢代，精美的絲綢就經“絲綢之路”遠銷國外。明清，江浙絲綢業很發達，其產品都是由當地市鎮集中起來，運銷各地的。太湖流域絲綢市鎮密集，烏程縣南潯鎮、吳江縣盛澤鎮、湖州府烏青鎮、嘉興府濮院鎮等便是其中佼佼者。
南潯鎮西南輯裏(七裏)村所產輯裏絲，很出名。新絲下來時，鄉農赴市賣絲，非常擁擠。絲行收絲後再轉賣給各地客商。盛澤鎮絲綢貿易非常活躍。鎮上約有千百家絲綢牙行，遠近村坊織成綢子，全都拿到鎮上出賣。來鎮收購的客商蜂攢蟻集、挨擠不開。烏青鎮設有大葉行、繭行、絲行、綢布莊收購當地出產的桑葉、蠶繭、絲、絲織品等，轉賣給外地客商。牙行活躍，四方客商雲集。以絲綢業為中心，造船、運輸、飲食服務、銀錢、典當業以及公會、公所、會館也都發展起來了。濮院鎮居民多從事絲織、接屋連簷，機聲盈耳。海貝絲行綢行大量收購，絲行需資巨萬，多為合夥，且與錢莊相通。綢行有京行、建行、濟寧行、湖廣行、周村行等。還有桑葉行、當鋪，以及成百個茶酒肆、商會分所、會館、公會、公所等。還有王店、硤石、王江涇、震澤、長安、雙林、臨平、菱湖、石門等眾多著名絲綢市鎮，共同組成絲綢市鎮群體，年複一年向國內外發售大量優質絲綢。
其四，著名鐵器市鎮——佛山鎮。
農副產品與農具，尤其是鐵器交換，是絕大多數地區貿易的重要內容。早在戰國時期，農民就以粟易鐵器。明清時期，全國各地市鎮都有鐵器和農具市場。有些以生產和出賣鐵器為主的市鎮，徑以“爐頭”為鎮名。浙江桐鄉縣有“爐鎮”，長興縣有“爐頭鎮”。
佛山鎮是最有名的鐵器市鎮。明清天下有“四聚”和“四大鎮”之說。所謂“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四大鎮”是：佛山鎮、朱仙鎮、漢口鎮、景德鎮。佛山在“四聚”和“四大鎮”中均榜上有名，可見其繁榮。宋元，佛山還是一個默默無聞的村莊，明代開始發展，清中葉達於鼎盛。萬計，閭井逾千。百貨山集，無所不備。商賈雲集，會館林立。趕集者眾，往來絡繹。廛肆居民，十萬有奇。據載，佛山街巷1565條，鋪屋58376戶。店鋪招牌衝天，“較京師尤大”。街巷多以所賣貨物命名，墟市穿插其間。貨物品種齊全，“會城（廣州）百不及一”。其中尤以製造和出售優質鐵器聞名海內外。
佛山炒鐵爐數十個，鑄鐵爐百餘個，晝夜冶煉，火光燭天。其產品有鐵釘、鐵線、鐵針、炒鐵、鐵鍋等多種。鍋的品種有鼎鍋、牛鍋、三口、五口、雙燒、單燒等。清乾隆時所鑄“千人鍋”，口徑達192厘米，深95厘米，據說可供千人吃飯。所鑄大鼎可容1石米。鑄造的大炮重4000公斤。這些優質鐵器行銷國內外，“佛山之冶遍天下”。
其五，聞名遐邇的瓷都——景德鎮。
中國陶瓷生產曆史悠久。商代已能製釉陶，漢代已生產出瓷器。唐代，全國約有20餘座瓷窯。浙江餘姚的越窯，河北內丘的刑窯為南北兩大瓷器生產中心。北宋有五大名窯，即河南開封的官窯、禹縣的鈞窯、臨汝的汝窯、河北曲陽的定窯、浙江龍泉的哥窯。南宋以後，瓷器生產中心開始南移。南朝陳代江西景德鎮已生產瓷器，隋唐發展，宋以後大發展，其鎮名即取自宋真宗時燒製的禦用瓷器底部書寫的“景德年製”(1004～1007)中的“景德”二字。當時景德鎮僅是瓷器貿易中心，其窯戶分散在附近農村，元明時生產也集中到景德鎮，從此該鎮成了瓷器生產和貿易中心。估計明清時，景德鎮約有瓷窯300座左右，工匠十餘萬，來自四麵八方，生產緊張。萬杵之聲震天地，火光照天燒，令人夜不能眠。有人稱之為四時雷電鎮。所產嬌黃三彩、嫩綠三彩、烏金釉、五彩等佳瓷，行銷全國十餘省。販賣瓷器者主要是外地商人。乾隆時，他們在鎮上建立會館，有徽州會館、湖北會館、蘇州會館等。作為活動場所，他們以牙行為中介，購買瓷器，並雇專人代為挑選分等、包裝、擔運、發貨。景德鎮的瓷器蜚聲國內外，被稱為四大鎮之一。
明清，除景德鎮外，還有廣東石灣、浙江處州、福建德化、江蘇宜興等著名陶瓷器生產和貿易中心。
其六，典型鹽業市鎮——自貢。
鹽是生活必需品。在海鹽、井鹽、池鹽產地，出現了一批鹽業市鎮，而以四川自貢最為典型。據吳天穎《井鹽史探微》載，作為自貢重要組成部分的貢井前身“公井鎮”成立於南北朝時的北周，並先後成為州縣的治所。經過1000多年的發展，至明末，自貢已具備專業化鹽業市鎮的雛形，至清代，成為著名鹽業市鎮。據估計，自貢有鹽業生產者、運輸者、鹽商販以及服務於鹽業行業的人，約有十幾萬或幾十萬。據李榕《自流井記》，自貢的“鹽匠、山匠、灶頭，握此三藝者約有萬”，“為金工、為木工、為石工、為雜工者數萬家”，“擔水之夫約有萬”，“鹽船之夫其數倍於擔水夫，擔鹽之夫又倍之”，“積巨金以業鹽者數百家”，“販布帛、豆粟、牲畜、竹木、油麻者數千家，合得三四十萬人”。嚴如煜《三省邊防備覽》中亦說，自貢等大鹽廠有灶戶傭作商販數十萬人。據林振翰《川鹽紀要》估計，自貢從事鹽業勞動者約十餘萬人，牛馬數萬匹，這大體是可信的。因為自流井有1707眼井，每井以50人計，有8萬餘人，加上貢井，共十餘萬，是接近實際的。自貢鹽工眾多，分工細致，聲音四起，黑雲遮天，熱鬧非凡。
自貢鹽商資力雄厚，“王三畏堂”、“李四友堂”等勢力最大，外來鹽商中，陝西人占大部分，且最富。這些商人把川鹽運到鄰近省區售賣。
自貢的地名到處充滿了鹽味。據吳天穎統計，自貢今天依然存在的直接間接與鹽有關的地名280處之多。其中以經營鹽業的字號命名的6處(如老鹽店、鹽水店、鹽店街、鹽店頭等)；以鹽井、火井命名者6處(鹽水溝、火井坡等)；以汲鹵井命名者214處(小轎井、東源井等)；以輸鹵筧命名者4處(大生筧等)；以煎鹽的灶命名者22處(正福灶等)；以食鹽儲運命名者7處(進鹽壩等)；以製鹽工具命名者5處(鹽鍋壩等)；以推鹵動力牛命名者7處(牛肉街等)；其他與鹽有關的地名4處(大鹽商居住的“五雲村”，祈求神靈保佑的“財神廟”等)。這些地名，保留了古代自貢的風貌：井架林立，筧管縱橫，鍋灶密布，火光熊熊，鹽工忙碌，鹽商競爭，鹽擔成群，鹽船浮動。鹽業市鎮，以自貢最為典型。
城市
城市產生是人類社會脫離野蠻，進入文明的基本標誌之一。城市是城與市的合稱。城指在都邑四周的圍牆，市是貿易活動的場所。古代一般是先建城，後設市。城市是社會發展的產物。統治階級為了保衛自己的生命財產，維護統治，把建城放在很重要的地位。“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一般是裏麵修內城，稱為“城”，外麵築外城，叫作“郭”，外城之外挖護城壕，叫作“土閬”，這種城市，以其堅固，叫作“金城”。古人對於城的重要防禦功能，有透辟的論述：“地之守在城”，“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雖有良貨不能守也”。南都繁會圖夏代已出現了原始城市。相傳“夏鯀作城”。
商代城市進一步發展，商都殷規模頗大，有方圓十來裏的麵積，都邑裏有九市，市裏設肆。市肆是貨物交換的處所。
“城市”一詞出現於戰國時代。這是城市大量興起並定型化的反映。春秋戰國時期，“三裏之城，七裏之郭”已很普遍。“千丈之城，萬家之邑”亦出現。齊都“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誌高而揚。”這些城市是由國家建造並管理的，多設在大山之下，或廣川之上，或交通樞紐、河川渡口，或物產豐饒之處。城市有一定規劃。都城由宮城與郭城組成，用城牆包圍，成為密封式。戰國時期，齊都臨淄是當時最為繁盛的城市，它即是由郭城(大城)和宮城(小城)兩部分組成。宮城在郭城的西南方，城垣都是用泥土分層夯築而成的。齊君的宮室設在宮城北部偏西處。城內有各種手工業作坊，並設市。其他城市亦都劃出一塊地方作為市。市一般位於城的東北部，宮室位於西南部，臨淄是這樣，趙都邯鄲也如此。戰國時，邯鄲由位於西南的王城(俗稱趙王城)和位於東北的“大北城”兩部分組成。王城是王宮的所在地，“大北城”是居民區和商工業中心。為了便於管理和安全，並限製貿易的自由發展，市亦用牆圍起來，四麵設門。圍牆稱“”，門叫“”。市內設肆，由肆長把守。肆是陳列售貨的地方，可能也附設有手工業作坊。還有市廛，是用以儲藏貨物的邸舍。市場上還設有官舍，管理市場的官吏在此發號施令，官舍上往往插有旗幟，以為標誌。這就是先秦城市布局和市場設施的一般狀況。
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的發展以及交通運輸的改進，城市市場上的貨物已多起來了。
《左傳》關於市場上貨物的記載不少。襄公三十年載，鄭國大貴族“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就是賣羊的場所，羊是買賣的貨物。昭公三年載，齊國晏子說：“國之諸市，屨賤踴貴”。“屨”是鞋子，“踴”是假腳。市場上有賣鞋子和刖足之人所用的假腳的。《國語·吳語》載，“市無赤米”，說明市上賣米，惟缺赤米。《詩經》載，“握粟出卜”，拿米去求卜。又載，“抱布貿絲”，市上絲和布相交換。據《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載，有“酤酒者”。
城市市場上還有來自四麵八方遙遠異鄉的各種貨物。
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禾)齒革曾青丹幹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糸去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毛)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這些產自各地的物品，都由商人販運彙集到中原城市，成為市場上貿易的貨物。
這些貨物分為兩大類，一是日常生活用品，如糧食鹽粗麻布之類；二是社會上層，特別是宮廷官吏所用的裝飾品，如珠寶玉石之類。李斯在《諫逐客書》中說：秦始皇所得到的昆侖山的美玉，隨侯的珠、和氏璧，垂掛的光如明月的珍珠，佩帶的太阿寶劍，騎的纖離的駿馬，以及打起的翠鳳羽毛的旗子，設置的靈鼉皮蒙的鼓，這些寶物沒有一件產自秦國，都是來自異國的。北京宮城圖
在城市市場上，從事貿易活動的主角是商人。
春秋時期，商人已是四民之一了。其中，有些是專門從事長途販運貿易的大商人，是所謂“行商”。亦有兼事生產的，戰國時著名大商人猗頓就是從事河東池鹽的生產和販運的。還有一種大商人，所謂“長袖善舞”者，本錢多，不與人爭買賣，而注意把握市場動態，善於抓時機，賤買貴賣，賺取巨額利潤。
在城市市場上列肆販賣的，稱為“坐賈”，多為小商人，如上述賣鞋賣踴者流。
商工業者名列市籍，多聚居在一起，“處商就市井”。據《國語·齊語》，國都中分為二十一鄉，商工居六鄉。
市，早晨開放，晚上關閉。一開門，販夫販婦和所有參加交易的人，蜂擁而上，“側肩爭門而入”，爭先恐後。開市時，萬頭攢動，聲音嘈雜，甚囂塵上。日暮罷市，人們“掉臂而不顧”，市門關閉，停止營業。《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講了這樣一個笑話：
鄭人買鞋前，在家先量好了腳的尺寸，到市場後發現忘記帶了，等回家取來尺寸，“市罷，遂不得履”，說明營業時間有嚴格限製。
君子是不過市的。市又是行刑示眾的地方。
從戰國至隋唐五代，大城市的數目增加了。漢代桓寬在《鹽鐵論·通有》中說：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今河南溫縣和濟遠縣)，韓之滎陽(今屬河南)，齊之臨淄(今山東淄博市東北)，楚之宛陳(今河南南陽、陳州)，鄭之陽翟(今河南潁川)，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另據《史記》、《漢書》等記載，當時有20來個大商貿中心，其中長安、洛陽、臨淄、邯鄲、宛、成都等，尤為有名。10萬人以上的城市有五六個。西漢首都長安周長60多漢裏，比當時西方的羅馬城大3倍以上，有8萬餘戶，25方人口。班固在《兩都賦》中描寫道：建金城之萬難，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城池雄偉，道路寬闊，人煙稠密，貨物豐富，市場繁榮，車水馬龍，熱鬧非凡，秩序井然。
唐代，10萬人以上的城市達10餘個。
而歐洲至16世紀初才出現1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中國大城市的發達與繁榮，標誌著中國古代較早脫離蒙昧落後生活，逐步走向豐富多彩的文明生活。
戰國至五代，大城市的布局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東漢末年起，大城市逐漸南移，西北和中原地區的城市發展相對落後，東南地區的城市比較發達。這一趨勢繼續到古代末期。
但這一時期，城市市場的變化不大，綜合起來，大體有以下一些特征。
市仍由官府設在城中一些特定的區域內。西漢首都長安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都在突門夾橫橋大道兩側，六市在道西，稱西市；三市在道東，叫東市。市區是長方形的，周圍有牆垣。四麵設肆，供商賈出賣貨物之用。四邊各設一門，供交易的人們出入。在市區中建立市樓，上麵樹立旗幟，叫作旗亭。“旗亭五重，俯察百隧。”隧是各列肆中間的人行道。市政官員在五層的旗亭上，可以俯視觀察百隧。居住在市區的商賈必須到市政官府去登記注冊，取得市籍，才可在市場上營業。市場上貨物豐富，排列整齊。街市上車馬擁塞，人流如注，沒有回旋餘地。“商旅聯福，隱隱展展，冠帶交錯”。
市內商工業者必須穿著特殊服飾。
肆店鋪門口懸掛標誌，相當後來的幌子之類。戰國時已有“懸誌甚高”的“酤酒者”。漢代也有此類記載。“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
商人們還編造一些故事甚至神話，作廣告，推銷自己的商品。北魏時，有所謂“擒奸酒”，就屬這類性質的廣告。據說，北魏南青州刺史毛鴻賓帶著劉白墮釀製的名酒鶴觴酒去上任，路上遇著攔路搶劫之人，這些盜賊抱過酒去便喝，一飲就醉了，個個束手被擒。因此，這種酒被命名為“擒奸酒”。劉白墮以此作廣告，進行宣傳，深入人心。連當時的遊俠們都說：“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
南北朝時，商品交易額大的，如田宅、奴婢、大牲畜、木材等買賣，仍要立券。惟券有質券賣券之分。質券可以作為將來取贖的憑證，賣券則不能取贖。買賣驢馬等所立文券是寫在紙上的，而不是用竹木製成的。文券似乎也無固定格式，有時寫得很長。
凡有文券的大買賣要抽收4％的“估稅”，賣方出3％，買方出1％，叫做“輸估”。無文券的小買賣也要值百抽四，叫做“散估”。
貿易時間有限製，市按時開放和關閉。市樓上懸鼓擊之以開市和罷市。南北朝時，北魏首都洛陽，“〔建春門外〕陽渠北有建陽裏，裏有土台，高三丈，……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至唐代，仍如此。“凡市，日中擊鼓三百以會眾，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而散”。
開市前，不許進入，罷市後，不準滯留，違者叫犯夜，要受到法律製裁。所以沒有開市時，有急事也得在外麵等待鼓聲。(鄭子)既行，及裏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沈既濟《任氏傳》)
漢代，沒有夜市，若夜間到市場上去買東西，就會被人認為不正常。
京城夜晚開市，須經皇帝特許。唐神龍年間(705)，京城於正月望日舉行燈會。允許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夜間坊市開門。後曾一度改為正月十七、十八、十九日開坊市門。四川新都縣出土的市集畫像磚
重門夜開……自今已後，每至正月，改取十七、十八、十九日夜，開坊市門，仍永為常式。
(元〔玄〕宗《令正月夜開坊市門詔》，《全唐文》卷三二)
這個製度因時局不靖曾經中止，至五代又恢複。
開平三年(909)正月詔曰：近年以來，風俗未泰，兵革且繁，正月燃燈，廢停已久。今屬創開鴻業，初建洛陽，方在上春，務達陽氣，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開坊市門。一任公私燃燈祈福。
(《舊五代史·梁太祖紀四》)
唐代，有的城市有時似乎已有夜市。
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
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王建《夜看揚州市》）
市門由拿著鞭子和兵器的官員把守。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周禮·地官司徒下》)
“度”(殳)，是一丈二尺長的無刃兵杖。守城的官員一手拿鞭子，一手拿兵器，顯得威風凜凜，其目的是“以威正眾人”，維持市場秩序。
唐和五代時期，都曾實行“入市之稅”，即對入市門的人征稅，開始僅對商賈，而後擴大到所有入市門的人。《舊唐書·崔融傳》載崔融反對這種政策的諫文說：夫關市之稅者，謂及國門、關門者也，惟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
另有資料記載，楊堅於北周末年“入宮輔政”，廢除周宣帝實行的“每人一錢”的“入市之稅”。這是對入市門的人征收的人頭稅，而非對人市的商品征稅。
隋唐時，市內出現了許多肆、店、鋪、行。隋東都洛陽市內有120行、400餘店、3000餘肆。唐都長安東西市內有“220行，四麵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積集”，肆與店都是商店，但稍有差別。肆略似零售商店，店略似批發商店，有時店也可能兼零售。兩者差別不明顯，故常肆店連用。
肆店經營大致有幾種情況：一是出賣某一種商品的肆，如帛肆、鞋肆、衣肆、書肆等，專門出賣帛、鞋、衣、書。二是出賣各種雜貨的“星貨鋪”，因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三是專門收購和寄賣舊物的“寄附鋪”，類似近代的委托店、拍賣行之類。“篋中服玩之物，多托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紗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四是為參加貿易的人提供餐飲的酒肆、茶肆等。大詩人李白少年時就常到酒肆。海貝出土現場
“五陵少年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少年行》)
唐太和九年，李訓事敗，文宗入內，派兵自閣門出，逢人即殺，“〔王〕涯等倉皇步出，至永昌裏茶肆，為禁兵所擒，並其家屬奴婢皆係於獄。”(《舊唐書·王涯傳》)五是為外地商旅儲存與批發貨物及收存撥兌貨款的邸店，櫃坊。唐代各地城市中開設了許多邸店。外國商人，特別是波斯商人經營邸店的不少。
杜子春……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之色可掬，仰天長籲。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君子何歎?”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之疏薄也，……老人曰：“幾緡則豐用?”子春曰：“三五萬則可以活矣。”老人曰：“未也。”更言之十萬，曰：“未也。”乃言百萬，亦曰：“未也。”曰三百萬，乃曰：“可矣。”於是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候子於西市波斯邸，慎無後期。”及時子春往，老人果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李等編《太平廣記》卷十六《杜子春》，引《玄怪續錄》)
隋唐時期，市場上有很多出售同類商品的行。其中有些行隻買賣現成的商品，如馬行、魚行、絲行、絹行等等。有些行，如金銀行、釘行、秤行等等，則是在後麵作坊內加工製造出物品，拿到前麵店鋪出售的。從事各種買賣的店肆，在長期的營業活動中，都有某些共同的利益和要求，於是便產生了一些以行業命名的組織，這就是行。同行之人推選行中財力雄厚、有地位和影響的人為行首或行頭。由行首組織同行從事某種共同的社會活動，尤其是宗教活動，並出麵與官府打交道。行，是商民自己組織起來的，以後逐步成了聯係商民與官府的紐帶。
市內各行業的商人有不同的用語。東晉葛洪《西京雜記》載，長安市人的“市語”有葫蘆語、繅子語、紐語、練語、三摺語等。
漢、唐時期，有身分、有地位的貴族、官吏等上流社會的人士，是不屑與在市場上販賣物品的、身分卑賤、地位低下的小商小販打交道的。需要到市場上買東西時，則派他們的仆役去。
市還是行刑的場所。因為市內人很多，殺一可以儆百，梟首可以示眾，故古代殺人叫“棄市”。
直到清代，市仍是行刑的地方。清末，戊戌變法失敗後，參加變法的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康廣仁等六君子，被清廷殺害的地方，就是北京的菜市口。
城市市場
宋代，中國城市繁榮，10萬人以上的城市多達40餘個，其中有的超過百萬人。北宋首都開封的人口雖無確切數字記載，但從每年消耗漕米900餘萬石概算，人口當在150萬以上。南宋鹹淳年間(1265～1274)，杭州有39萬戶，124萬餘人。《馬可·波羅遊記》稱讚杭州是“世界上最繁盛和最偉大的城市”。而同期的倫敦和巴黎人口均不足10萬，工商業中心的布勒斯特和魯昂，人口均在5萬左右。宋以後，中國兩度由落後的少數民族統治，一度遭受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社會經濟政治發生巨大變動。與此同時，城市幾經滄桑，但總的趨勢還是向前發展的。元代有大商貿中心20來個，明代增至30餘個，清末縣以上大中城市1500個左右。城市繼續向東南沿海沿江地區集中。元代，全國2／3的大商貿中心分布於東南沿海。明代，位於江浙的城市幾占全國城市的1／3。清代，西安、洛陽等內地大城市繼續衰落，沿江沿海城市繼續發展。元明，市場南北擴張，清代，東西發展，川江航線開通後，長江中上遊城市迅速增加。鴉片戰爭後，沿海城市呈現由南向北發展勢頭，上海逐步取代廣州，成為經濟貿易，特別是對外經貿中心，青島、天津、大連等商埠崛起，大體形成了近代城市分布格局。
宋至清代，城市市場由封閉走向半開放，地域和空間上擴展，營業時間延長，有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打破封閉。
宋至清中葉，城市規模擴大，城牆曾一度加固。首都是城牆三重，有的達四重，城牆從土夯變成磚石砌成。
宋都東京(開封)有城牆三道。開封外城周長50餘裏，南北東各5門，西6門，其中南薰門、新鄭門、新宋門、封丘門為四正門。裏城周長20餘裏，東南西北各三道門，正南門叫朱雀門。宮城位於裏城的西北部，周長9裏(一說5裏)，正門宣德門旁又開5門，皆用金釘、紅漆，牆壁都是用磚石砌成的，樓頂覆蓋琉璃瓦，朱欄彩檻，西出西華門，東出東華門。
北京，金代叫中都，是仿照宋都開封改建而成的。中都分為大城、皇城和宮城三道。大城周長約36裏，呈方形，城牆高約4丈，開12門。皇城、宮城在大城之內。元代稱北京為大都，城牆三重。大都外城周長60裏，城門外築甕城，城牆底部寬10步，頂部寬3步。城門上以及兩門中間，都有美麗的建築物，其中的房間，收藏護城士兵用的武器。皇城在大城內南部中央地區，宮城在皇城的東部，東為東華門，西為西華門，北為厚載門，南為崇天門。明代，北京城分為外城、內城、皇城、宮城四重。內城原稱大城，因後增築外城，故稱內城。周長46裏，城牆高3丈6尺，用磚砌成，開9個城門。明政府於嘉靖年間修築外城，欲將整個內城包圍起來，但因財力不足，僅修起了環繞南郊的外城28裏。北京城遂呈凸字形。皇城位於內城裏麵，宮城位於皇城裏麵。
南京是明初的首都。規模宏大，有內、外、宮城三重。裏城門13座，外城門18座，穿城40裏，沿城一轉足有120多裏。城高4至6丈，底部寬4丈餘，頂部寬1至3丈。城牆均以磚石砌成。皇宮在內城裏邊。
首都以外的城鎮也有建築兩道城牆的。如天津，金代為直沽寨，元代為海津鎮，明代為天津衛，清代升為州、府。外部以土牆相圍，周長47裏多，開設12道城門。內城周長約10裏，磚牆，開5個門。
許多地方誌中都有《城池》條目，據光緒《山東通誌·疆域誌·城池》載，宋以後，山東許多城市的城牆都由土牆變成磚石牆。如濟南城，明初，內外砌以磚石。章丘縣，明代以山石修築。鄒平縣，明代“始砌以石”。淄川縣城，明代“始建石城”，等等。
然而，宋代以後，尤其是晚清時期，市區迅速擴大，已非城牆所能包圍，且城牆成為商品流通的人為障礙；新式武器的使用，又大大降低了城牆的防禦功能。因此，有些新興的城市不再建城，有的老城市的城牆被拆毀。如天津城根據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規定，於1902年被強行拆毀。天津外城大部被毀，裏城全部被破壞，其舊址變成大路，亦即現在的東、西、南、北四條馬路。天津城市，從外觀上看，已由封閉變為開放。隨後，上海城牆也被拆除。不過，這是被迫和屈辱的開放。當然，有些城市的城牆仍然存在，有些尚留斷壁殘垣。中國的城市，由封閉走向半開放。
其二，店鋪林立攤點密布。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舊的市場製度已成為貿易的障礙。如唐代長安東市，內有220行，四方珍奇彙集，貨物堆積如山，但仍限製在東西南北各600步的狹小固定範圍內。洛陽豐都市，內有120行、3000餘肆、400餘店，“貨賄山積”，也被固定在方圓僅600步的狹小區域，嚴重阻礙了商品流通。這好像硬讓10歲的孩子穿1歲時的鞋一樣，勉強也穿不上，更走不了路。另外，店鋪太密集，也不安全。唐會昌三年(843)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長安東市失火，燒東市曹門以西12行4000餘家。這種市由官府設立在一個特殊固定狹小範圍內，並圍之以牆，由官吏嚴加看管的製度必須被打破，而且在宋代也確實被打破了。宋代取消市坊製，市場不再像過去那樣由官府設立、被局限在一個特殊區域內，並由官吏嚴格管理了。商人可根據需要自由選擇營業地點，從而市場散布在全城各個角落。
宋都開封，民戶鋪席，坊巷院落，寺廟道觀，縱橫交錯，貿易活動，遍及全城。
杭州也像開封一樣，店鋪林立，“坊巷橋門及隱展去處，俱是鋪席買賣”。明清時期，南京店鋪館樓星羅棋布。
城裏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都是人煙湊集，金粉樓台。城裏一道可，東水關到西水關，足有十裏，便是秦淮河。水滿的時候，畫船簫鼓，晝夜不絕。城裏城外，琳宮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時，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百寺!大街小巷，合共起來，大小酒樓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餘處。不論你走到一個僻巷裏麵，總有一個地方懸著燈籠賣茶，插著時新花朵，烹著上好的雨水。茶社裏坐滿了吃茶的人。(吳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
都城以外的城市，亦到處都是店鋪。乾隆年間，蘇州畫家徐揚繪製的《姑蘇繁華圖》(又名《盛世滋生圖》)上展現出的蘇州城內有市招的店鋪就有230多家，分布於全城。
店鋪名字五花八門。有以店鋪主人姓名命名者，如開封的張家酒店，李家香鋪，曹婆婆肉餅，劉家藥鋪，萬家饅頭。北京的王麻子刀剪，天津的狗不理包子等等。有以店鋪主人所在地和姓名命名的，如錢塘門外宋五嫂魚羹，候潮門顧四笛、貓兒橋魏大刀熟肉，南瓦子宣家台衣等。有以仁義風雅等字義命名的，如北京前門外大柵欄同仁堂藥店，其創始人樂尊育說：“同仁二字，可命為堂名，我愛其公而雅。”有以吉祥字義命名的，如德昌、同順、興隆、永利、利順德、發昌、瑞蚨祥等店鋪名字即如此。
宋以後，店鋪數量增加。如上所述，明清時南京有六七百家酒樓，1000餘家茶社，而宋代開封大酒店(正店)隻有72家。相差甚遠。
店鋪規模顯著擴大。北宋時，開封界身巷的金銀彩帛商店，“屋宇雄壯，門麵廣闊，望之森然”。潘樓東街巷上的“劉家藥鋪，高門森然，正麵七間大屋”。曲院街上的遇仙正店(大酒店)“前有樓子後有台”(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值得注意的是，市麵上出現不少樓房。唐代長安市中的“旗亭五重”即可“俯察百隧”，說明市上沒有什麼高的樓房擋著旗亭上官吏的視線。北宋開封已有幾層高的大酒樓。著名的樊樓，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用飛橋欄檻，明暗相通。南宋時，杭州市麵上的高樓大廈已為數不少。據《馬可·波羅遊記》載，杭州有10個大的方形市場。
這十個方形市場的每一個都被高樓大廈圍繞著，其下層為商店，經營各種製造品，出售各種商品。
關於樓層的高度，記載和估計不一，有的外國資料說是8層或10層樓，有的說是3層至5層樓。
由於西方的旅行家膾炙人口提到杭州的高樓大廈，我們不得不相信那是事實，高樓賦予杭州一種典型都市的外型，因此也增高了人口的密度。”
明清時的南京，據《儒林外史》載，已有幾百座“酒樓”，文學作品中不用慣用的“酒肆”、“酒店”、“酒館”等名詞，而徑稱“酒樓”，可見不少店鋪已是樓房了。清乾隆年間《姑蘇繁華圖》上，畫有一家二層樓、五間門麵的大店鋪，說明在都城以外的城市裏也有商業用樓房的出現。清末，一些大城市，尤其在外國租界內，出現了許多新式高樓大廈的商店和金融機構等，標誌著中國古代城市市場向近代的轉變。
城市大街小巷，不僅有眾多固定的高門大屋的店鋪，而且有為數頗巨的流動攤點。
宋代，開封、杭州的坊巷橋市，有三五人操刀立肉案前賣肉的；有用淺抱桶盛裝、以柳葉間串活魚沿街出賣的；有推車賣糕的；有沿街擺攤出賣瓜果及其他食品的。夏季，這些人在當街立起青布傘來遮陽光，並擺床凳，在上麵堆垛冰塊以降溫。
從一些材料來看，這些攤位可能是固定給個人的，他人不許侵占。
匡太公……忽聽門外一片聲打的響，一個凶神的人趕著他大兒子打了來，說在集上趕集，占了他擺攤子的窩子。匡大又不服氣，紅著眼，向那人亂叫。那人把匡大擔子奪了下來，那些零零碎碎東西，撒了一地，筐子都踢壞了。匡大要拉他見官……太公聽得，忙叫他進來，吩咐道：“快不要如此!……占了他攤子，原是你不是。”
(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七回)
匡大在集市上占了別人的攤位，因而發生衝突，打起架來，他父親竟判他“不是”，說明集市上的攤位是固定的，隨意侵占是不道德的。李嵩《貨郎圖》
明清時期，在城市擺攤賣貨的小商販數量巨大。清末，僅天津攤販就有1萬多戶，每戶有8口人，以此為生者8萬餘人，甚為可觀。這些貨攤分布在馬路街衢邊道上，主要集中在繁華的商業區內。據載，東北馬路攤販121戶，北門西一帶貨攤58家，估衣街一帶攤販200家，北門外樂壺洞兩邊的狹小街道上亦有26家貨攤。這麼多攤點嚴重影響市內交通。如北大關馬路西麵便道寬者1丈，窄者七八尺不等。路窄人稠，攤點一擺，道路堵塞。
該處小攤，多係叫賣估衣以及零星各物，一經圍繞即無餘地。加以針市街、竹竿巷等處車馬行人如織，每與電車相遇，躲避無從，尤為可慮。
北大關、大胡同及圍城馬路等處各種小攤任意侵占便道，再加上各處鋪戶門前所設障簷雨搭，用竿斜支，或將招牌外出，或設風擋牌坊，妨礙行人；或搭蓋窩鋪，或在門前堆積鐵、石、木料、雜物，占用道路，阻斷交通。
既要發展經濟，繁榮市場，又要保持道路暢通，秩序良好，是城市市場管理中的一個難題。辦法是對攤販加以限製和管理。一是限製攤位所在地區。天津巡警總局命令北門外一帶熱鬧地方的20餘家小販，遷移至圍城各馬路一帶空曠地方，設攤安業。但眾小販以種種理由拒不搬遷。二是限製貨攤所占地盤。官府準許小販在北馬路一帶，各就牆根擺占一尺五寸、二尺、二尺五寸、三尺不等的貨攤。三是限製營業時間。天津警察廳曾擬定夜市規則五條。但以上這些都是一時權宜之計，時間一久，小販們仍任意擺設貨攤。於是天津警方又提出修建百貨售賣場，命令攤販一律移入的方案，因遭到天津商務總會的反對而作罷。商人中亦有提出在北馬路北海樓內創辦勸工場，並特辟出二層及三層樓上，專門為招集小販之用。此計劃亦未見諸實行。
中國城市中成千上萬的小攤販，取締不了，驅逐不掉，集中不起來，其原因是多方麵的。
第一，擺小攤售賣零星貨物者，均係貧民作小本生意，冀獲蠅頭小利，以養家糊口。像天津這樣一個城市，竟有萬餘個售貨小攤，養活著將近10萬人口，若將其取消，這些人立斷生路，必致小販遊閑，貧商枵腹，父母號寒，妻子啼饑，甚或強者鋌而走險，變成盜賊，弱者淪為乞丐，釀成社會不安定。
第二，“小攤亦商之支脈”(天津商會語)，且能起到大商號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沿街小攤，亦代銷商貨之一端也。……況零星貨物若皆必設鋪，是亦難事，其財力之不足無論矣，且小攤之貨皆由大號而來，卻非大號所能兼售，蓋其間又有二焉，禁止小攤是直為大商閉一銷路也。
小攤是大的商號店鋪在地域上的向外擴張，正如樓房是店鋪在空間上向上擴展一樣。且活躍在許多夜市和曉市上的，主要是小攤販，這又可視作大的店鋪、商號在營業時間上的延長。小攤和店鋪共同組成完整的城市市場，缺一不可，這大概亦是中國古代城市市場的一個特色吧。
其三，繁華的商業區。
由於交通條件、貨物來源、消費水平、習慣等差別，在城市中自然形成了一些繁華商業區。
據《東京夢華錄》等記載，北宋首都東京(開封)有以下幾個商業區。
東華門外商業區東華門外市井最盛，蓋禁中買賣在此。凡飲食時新花果，魚蝦龜蟹，鶉兔脯臘，金玉珍玩衣著，無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數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隨索目下便有之。其歲時果瓜蔬茹新上市，並茄瓠(戶)之類新出，每對可值三五十千，諸閣分爭以貴價取之。
禦街大內前南去商業區這裏有魚行、果子行、金銀珠子鋪、漆器什物鋪、花果鋪以及飯店、酒店、茶館等。位於該區的遇仙正店是開封有名的大酒店。
東角樓街巷商業區位於皇城東南角，“最是耍鬧鋪席”，是極繁華的商業區。有鷹店、珍珠、疋帛、香藥鋪席等。這裏的界身巷是金銀彩帛交易場所，貿易十分活躍，貿易額很大，每一交易，動即千萬。另外亦有酒店、飯店以及出賣小商品、小食品之類的早市和夜市。還有瓦棚之類建築，其中象柵最大，可容數千人，有說書、唱戲、賣藥、賣卦、賣剪紙、喝故衣的，熱鬧非凡，使人終日流連忘返。
潘樓東街巷商業區潘樓東去十字街，叫做土市子，又叫竹竿市，再往東十字大街，分布著茶坊、酒店、食品店、羹店、藥鋪、妓院、廟宇。且有馬行、雞兒巷、鵪幾市。其中劉家藥鋪為開封著名大藥鋪。鄭家油餅店，設20餘爐烙餅。馬行街“人煙浩鬧”，這裏亦有早市和夜市。
相國寺商業區相國寺“萬姓交易”。大三門上全是出賣飛禽貓犬之類的。珍禽奇獸，無所不有。第二、三門售雜貨。庭中設鋪，賣蒲席、屏幃、鞍轡、弓劍、水果、臘脯之類。佛殿附近，賣王道人蜜餞、趙文秀筆、潘穀墨。兩邊走廊皆諸寺師姑賣刺繡品、花朵、珠翠、襆(孚)頭、帽子之類。殿後資聖門前，皆書籍、工藝品、圖畫以及諸路離職官員帶來的土特產、香藥等。後廊有卜肆，全是賣卦的。還有賣秘方的。
杭州最繁華的商業區是禦街附近。貫穿杭州南北的禦街，長27裏多，兩邊店鋪林立，這裏有最豪華的商店，最大的飯店，以及最時尚的茶肆。
杭州城內，據《馬可·波羅遊記》載，還有10個大的方形市場。市場的每一邊長半英裏，它的前麵是大街，寬40步，成直線形，連接城兩端，路上有許多較低的橋梁。市場彼此相距各4英裏，市場的對麵，有一條大運河，與大街平行，近岸處有許多石頭建築的大貨棧，這是為貯存來自全國各地及印度等外國進口貨物使用的。市場的位置十分便利。
市場上貨物非常豐富，出賣各種肉、魚、蔬菜、水果和酒以及其他商品。
和方形市場相連的街道為數甚多。有許多妓女、醫生、星相家聚居在方形市場附近，並到杭州各地去活動。每一方形市場的對麵有政府機關，裏麵住有管理市場的官吏。大群的人為著各種職業，時常在市場上來來往往。每到開市之日，市場上到處是商人，他們用車和船運來各種貨物，鋪滿地上，而且這些商品很快銷售一空。
元代，北京積水潭東麵的鍾鼓樓地區是繁華的商業區。這裏有緞子市、帽子市、珠子市、羊角巾、鐵器市，米市、麵市、鵝鴨市等。許多進口的貨物也在這裏出售。明代北京的商業區發生了一些變化。原來的鍾鼓樓地區商業區，由於通惠河失修，積水潭淤積、縮小以及京城南移等原因，已不如昔日繁榮。而正陽門外一帶，則由於從南方運河上來的船隻和從廣安門來的車馬的集中而成了北京的一個商貿中心。正陽門大街以東有果子市、鮮魚口、瓜子店，以西有珠寶市、糧食店、煤市街等；東四牌樓附近有豬市大街、小羊市、禮士胡同(驢市胡同)；西四牌樓附近有馬市大街、羊市大街、粉子胡同等。清代前三門(正陽、崇文、宣武)，尤其是正陽門外一帶商業最為繁榮。正陽門外大街一帶，店鋪林立，許多有名的店堂鋪設在這裏。
明清時，據《儒林外史》描寫，南京的聚寶門、南門、虎邱路等處都是繁華的商業區，聚寶門貨物不計其數。清代前門大街
這聚寶門，當年說，每月進來有百牛千豬萬擔糧；到這時候，何止一千頭牛，一萬頭豬，糧食更無其數。
那南門熱鬧轟轟，真是車如遊龍，馬如流水!
(虎邱路一帶)隻見一路賣的腐乳、席子、耍貨，還有那四時的花卉，極其熱鬧，也有賣酒飯的，也有賣點心的。
首都以外，許多城市裏都有自然形成的商業區。如蘇州，商賈多聚於西城。金〔門〕、閶“門”一帶，比戶貿易，自吳閻到楓橋，列肆20裏，四方商人成群結隊到這裏購辦貨物。這裏是蘇州貿易中心。
邊遠的城市也有繁華的商業區。如地處西北的銀川城東西大街市肆稠密，百貨俱集，是該城最為繁華的商業區。
宋以後，城市市場的位置有很大變化，以都城為例，以前，市場一般設於宮室的北部，而宋以後，一些繁華的商業區往往出現在宮城的東西南三麵，尤其是南麵。宋都開封，皇城東南角一帶(東角樓街巷)是最繁華的商業區。明清時的北京，宮城南麵的前三門地區，尤其前門一帶成為最熱鬧的商業區。市場位置的變遷是由各種原因促成的。如北京商貿中心從鍾鼓樓一帶移至前門外大街，除了受自然、交通因素影響外，還受政治等因素的影響。清代旗人居住內城，為了到外城買貨，川流不息出入前三門，當時士子常出入宣武門，商人常出入崇文門，官員多出人正陽門。這些也都促使前三門商業繁榮。
其四，各具特色的專業市場。
城市中，同類和性質相近的店鋪相對集中在一起，形成了許多專業性市場。北宋開封馬行街鋪席絕大多數都是出賣食品的，可稱為“食品街”。
馬行北去……至門約十餘裏……處處擁門，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飲食。……北食則樓前李四家，段家火鹿爐物，石逢巴子；南食則寺橋金家，九由子周家；最為屈指。(《東京夢華錄·馬行街鋪席》)馬行街北是醫藥鋪比較集中的地區，可稱“醫藥街”，其中有口腔、小兒、產科醫藥等。
杜金鉤家，曹家獨勝允，山水李家口齒咽喉藥，石魚兒班防禦，銀孩兒棲郎中家醫小兒，大鞋任家產科。其餘香藥鋪席……不欲遍記。(《東京夢華錄·馬行街北諸醫鋪》)
還有許多小商品市場。如在潘樓下，麗景門外，朱雀門內外，相國寺東廊外等處的鼓扇市場，就是這類性質的。
杭州也有同類商品集中在一處貿易，從而形成專業市場的，如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街，兩行多是金銀鹽鈔引交易；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叫做珠子市，是珠寶集中交易的地方。杭州所需為數甚巨的大米，從外地運來後，首先彙集在米市橋、黑橋，那裏“俱是米行”，然後再賣給全城各米鋪。壩北修義坊，名叫“肉市”，巷內兩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宰數百口豬，供給城內外諸麵店、分茶店，酒店等。杭州所食的魚鯗，產於溫台、四明等郡。先集中到城南渾水閘，然後分發給城內外一二百家鯗鋪。杭州有“東菜、西水、南柴、北米”的諺語，說明菜、水、柴、米等農副產品先分別集中於東、西、南、北門市場，然後銷售給全市居民。上述有些是批發市場，有些是零售市場。
北京也有許多專業市場。
花市明清時期，豐台區黃土崗就設有所謂“白貨場”，專門出售白色的玉蘭、茉莉等花卉。北京市花農集中在豐台十八村。北京的花廠子多集中在隆福寺、護國寺及崇文門一帶。崇文門處有花市大街，分兩部分。西花市是鮮花市，花紅葉綠，香氣襲人，姹紫嫣紅，爭奇鬥豔。東花市是“假花市”，出賣人們以各種原料(彩紙、彩絹、通草)製成的假花。這些花栩栩如生，巧奪天工，馳譽國內外。
果子市位於前門外珠市口東大街路北的第二條胡同內，由南向北直到大江胡同，市兩側有40餘家經營水果的店鋪。每年3月至11月營業最為繁忙，果子市內車水馬龍，摩肩接踵。裝載瓜果的大小車輛，挑擔和馱筐牲口排滿了果子市及其附近的小蔣家胡同、布巷子等，喧鬧之聲，甚囂塵上。西瓜上市時，來自北京西北地區運西瓜的車輛、牲口，挑擔的人群，從正陽門一直排到果子市北口，進北口，出南口，絡繹不絕。
糧市北京的糧店遍布大街小巷。來自北京附近房山、大興等地的糧食運到廣渠門、朝陽門等處，來自西北、東北和山西、河南等地的糧食，到京後存放在西直門和廣安門外糧棧。經批發市場分售給全市各糧店。批發市場集中在關廂鬥局、珠市口、教子胡同等處。
文物市場清末，經營文物業的同類鋪戶逐漸集中在琉璃廠這條街上，形成古玩街、玉器街、繡花街，以賣金石陶瓷、古今字畫為主的“古玩街”。
其五，日益發展的城外市鎮。
宋以後，郊區貿易市場有顯著發展。北宋時期，有些城市狹小，居民多住城外。往來於城內外做生意。
〔元七年〕宿州，自唐以來，羅城狹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餘年，人戶安堵，不以城小為病。兼諸處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謂之草市者甚眾。(蘇軾《東坡全集》卷三十五《乞罷宿州修城狀》)王麻子刀剪鋪
京城門外草市百姓……多是城裏居民逐利去來。(張禮《遊城南記》)
南宋時期，杭州城郊日益繁榮，屋宇連接，不減城中。沿錢塘江的南郊和運河兩岸的北郊區，形成了15個市鎮。
杭州有縣者九，獨錢塘、仁和附郭，名曰赤縣，而赤縣所管鎮市者一十有五……今諸鎮市，蓋因南渡以來，杭為行都二百餘年，戶口蕃盛，商賈買賣者十倍於昔，往來輻湊，非他郡比也。(吳自牧《夢粱錄》卷十三《兩赤縣市鎮》)
元代，北京近郊居民人數眾多，有許多旅館和市鎮。據《馬可·波羅遊記》載，北京城近郊範圍廣大，居民人數超過城內。近郊距城約三四裏之內的地方，建有許多旅館，供國內外的商人居住和使用。附近還有許多市鎮，這裏的居民常到北京城內買賣貨物。
清代，開封周圍出現了不少市集。如近郊的西關牛馬市、南門雜糧市、宋門棉花市、曹門花線市，遠郊的埽頭集、薄酒店集、杜家寨集等，都是貨物集散中心。天津城外貿易更超過城內。據統計，道光時，天津城內外共有街巷500條，其中，城內街巷114條，約占23％。在9裏13步的天津城內，分布著114條縱橫的街巷，亦稱繁盛，但與城外相比則大為遜色。城外街巷密度明顯大於城裏，僅北門外就有街巷162條，超過了城內。且著名的北門外大街、針市街、估衣街、鍋店街、歸賈胡同、金店胡同、侯家後等商業街。坐落在這裏，形成“津門外第一繁華區”。天津城東北角為南北運河與海河交彙處、交通便利，又有近百條街巷(98條)，商貿亦很繁榮。東門外有近50條街巷，海河亙其中，運米鹽的船舶聚集於此，一派繁忙景象。北門外大街東側與東門外的宮南、宮北大街彙成一片，房屋林立，相連數裏，成為天津繁華商貿中心。西北角為運河糧船北上的必經之地，夏秋間帆檣雲集，貿易活躍。
近郊之外，尚有15個集鎮，其中北倉、葛沽、大沽、楊柳青等已是萬人大鎮。
再向外，則是330餘個附郭的農村。
市場由城內向城外擴展，促進了城郊市場的繁榮。市鎮的出現，以及與市鎮和城郊密切聯係的農村商品貿易的活躍，增大了城市市場的容量。小的市鎮可以發展成為大的城市，大城市又會派生出衛星市鎮，這就是城市發展的曆史進程。
其六，熱鬧的夜市和曉市。
宋以後，貿易市場在空間上擴大的同時，貿易時間也延長了。貿易時間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嚴格限製，從宋初開始，弛夜禁，正式開放夜市，可以營業至三更。
太祖乾德三年四月十三日，詔開封府，令京城夜市自三更以來，不得禁止。(《宋會要輯稿，食貨》)從此以後，出現了許多熱鬧的夜市和曉市。
北宋時，開封著名的夜市有以下幾個：
州橋夜市。出朱雀門直至龍津橋，自州橋南去，當街賣水飯、鼇肉、幹脯及各種各樣的食品。每夜營業直至三更。
潘樓東街巷“夜市尤盛”。潘樓東舊曹門街，北山子茶坊，內有仙洞仙橋，仕女往往夜間到這裏遊玩並吃茶。
馬行街夜市燈火輝煌。天下苦蚊子叮咬，開封惟獨馬行街無蚊子。馬行街是都城夜市酒樓極繁盛之地。蚊子惡油，馬行街人物嘈雜，燈光照天，每晚至四更停止，故蚊子絕跡。上元五夜，馬行街南北幾十裏，道路兩邊是藥肆，多國醫，鹹巨富，聲伎非常，燒燈尤壯觀。因此詩人多描寫馬行街燈火。
馬行街北去夜市，街道上車馬闐塞，行人擁擠，停不住腳。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複開張，如中心區域熱鬧地方，通曉不絕。
一般邊沿和僻靜地區，夜市亦賣餅、豬雜碎、魚蟹以及水果、團子、湯之類，直到三更，還有提壺賣茶者，因為都城的公私人員，夜深才歸。杭州北關夜市
每逢正月十五、十六元宵節，八月十五中秋節，觀燈賞月，歌舞百戲，夜市更加繁盛。
曉市。每日交五更，諸寺院行者打鐵牌子，或敲木魚，分赴各個地段，挨門報曉。入市之人聽到這種聲音就起床。各門橋市井已開。瓠羹店門口，坐一小兒，叫“饒骨頭”。間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點燈燭賣酒。每份不過二十文錢。並且賣粥飯、點心，有時也賣洗麵水，煎點湯茶藥，直到天明。殺豬羊作坊，每人擔挑及用車子推豬羊上市，百十人一起。果木、紙畫集於朱雀門外及州橋西果子行出賣。麵粉用布袋盛裝，用太平車或騾馬馱著，從城門魚貫而入，至天明絡繹不絕。禦街州橋至南內前，賣藥和飲食者，吟叫百端。
皇城東南角潘樓酒店下，每日自五更開始，買賣衣物書畫，珍珠玉器等。至平明，賣羊頭、肚肺，赤百腰子、鵪鶉、斑鳩、鴿子、兔子等野味，以及螃蟹、蛤蜊等各種水產品。然後廚師上市，買賣作料等。
十字街上，每天五更點燈交易，買賣衣物、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即散，叫作“鬼市子”。
杭州也有夜市和早市。其貿易活動，晝夜不絕。杭州夜市所賣者多為飲食、香茶異湯、海鮮、肉食、麵食、水果之類。有的麵食店及食麵店通宵買賣，交曉不絕，公私營幹，夜食於此。茶館生意興隆，三更以後，仍有提瓶賣茶者。冬天，還有擔架子賣茶至深夜的。大街有夜市賣卦人，有叫“時運來時，買田莊，娶老婆”的賣卦者，還有叫“桃花三月放”賣卦的。嚴冬大雪天氣，夜市仍照常。
杭州報曉的鍾聲來自諸山寺觀。每日交四更，各庵舍行者頭陀到指定的地方，打鐵板或敲木魚兒，沿街報曉。若晴，則叫“天色晴明”，或報“大參”，或報“四參”，或說“後殿坐”；若陰，則叫“天色陰晦”；若下雨，則叫“雨”。天天如此，風雨霜雪無阻。店鋪主人聞鍾聲而起，開始賣早點、營業。早市所賣者，多為飲食，如煎白腸、糕粥、羊血粉羹、五味肉粥，以及燒餅、蒸餅之類。還有蔬菜、海鮮品、酒醋、果子等。和寧門外紅權子，早市買賣最盛。宮廷派人到此收購“飲食珍昧”，“奇細蔬菜”，給宮娥下飯。夏初茄瓜剛下來，每對值十餘貫，達官們爭著購買，不問價錢貴賤。府宅貴家也常到這裏的早市購買酒席菜肴。早市買賣物品甚多，不欲遍記。
元代，北京曾一度禁止夜間活動，夜市當然也隨之取消。據《馬可·波羅遊記》載，北京中央有一個很高的建築物，上懸一口大鍾，每夜按時敲打，在第三次鍾聲之後，無論何人不得在街上行走。遇有緊急事情，如婦女生孩子，男人有病，可以外出，但必須提燈籠。
但這隻是暫時逆轉，後來，夜市和早市又恢複，且盛況空前。
明清時，南京晚間燈光明亮。
到晚來，兩邊酒樓上明角燈，每條街上足有數千盞，照耀如同白日，走路人並不帶燈籠。(吳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
南京每天有許多賣鮮魚的早市。玄武湖內72隻打魚船，打出的魚，供南京城每天早市出賣。南京還有許多賣花的早市，五色鮮豔，映照市中。
清末，北京亦有夜市和曉市。其中有的夜市和曉市是在鬧市。北京的果子市，每逢瓜果桃梨大量上市時，晝夜不斷收貨，通宵達旦營業。有的是在比較僻靜的地方。德勝門曉市即是如此。一年四季，不分春夏秋冬，每天日出之前，這裏的貨攤就擺好了，城裏做生意的人，亦聚集到這裏，提著燈籠看貨，交易開始。買賣的舊貨，上至文物古玩、金銀首飾、舊書古畫、木器雜項，下至破衣、舊鞋、碎銅爛鐵，應有盡有。這裏有一個茶館，是古玩玉器等商人與打鼓小販交易的場所。交易方式是明看貨，暗議價，討價還價采用袖裏拉手方式。有時，買主看到某種貨物時問：“亮的開，亮不開?”意即這貨來路明不明。因為可能有來路不明的“俏貨”。所以這裏的曉市又叫“鬼市”。曉市上，買賣舊貨的人摩肩接踵，熱鬧非凡。
北京崇文門外及宣武門外，亦有曉市。
每日晨雞初唱時，設攤者輒林立，名小市，……又名黑市，以其不燃燈燭，憑暗中摸索也。物既合購者之意，可隨意酬值。其物真者少，贗者多，優者少，劣者多，雖雲貿易，實作偽耳。好小利者往往趨就之，稍不經意，率為偽物，所得不償所失也。且也有以數百錢而得貂裘，以數十金而得惡衣者，則以穿窬之輩夜盜夜售，賣者買者，均未詳審其物也。後由有司禁之，遂絕。(徐珂：《清稗類鈔，農商類》)
城市裏，早晚還有沿街叫賣的。北京街頭每天早晨都有許多小販，或挑擔，或提籃，沿街叫賣玉蘭花，茉莉花；晚上叫賣晚香玉，夜來香，滿城飄香，美化了城市生活。
清代，夜市已非常普遍。夜市多是小販在馬路街衢旁擺設攤點，影響市內交通，所以，清末民初，天津擬出整頓路政四條辦法，規定夜市時限，為晚六點至十一點半鍾止。曉市亦很多。
〔天津〕估衣街口一帶，向有曉市，每日早晨黎明起至十點鍾以前止，均是肩擔擺攤販賣幹鮮糖豆零物等小民，貿易謀生，曆經年久，貧民是賴……專恃此等曉市養生者為數不少。(《天津商會檔案彙編》)
“向有曉市”、“專恃此等曉市養生者為數不少”，以及規定夜市時間，均說明曉市和夜市已不是偶發的，而是普遍現象，已成為“日市”的延長和必要的補充。城市市場的貿易時間，早已不是“日中為市”，也不隻是日市，而是由日市、夜市和曉市組成的了。
不僅大城市，而且鄉鎮亦有曉市。嘉善縣斜塘鎮，“旭日滿晴川，翩翩賈家船，千金呈百貨，跬步塞齊肩。布褐解市語，童鳥識偽錢，參差魚網集，華屋競烹鮮”。
關市與邊貿
關市，泛指設立在交通要道的集市。漢代以後，專指由官府管理，設在西部和北部邊境，與那裏的少數民族進行定期貿易的市場。漢代關市，位於邊關附近，周圍有籬垣、塹溝，並設有關市令等市吏管理，派專人把守市門。市場定期開放，市易之日，雙方將貨物、牲畜集中到市場，先由漢政府官吏與少數民族頭領議定物價，然後開始貿易，故又稱“會市”、“交市”、“互市”，因稱北方少數民族為“胡”、“蕃”，故又稱“胡市”、“蕃市”。經官府允準，私商領取憑證，亦可參加貿易。西北地區是我們偉大祖國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北少數民族與中原地區的貿易源遠流長。漢代張騫通西域，開辟絲綢之路，設關市，漢族與少數民族間的貿易呈現出繁榮景象。漢魏主要與匈奴、烏桓(烏丸)、鮮卑等西北少數民族貿易。輸出的貨物大多是絲織品，輸入的則為各族的土特產品。
夫中國一端之縵，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損敵國之用。是以騾驢駁駝銜尾入塞，驛暖騵馬盡為我畜，鼠召狐貉采旃文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成為國之寶。是則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也。異物內流則國用饒，利不外泄則民用給矣。(桓寬《鹽鐵論·力耕》)
漢政府對於兵器、鐵器等物品嚴加管製，不許參加交易，以防少數民族頭領利用這些東西作武器，侵犯其邊境。
關市貿易規模有時頗大。據《後漢書·南匈奴傳》載，元和元年(84)，北單於複願與吏人合市，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漢王大人前去歡迎，所在郡縣設宮邸款待。但南單於遣輕騎，出上郡，劫掠牛馬，驅還入塞，破壞了這次交易。又據《三國誌》卷三十，公元222年，比能率部落大人小孩，代郡烏丸修武盧等3000餘騎，驅牛馬7萬餘口到關市貿易。
關市是獨特的。關市設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開市，都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是服從於政治目的。關市是不平靜的，往往伴有政治軍事行動。有時，少數民族首領出兵劫掠貨物。上述南單於掠牛馬之事，是一例。另據《後漢書·烏桓鮮卑傳》載，順帝陽嘉四年(135)冬，烏桓侵犯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漢出兵擊退烏桓。有時，漢朝將領利用關市貿易的機會，設圈套擒殺少數民族頭領。據《三國誌·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載，建安十八年(213)，梁習·統屬冀州，鮮卑頭領育延率其部落5000餘騎到梁習處，要求互市。梁習暗想，若不答應，恐怕育延怨恨；若答應他帶人馬到州城下，又恐他借機搶掠，於是乃允許育延往一座空城中交市。然後，梁率軍前往。市上交易正在進行時，漢官吏把育延領來的一個胡人綁了起來。育延酌人馬皆大驚，上馬彎弓，把梁習重重包圍起來。市上的官民都惶恐不知所措。梁習乃從容不迫地呼喚市吏，問他為什麼將胡人綁起來。市吏說，因為胡人侵犯他人。梁習乃派人叫來育延，責備說：你的人自己犯法，官吏沒有侵犯你，你為何使諸騎驚駭呢?於是把育延斬首。他所部的人都嚇破了膽，不敢動。
由於關市貿易有利於中原地區與沿邊地區，漢族與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化交流，有利於生產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故在中華民族長期曆史發展中，關市有時雖被迫關閉，官方邊貿中斷，但民間貿易仍存在，且隨後關市又恢複，邊貿仍繼續。兩晉南北朝時期，國家分裂，中原地區商業衰敗，中原與西北少數民族貿易陷入低潮，但並未完全斷絕。
隋唐時，與邊境突厥、吐穀渾、回紇等少數民族的貿易往來，再度繁榮。
與突厥互市。據《舊唐書·劉文靜傳附趙文恰傳》載，唐武德二年(619)，與突厥“蕃市牛馬，以資國用”。
與吐穀渾互市。據《舊唐書·王忠嗣傳》載，開元天寶間，朔方節度使王忠嗣每當互市寸，就高估馬價，利誘少數民族前來貿易。各少數民族聽到這個消息後，競相來關市賣馬。凡來者，王忠嗣即買下，作為漢軍戰馬。
與回紇互市。《舊唐書·回紇傳》載，回紇屢遣使與唐互市，以馬交換繒帛等，每匹馬可換40匹綢。回紇往往一次趕來幾萬匹馬。唐朝為購買馬匹需支付大量絲綢，且買馬過多，亦沒有什麼用處，感到苦惱。有時唐政府限製購馬數量。例如大曆八年(773)十一月，回紇派赤心趕馬1萬匹來唐出賣，唐代宗隻批準買6000匹。
隋唐與西北少數民族的貿易主要仍是絲綢與馬牛貿易。唐初曾一度廢棄金銀綾絹等物不得參與關市貿易，不許出邊關的禁令，但開元時，又重嚴關令，禁止錦、綾、羅、轂、綢綿、絹絲、布、犛牛尾、珍珠、金、銀、鐵等與少數民族貿易和輸出邊關以外。
宋與5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關係。宋與西北地區的黨項、回紇等少數民族的貿易頻繁。雙方貿易仍采取互市等方式。宋以茶和絲綢等物品交換少數民族的馬匹及其他土特產品。西北少數民族的貨物沒有什麼變化，仍是馬等畜產，而宋朝的貨物結構則有較大變化，從唐朝開始參與邊貿的茶葉，這時成了主要的貿易商品。這種茶馬貿易在北方遊牧民族——蒙古貴族建立的元朝，一度衰落，明朝又得以恢複，並進一步發展，明政府在西北的蘭州、寧夏等地建立馬市，作為雙方貿易場所。清代，由於茶葉產量增加及對於馬匹需要的增長，茶馬貿易更加興盛。
宮市
宮市有兩種。
王宮或皇宮中設立的市肆，叫宮市。春秋時，齊桓公宮中有七市。東漢靈帝、南齊東昏侯、唐中宗都在宮中設市。
清代，圓明園內設市，有商店。
一日，上〔乾隆皇帝〕攜公主遊買賣街。買賣街者，設於圓明園福海之東，大小商店莫不具備，且有攜小筐售瓜子者，肆主人皆內監。上步行周衢間，顧以為樂，茶館有嘩笑聲，飯肆有高呼點肴聲，上至前不避也。時售估衣者，有大紅呢夾衣一領，公主悅之，適和〔〕入直，上因語公主曰：“可索之於汝丈人。”和亟以二十八金買而進之。(徐珂《清稗類鈔·農商類》)
圓明園是皇帝公主遊玩之處，實與宮殿相同，且在園中做買賣者，皆內監，故這裏的商店市場，可視為宮市。
唐德宗貞元間，宮廷差遣太監到京都廛肆買賣貨物，亦叫作宮市。宦官不持文牒，口含敕命，並派數百人在長安東市和西市以及位於熱鬧地方的店肆，察看人們所賣物品，看中之後，便口稱自己是宮中之人，賣者即拱手把貨物付與他們，真偽不複可辨，無人敢問他們的來曆，更不敢與他們爭論，討價還價。名為宮市，實是公開掠奪，鬧得市麵不安，人心惶惶。下麵引兩則關於宮市的記載，以窺其一斑。
貞元以後，京都多中官市物於廛肆，謂之宮市。不持文牒，口含敕命，皆以監估不中用衣服，絹帛雜紅紫之物，倍高其估，尺寸裂以酬價。市之經商，皆匿名深居，陳列廛閘，惟粗弱苦窳。市後又強驅於禁中，傾車乘，馨輦驢，已而酬以丈尺帛絹，少不甘，毆致血流者。中人之出，雖沽漿賣餅之家，無不徹業塞門，以伺其去。蒼頭女奴，輕車名馬，惴惴衢巷，得免捕為幸。(《唐會要》卷八六)
著名詩人白居易在《賣炭翁》一詩中生動描寫了宮市的掠奪性。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
滿麵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
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
牛困人饑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
手把文書口稱敕，回車叱牛牽向北。
一車炭，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
半匹紅紗一丈綾，係向牛頭充炭直。
宦者依勢壓價強買民物，有時也激起農民的反抗。
貞元末，以宦者為使，抑買人物……常有農夫，以驢負柴至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才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唐會要》卷八六)
此事發生後，朝廷雖罷免了這個宦官，賜給農夫絹十匹，但仍不聽諫官禦史們的勸告，繼續實行宮市。到唐肅宗即位，才明令禁止宮市。
此外，還有官府向民間購物的“官市”，漢及三國時魏和吳國設立的買賣軍用物資的“軍市”，漢代在獄中設立的“獄市”，等等，不及備述。
至於廟會、貨會、集會等特殊的市場，放到民間集市貿易中敘述。
民間貿易貨物
古人雲：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所謂“民”，是對官而言的，包括士、農、工、商在內。但絕大多數是農民和手工業者。而“貨”，包括奢侈品和生產生活必需品。古代早期，奢侈品貿易發達，“奇怪時來，珍異物聚”，但這些珍寶是由大商人販運到城市，賣給達官貴人享用的。糧、鹽、布、鐵、畜，特別是糧食，始終是古代民間貿易的主要貨物，唐宋以後，尤其是明清，更如此。
明清市鎮墟集上，“眾物雜陳”，“諸貨悉備”。而糧、鹽、布、鐵、畜是主要貨物。整個貿易是以糧食為基礎進行的。
其一，賣糧交納稅銀。
明代青州之民，“以糧易錢，以錢易銀”，納稅於官府。古田縣地瘠民貧，歲收米製曲，“易銀完糧”。
其二，以糧易布帛、衣被鞋帽。
清康熙時，黎城縣農民“以粟易衣”。乾隆時，大同“棉布亦以粟易”。五六鬥、乃至八九鬥穀值一匹布。
五台縣農民擔穀走數十裏，“始易金錢，貿布絮焉”。
安定縣農戶，“每歲出數石粟，始成一件衣”。
中衛縣“布帛所需，俱以粟易”。
興平縣“衣被冠屨，皆取給於外省，而賣穀以易之”。
其三，以粟易鹽魚。
清代，饒平縣石溪頭埠，“海外漁鹽，小舟裝運至此，三饒之民以粟易之，逐日市。”
定遠小民，以米穀“兌鹽而食”。
其四，以糧易器具。
清代，河南盧氏縣，“家居器用，徒資粟易，賒諸坐商”。
廣豐縣鄉民每遇一、四、七圩期，聚集於五都圩，用米麥貿易竹木器物等。
河間縣城常集5處，四鄉大集7處，小集27處，都是米麥農具貿易，不雜他貨。穀紋陶罐
儀封縣市集12處，粟布鋤犁貿易，互通有無。
其五，婚喪嫁祭等應酬費用，亦需賣糧米籌集。
乾隆《武威縣誌》記載，鄉民“一切婚嫁喪祭應酬，惟資糧米糶賣以濟用”。宣化地區農戶有婚喪之事，亦藉賣糧。石泉縣農村“慶吊人情之需，俗向取給於包穀所喂之豬”。
種植經濟作物的農民和工匠出賣自己的產品，購買糧食等物品。
無錫農家以紡織為重要副業，春天農家戶戶紡織，“以布易米麵而食”。秋季，一遇雨天，機杼聲又遍村落，“抱布貿米以食矣”。嘉定縣農民種棉織布，“貿易錢米，以資食用。”寶山縣農民，紡棉織布，“抱布易銀……而買食米。”樂亭縣農民，農閑時，“女紡於家，男織於穴，遂為本業。故以易粟，實窮民口之一助。”
“半借木棉，易米為活。”這是臨邑縣的情況。欒城縣最著名的物產是棉花，一到棉花下來時，“晉豫商賈雲集。民竭終歲之力，售其佳者以易粟，而自衣其餘。”
賣煙易米。瑞金山多地少，所產之穀不足供一邑之食，“藉賣煙以易米”。
迄今尚缺乏古代早中期貿易貨物量值的係統資料。對於古代晚期主要商品的量和值，有人作了估計，並提出了古代市場結構的基本模式。
鴉片戰爭前(清道光年間)，國產糧食商品量245億斤，商品值163333萬兩，占4214％；棉花商品量2555萬擔，商品值12775萬兩，占33％；棉布商品量315177萬匹，商品值94553萬兩，占2439％；絲商品量71萬擔，商品值12023萬兩，占31％；絲織品商品量49萬擔，商品值1455萬兩，占375％；茶商品量2605萬擔，商品值31861萬兩，占822％；鹽商品量322億斤，商品值58529萬兩，占151％，以上合計，商品值387624萬兩，為100％。調整後，以上國產商品流通額及所占比重如下：糧食138833萬兩，占3971％；棉花10859萬兩，占311％；棉布94553萬兩，占2704％；絲1022萬兩，占292％；絲織品1455萬兩，占416％；茶27082萬兩，占775％；鹽53529萬兩，占1531％，以上合計為100％。再加入進出口因素，即棉花商品值10859萬兩加入淨進口棉花值3025萬兩為13884萬兩；絲商品值1022萬；兩減去其淨出口值2252萬兩為7968萬兩；茶商品值27082萬兩減去其淨出口值11261萬兩為15821萬兩。這些商品之間的流通和交換大體是，糧農主要出售糧食，換取布和鹽；棉絲茶等經濟作物的生產者，則要換取布、鹽和部分糧食。圖示如下：
鴉片戰爭前主要商品的交換
單位：萬兩
從上可以看出，80％以上的交換是在Ⅰ類與Ⅱ類之間，首先是糧與布，其次是糧與鹽的交換。實質上是農民小生產者之間的交換，亦即民伺貿易。結論是，鴉片戰爭前，我國市場結構的基本模式是以糧食為基礎，以布和鹽為主要對象的小生產者之間交換的模式。
對此需略加說明和補充：
第一，糧食是民間貿易的基礎，這在整個古代，大都如此。
第二，僅次於糧食的布，是指棉布。棉花的種植和棉布生產的發展，是在宋元以後，主要是明清。在此以前，鹽是僅次於糧的貿易貨物。“十口之家，十人食鹽”。人人要吃鹽，但鹽不是一般人家和所有地方都能生產的，故貿易量很大。古代許多大商人都是經營鹽起家的。曆代政府都把鹽稅收人作為重要財源，許多朝代還實行鹽的官營，與商人爭利。所有這些都說明鹽在古代貿易中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到清代，棉布才代替鹽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工業品。
第三，這裏沒有列鐵及其製品的貿易量、商品值。其原因是到1913年，全國鋼鐵銷售量，包括洋鋼鐵，才約540萬擔。全按土鐵價格計不過880萬兩，其量值較小。鴉片戰爭前，更小。從計量的要求，該書這樣做，是很自然的。但鐵在生產和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視的。《管子·海王》中說：一個婦女必須有一針一刀才能做活，農夫必須有犁鋤才能耕種，修造車輛的工匠必須有斧、鋸、錐、鑿等工具才能工作。而鐵和鐵器也不是一般人家和所有地方都能生產的，必須以農產品，主要是糧食去交換。孟子和許子的門徒在辯論中公認，一個人不可能既耕田又做鐵器等，必須“以粟易之”。漢代出現許多大冶鐵商人，許多朝代設立鐵官，對鐵實行官專賣。明清市集上，鐵器與糧布等同為大宗，也說明鐵器是民間貿易重要商品。
第四，這裏也沒有包括牲畜。但牲畜在農業生產、運輸、貿易和社會生活中都居於重要地位。中國古代農業生產主要動力是牲畜，以牛為主，騾馬驢等為輔。豬羊牛肉等又是重要食品。皮毛是服裝和鞋帽原料。因此，牲畜及其製品的貿易早就發達。史書對此多有記載。弦高販牛於周，是眾所周知的故事。漢政府與西北少數民族的貿易，主要是絲綢與牲畜交易。匈奴的騾、馬、驢、駱駝等大牲畜“銜尾入塞”。直至清代，中原地區與西北少數民族的貿易中，茶馬交易和絹馬交易，始終很活躍。許多大城市乃至京師，都有牲畜交易市場。魏晉南北朝，洛陽有三大市，城東的馬市是其中之一。唐都長安亦有馬市和羊市。宋都開封的馬行街熱鬧非凡。明清，北京有騾馬市、馬市、羊市、豬市，天津有馬市、驢市，蘇州有豬市等。鄉鎮集市上，牲畜貿易更為普遍。鄭板橋詩雲：“驢騾馬牛羊，彙集斯為集。”其貿易量頗為可觀。據有人估算，清乾隆至道光年間，山東全省每年牲畜交易量約在26～28萬頭之間。由牙紀征收交納的牛驢稅，占山東地方政府征收的五項雜稅的15％左右。經紀人也是首先出現在牲畜交易中，可見牲畜貿易曆史悠久。
通觀各種貨物的地位和作用，似可把中國古代民間貿易概括為以糧易鹽、布、鐵、畜的小生產者之間的貿易。糧、鹽、布、鐵、畜是民間主要貿易貨物。
趕集
唐宋以後，尤其明清，趕集與趕會成了民間貿易的主要形式。清代有的地方誌解釋說：“集也者，聚也，聚東西南北人於一方，以所有易所無，猶市也，故曰市集。”鄉民到鄉鎮市集買賣東西，俗稱為趕集，又稱趕場、趁墟等。趕會則是借趕廟會和某種民間集會的機會買賣貨物，貿遷有無。趕集和趕會都是民間貿易活動，但略有差異，故分別敘述。
集期
趕集有一定日期，這就是集期。各地集期不同。有“聚散無常”、“不以集拘”、“隨處隨時”的不定期集市；有規定一個大致時間(如夏秋農作物收獲以後)，任民隨便貿易的半定期市；有一月一集、半月一集、十二日一集、十日一集、三五日一集和“間日而集”的定期集市；有“日日集”、“每日集”的常市。不同集期，大體反映出各地不同的經濟貿易水平：不定期、半定期集市最低，定期者次之，常市最高。但情況是錯綜複雜的。有的地區在定期集市之外，又有廟會、貨會之類較大規模集市，作為補充；有的集市上，定期市和常市並存，“每日一小集，三日一大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條件較好的不定期集市變成定期集市，定期集市開市日期增加，有的變成常市，趕集一定要按集期，否則就是“趕背集”，無所收獲。有的集市“蕭疏異常，俗雲半日集”，這是古代“日中為市”原始集市的遺風。有的貿易比較發達地區的集市，延續到次日，仍有買賣。據清道光《辰豁縣誌》：“邑中圩場，每值場期，遠近商販搬運糧食衣布牲畜雜物；俱於日中輳集該處交易，謂之趕場。其場分較大者，於場期次日，尚有買賣，謂之趕冷場。”鄉民趕集都是早去晚歸，不在集市上過夜，故絕少夜市。在交易繁忙時期，農民晨雞未啼就起來趕集，牙紀張燈於路上收購物品，形成許多早市。這與城市市場大不相同。
趕集路上
趕集需走一定路程。由於地理位置、交通以及社會經濟曆史條件的差異，各地的集鎮分布是不平衡的。因而趕集所走的路程遠近不一。
一般說來，趕集者當日能夠往返。
有些集市較密集的地區，半日即可往返。據《山東通誌》有關資料計算，清末山東絕大多數州縣鎮集的平均交易腹地麵積為幾十平方公裏，交易半徑為幾公裏，趕集者半日即可返回。詳見下表。縣名廣
(公裏)給
(公裏)麵積約計
(平方公裏)鎮市集平均交易
腹地麵積
(平方公裏)堂邑25328001266清平35113853642單縣404016006266菏澤45522506335魚台5535192523032曲阜25379251277商河3540140081270樂陵3242134442251萊蕪5565357530119臨邑20275401536說明：表列各縣麵積采取縱乘廣公式計算，但絕大多數都非規則的長方形或正方形，因而比實際麵積大。交易腹地麵積也比實際麵積大。鎮集間的距離不同，各縣鎮集的交易腹地麵積也不同，為了比較起見，計算出了平均交易腹地麵積。
浙江嘉興府市鎮密集，趕集的農民半天亦可往返。市鎮距離如果以縣城為中心向四周延伸來計算，嘉興縣為44裏，秀水縣為30裏，嘉善縣為21裏，平湖縣為323裏，桐鄉縣為20裏，崇德縣為19裏，海鹽縣為333裏，各縣平均為285裏，即是說在方圓約30裏距離內分布著一個市鎮。這樣的距離約半天(約3小時)時間就可以往返。
有些交通不便，集市稀少地區，趕集需三四日才可往返。如河南嵩縣，清乾隆時已有32所市集，但“尚有遠趨數十裏外”趕集者。乾隆三十年(1765)以前，汝河鎮由於“四圍重山”，向無市，居民“鹽米農器易於縣，往返三四日”，由於“妨農功”，乾隆三十年秋始立市。
趕集者運送貨物入市集的方式多種多樣。
有挑擔背負貨物於途者。福州西數十畝桔園，每秋熟後，紅實星懸，綠陰雲3護。“提筐擔笤”而來運桔人市集者，謳歌盈路。河南嵩縣汝河上下山豁數十裏內，民率“擔負柴炭，入市交易”。南方花農，一大清早各將其所種花果，“肩挑筐負而出，坌集於場。先有販兒以及花樹店人擇其佳種，鬻之以求善價。餘則花園子人自擔於城，半皆遺紅剩綠，即板橋所謂‘如何濫賤從人賣，十字街頭論擔挑’，是也。”擔挑貨物趕集者，都是貧民。如宗廣鼎《廣陵迎春歌》所說：“雞豕魚蝦滿巷陌，市橋夜煮白羊香。酒庫春吹萬饔碧，擔薪擔菜皆貧兒。”
中國運輸貨物的工具，一般是“南船北馬”。
北方農民多“車載牛馱”糧食、蔬菜、瓜果、柴草等趕集。也有用小推車運送貨物到遠方趕集的。山東菏澤農民推小車到北京賣花就頗為典型。中國很早就栽培牡丹。謝靈運言“永嘉水際竹間多牡丹”。宋以後，菏澤成為牡丹種植中心。秋分後，花農將牡丹從地裏起出來，推小車到各地趕集，有的花農將60棵牡丹裝成一包，一車裝四五包，幾百斤重，經1000多裏地，推到北京集市上出售。貯貝器
南方水鄉，另有一番風光。那裏的鄉民搖船運載貨物趕集。植桑養蠶地區，當桑葉下來時，采桑葉的客船雲集市鎮附近，“每日暮如烏鴉野鶩，爭逐而來，頃刻四塞。”“采葉船封滿河港。”四五月間，“鄉人貨絲船排比而泊”。廣州五羊門南岸有“花渡頭”。花販每日分載素馨至城，從此上舟，因名。許多鄉鎮市集，“舟楫往來如織，百貨聚焉”。
市場交易
趕集的人到來時，平靜的鄉鎮墟集頓時熱鬧起來了。“廛市山村，宛如都會。”
讓我們分別考察糧食、棉花、棉布、絲綢、牲畜及農具集市的貿易。
糧食交易全國各地都有糧食市場。絕大多數糧食是由鄉民運到集市上來的。也有一部分是小販販運到集市上的。湖南巴陵縣“販子”肩挑步擔，人城販運穀米。衡山縣“米販”肩挑背負，自鄉村運糧至集市交易，早去晚歸。柳州有“米碼頭”，係米販?白船之所，朝夕供應糧米。山西苛嵐的集市上“間有一二小販”以貨粟相易。長辛店市集上，三分之一的糧食是“竄條子”運來的。所謂“竄條子”就是倒運糧食的小販兒。這些人本小利薄，趕著毛驢，馱上兩三條口袋(裝糧要用口袋，每一口袋叫“一條”)，把糧食買來，裝進口袋裏，又賣給別人，倒進他人的口袋，這樣把糧食在口袋裏來回“倒騰”，被人稱為“竄條子”。
糧食貿易一般是在糧行裏進行的。所謂糧行就是糴糶糧食之所，或代客買賣糧食的場所。紹興府上虞縣“米行各鎮俱有”。牙行多領有“司帖”，叫官牙。有的市鎮上“官牙七十二”，為數頗多。“外鄉人擔負而至，米行人以筐笤盛之，為其準穀銀，以資其升鬥。”長辛店的糧行俗稱“鬥份兒”，也稱“鬥局子”、“鬥行”，糧食買賣，除門市自銷外，都得由他們“作價過鬥”。鬥局設備簡單，隻有幾個笸籮，一副鋪板，幾隻量鬥。每逢集日，各自設攤經營，促成糧食交易，收取傭金。鬥局的負責人叫帖主，對上承包鬥稅，由政府發給龍帖；對下指揮全體人員工作。作價員叫“成盤的”，為買賣雙方牽線搭橋，驗質作價。這些人一般都能說會道，對糧食有一定鑒別能力，買賣雙方都信得過，作出價來雙方基本能接受。作價方法有兩種。一種叫明盤，把價格向雙方唱明，如有異議，成盤的從中打圓盤，來往說合，直到雙方滿意為止。說定後將口袋掩好，行話叫“蓋了”，即別人不得再看了；買主開個飛子(就是在白條上注明品種、袋數)，作為臨時憑證。然後由腳行扛肩的倒在笸籮裏，由執鬥的過數，把準數給買主填在飛子上，賣方把糧食送到糧店對數驗收才能算賬。賣一次糧須經幾道手續。第二種作價方法是暗語、暗號，即拉手。成盤的把手伸到對方袖口裏，用手指代替說話，由大拇指、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表示一、二、三、四、五，五個指頭彎曲是六，大拇指和食指、中指相捏是七，大拇指、食指叉開是八，食指勾回是九。“十”叫整數，“百”叫大數。用口說“撓”“捏”“卡”“勾”，代表六、七、八、九。明盤在零售中使用，暗語在大宗交易中或價格波動較大時才使用。過鬥的負責過分量，糧食交易，用鬥不用秤。計量單位是鬥、升、合(音葛)。十進位，十合為升，十升為鬥，十鬥為石。集市上隻用鬥，不用升合。遇有零頭時，由執鬥人估算後，經買賣雙方點頭同意。記賬的，又稱會計，根據執鬥的報賬，記上買糧戶，以便集罷斂鬥錢，並負責零星交易收款。鬥行裏還有另一種人即腳行(又稱扛肩的)，他們同鬥行關係密切，但經濟獨立，並設有頭目，鬥行有事就跟著於，沒活兒就呆著。當糧食成交後，他們就扛著糧食往笸籮裏倒。每石收若幹錢。他們壟斷成交後的糧食搬運。
有的糧食交易不在糧行裏進行。如湖北江夏縣金口鎮，“米船到岸，向不投行，即在河下擺棹，聽民零糴，最為利便”。四川樂至縣“貧戶負販斤鹽，博取米薪，交出於其塗”。陝西(今周至)縣米粟等物，“多土著之民自行販賣”。不到糧行，不經牙紀之手。
有的地方糧食交易在行內外同時進行。如南京郊區農民，碾米以入市，或到聚寶門外米行出賣，“或泊米船河下，不入行。行人徑與量概，升鬥最準，曰河斛。”
糧食是生活必需品，糧價受豐歉影響，波動極大。貴賤相差千百倍，故糧市上多囤積居奇者，投機倒把者。據《史記》載，秦漢之際，宣曲任氏就是囤積糧食暴富的。在秦敗時，“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戰爭，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明清，糧食囤積和投機之風仍很盛。在許多地方的糧食貿易中，都可以看到這類活動。如河南嵩縣葛寨等處，“市多囤商。民重載而入，恒輕齎以歸。”四川新津縣，“商賈或列肆居奇，或糶糴運賣，貿遷有無，日中為市。”山西太原地區，“歲一不登，市儈販夫藉此居奇”，民到糧鋪購買升鬥，“各鋪價又甚之。在四鄉藏貯之家，又皆待價而沽”。壽陽縣米穀價格“昂貴不止，皆因關南商賈日夜奔走，叢集其地，厚資囤積，以致米粟價高不能四達”。河南祥符縣糧市上，“有糴賤而販貴者，謂之熬價。有左買而右賣者，謂之倒堆。又有窮兒窶婦，持帚旁伺，得其狼戾之粒者，謂之掃雜子”。察豐歉，知貴賤，通有無，賤買貴賣，這是商人在糧食貿易中贏利的訣竅。當然，也有“良賈”。江西桐城縣，多“糶貴征賤”的“良賈”。據清鹹豐《當湖外誌》載：康熙戊子，自春至夏，陰雨不止，“米價翔踴”。邑令定價一兩四錢，“而積米者多不售。令又發名刺及帑金向富戶道意，無一應者；獨有陶姓毅然收銀，糶百餘石，又載百餘石至城中，用官價官升自賣，人稱頌之。”
糧食貿易中，由於奸商搗亂，買賣雙方時有糾紛。據直隸永平商務分會試辦章程，永屬所出米豆不敷食用，須有糧行大商從口外關東轉運糧米接濟。惟道路遙遠，往返費時，凡存有米糧之家，“向來先行隨市買賣，米到隨時收交。”但奸商出而壟斷，每當青黃不接時，若米價稍漲，賣米者往往以轉運困難，遲不運到；米價偶落，買米者又以銷路不廣為理由，拒而不收。買賣雙方多有糾葛。為製止這種事情發生，商務分會議定章程，限於某日到期即行錢米兌交，且須有殷實鋪商出條擔保，如故意轉運不到，至期未交，責其按現價償還，倘因河水漲發或道途泥濘至期不到，米價錢文必須照行出息，以免買空賣空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