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醫學
中國醫藥衛生的起源
我們偉大的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國之一。據現代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研究，遠在170～270萬年前，在我國境內已有了人類居住，並創造著中華民族自己的文明。中華民族在自己的生產、生活實踐中，為人類文明、文化、科學技術、醫藥衛生做出了許許多多優秀的貢獻。中國醫藥學在其發生、發展過程中，無論是醫療技術、疾病認識，還是診斷技術、藥物知識，都曾走在人類醫藥學發展的前列，有些方麵曾為人類保健做出過傑出的貢獻。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中國傳統醫學由於種種內外因素失去了自己現代化的機遇，然而，卻未因此而如其他民族的傳統醫學那樣衰落消失。在20世紀初期現代醫學突飛猛進之際，中國傳統醫學在險遭被政府取締之逆境中，在被否定和全麵批判中，不但沒有衰落，沒有被消滅，反而以頑強的生命力，沿著自己的道路在緩慢地發展著，在廣大人民的懇切信賴中，不斷探索發展新途徑而前進著。中國傳統醫學之研究，不但有著偉大的曆史意義，更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它的理論，它的醫療經驗，在近幾十年研究中所取得成果的驗證下，已經遠遠為世界許多國家的醫學家、科學家所重視、所注目。他們紛紛與中國學者攜手研討，共同為繼承發揚中國傳統醫學以豐富人類衛生保健做出新的貢獻。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醫學內容極其豐富多彩，古典醫藥文獻之富，有效醫療技術之多，理論之獨具特點等等，尚沒有一個國家或民族能與之相比。所有這一切，讀者不禁要連連問許多個為什麼?那麼就讓中國傳統醫學發生、發展的文明史來向大家做出曆史的客觀的回答。現在就請大家耐心地從中國醫藥衛生的起源上讀起。為什麼要求耐心，這是因為醫藥衛生的起源，往往涉及一些比較枯燥的曆史資料，或是若幹傳說故事、神話之類的追述。隻要有耐心，便一定會隨著介紹而入勝、而產生濃厚的興趣。也隻有如此，才會對中國傳統醫藥衛生的起源有一個新的比較正確的了解和認識。
根據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的地下發掘發現和研究證明，遠在170～270萬年前，在我國雲南元謀縣就有了元謀猿人生活；在70多萬年前，在我國陝西藍田縣已有了藍田猿人生活；在50萬年前，在我國北京房山縣周口店已有北京猿人生活。他們都是我國最早的人類。為什麼叫做猿人呢?這是因為這些猿人化石經過人類學家研究，他們的頭腦等既有猿類的特征，同時又具備了人類的特征，他們已由猿類向人類進化，所以人類學家稱他們為猿人。猿類進化到猿人，經過了若幹個百萬年之久。猿人已能從事一些簡單的勞動，創造生產價值，特別是火的利用，由生食而過渡到熟食，加速了腦的發育和消化係統的進化。如此又經曆了漫長時期，古猿人進化到了“古人”。此前為舊石器時代的早期，此期則為舊石器時代之中期，約為我國曆史上的二三十萬年前。我國進入舊石器晚期，也就是“古人”進化到“新人”的時期，距今約四五萬年，如廣西的“柳江人”，四川的“資陽人”，內蒙古的“河套人”，北京房山周口店的“山頂洞人”。在這整個舊石器時代，人們隻知運用自然的石塊，或隻會打製粗糙的石器為工具，從事狩獵等生產勞動。早期依靠采集自然界植物的果實、種子、根莖為食，《墨子·辭過》“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正是這一時期的生動寫照。較晚期由於原始人群利用和製造石棒、石矛等簡陋生產工具，開闊了食物來源，進入漁獵時期，動物性食物增多。數萬年、數十萬年、乃至數百萬年經驗的積累，在自覺、不自覺的無數次重複實踐中，一些植物的根、莖、葉、果，動物的肉、血、內髒等在人體的作用反應，就會逐漸被認識。例如何物可以止痛，何物食之令人吐瀉，何物能給人帶來眩暈和不適等等。這些經驗自然而然地被一代一代地傳遞下來，這種十分樸素的經驗積累，應該說是我國最早的醫藥知識的萌芽。
還在六七千年前，在中國大地上，幾乎處處有人群居住，例如仰韶文化、半坡村文化時期，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已經創造了比較進步的漁獵工具，不但有魚叉和石槍，而且發明了魚網。在狩獵方麵，最有意義的是已經發明了弓和箭。恩格斯說：“弓、弦、箭已經是很複雜的工具，發明這些工具需要有長期積累的經驗和較發達的智力。”弓箭用於狩獵，從而大大豐富了食物來源，改變著人們的生產、生活條件。獵取動物特別是野獸，又給人們帶來了外傷和傷殘，從而給外傷治療提出了要求。治療外傷之醫療技術可能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發生、發展的。砭石、木刺、石針、骨針，已有考古發現，或可用之於醫療。
新石器時代在我國遼闊的土地上已有大量文化遺址發現，其分布猶如星羅棋布，除上述河南澠池仰韶村之“仰韶文化”(約前5000～前3000)，陝西西安的“半坡村文化”外，如甘肅和政半山與青海民和馬丁的“半山一馬丁文化”，山東汶河兩岸的“大汶口文化”(前2500年前後)，山東曆城縣龍山鎮的“龍山文化”(約前2800～前2300)等等，都是頗具代表性的氏族社會遺存。“仰韶文化”屬母係氏族社會，“大汶口文化”早期屬母係氏族社會，晚期則屬父係氏族社會，“龍山文化’’已屬父係氏族社會。我國新石器時代先民所創造的生產、生活工具等等和居處房舍建築，均較舊石器時代有了很大的進步。下麵讓我們結合考古發現與先秦及秦漢有關文獻所追記的傳說或研究論點，論述我國醫藥衛生的發生和萌芽之狀況。
有了人類就有了人類的醫療保健活動。遠在“北京人”時期，由於外界環境惡劣，人們的生命和健康受到疾病、外傷的嚴重威脅，據40多個個體的統計，“北京人”約有13人隻活到14歲左右。《呂氏春秋》記載有：“昔太古嚐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有父，無親戚兄弟夫妻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蓄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廓險阻之備。”這段描述是對我國原始社會早期先民群居野處，尚未創造出文明文化的一個比較係統的論述，當然也還談不到醫療經驗的積累和醫藥知識的總結。
語言的產生與醫藥衛生人類語言是伴隨著勞動生產和生活中需要傳遞經驗和組織社會生產而創造出來的，恩格斯說；“勞動的發達必須幫助各個社會成員更緊密地結合起來……這些在形成中的人已經到了彼此間有什麼東西非說不可的地步了。”有聲語言幫助人們發展自己的思維，交流個體之間的感受，組織人群間的捕獵等生產勞動，傳遞人群間生產勞動中所積累的經驗，包括醫療救護經驗等。因此，語言的產生，對於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經驗的積累等，都有著巨大的作用。
火的發明應用與衛生另一個偉大的發明，就是自然火的使用，特別是發明取火的方法，為人類文明文化的進步做出了更為巨大的貢獻。所以恩格斯作了這樣的比喻；火的發明和應用和對人類文化的作用，比數千年後發明的蒸汽機的作用還要大。我國考古學發掘證明，生長在我國土地上的中國猿人，無論是50萬年前的“北京猿人”，還是70萬年前的“藍田猿人”，或是170萬年前至270萬年前的“元謀猿人”，都已經有了用火的經驗。盡管這些用火還處於采取天然火種的階段，但他們已知保留火種的方法。我們的祖先，大約到了“山頂洞人”時期，已創造出人工取火的方法，這更是一項巨大的創造發明。火的使用，無論是自然火的使用，還是人工取火的使用，可以使人們熟食、取暖和改善潮濕的生活居處條件。熟食縮短了食物的消化過程，從而減少了許多消化道和其他疾病，提高了飲食衛生條件，促進了人腦的發育。火的使用在禦寒取暖和改變潮濕居處等有利於人們身體健康的作用更是易於理解的。火的使用還幫助人們改變了獲取生活資料的方法，改變了人類自身的生理結構，提高了人類對自然界的占有程度，從而改變了人類社會的整個麵貌。不要說火的使用在遠古人們生產、生活中的價值，即使今天，又有哪一個人的生活可以無火而自處呢?
火的使用，在我國古代文獻上關於燧人氏鑽木取火的記載是很多的，正是這一曆史階段的生動刻劃。譬如：《禮含文嘉》所敘述的“燧人氏始能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無腹疾，有異於禽獸”；《韓非子》更記載有“上古之世，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惡臭，而傷腸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白虎通·號》中的“鑽木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燧人氏相當於我國原始社會從利用自然火進步到人工取火的時代。結合我國考古發現之“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山頂洞人”，都有用火的灰燼層發現，聯係這些文獻記載，可知中華民族是使用火以改善自己的生理衛生最早的民族之一，他們創造的文明文化居於人類前列也非偶然。因為火的使用，特別是人工取火的方法和使用，在中華民族的保健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它是我們中華民族第一次掌握了自然現象，並用以為自身的生存生活和衛生保健服務。中華民族發明了用火，可以禦寒，防止凍傷和因嚴寒而引起的疾病；可以防獸以減少野獸的傷害；可以照明以減少黑暗之生活和眼疾；尤其是改變茹毛飲血之生食為熟食，一方麵減少了腸胃疾病，同時又擴大了食物之範圍，改善了飲食衛生；“最重要的還是肉類食物對於腦髓的影響，腦髓因此更完善地發展起來。”由此可知火的使用對於促進中華民族衛生保健的萌芽是何等重要。
房舍建築與醫藥衛生《韓非子》曾對遠古的居處衛生起源作過論述，它說：“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枸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禮記·禮運》也有“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的論述。《墨子·辭過》還作了“古之民，未知為宮室，就陵阜而居，穴而處”的記述。有巢氏相當我國曆史上原始社會早期，尚未創造房舍之時。營窟以避嚴寒和野獸之襲擊，枸木為巢則能防酷暑和群害。盡管營窟和枸巢之居處條件仍然是非常原始的，但比單純的穴處野居卻有了極大的進步。因為，我國原始人群已通過勞動設計而改善了自己的居處條件，使自己的居處衛生和防止野獸傷害有了最初的保證。以有巢氏為代表的先民所做的這些創造，雖然他們未必認識到這一點，但實際上已經創造了中華民族最早的居處衛生條件。隨著社會的進步，中華民族的居處衛生也得到了不斷的改善。《周易·係辭》：“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墨子·辭過》更進一步指出：“為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
在這漫長的歲月裏，中華民族在營窟枸巢的基礎上，創造性學會了築土架木，建造半地穴式的圓形、方形小屋或長方形大屋，又經過改進而成為完全的地上建築。考古發掘也證實了這一發展過程。例如河姆渡文化遺址，發現7000多年前幹欄式木結構建築中，已有榫卯構件，最長木屋達23米多。半坡村文化遺址所見的房屋建築，也給予我們很大的啟示。半坡村遺址反映的人群居處，已可見到圓形或方形的房屋建築，每一房舍均有門，室內中間有生火之爐灶，眾多房舍周圍還有防止野獸襲擊的深溝，並且在圍溝(相當於後世的村牆城池)之內，房舍之側有埋喪幼兒的陶罐和成人的墓地。所有這些，不但反映了我國在六七千年前房屋建築方麵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同時也可看出由於築房屋、設壕溝，使先民們避風雨、防蟲獸，從而大大增強了適應大自然生活的能力。特別是埋喪製度，無疑促進了預防疾病流傳的效果。
服飾與醫藥衛生衣服，對人們保健衛生有著重要價值。我國古代文獻對原始人創造服飾前後的狀況曾有過生動的描述：“古初之民，卉服蔽體，時多陰雨，乃木茹皮，以禦風霜，綯發閨骨，以去靈雨，命之曰衣皮之民。”又說：“太古之時，未有布帛，人食禽獸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白虎通德論·號》：“古之時……能覆前而不能覆其後，臥之法法，起之籲籲，饑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韋。”並歸之為伏羲氏創始。所有這些說明，在人類脫離了猿類之後，由於勞動、意識、語言和思維活動，使人類生活和追求的目標日趨進步，在衣著上產生了原始的文明，人們由裸體而進為半裸體，即所謂“知蔽前未知蔽後”的衣著狀況。山頂洞人遺址發現有紡輪和一端帶孔的骨針，顯然是縫製獸皮為衣的工具。在我國許多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都曾發現有紡輪，這是當時已能用植物纖維紡線縫製衣服的確鑿證據。如在仰韶遺址發現有石紡車、骨針，在西安半坡村遺址發現有陶紡輪。一些出土的陶器上有布紋飾，是當時已可編織結網的有力證據。原始人從赤裸露體無有衣服的生活，發展到獸皮、樹皮為衣，乃至後來創造發明了紡線、編織、縫紉，後又有夏衣冬服，這是人類衛生保健的又一次飛躍進步。既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條件，減少了疾病，而且大大增加了人們適應自然界寒暑風雨變化的抵抗能力。
以上是對原始社會及我先民在語言、用火以及衣、食、住等方麵，為我中華民族早期的衛生保健所做的卓越創造的一些簡要說明。
關於藥物知識的起源藥物的使用由不自覺到自覺經曆了一個十分漫長的曆史時期。有關藥物起源的討論也已有著十分悠久的曆史。《帝王世紀》的作者、晉代針灸學家皇甫謐曾作過這樣的論述：“伏羲氏……乃嚐味百藥而製九針，以拯夭枉焉。”又說：“(黃)帝使岐伯，嚐味草木，典主醫藥。”《淮南子·修務訓》作了中國藥物起源的傳統論述，寫道：“神農……嚐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這一論點為許多學者所引用和發揮。《史記補三皇本紀》認為：“神農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嚐百草，始有醫藥。”《史記通鑒》也說：“神農嚐百草，始有醫藥、”又如《通鑒外記》也指出：“氏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嚐一日而遇七十毒。”這些有趣的論述，作者距今雖隻2000年左右，然而其內容卻是數千年乃至萬年人們口耳相傳的曆史故事，盡管其中不無神話色彩，但確實是我國原始社會早期及其以後人們在尋求食物過程中逐漸認識某些藥物作用的生動描述。按照我國曆史進程，伏羲氏反映了我國原始社會的漁獵畜牧時期的早期；神農氏反映了我國原始社會晚期農業出現的時期，約距今六七千年的時期。無論是漁獵時期的肉食，還是農耕時期的素食，或是更古的采集野生食物，都要有千千萬萬個人每天進行著數次，乃至無數次飲食的實踐。所謂“饑即求食，飽即棄餘”。哪些植物之種子、根塊、枝葉莖幹可食或有毒，哪些動物之肌膚皮肉、內髒血髓可食或有毒，哪些湖河山泉之水等可食或有毒,這種先民必須不斷實踐的經驗積累，是完全可以想象而相信的。可食者即逐漸用以充饑和營養。有毒者則逐漸地認識積累著毒性反應的情況：能使人眩暈，能使人嘔吐，能使人泄瀉，能使人汗出，甚而不止，能使人尿利……等等。這些毒性反應，也可視之為原始藥性的感性認識，積累多了，重複出現多了，就會日益由不自覺的經驗積累向著自覺的總結認識過渡，雖然這種過渡是十分漫長的，但這種過渡是不可缺少的。偶然中毒使腹脹、胸悶等病症減輕或消失，人們逐漸認識了物質毒性與藥性之間的聯係，這正是藥物起源的曆史真實。這樣的實踐經驗多了，藥物即從而得到豐富。
關於針灸療法的起源針灸起源有人以為早於藥物，這一結論可能是一種主觀的想象推斷，很難有確切的依據。針或灸的醫療方法，都需要借助醫療工具，且需刺灸人身的一定部位，應該說較難於藥物知識的積累。針刺工具之發展，大體上有這樣一個過程，即砭石、堿、箴、、針。如此，則其質之發展改進似由砭石而石針、竹針木刺、骨針、青銅針、鐵針、金銀針……等。砭石在遠古不單用於刺病，而且更多用於外科化膿性感染的切開放膿的可能性更大些。晉代郭璞在注解《山海經·東山經》之箴石時說：“可以為砥針，治癰腫者。”清代郝懿行《山海經箋疏》認為“砥當為砭字之誤”。《南史·王儈儒傳》引注，可以為砭針是也。《說文解字》注：“砭，以石刺病也。”可見，砭石在遠古的用處，一是治化膿性感染的膿腫，一是以石刺病可能包括有針刺穴位的針灸療法在內。要確切分清幾乎是不可能解決的難題。現在讓我們簡要引用先賢關於這一問題的有關論述，以為分析研究的依據。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前550)，載有“美疢不如惡石”，東漢經學家服虔在《春秋左氏傳解誼》中注釋：“石，砭石也。”《山海經·東山經》記有：“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箴石已如前述。《素問·異法方宜論》敘述疾病的區域性時講過：“故東方之域，……其病多為癰瘍，其治宜砭石。”唐代王冰作注時指出：“砭石，謂以石為針也。”《漢書·藝文誌》有“用度箴石湯火所施”一句，唐代顏師古作注曰：“石，謂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則有砭，今其術絕矣。”現代學者大多認為砭石為針之母體，所以我們在此較多地論述了許多名家對砭石的觀點。如果針來源於砭石是正確的，那麼討論針灸之起源自然必須弄清砭石之原始用途，我們認為針源於砭石的觀點是正確的，針灸起源於砭石應該是有道理的，這不但從文獻記載找出了不少依據，在發掘的原始社會、新石器遺址中有不少砭石存在，數十年前民間之磁砭等原始醫療方法在若幹地區仍然應用也是一個有力的佐證。我國考古發掘，原始社會的砭石、石針、骨針、青銅針等越來越多，許多形狀也大體相似，給討論針灸的起源增添了珍貴的資料。至於傳統的觀點，如《路史》所述“伏羲氏……乃嚐味百藥，而製九針”，很明顯，製九針當晚於製針，更晚於砭石之打製和應用。如果伏羲製九針的曆史故事有其一定的真實性，那麼伏羲時代約相當原始社會的山頂洞人時期，砭石之用於外科、針灸當有數萬年的曆史。
針灸療法除針刺療法外，還有灸療法。灸的起源也很有趣，不過從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中均未能得到較確切證據，因而人們的研究隻能出於一種推論。譬如：人們認為現代用艾絨做成艾炷或艾條，點燃以烘烤或燒灼熏人體一定之穴位，用以治療人們的某種疾病。即用火、艾火治病，為考其最早起源，便想到了原始人用火、人工取火的方法，將燒熱的卵石貼身以驅寒，並把熱卵石貼身某一部位對人體某種不適更有效的經驗。此類經驗的不斷自覺積累，灸療法即從中慢慢誕生。這種推論未必完全符合曆史實際，但不無一定的科學道理。《素問·異法方宜論》在論述灸法的來源時有這樣一段話，即：“北方者，……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故灸者，亦從北方來。”2000多年前醫學家之這一認識其根據不得而知，即使沒有文獻資料，至少有口耳相傳的曆史故事、民間傳說之類的記事作依據。因此，《內經》中的這段記述，確是我們現代人討論灸療法起源的一個重要依據及珍貴的史料。把人們的分析推論，同《內經》僅有的有關論述結合起來考慮，灸法始於原始人鑽燧取火之後，人們取火用火領域不斷擴大之際，恐怕不會有很大的偏差。
關於外治法和按摩導引的起源原始社會人們的生活、生產水平低下，條件極差。為了生存，人與野獸的搏鬥，氏族部落之間的爭奪搏鬥，是經常要發生的。由於格鬥，外傷之類的疾患比較多見。由於生活於潮濕環境，甚至無衣服和房舍，所以風濕性疾病、關節之風寒濕痹等，是原始社會人們的常見病。對於如此環境的如此生活給人們造成的病害，先民既有一定的認識，也有抵禦和預防的思想和措施。譬如：關於居處等保健衛生措施已如前述，這裏僅引述《呂氏春秋·古樂》關於原始人歌舞的論述：“昔陶唐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這一論述給人以十分真切科學的感受，它真實地描述了遠古人們生活於陰暗、潮濕的環境裏，因此造成人們鬱閼滯著，多患筋骨瑟縮不達的風寒濕痹之關節疾病。令人敬慕者，是創用舞蹈運動人體之肌肉關節，預防這些常見的疾病。我國的導引、按摩之發生發展，與人們在原始社會用以防治疾病的舞蹈有著密切的關係。而用於醫療的按摩、導引技術，曆來就與人們鍛煉身體、增強體質的武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按摩、導引既用於人們因過度的體力勞動所引起的肌肉僵硬、關節勞損，也用於因與野獸搏鬥或戰爭搏鬥所引起的傷害和骨關節折傷脫臼。在原始社會，我國先民在抵禦外來襲擊和環境帶來的病患中，從慶豐收的歡樂歌舞的有益運動中，逐步認識了這些歡樂歌舞對人身的健康和防治上述種種疾病有著較好的作用，由不自覺到自覺認識、傳播，按摩、導引、外治法即逐漸從中而誕生。
關於醫學起源於巫的問題論述醫起源於巫者在我國並不多見。的確，我國古代不少文獻敘述過巫、巫醫等，他們是作為一個曆史時期的真實存在記述的，並沒有把醫學的起源歸之於巫。醫源於巫的觀點是舶來品，是近代我國一些醫史學者從國外引進的觀點。雖然如此，這一觀點在我國醫史論壇曾有過較大的影響。大約在一二萬年前後，我國社會發展到了氏族社會時期，由於生產工具的進步，先民思想意識的進步，生產得到空前發展，一部分人可以脫離體力勞動，從事著原始的腦力勞動，他們在解釋豐收和得來較易的食物時，逐漸產生了對天體、星辰、動物、植物等等的推崇膜拜，因而產生了所謂“圖騰崇拜”。氏族間對自然的崇拜，對祖先的崇拜，神化祖先，逐漸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了原始的宗教。我國的不少姓，如牛、馬、李、梅、柳等等，就可能是氏族圖騰崇拜的遺存。我國巫及由巫而產生的巫術，大約就是在此期的這個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巫是我國原始社會較晚期產生的，巫醫決不會早於原始社會晚期。關於醫學與巫術的關係，我們將在下章專門介紹，這裏僅就醫是否起源於巫作些簡要論述。前麵我們已經提過“自從有了人類，就有了醫療活動”，這是比較確切的觀點。那麼，巫是原始社會晚期的產物，將其活動視為醫療活動的起源，已是十分不恰當的結論了。
巫在氏族社會形成時逐漸產生和發展，作為一個社會發展的存在，它曾有過進步的意義。巫醫，它既用巫術為人診治疾病，同時也掌握一定的醫療技術和藥物以解除人們的病痛，當然不能完全否定其曆史作用。但決不可顛倒曆史，把後來產生的巫利用已有的醫藥知識反而視為醫藥的起源。巫在醫學發展上有過貢獻，但決不是醫藥知識的創造者、發明者。我們不可以因為在原始社會末期和奴隸社會巫和巫術盛行而迷惑了自己的視線。中國醫學源於中國原始社會人們尋求食物、改善衣住條件和尋求健康、消除疾病的實踐活動中的經驗積累，而不是求神問鬼的靈感所獲。
關於醫源於動物本能和人類愛的問題顯而易見，這個觀點也是舶來品。我們不想否認人類之間的愛能促使對方為解除他所愛之人的疾痛傷殘去尋求醫療方法。然而，有了醫藥才能去尋求，沒有醫藥之時，隻能為尋求食物而認識毒性、藥性作用，不會因為愛而遍嚐草木果實以尋求醫藥，這個道理是不難理解的。當然，人類的愛是可以促進愛他之人去發展醫藥，從事醫療活動等等，曆史上特別是我國古代醫學家不乏為了母愛、妻愛、子愛而成為一個頗負名望的醫學大家，但是以為醫學起源於人類的愛則過於抽象而不符合曆史實際。至於醫源於動物的本能，這本身就有一個原則的錯誤，即把人與動物等同了起來。是的，主張這一觀點的學者舉了不少例子，譬如：猴子會捉虱、拔掉身上的刺，狗腿受傷可以跛行以救護、對傷處進行舌舔清潔，甚至有學者記述埃及鶴便秘時能用長嘴呷水灌腸，非洲熊會食菖蒲治病，等等。這些本能確實是存在的，至少從文獻中看到過，但可以肯定，動物的這些本能反射永遠不會成長為醫藥知識。恩格斯曾明確指出：“動物也進行生產，但是它們的生產對周圍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麵前隻等於零。”動物本能反射雖然也能看出其醫療保護作用，但永遠隻能是本能反射性的醫療保護，不可能有什麼經驗總結和改進。人類醫療則完全不同。勞動把人同動物區別開來，人們的勞動、言語、意識、思維，可以使自己在勞動中獲得原始醫療救護知識，通過不斷的經驗總結，自覺的應用觀察、交流等，得到不斷的改進和發展。因此，簡單地把醫藥之起源歸之於動物的本能，顯然也是很不妥當的。因為。這種觀點把人與動物混為一談，不加區別，而且否定了勞動、經驗積累、思維交流的決定性作用。
醫藥衛生的起源問題，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由於不可能獲得原始資料，要得到完全符合曆史實際的結論是非常不易的。然而通過對古代學者的記述和曆代醫史學家關於這一問題種種觀點的分析研究，得出比較符合曆史實際的結論還是有可能的。綜觀我們古代學者有關燧人、伏羲、神農三皇創造醫、藥、衛生保健的記述，雖然也有不足為信的內容，但就其充分重視來源於勞動、生產、生活中實踐經驗之總結這一點而論，這些傳說故事的追述確是十分可貴的，很可能符合我國原始社會醫藥衛生起源的曆史實際。當然，醫藥衛生的起源，不可能是一個單一的過程。因此，我們重視人們早期勞動生產的作用，但也不可斷然否定其他原因的影響和促進。醫藥衛生起源很可能是一個以人們勞動生產、尋求食物、改善居處環境為中心，同時在其他條件、因素的影響下而逐步完成的。這個觀點也許更符合或接近醫藥衛生起源的曆史事實。單純強調源於人類的勞動和生產、生活實踐，雖不全麵，但可成立；但若單純強調巫，或愛，或本能，非但不是全麵的，而且很可能是錯誤的，至少是欠妥的。當然，醫藥起源問題仍然是一個尚待深入研究的問題，研究者們應通過爭鳴去求得更符合曆史實際的結論。
醫食同源與伊尹創製湯液
中國醫藥學之起源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古代學說之一，就是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神農嚐百草，始有醫藥”的傳說。神農氏是以教民農耕而為後代所尊崇的。他嚐百草的第一個目的是解決饑餓問題，至於始有醫藥並非自覺的目的，而是尋求食物的不自覺產物。近代學者在論述醫藥起源問題時，常會自然而然地考慮到這樣一種可能：古代先民們在尋找食物的過程中，必然會誤食一些有毒或有治療作用的植物和動物，這些動植物有些使人嘔吐、腹泄、發汗，但卻意外地治好了某些疾病，有些動植物有止痛、止吐、止瀉的作用，當然也有些動植物會引起中毒死亡。先民們在反複多次的實踐中，積累了經驗，這些經驗由不自覺到自覺地相互傳遞。也許這才是神農嚐百草的真正內涵。所以說“神農氏”恐怕是一個氏族的代表，並非真有其人。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醫食同源(藥食同源)的結論。在原始社會，人們對藥物作用的認識與尋求食物過程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奴隸社會這一關係進一步發展，人們從完全盲目的偶然發現轉到不太盲目的主動尋找藥物。
商代的建立者湯，與有莘氏通婚。有蘋氏陪嫁的奴隸中有一位叫伊尹的，善於烹調。由於他有一套理政治國的才華而得到統治者賞識，最初湯用他作“小臣”，後為“相”。湯在伊尹的輔佐下，積聚力量，終於滅夏而建商。商湯死後，伊尹曆佐卜丙、仲壬二王，可見伊尹雖然是出身奴隸的廚師，也是一代理政治國的政治家。伊尹正由於出身奴隸，精於烹調，生活於奴隸之中，所以接觸和認識到許多既是食物又是藥物的知識。他不但掌握了精湛的烹調技術，還總結出不少治療經驗。醫食同源，可從伊尹的身上得到證明。《呂氏春秋·本味篇》記載伊尹回答商湯有關烹調問題時曾講過這樣一段話：“陽樸之薑，招搖之桂。”這句話雖然我們今天尚不能做出確切的注解，但薑和桂都是廚師烹調中常用的佐味品，同時又是醫師處方中常用的藥物。一般群眾都有經驗，如果突遇風寒或暴雨侵襲，為了預防感冒，普遍應用薑湯祛風寒。有研究認為，中醫最古老的醫方可能是桂枝湯。桂枝湯共由五種藥物組成，其中桂枝、生薑、大棗、甘草四種都是烹調佐料或果品，而且桂、薑正與伊尹所說的“陽樸之薑，招搖之桂”相合。如果說二者有淵源關係，也並非沒有道理。桂枝湯及其加減運用是非常廣泛的，至今仍普遍用於臨床。
伊尹同商湯論述學問涉及政事時，曾用醫理比附政事，如《呂氏春秋》所說：“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以人體新陳代謝的道理回答商湯取天下之道。從中也可看出，伊尹不但善理國政，而且精於醫理。
醫食同源之說，還可從中藥湯液治病得到證明。遠古時候，人們隻能用咀嚼生藥方法治病。以後火的應用、陶器的出現，使製作湯液成為可能。湯液比生食草藥有許多好處，如擴大了應用藥物範圍，有些刺激性藥物通過煎煮可減輕刺激性，礦物藥應用成為可能，有利於藥物有效成分的充分利用等，同時為單味藥向方劑過渡創造了條件。《漢書·藝文誌》已有論湯液的專書《湯液經法》32卷之記載，晉代皇甫謐在《甲乙經·序》中指出“伊尹……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為數十卷”。皇甫謐把湯液的創造者歸於伊尹，雖不能說是確定的曆史事實，但從中醫湯劑與人們生活中飲食之息息相關的事實來看，還是很有道理的。早在商代之前，火的利用、陶器的出現、對百草的認識等都為湯劑的發明創造了條件。在商代象伊尹這樣既精通湯液烹調，又精於醫理的人也許不隻一個。曆史給湯液的創造賦予了可能，至於誰發明了湯劑可能是偶然的，很可能是許許多多個伊尹式的人物在不同地點不同條件下創造了湯液。這與神農嚐百草有相似之處，所不同的是，伊尹在曆史上確有其人，而神農氏則可能是氏族的代表，是神聖化了的氏族群體。
巫術與巫醫的活動
原始社會末期，由於生產的發展，勞動產品和勞動力有了剩餘，社會分工成為可能。人們在與大自然求生存的鬥爭中，對於許多諸如風雨、雷電等自然現象以及疾病、死亡等現象，恐怖、疑惑和不理解，於是產生了對自然、對祖先、對鬼神的崇拜，進而產生了以能與鬼神相通為身分的職業——巫。夏代曆史可考者還少，但殷商時奴隸主貴族已非常迷信鬼神，他們在統治機構中設置了大祝、大卜、司巫等神職官員。這時巫的地位很高，他們不但參與政治、軍事之決策，而且還為統治者占卜疾病之吉凶禍福，他們認為疾病是一種完全獨立的存在，就像衣服一樣可以被穿上，也可以被脫下來，而穿和脫完全由作祟者隨意掌握。作祟者可能是鬼神，也可能是祖先。要想疾病痊愈，就必須向作祟者祈禱，或者施法術令那些作祟者離去。但從事“醫療”，也是要找病“源”的，不過其病源並非客觀存在，而是病家或巫師臆想出來的。但一旦確定病因是上神、祖先所為，便設法懇求他們離去，並貢獻犧牲，檢討過失，許願，使上神祖先滿意而去。他們認為這樣病就會痊愈。如果病日益嚴重死去，人們則認為是上神祖先不肯饒恕。如果確認是鬼怪作祟，巫便施術調解，勸告他們離去，如病人有欠於鬼魂的情感財物，就要清算歸還以求諒解。如果認為是妖魔作祟，巫師便要施法術嚇唬、驅逐或懲罰，以求安寧和疾病的良好預後。
以上巫術都是騙人的把戲，如果說在殷周時期還曾治愈過疾病的話，那一方麵是巫師祈禱、安撫會對病人起到精神上的醫療作用，使病人問心有愧之類的情誌疾病自然而然地輕鬆下來得到痊愈。另一方麵，主要是一部分巫醫“皆操不死藥以拒之”，已經開始把勞動人民從醫療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一些藥物知識運用於治療中。以下略舉數例，便可了解在此期間巫、巫醫活動的梗概。
《說苑》：“吾聞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苗父之為醫也，以菅為席，以芻為狗，麵北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輿而來者，皆平複如故。”
《韓詩外傳》：“俞跗治病，不以湯藥，榒木為腦，芒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複蘇。”
《尚書·金縢》：“周公禱武王之疾而瘳。”
《山海經》：“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窬之屍，皆操不死之藥以拒之。”
《逸周書·大聚》：“鄉立巫醫，具百藥以備疾災。”
以上文獻所記載的，大致是巫、巫醫的興盛時期的情況。這時的巫醫，儼然是無病不可治愈的大仙。然而實踐檢驗總是無情的，單憑祈禱、祝由、咒禁之類是不能治病的。巫醫也不得不“皆操不死之藥以拒之”，或“具百藥以備疾災”。隨著時代發展，人們對巫開始懷疑，巫在人們生活中的獨尊地位，慢慢發生了動搖，醫和巫終於分立。
最早的醫學分科
醫學分科必須是醫學發展到一定水平的產物。醫學沒有發展到較高的水平是不會有醫學分科要求的。《周禮·天官》記載；“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製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醫師為眾醫之長。”如果把這段衛生管理製度同現在作些比喻的話，所說的醫師就是最高衛生部門的領導，他負責管理衛生政令、藥品，以及各地疾病流行時醫生之派遣、考察等。關於確定醫生的待遇也已有明確的規定：如果年終時，醫生所治之疾病均獲良效那就是最高明的，如果治愈率不到60％，則定為最差的醫生。為了醫師管理之需要，其下還設有士4人、府2人、吏2人、徒20人，負責協助醫師掌管藥物、財務、文書檔案以及役使看護等工作。《周禮》還規定分醫學為四科，且各有編製和職責範圍之分工。例如“食醫，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可見食醫是最高統治階級的營養醫生，是專門管理其飲食營養、膳食果蔬調味之調劑等，可能正是殷商伊尹創湯液等製度的發展。這確實是一項很先進的製度和水平很高的要求。其次，是“疾醫，中士八人”，“掌養萬民之疾病……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髒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疾醫相當於我們今天的內科醫師，其職責是負責群眾疾病之治療的。由五味……五氣……的論述可知，當時的藥物理論已經形成，而且用之於指導疾病的辨別診斷和治療。由此還可看出，當時的醫生對人體體表解剖和內髒解剖也有了認識，如對體表之九竅，包括口、耳、鼻、眼、前陰、後陰，體內之九藏，即心、肝、脾、肺、腎、腸、胃、膀胱等髒器的認識。第三個分科是“瘍醫，下士八人”，“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外敷藥)藥、(刮去膿血)、殺(用腐蝕藥去壞死組織)之齊”。很明顯瘍醫就是外科醫生，我國自古稱外科醫師為瘍醫。尤其可貴者，由瘍醫的職責中可以看出，對化膿性感染、腫瘤、戰傷、骨關節損傷等已能作出診斷和鑒別診斷。其醫療水平不僅表現在對各類外科瘡瘍已能鑒別，而且表現在藥物的製劑技術和藥性的掌握運用上。因此，我們不能不說中醫學在西周末期，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已出現了一派高度發展的景象。另外，還有“獸醫，下士四人”，“掌療獸病、獸瘍”。僅就這一點而言，我國此期的科學文化技術已達相當高的文明境界。不但對人類的醫學已有很高水平，而且在醫治獸疾、獸瘍方麵也已有了專門研究。
如上章所敘述，殷商時期醫藥基本上是掌握在巫師手裏，從甲骨文獻可知，巫師在醫療上居於統治地位，西周也基本如此。但西周晚期，隨著陰陽、五行等理論的產生和發展，特別是奴隸們在生產、生活中醫療經驗的積累豐富，醫與巫分立已屬社會發展的必然，這一點也能從《周禮》的記述上得到啟發。在《周禮》中，醫藥衛生屬於“天官塚宰”管轄，而巫祝卻被列入“春官大宗伯”的職官之下。醫師地位得到肯定而有所上升。巫雖然仍占有其肯定地位，但信譽卻在下降。
專職醫師的出現
專職醫師之出現，是醫學發展進步的一個重要的裏程碑。因為，在此之前，所謂醫療多是人們生活中生產中實踐經驗的體會認識，雖有用於醫療救護者，但並不為謀取生活的職業。狩獵者仍為捕獲野獸飛禽為食，雖有某物可以去某病的口耳相傳的經驗，用以為同伴醫療救護，但社會上並沒有醫師這一職業。其後雖有巫醫出現，但他們基本上仍以巫祝禱告為其專業，此時也沒有專業醫藥人員。專門以醫療為職業者，其出現可能是從春秋時期或更早些時才開始的。專職醫師的出現，是醫學發展進步的一個重要的裏程碑，這一點是不難理解的。因為，從此開始了醫學家以醫療衛生經驗總結為其終生的專門研究的職業。醫療經驗的總結，引進社會爭鳴中的先進思想用以概括醫學理論，發展醫學理論，人體生理、病理現象的專門觀察，解剖知識的綜合記述等，沒有專職醫師的出現，所有這一切都不可能得到較快的提高。
由相信桑田巫到相信春秋時代的名醫醫緩，這是公元前576年晉景公患病治愈後觀念的轉變。《左傳》記述的這一故事是很有趣的，晉景公病篤，先召桑田巫求治，後因懷疑桑田巫的診斷，派人到秦國求醫。因為秦晉有親姻之故，又秦多良醫，秦伯派醫緩到晉為景公診病，醫緩檢查後說：“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針灸)不可，達之(藥物)不及，藥之不至，不可為也。”晉景公說：良醫也。後世有“病入膏肓”即由此而來。我們現在雖不能說醫緩的醫學理論如何科學，但其所論的曆史意義應該說是十分輝煌的，因為他的理論在與巫的鬥爭中可能是醫學發展上第一個偉大勝利。
《左傳》記載：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命醫和往視，醫和診畢，認為晉侯之病是由於過貪女色引起的，病症很像蠱毒，但並非鬼神，也不是飲食不節的關係。晉侯反問：女不可近嗎?醫和回答說：要節製。並且論述了為什麼要節製女色的道理。醫和強調：“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征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這就是醫和倡六氣病因學說。醫和關於晉侯病似蠱的病因分析，強調了過貪女色的危害，雖然講得比較籠統，但不能說沒有道理，這一論述比先期強調鬼神是一個飛躍進步，更何況醫和明確排除了鬼神等，也說明已有很高的疾病鑒別能力。這就為醫生診治疾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者他關於六氣病因的論述，可以說中醫病因學說發展的奠基之論。醫和是公元前6世紀的秦國名醫，在他所論述的病因學說中；強調了寒疾是由於陰氣過盛的原因；熱疾則是由於陽氣過盛的關係；對於四肢痺痿無力、抽風不用一類的疾病，他認為是由於風邪過盛而造成。他將腹痛、脹滿等一類消化道疾病，則歸之於防雨過盛的氣候變異。值得注意的是，他將精神、神經係統疾病的原因，歸之為過度光線或晦暗環境的長期刺激。醫和的病因理論雖然咋看起來似乎很原始，也比較抽象，但他的六淫學說，加上由他強調的其他病因，如不節製的女色，不節製的飲食，初步構成了中醫學曆來重視的三因學說，即內因、外因和不內外因。這是醫和對病因學說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貢獻。在殷商西周時期鬼神致病說占據統治地位的情況下，醫緩、醫和，特別是醫和的病因學分析和運用，確是一次革命性的變革，使我國的病因學說是由唯心的製約下，轉向唯物論的認識。完成這一變革的決不會隻是秦國的醫和、醫緩，必然有著許許多多與醫緩、醫和同心同德同認識的醫學家共同為此而呼號的鬥爭。因為，巫醫不會自動退出曆史舞台，隻靠醫和等少數醫學家，巫醫是不肯放棄他們的唯心觀的。
公元前5世紀，在河北省任丘縣生活著一位遠近聞名的民間醫生，姓秦名越人。由於秦越人醫術高明，又行醫於民間群眾之中，所以人們十分愛戴他，尊崇他，用扁鵲來譽稱他。扁鵲在未學醫時，是一家客舍舍長，醫學家長桑君看到扁鵲有培扁鵲像養前途，便決定要把自己的醫方醫術傳授給他。扁鵲從老師處學得醫學理論和技術，遵從老師的教導，專心致力於為群眾治療疾病，從不計較名利地位。我國西漢時期的著名史學家太史公——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特為扁鵲立傳。因此，秦越人是我國正史中第一位有傳的醫學家。司馬遷的《扁鵲列傳》記載秦越人曾以婦產科醫師、小兒科醫師、五官科醫師等不同特長身份，入鄉問俗，為各地婦人、小兒和老年人診治疾病，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一次，他行醫到了虢國，虢國王太子患屍厥症(休克)而氣息幾絕，國王和大臣們均以為太子已逝，忙著為太子料理後事。扁鵲聞說此情，即往王宮視探，在得到國王和侍醫的允許後，為病人進行了係統全麵的檢查。他告訴國王，太子並沒有死亡，自薦可以進行治療。國王接受了扁鵲的建議，於是他便命令弟子子陽給太子針灸三陽五會穴，過了一會兒，太子便慢慢蘇醒過來；他又命令另一位弟子子豹用藥物熱敷，熨貼病人兩側胸脅部，太子即可慢慢坐起身來，接著他按太子的恢複情況，令弟子子遊按摩，子同侍湯藥等，進行了20多天的內服藥物和按摩治療，調理其陰陽氣血，虢太子便逐漸康複。這個消息很快在虢國傳開，人們都說扁鵲有起死回生之術。但是，扁鵲卻實事求是地告訴大家：越人並非有什麼起死回生之術，隻是太子並未真死，自當生也，越人能幫助他恢複健康而已。這種科學的觀點，謙虛的態度，一直在中國曆代醫學家中傳為美談佳話。
脈學診斷是我國醫學的一個特點，扁鵲對切脈和其他診斷疾病的手段，都已有了較好的掌握。他曾這樣對別人講：“夫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遠在公元2世紀，我國著名醫學家——醫聖張仲景，就曾高度評價扁鵲的診斷水平。他說：“吾每覽越人入虢之診，望齊侯之色，未嚐不慨然歎其才秀也。”的確，《史記》記載扁鵲曾通過望診齊桓侯病，預知其疾病之發展，並勸告齊桓侯早治，可惜齊桓侯不以為然，對扁鵲的多次提醒，他不肯聽信，最終由於延誤時機而抱病死去。這個故事雖有可疑之處，但能說明扁鵲的望色診斷技術確實是很高明的。關於切脈診斷尤為扁鵲之所長。有一次，趙簡子病，來勢凶猛，五天時就昏迷不醒人事，趙國群臣都很驚慌，扁鵲為趙簡子切脈後認為：病人的脈象是正常的，並非死症。經過調治，果然痊愈。這個病例顯示了扁鵲切脈診斷技術的高明，結合他在虢國切脈診斷太子疾病並“起死回生”的事例，人們對他的脈學成就是非常推崇的。難怪司馬遷在論述了扁鵲的切脈成就後很有感慨地指出一個曆史事實“至今天下之言脈者，由扁鵲也”。這是對扁鵲脈學成就的第一次比較公正客觀的評價。
扁鵲六不治思想：司馬遷在《史記》扁鵲列傳中一一記述了秦越人所經治的若幹病例之後，頗有感慨地發表了一段富有時代精神的話，這段話(有專家認為是扁鵲說的，有認為是司馬遷根據扁鵲的話寫的)既是他對研究撰寫秦越人傳的體會,也是他對秦越人學術、醫理和高尚道德品質的高度概括，同時也是對春秋戰國時期我國醫學發展水平和時代特點的一次富有代表性的總結。現將司馬遷的這段總結引述如下：“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並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分析這段話有三個要點，即前一句是強調預防疾病和早期治療疾病的思想。如果一位高明的醫學家能夠達到預先診斷出病人疾病之所在，或尚未發病即知將要發病的高超水平，那麼就可以使病人得到早期治療，病人之疾病就可早日治愈，不至於延誤到不能治愈的狀況。這一思想既是當時醫學界的理想和期望，也是時人包括醫學家努力追求的目標。時至今日，我們未嚐不抱有如此之願望。中間一句是對上述期望不能完全實現的感歎。意思是人類的疾病太多了，太複雜了；而醫學發展的水平卻太低了，治療疾病的理論和醫療技術也太少了。所以，當人們患病之後，往往有六種情況是很難治愈的，甚至是不可治愈的。最後一句則是六不治的具體內容。這六不治的概括確是很科學的。綜覽太史公筆下所述有關秦越人醫療事跡和成就，也正說明司馬遷所概括的六不治思想與扁鵲醫療活動有著十分緊密的關係，絕非太史公的個人空想和議論。這裏僅舉“信巫不信醫不治”為例。前已述及，殷商時期巫術巫醫居於統治地位，西周時期由於陰陽學說等的興起並用以解釋人體和疾病，開始向鬼神致病說提出挑戰，春秋時期有醫緩、醫和進一步倡導非鬼神的六淫致病理論，唯物的病因學說有了加強，但他們尚未完全與鬼神觀念決裂。從文獻記錄可以說，扁鵲對鬼神致病的傳統觀念已予完全否定。例如《新語》所述：“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於衛，衛有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咒，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又如扁鵲到了虢國宮門下，看見國中上下都在為太子進行禱告，他不解虢國太子患的什麼病為何如此迷信鬼神，經詢問乃知由於暴厥而死已經半天，尚未入棺，便決心診視。但王室巫醫不但不信，而且說：“先生得無誕之乎?”然而，扁鵲分析病情後說：太子鼻翼能張，說明尚有呼吸，兩股至陰，尚溫而未冷，尚可治愈。使巫醫啞口無言。我們前麵已經介紹扁鵲用綜合療法果然治愈了太子的休克病。這說明他堅信醫術，不信巫術，敢於用醫術戰勝巫術，特別是說服國王接受醫學技術治療，這在當時巫醫還處於相當有勢力的情況下，確實是非常不容易的。太史公以“信巫不信醫不治”概括扁鵲及其時代醫療特點，對扁鵲而言是當之無愧的。
河北任丘鄚州鎮扁鵲藥王廟山門藥物知識的積累
《詩經》的內容並非都是西周的狀況，其中有不少內容也是來自春秋時代，或更晚些。還須指出，《詩經》雖然也有“食其實，宜子孫”這一類闡述藥物作用的論述，然而明確提出可以治什麼病之類的論述尚未見過，隻不過有百餘種動物、植物、礦物類被後世本草著作所收錄。《詩經》的有關論述正反映了藥物知識脫離開原始狀態開始上升為經驗記錄的狀況。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從文獻記載看雖未有藥物專書問世，但已出現了非醫藥專書卻論述著豐富藥物產地、效能、作用的書籍，它反映了人們對藥物知識水平的提高和深入，這就是《山海經》。《山海經》是一部地理著作，共18篇，據研究，其中14篇成書於戰國時期，但保存了不少遠古關於山川、物產、藥物、祭禮、巫醫等的神話傳說故事，是我們研究春秋戰國乃至更早的醫、藥、衛生狀況的一部重要著作。
《山海經》究竟記述了多少藥物，尚無統一的數字，一般而論，有動物藥67種，植物藥52種，礦物藥3種，水類1種，另有3種暫不能分其屬性，共計126種。最近有學者研究報導說“共計藥物有353種”。這一統計或更接近實際。現根據學者們研究的情況，按藥物之功用約可分為九類。第一類為補益類，即服用能使人身體強壯、多力、增強記憶、延年益壽不老，甚至還有美人色之作用等，這類藥物有欀(音懷)、櫪木、狌狌(即猩猩)等等；第二類為種子藥，服這類藥可以多生子女，這類藥物有(音杳)、鹿蜀等等，第三類為不孕藥類，強調服之使人不能生育，這類藥物有黃棘、蓇蓉等等；第四類為防疫病藥類，認為青耕、三足黽、珠別魚等等，人食之可以已禦疫，薰草佩之可以已癘(麻風病)，也就是有預肪傳染病流行的作用；第五類為有毒藥物類，強調這類藥物人食之可以殺人，又可用以毒鼠，例如(音與)石、無條皆能毒鼠，(音佩)之魚、師魚等食之殺人，莽草、芒草等可以毒魚；第六類為解毒藥類，前敘述了毒藥類，這裏又敘述解毒藥類，由此可以說明當時人們的藥物知識已十分豐富，解毒藥有焉酸、耳鼠等等，前者記有可以治毒，後者記有可禦百毒；第七類為興奮藥類，例如，所記載的，強調食之使人不臥，而對魚，強調食之使人不能入睡等等；第八類是殺蟲藥類，記有肥遺，可以殺蟲，黃雚沐浴可以已疥瘡等等；第九類是獸藥類，雖是獸醫內容，但在遠古人醫、獸醫是不分的。記載獸藥有杜衡、芑(音奇）、流赭等可塗牛馬無病，增強馬力，治牛、馬病，等等。由此給我們許多啟發：其一，春秋戰國時期或已有獸醫作為一個職業獨立出現；其二，春秋戰國時期或更早，牛、馬在人們的生活中已占有重要地位，不如此不會有治牛、馬病的藥物。上述九類隻是一個大體的分類，應該承認它是很不準確的。《山海經》所述126種藥物，有些雖然已無法知道屬於今日何種藥物，但多數經學者考證尚可知其是今日之何種藥名。在藥效方麵也還能找到其發展的軌跡。因此，可以說明後世本草專著的出現，與《詩經》、《山海經》之有關藥物的記述是息息相關的，也可以這麼認為，沒有《詩經》、《山海經》的保存下來，恐怕很難有《神農本草經》的編撰，即使有《神農本草經》一類書籍出現，也很難有那麼豐富的內容。
屍體防腐敗與保護
隨著我國醫學家藥物知識的增長，用藥經驗也日益豐富，加之國人對祖先崇拜意識之日益濃厚，所以當統治者、被尊崇者、父輩等故去時，為了永遠保存完整的屍體，以示後來人之忠誠孝敬，人們在實踐中總結出許多方法，用以處理屍體，嚴密墓穴等。我們中華民族遠在春秋戰國時期，在這方麵已有了比較成熟的經驗。《周禮·春官宗伯》和《禮記·士喪禮》等都記載有用“鬯酒”洗浴屍體的禮儀，其浴屍有著嚴格的要求。這種鬯酒是用鬱金香草和黑黍釀造或煮的湯液，以之洗浴屍體自然有著較好的屍體防腐敗作用，同時使屍體能保持一定的芳香氣味，這裏我們舉幾個實例，可知我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在屍體防腐敗和保護方麵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例如：公元438年，在江西盜昌邑王塚，青州人盜齊襄公塚(死於前686)，並得金鉤，而屍骸露在岩中儼然若生。公元315年，曹嶷盜景公(前600?)及管仲塚(管仲卒於前645)，屍並不朽。又如：幽公(死於前423)塚甚高壯羨，既開皆是石惡，深丈餘乃得雲母，深尺餘，始見百餘屍，縱橫相枕，皆不朽。其中隻有男子一人，其餘悉為女屍，或臥、或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再如:公元226年，吳人盜長沙王吳芮(死於前202)塚，麵貌尤如生人，衣服不朽。這些例子都是對我國戰國以前在屍體防腐取得成功極有力的證據。1976年，由於保護遺體工作任務的需要，我曾對古代有關屍體防腐和保護技術進行過比較深入的研究，結合馬王堆一號漢墓女屍在地下2000個春秋而不腐的考察，確信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屍體防腐技術已達到很高水平。上述在公元前686—前202年死亡的齊襄公等經過多者千餘年，少者四五百年後發掘時，屍體也都保存完好而未腐敗，記述者形容其儼然如生是很有根據的。古代屍體防腐敗除了用金、玉之外，許多文獻都記錄有香料藥物，實驗證明，香料藥物除了防蟲、殺蟲之作用外，對許多種細菌都有著氣象條件下的抑製或殺滅作用。許多這類作用有不少與醫學家用以治療疾病的藥理作用也是相一致的。
馬王堆漢墓醫書
從前，醫史學家和中醫學家，都認為《內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醫學著作，由於《內經》在醫學理論上的高度成就，人們懷疑其基礎有否總結出這些理論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在《內經》之前是否有足夠的對疾病認識和醫療實踐經驗的大量積累作為這一理論產生的基礎。甚至有人以此為根據把《內經》的產生年代推遲到西漢、東漢或更晚。馬王堆醫書於公元1973年從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後，國內外學者廣泛認為：《五十二病方》等醫療技術經驗方書的成書年代在《內經》之前。盡管人們對《內經》成書年代的認識仍存在著分歧，但《五十二病方》等確是先於《內經》而產生的。聯係《五十二病方》等馬王堆出土的、14種醫書來看，其成書不一定都是早於《內經》，但至少對《內經》理論產生的醫療實踐基礎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有力支持。
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醫書計有《五十二病方》、《養生方》、《雜療方》、《導引圖》、《胎產方》、《卻穀食氣》、《陰陽脈死候》、《脈法》、《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有甲乙兩種本子)等等。這些醫書既有醫療經驗的方書，也有從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的論述，這些發掘對研究中國醫學史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特別對估價評述我國先秦時期醫學提供了頗有意義的第一手資料。在此，我們隻能舉例作些簡單介紹。
《足臂十一脈灸經》原無書名；整理研究者以其論十一脈分用足泰陽脈……等六條經脈和臂泰陰脈……等五條脈，又各脈內容隻有灸並無針，故命名為《足臂十一脈灸經》。從十一條經脈的內容和行文分析，與《內經·靈樞》的經脈篇大致相似，經比較研究該書除比《靈樞》十二條經脈少一條外，其內容也簡略，病候也少，顯然比《靈樞經》要原始一些，更早一些。《陰陽十一脈灸經》雖也各有差異，但分析研究其內容，其結論與上述相當，茲不贅述。
《脈法》、《陰陽脈死候》都是診斷學專著，與《內經》一書的脈學內容相比也較原始。例如：在論述三陽脈之死候時和三陰脈之死候時，其內容與《靈樞》相近，但沒有五行學說影響的色彩，這是該書早於《內經》的一個很有力的證據。究竟成書何時，自然還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導引圖》是一幅高50厘米，長約100厘米的細筆彩繪帛畫，畫麵4層，各層11人形，共有各種形態的導引人物圖像44幅，隻有約30幅可以辨認。術式之旁多注有文字，說明可以治某病症等，不少動作是模仿禽獸的飛翔、尋食、奔走的形態特點，生動活潑，栩栩如生。聯係我國春秋戰國時期諸子記載有六禽戲之類，以及後漢華佗改進為虎、鹿、熊、猿、鳥五禽戲的動物術式，該導引圖的繪製時間不會晚於秦代。《導引圖，》不但說明我國的醫療體育淵源流長，而且對我們現代人鍛煉身體、祛病延年仍有著重要的意義。
《五十二病方》是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14種醫書中內容最豐富的一種。本來也沒有書名，是因其目錄列有52種疾病病名和在這些病名之後有“凡五十二”字樣而由整理者命名的。該書之目錄雖隻52種疾病，但其內容實際上有病名達103種，所用治療方法和方劑總數達283個，統計其所用藥物共有247種，並有豐富的藥物炮製內容。該書所論疾病涉及有外、內、婦、小兒、五官等各科，其中尤以外科疾病最為突出，大約占全書內容的70％以上，很可能是一部外科專著。因此我很懷疑《五十二病方》可能就是《漢書·藝文誌》所收載的《金瘡瘈疚方》。理由是：在《五十二病方》中首先敘述的是“諸傷”，在諸傷條下把金瘡，包括刀刃傷、出血等放在最突出的地位，其次便是“傷痙”，傷痙即由金瘡等外傷引起破傷風而出現疫疚抽風等症狀。金傷、刃傷、出血以及傷痙的描述，使我們對《金瘡瘈疭方》已佚內容有極好的理解。如果深入分析《五十二病方》對各種外科疾病的描述和認識水平，就越覺得這樣的推測是很有道理的。那麼《五十二病方。》所記述的外科疾病有些什麼病呢?就現代病名而言，諸傷即現代的外傷性疾病，傷痙則敘述了外傷性破傷風，嬰兒索痙即斷臍帶不潔而感染破傷風捍菌所引起嬰兒破傷風，其他還有狂犬齧人的狂犬病，冥的麻風病，以及十分精巧的疝氣、痔漏等外科治療手術等，這些都給上述推測提供了依據。至少我們應該認為《五十二病方》是我國先秦一部內容豐富多彩的外科專著。下麵讓我們舉例介紹如下：
諸傷條下共記敘了16條不同傷、症的治療方法。如：“令金傷毋痛方，取鼢鼠，乾而冶，取彘魚，燔而冶，辛夷、甘草各與鼢鼠等，皆合撓，取三指撮一，入溫酒一杯中而飲之。不可，則益藥，至不痛而止，令。”這一方劑的基本內容在六朝時醫學文獻中還有記載，可以肯定其止痛效果是較好的，因為酒本身就是一種很好的止痛劑。
傷痙。《五十二病方》描述時首先強調：“痙者，傷。風入傷，身伸而不能屈。”廖廖數語，已將外傷性破傷風之病因、症狀交待得十分明白，也就是說傷痙這種病，痙的原因是因傷後，風邪進入傷口，發作時身體抽風，角弓反張，不能屈身。觀察之細，論述之確切，在2000多年以前，實在令人欽佩。
冥。《五十二病方》論冥時指出；冥者，蟲，尤如螟蟲齧穿植物樣，其所發無定處，或在鼻，或在口旁，或在齒齦，或在手指。能使人鼻缺，指斷。很有意義的是，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醫學家對麻風病發病特點和症狀的認識已經如此深刻。用螟蟲穿食植物內心之現象，概括人患麻風病後所出現的類似狀況，並命名這種病為冥病，既形象使人易於理解，語言生動令人難忘。
腹股溝斜疝醫療手術技術。腹股溝斜疝是一種由於先天性或後天引起的腹膜鞘狀突不能閉塞，在腹壓增大時，腹腔內容物就會逐漸通過內環而移入陰囊。這種病在兒童中比較常見，古代由於體力勞動強度大，此病可能更為多見。《五十二病方》對這種病的醫療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譬如：用小瓠壺穿孔，取除內容，使陰囊和外生殖器納入瓠壺內，使墜入陰囊的疝內容物還納腹腔，用以解除難以忍受的脹滿墜疼的痛苦。其設計是何等巧妙科學，與現代所經常使用的疝氣帶、疝氣罩是十分相似的。令人驚奇的是當時已創造性地應用了外科手術治療。《五十二病方》中有這樣一段記述：(即腹股溝斜疝)，先將卵(即睾丸，此當指疝內容物)向上還納腹腔，並引其皮下向上，然後用砭石穿其旁(具體部位因缺字不甚明)，再用××汁及膏×，撓以醇×，又灸其痏，不能著風，易愈。雖然關鍵字句有缺，但仍然可以清楚看出，是用砭石穿刺相當於內環部位的皮肉，並用酒類、膏藥塗抹刺傷部，更用火灸法燒灼局部。如此處理，無疑會在內環部位形成較大的瘢痕。這樣的瘢痕足以閉塞其先天性或後天性孔道，腹股溝斜疝可由此而治愈。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成就。
肛門痔瘺。治療肛門痔瘺的保守方法和外科手術方法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這裏僅舉一個令人驚奇的環切術。《五十二病方》強調：混合痔合並瘺管者，殺狗，取出膀胱，用竹管從其孔插入膀胱，再將狗的膀胱及竹管一並插入肛門，從管吹氣入，狗膀胱即膨脹，然後慢慢將膨脹的膀胱向外引出。此刻，即可用刀徐徐切除其痔與瘺管。術後用黃芩等藥敷貼傷口。很顯然，公元1877年懷特氏始用環切術，但他所用的不是狗膀胱，而是用木橛子塞入肛門然後拉出使痔瘺內容暴露視野，進行切除手術。我們不懷疑懷特氏環切術比《五十二病方》的手術要高明很多很多，但其所用之木橛與膀胱，兩相比較，《五十二病方》的水平，不知比懷特要高出多少倍。令我們驚奇的是，早懷特氏2000多年，在這個領域的我國醫學家對治療這種比較複雜的肛門疾病，已經達到了與19世紀歐洲相似的成就。
從《五十二病方》等書所達到的醫療水平來看，中國醫學特別是醫療技術、方法之積累，在《內經》之前，已經達到非常豐富的境地。馬王堆三號漢墓醫書之出土，僅僅使我們打開了眼界，開闊了視野，相信了過去不敢相信的事實。例如；過去人們多隻是以《內經》中所載的十三方解釋或推斷《內經》產生的醫方學基礎，使人始終認為《內經》的理論有一種空中樓閣的感覺，並有由此盡量將《內經》之成書年代一次一次向後推延。馬王堆漢墓醫書，還有僅存於《漢書·藝文誌》的醫方數百卷，更使醫史學家認識到《內經》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以存目醫書、出土醫書，還有尚未出土或早佚醫書等等為基礎而經由許多代醫學家不斷總結上升發展而完成的。
《內經》
《內經》即《黃帝內經》，過去一直被認為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醫學著作。但1973年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一批醫書後，這個結論就慢慢站不住腳了，因為據學者研究，《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脈灸經》等，顯然都比《內經》為早。現在，我們隻能說《內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理論比較完整的醫學著作。但是，馬王堆醫書的出土，不是降低了《內經》的學術價值，而是使其科學性得到了進一步的肯定。《內經》不但在中醫學20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其理論至今仍有效地指導著中醫臨床實踐。
《神農本草經》
藥物知識起源於遠古先民們長期的生產與生活實踐，故上古時期有“神農嚐百草”之類的傳說。經先民們不斷積累經驗，口耳相傳，至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對藥物已有了較多的認識，我們可從先秦時期的一些文獻中見到不少有關藥物知識的記載。例如《詩經》為西周時作品，是我國現存文獻中最早記載藥物的書籍，書中僅植物藥就收載50餘種，某些藥物的采集、產地及醫療作用等也有簡略敘述。《周禮》載有“五藥”(指草、木、蟲、石、穀)，可能為當時對藥物的初步分類歸納。《山海經》亦非醫藥專書，但收載藥物達126種，其中植物藥52種，還明確記載了藥物產地、效用和性能，反映出人們對藥物的認識又深入了一步。它可算是較早記載藥物功用的書籍，對後世藥物學的發展有著一定的影響。另外，《禮記》中也有根據時令采集儲藏多種藥物的記載。反映這一階段藥物學知識之集大成者，是馬王堆漢墓出土醫書《五十二病方》。本書也並非藥物學專書，但所載藥物已達247種(其中約有半數被收入以後的《神農本草經》中)，被應用於治療的範圍，涉及外、內、婦、兒、五官各科疾病。秦漢以來，藥物學知識又有了新的積累。西漢初期曾流行過藥物學專著，《史記、倉公傳》提到的古代醫藥書中就有《藥論》，可惜已經失傳。還有傳說的《子儀本草》。秦漢時內外交通日益發達，絲綢之路開通，西域等少數民族地區、南海等邊遠地區以及東南亞等地的藥材源源不斷輸入內地，並逐漸為內地醫家所采用，大大豐富了當時人們的藥物學知識。用藥經驗的積累，以及藥物學知識的日益豐富，需要專人進行整理和研究。因此，西漢朝廷就已開始招集專人整理、研究和傳授本草學了。加之秦漢時臨證醫學的迅速發展，對藥物學也要求相應發展，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產生了《神農本草經》一書。
《神農本草經》(簡稱《本經》或《本草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關於它的成書年代，說法不一。有人認為是神農、黃帝時代的作品，顯然是不可信的；有人認為是春秋時代的作品，有人認為成書於戰國時代，有的說成書於秦漢之際，也有人據考證斷定成書於東漢。這些看法孰是孰非，在目前缺乏實證的情況下，很難作出確切的結論。南朝齊梁的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序》說：“舊說皆稱《神農本草經》，餘以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製，疑仲景、元化等所記。”顏之推《顏氏家訓》亦雲：“譬猶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常山、奉高、真定、臨菑、馮翔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由後人所摻。”兩人都指出，《神農本草經》所記藥物產地，多為後漢時所設置的郡縣名，因此，推斷本書為後漢時所作。另外，書中內容多重視神仙養生、服石煉丹，與東漢時風氣也相合。因此，醫史界多以東漢為該書的成書年代。關於本書作者，書名冠以“神農”，一是因為古代有“神農嚐百草”而發現藥物的傳說；二是一種尊古托古風氣的反映，如同《內經》之前冠以黃帝之名一樣。正如《淮南子·修務訓》所說：“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所以，我們說《神農本草經》的作者並非神農。陶氏說可能出於張仲景、華元化等醫家之手，今天看來至少是缺乏根據的。另外，書名之所以稱為“本草經”，因為古代是以植物藥為主的。《說文解字》雲：“藥，治病草也。”五代時韓保升也說：“按藥有玉石、草木、蟲獸，而直雲本草者，為諸藥中草類藥最多也。”總之，《神農本草經》和《內經》一樣，也非一時一人之手所作，而是經過秦漢以來很多醫藥學家的經驗積累總結，並不斷搜集編輯，最後約在東漢早期編集成書，當然不是指其開始之時，而是成書之時。這種看法是比較可信的。
《神農本草經》全書3卷(亦作4卷)，共收載藥物365種，采用上品、中品、下品分類法，以補養無毒藥120種為上品，以遏病補虛、有毒或無毒的120種為中品，以除邪多毒藥125種為下品，這是中國藥物學最早、最原始的藥物分類法。藥物理論方麵，概括記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氣五味、陰陽配合等，並且明確了“療寒以熱藥，療熱以寒藥”的原則，使藥物性能與病機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完善了中醫學的治療理論。對藥物功效、主治、用法、服法都有一定論述，很便於臨床應用。而且指出：“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製，可用相畏相殺者。”提出了配伍宜忌的觀點。所載主治病症約170餘種，包括內、外、婦、五官等各科疾患。另外，還注意到藥物的產地、采集時間、炮製、質量優劣和真偽鑒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