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築史話
遠古文化與建築
在我國古代的文獻資料中，多處都對中國人的起源及史前文化有過十分生動的描述，說最早乃是盤古氏開天辟地，後來有“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等等。在近代，有一些學者認為那些都是無稽之談，而主張中國人是從西亞遷徙而來的。在這裏有兩點要指出：一是中國之人種並非從他處遷來，而是自古土生土長的，從諸多的考古發掘中足可資證；二是這些古代文獻資料中描述的中國遠古的“曆史”，都是不夠確切的，多為傳說，因為它們一無當時的文字為證，二無器物為證(指描述中的器物)。而真正的中國遠古文化，則是在許多史前遺址中得到確證。從近代開始，在我國的廣大土地上，多處發掘出遠古時代的人類遺址。1965年5月，我國考古學家在雲南的元謀上那蚌村發現了距今170萬年的猿人化石，這是如今在我國境內發現的最早的人類化石，足見當時已有人類活動。其他地方，如藍田、馬壩、大荔、山頂洞等，多處發現人類活動痕跡。
近年來，我國考古工作者進行了多方位的考古發掘，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在此，分舊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和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舊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有：貴州盤縣大洞遺址(1992)，約為更新世中、晚期，主要是人牙化石及動物化石等。1992年在湖北荊州雞公山發掘出五處人類遺址和兩個石器加工區。1993年，在南京湯山鎮雷公山葫蘆洞發現人類頭骨化石，距今達35萬年。1995年，在四川酆都境內發掘出煙墩堡遺址，並有多種石製品。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內容更豐富：1993年至1995年，在江西萬年大源鄉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發掘出距今約一萬年左右的狩獵場所和屠宰場，還發現許多陶製品。1993年至1995年，在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發掘出距今約一萬年的動物遺骸和人工培植的稻穀標本，當然還發現好多陶製品。1993年在江蘇高郵龍虯莊遺址，發現陶器上有文字性的刻劃符號。1992年至1994年在河南鄭州八裏崗遺址發掘出連排房屋，長26米，進深7米，共八套，而且發現繪有推拉式門型，甚為可貴。1993年至1995年在鄭州北郊發現了西山仰韶文化城址，城的平麵略呈圓形，西牆殘存60餘米，北牆殘存230米，最高處達3米，土牆為板築法。據測定距今已達五千年，如此一來，我國的城市文化比原先認定的還可上推千餘年。1996年在河南孟津水庫區發掘了仰韶文化聚落遺址，麵積約3000餘平方米，有居住區、倉窖區、墓葬區和石器製造場。也發掘出石壁、鉞等“禮器”，說明那時生產力已相當發達，社會已走向文明。1992年至1993年在內蒙古赤峰發掘興隆窪遺址，有圍溝、房址、窖穴等，為較完整的史前聚落，距今已達八千餘年。1989年至1994年在安徽蒙城尉遲寺發掘出大汶口文化層的房址三十一處，還有墓葬和窖穴。居住房屋作連排式，內部空間靈活，外形整齊有序，是研究史前建築的重要史料。1992年至1993年在浙江西北的莫角山遺址，發掘出一座人工建造的巨屋，東西長670米，南北寬450米，總麵積達30餘萬平方米。建築基址上有夯土層，夯窩及成排的大型柱洞等，這裏屬良渚文化層，說明距今五千年以上已有相當高超的建築技術了。1995年至1996年，在四川成都附近發現距今大約有四五千年的古城址五座。這些都是很有價值的考古發掘。這許多資料，不但足以證明中國人是中國古老土地上士生土長的，決非自西方遷來，而且早就有豐富的人類文化活動。
從比較具有地域特征、遺跡內容也比較多的地方來說，多為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歸納起來，比較典型的，大體有下列幾處：
河姆渡文化，位於浙江餘姚，距今大約七千年；仰韶文化，位於豫西澠池，距今大約六千年；紅山文化，位於內蒙古赤峰，距今大約六千年；馬家窯文化，位於甘肅臨洮，距今大約五千年；良渚文化，位於浙江杭州，距今大約五千年；龍山文化，位於山東章丘，距今大約四千五百年；齊家文化，位於甘肅廣河，距今大約四千年。這些地方的文化遺址，充分反映了我國遠古時代的豐富多彩的文化形態。
根據人類學和史學理論，這些文化雖然已屬定居性的早期農業文化，但都還沒有發現有文字，而且幾乎都是石器和陶器，未見金屬的使用、所以無論從物質生產上還是觀念文化上，都尚未進入文明時代。因此，曆史的記載(指書籍、文獻資料)隻是後人根據許多傳說，編織出來的一個完美神奇的中國遠古時代的文化形態。
在這裏，我仍僅對中國遠古時代的居住形態作進一步的分析研究。在史書中和諸文獻資料中，對於當時的建築和居住形態，有較多的記述。
《易·係辭》中說：“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墨子·辭過》中說：“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孟子·滕文公下》中說：“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餘。’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可見中國遠古時代的洪水之災是一次大災難，洪水過後，人們漸漸居於平地了。《韓非子·五蠢》中說：“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但有巢氏是否確有其人，則不得而知。《禮記·禮運》中說：“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槽巢。”
從諸文獻記述來看，種種的說法，可以統一為這麼兩點：一是上古穴居而野處，人們生活在洞穴之中；二是沼澤低濕之地，人們在樹上築巢而居。而據考古學家分析，洞穴居住者，隨著社會的進步而漸漸露出地麵，由穴居、半穴居變為地麵上建屋而居；巢居糊口漸漸把居住空間下降，由巢居到半巢居(即幹闌式建築)而也變為地麵上建屋。
據建築考古學家楊鴻勳先生認為，長江流域水網地區是我國遠古時期文化發展相當早的地區之一。大約距今七千年左右，在長江下遊一帶，已有較發達的史前文化了。這可以從20世紀70年代發掘出來的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遺物中了解到。他認為，由於這一帶河流、沼澤密布，地下水位很高，一般不可能采用挖洞的辦法來解決居住問題。處於這樣的地理條件下，主要憑借樹木構築窩棚，這就是所謂“巢居”。這種居住方式既可以避免猛獸的侵害，也可以脫離潮濕的地麵，實質上它是遠古猿人住在樹上的直係發展。
楊鴻勳認為巢居的建築，主要取材於樹木，因此在木結構技術方麵，很早就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巢居的最早形式可以推測為在單棵大樹上建巢：在分枝開闊的叉間鋪設枝幹莖葉，構成居住麵；其上再用枝幹相交構成史前時代晚期建築形式避風雨的棚架，如同鳥巢。這就是古文獻中所說的“巢”的原型。
巢居的發展，先是在一棵大樹上結巢為屋，後來發展到數木結巢，這可能是由於人口漸多，而多數人找不到如此大樹，從而有所發展。後來由於林木不足以為槽巢，故用人工插木於土來築屋，然後又漸漸地降落到地麵上。如今我們還能見到這種稱之幹闌式的建築，這就是史前時代晚期的建築形式。如今雲南的傣族、景頗族、德昂族等的民居，如圖，就有這種形式特征。據考古學家和建築史學家的研究，雲南的西雙版納、瑞麗、隴川等地，由於這裏的文化比較封閉，它的原型特征至今仍然存在著，所以能表現出曆史文化的積澱。
在史前時期，我國北方多穴居，這是由於我國北方一帶(多指黃河流域)氣候幹燥、土層也較厚，所以當時人們便挖土為穴而居之。但是，與巢居一樣，考古學家認為，穴居也有其發展序列。據考證最早所開挖的是橫向的洞穴，後來也因為人口漸多，這樣理想的地方較難找到，所以就發展成為斜穴，即坡地上的斜洞穴，。後來聚落遷至平原地帶，於是就變成了袋形的豎穴。這種豎穴後來漸漸加大加深，用樹幹(留住枝椏)作為出入洞口的扶梯，上麵又加頂蓋，。以後，也許覺得如此深的洞穴，出入畢竟不方便，於是就改成為半穴居的形式。這種形式又由袋形半穴居發展成為直壁半穴居，。這種形式的洞穴，都有比較考究的屋頂。屋頂由中間一根木頭支撐發展成為多杆支撐。最後也與巢居“自上而下”相仿，漸漸地向地麵發展，成了建於地上的建築。
在我國遼闊的土地上，史前時期的建築基本上就是兩類，即“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若以地理來分，則北方多居“營窟”，南方多居“槽巢”。後來，都又發展成為平地建屋了。從此以後，就進入了文明時代，建築形式的種類也漸漸多樣起來了。
穴居
遠古時代，我國北方地區，由於氣候和地理條件等原因，所以多為穴居形式。
半坡遺址的史前建築
半坡遺址位於西安附近的半坡村，這是一處由半穴居和地麵房屋組成的新石器時代的聚落，屬仰韶文化，最早的距今已達六千年。仰韶文化時期在我國遠古時代屬母係氏族公社由繁榮走向晚期，這時從生產來說已是以農耕經濟為主了，但狩獵和采集仍然存在。從黃河流域諸遺址的考古研究來看，這一帶的諸聚落，定居生活已相當穩定，因此建築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據我國著名建築考古學家楊鴻勳認為，當時的建築工具，從半穴居穴壁的遺跡看來，挖土還是用原來的木耒和手握的石、骨、角器。另外有石鏟，挖土取土更方便。用於木材采伐、加工的工具，出土有石斧、石鏟、石鑿、石楔等。建築工具的發展對建築的改進有很大的關係。
半坡遺址的總建築麵積約有5萬平方米，位於河東岸的坡地上，這裏既便於取水，又免受洪水之災。這個聚落分三個區域：居住區、陶器製作區和墓地。以居住區為主，占地3萬平方米，已發現的建築達四十餘座，建築有方形和圓形(平麵)兩種，邊長或直徑均為4米。在居住區的中心，是一座大房子，平麵的長邊為14米，短邊為125米，裏麵有四根立柱，並劃分出幾個小室。據分析小房子為母係社會中的成年婦女過對偶生活的住屋，大房子為氏族首領及氏族內老、幼、病、殘者住的，這裏也是族內議事、節慶活動的場所。這些遺址形態，充分反映出遠古母係氏族社會中晚期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特征。
根據考古發掘，這裏分析半坡遺址幾個典型建築的實例。
第一例是考古編號為“半坡F21”的建築。按發掘記錄，穴底發現三隻柱洞，皆直壁，深度各為80厘米、100厘米、110厘米，其中有一柱洞，似為後來加的柱洞遺跡。其餘二柱洞相對中軸的兩個對稱位置上，已遭破壞，估計原來應有一柱洞。即複原為對稱布置的四中心柱。這個建築的頂部做法，隻能推測了。估計有兩種可能：一是在四柱頂杈上架四橫梁，構成周圍椽木的中間支點；另一是以四柱頂杈為中間支點，先於對角架設四椽，頂部相交構成其餘柱椽的頂部支點。柱洞梁達80～110厘米，說明栽柱技術已較發達，而這可能也反映了四柱尚未用橫梁聯係之可能較大，因此認為後一種推測的可能性更大些。此建築遺址的入口已殘破，隻能按同類型的複原。溝狀門道為了防水，上麵推測是有雨篷的。門道兩側未見柱洞，其做法應是在門道前方先架設一大叉手，頂部支撐門道橫梁前端。從建築內部中間的火塘可知，當時的飲食上已用燒烤。此火也作冬天取暖之用，頂上有孔，排煙之用。
第二例是考古編號為“半坡F39”的建築。這一建築的室內地麵以與室半坡穴居遺址外地麵平，周圍柱洞應是側部圍護結構的遺跡。值得注意的是，據發掘記錄，南部的人口處排列有柱洞，說明門限很高，以至需要內設木骨。所謂門限，實際上是因襲穴壁概念的矮牆；鑒於柱洞較小，周圍大約同門限矮牆的高度。這是初期的地麵建築形式，實際上是構築起來的木骨泥牆代替挖土形成四壁。複原牆高，可以豎穴的一般深度來估算，約80～100厘米高。門內外有墊土，作為踏跺。牆上的屋頂亦推算為半穴居的情形。房子的構架，根據中軸偏北的中柱遺址，可設想屋蓋木構，一中柱為中間支點，先架一椽，懸臂之室中心，形成其餘柱椽的頂部支點，從而形成端正的方錐形屋頂。周圍排柱沒有特別粗的，這說明還是萌芽狀態的牆體構造與屋蓋全同，即牆體和屋頂還較含混不清，所以尚無“屋簷”。這種構架方式，紮結節點有一定程度的鬆動，因此受力後會產生一些變形。牆體因變形而外傾，有點像糧囤的形狀，這也可以減少雨水對牆體的流侵，是否故意如此，則不得而知了。今天尚能見到西安附近武功出土的圓形的陶製房屋模型，亦可資證。
第三個例子是考古編號為“F6”。這是一座圓形的建築，當然其圓是不太規則的，直徑約為670米。中部偏北有兩個柱洞，柱洞有防火欄杆護坎牆。參考同類、同時的遺址可知，南部被灰炕打破部分還有對稱的兩柱，故複原為四根中柱。這個遺址的重要現象是，牆體較薄(16～20厘米)，泥牆內的木骨遺跡多為半圓、楔形、矩形等扁長柱洞，即木骨多為劈裂加工的木材，其截麵長邊多在10厘米左右，長邊沿圓屋切線布置，其間無較粗的木材。這個遺址的入口處埋有木骨遺跡，推知門限的高如坎牆，可略起掩蔽作用，也可減少地麵的塵土吹入室內。另外，門內兩側設隔牆，牆後形成適於臥寢要求的隱靜空間。
薑寨遺址的史前建築
陝西臨潼附近薑寨村史前時代聚落遺址，也是近年來所發現的一處很有價值的史前文化遺址。這個遺址的文化層，也屬仰韶文化期。這個遺址總麵積達2萬5千平方米。在已經發掘的1萬7千平方米中，已顯露出的房屋基址有一百餘座，還發現有大量的窖穴、墓葬等，它們所反映出的史前新石器時代的聚落形態，從建築形態來說與半坡的(建築)形態相仿，但從總體布局來說，則更為完整而且典型。整個居住區的北、東、南三麵，被一條壕溝所圍，西南端有一條河流。壕溝的東邊及南邊是集中的墓葬區。居住區內四麵都分布著許多大、中、小型的房屋。更有意義的是這個居住區的布局，它們的房屋的門都向著居住區的中心開設的。居住區的中央，有一塊大空地(廣場)，還有兩片可能是作為牲畜超大型夜宿場的地方。據考證，所有的房屋幾乎都是住人的，每座房屋的室內都設有火塘(灶炕)。大部分房屋形式是半穴居式的，也有少量的是平地建造的房屋。小型的房屋麵積約15平方米左右。這種小型房屋也有方形、圓形兩種，可住三至四口人。中型的房屋可住六至八口人。而大型的房屋在整個聚落中隻有五座，每座麵積約100平方米，若住人，則可容二十餘口人。但這估計不是一個“家”，而可能是老者殘疾者居住的，並有集體的“公共建築”的功能，可在此議事、節慶等活動。從布局(見圖)明顯地可以看出，房屋分為五大組，每組一座大房子。大房子的門也朝向廣場的中心。這裏可以看出他們的氏族社會的結構形態已很完善。根據考古學家和民族學家分析，這個聚落遺址的大、中、小型房屋是有不同功能的。小型房屋是作為母係社會中一個家庭裏成年女子過對偶生活的住房，好比如今新結婚住的“鴛鴦樓”、一室戶差不多。不過這種家庭在史前時期還隻是一個生活上的單元，而在生產和經濟薑寨遺址史前建築上還不是獨立的，他們僅保存有少量的分配給的儲糧，所以他們沒有獨立的窖穴。中型房屋是供一個家庭使用的，族長是女性，帶領著老人、未成年人的孩子住在一起，好比今天的三代之家。屋內除了灶炕外，還有一處地方用來作為舉行會議節慶活動的空間，這也好比我國民居中的堂屋差不多。室內睡覺的床位往往分成左右兩半，分布在人口兩側，可能是因男女分睡的要求而設置的。在家族中供對偶家庭使用的小房子都圍繞著家族房子布置。大型房屋供整個氏族使用，如上所說，除了有一部分類似集體宿舍那樣的房間，供孤老、殘疾人使用外，大部分的空間供整個氏族集會、議事、慶祝活動。這個已發掘出來的薑寨史前聚落遺址，有五個氏族聚居，他們有共同的陶窯、畜欄、窟穴、墓地。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在五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已由遊牧過渡到農業社會。土生土長，世代相承，顯現著中華民族的社會文化。
巢居
從中國的曆史發展來看，建築起於築巢也許更確切些。在我國古代的神話傳說中，建造房屋的神祗是有巢氏。在《莊子·盜蹠篇》中說：“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在《韓非子，五蠹》中也有類似的說法。《太平禦覽》卷七八引《遁甲開山圖》中說：“石樓山在琅琊，皆有巢氏治此山南。”又引《項峻始學篇》中說：“上古穴處有聖人教之巢居，號大巢氏。”西晉的張華在《博物誌·雜說上》中說：“皆有巢氏有臣而貴，任之專國主斷，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這些記述也許屬無稽之談，但至少它影響了我國的文明史和文化形態。有巢氏的構築術，影響到中國的木結構技術的發展，很可能非一人所為，但後人神化有巢氏，沿其道而更有所發展。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征。
如上所說，穴居多在高處，土層較厚，多在北方；巢居多在低處，地麵濕潤，多在南方。據許多考古發掘也證實這一點。最有代表性的，當推餘姚河姆渡村的史前文化遺址中的房屋(遺物)了，這些遺物距今已有七千年。大約在20世紀70年代初，人們在浙江餘姚的河姆渡村發現有古人類聚落遺址，據考古學家鑒定，這是我國遠古時代母係氏族的全盛時期的一個聚落。當時已有了較發達的農業(生產)，他們以水稻為主要作物，已為耜耕農業，發現有諸多穀類化石和一些簡單的木製農具。我們在這裏關心的是當時的建築，從考古發掘得到，這裏已經有比較成熟的木結構建築了。據考證，當時的住屋以木構幹闌式建築為主。最令人驚歎的是這種建築的木構技術已經用榫卯結構了。榫，即榫頭；卯，即卯眼。兩者結合起來，形成構架。據考古發掘，河姆渡一地，發現有大量的這種木構件，當時已有梁、柱、欞及企口板等多種結合形式，這在世界建築史上真是個輝煌的奇跡。我國數千年來，木構建築的構件結合，就是靠這種形式。不但是房子，其他如家具和大型木構器物，也用這種結合方式。這種方式一直沿用到今天。現在的木匠，仍以能掌握這種榫卯的木構技術為榮。有的木匠手藝差，做不好榫卯，隻好用鐵釘來固定，這種木匠被貶為“洋釘木匠”，被人看不起。不過，榫卯技術之所以一直沿用下來，達數千年，確實有它的優點。這種房屋建成後，會有微小的變形；但這種變形不但不影響它的使用，美觀，堅固性，而且由於它的構件結合的可變性，反而能調節外界的力，所以它不怕地震之類的災害。1976年唐山大地震，好多建築物都震倒了，但離唐山不遠的天津獨樂寺觀音閣卻安然無恙，隻是有小小的變形。這座建築經曆了千餘年(建於遼統和二年，984年)風吹雨打，曾經曆過大小好多次地震，至今卻仍然屹立。這可見我國的木構榫卯技術之價值了。
河姆渡遺址所發掘出來的這種建築木構件，它在新石器時代又是如何加工而成的呢?其實，在我國的江南一帶，還發掘出大量木材加工工具。一是伐木工具：主要是石斧，江蘇吳縣出土的石斧、木柄與石斧頭結合，也用榫卯結合固定。用這種斧子伐木，斜砍成大半圈凹槽，不斷地砍，最後截斷。二是成材工具：截斷長木的橫斷操作，使用石斧，與上麵的工藝相同。方木、板材的劈木，用石斧、石楔及木棒、槌等榫卯的加工，榫頭用石斧製作；卯眼則用石鑿、骨鑿、角鑿、木棒及槌等工具。這說明當時人們已經很會動腦筋想辦法了。
在我國史前時代，人們已經能如此巧妙地加工生產，建造房子，這說明中國人自古勤勞、勇敢、聰慧，創造出舉世聞名的璀璨文明。
遠古時代的建築與藝術
建築作為藝術，起源也是很早的。在史前的建築中，已可以看出一些建築的藝術特征了。魯迅認為，“生產技術和生活方法，最密切地反映藝術現象上者，是在原始民族的時候”。在我國的諸多史前建築中，就反映出建築的這種藝術性的雛形。
江西清江營盤裏出土的一件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陶器，描繪的是一個建築，脊長簷短，屋麵是梯形的，其上飾有許多抽象的原始圖案。這個建築雖然是出土文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建築形態，這種建築形式及其裝飾，可以說是萌芽狀態的建築藝術。
史前時期的裝飾性藝術，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具象的如魚形、鳥形、人形等等；另一類是抽象的，利用線條組合，有點像現在的圖案那樣，表現的是某種情態、形式美。當時在許多器皿、建築物等，多用這種形式來作裝飾。這種裝飾的目的，從美學的角度來分析，一是表現人自己的聰明才智，二是表現某種美或價值。人類的曆史也許就在這種美的形象中得到熏陶，從而走向文明和進步。
建築與裝飾有密切的聯係，因此我們說史前建築藝術時，先從器皿的裝飾說起。
西安半坡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陶器，用具象的魚、鹿、人等圖案繪其上，有的十分巧妙地結合器皿的形狀特征，說明我國傳統的造型藝術，對功能的重視，先有形，再根據形進行裝飾。後來的建築藝術裝飾也同樣遵循這種藝術原則。
然而，可惜的是我國史前時期的建築，隻有遺址，已無原物存在。而像浙江餘姚的河姆渡遺址，也隻有一些當時的木構件(化石)。所以當時的建築藝術到底如何，就難以得到實際的形象了，我們隻能從一些現存的文物中作分析研究。根據當時的那些彩陶上的美麗圖案，也許能推斷出當時建築物上也會有類似的裝飾，因為對當時的文化形態來說，這種建築裝飾不但有可能，而且也是需要的。
史前時期的藝術，多與宗教結合，甚至有人提出藝術起源於宗教(這當然是不確切的，但至少說明這兩者具有密切的聯係)。因此，史前時代有許多建築，從造型來說出自當時的宗教原因，但它又是人的精神產物，是感動人的，近乎藝術。
在今之遼寧海城岫岩，發現一座巨石建築。據劉錫誠《中國原始藝術》說，此叫“姑嫂石”，書中引《丹東市誌》所記：“位於岫岩縣岫岩鎮北5公裏興隆鄉興隆村薛家堡子，當地群眾稱為‘姑嫂石’。石棚的左右後三麵各由長18米、寬2米、厚08米的大石板組成，頂蓋是一塊長5米、寬4米的橢圓形大石板。”這種巨石建築，在我國是很多的，除了上麵說的岫岩一例外，在遼東半島還有許多處，四川也發現有好多處。其形式除了上麵說的石台狀外，還有許多獨石和立石的形式，據《中國原始藝術》一書的作者分析，它們的功能有三種：一是石台為原始先民酋長的墳墓或墓誌，是靈魂不滅的象征；二是石台為原始社會進行祭祀的宗教場所，是古人對太陽崇拜的象征；三是石台即古人之“祖”(祖廟)，是性器崇拜的象征。
據作者分析，一為墳墓或墓誌說。如《華陽國誌·蜀誌二》中說：“蜀有五個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萬鈞，為墓誌。今石筍是也。號曰筍裏。”但其形狀似乎不太像。另一說，書中引曲傳麟《遼東半島石棚性質初探》之說：“我認為主要是新石器晚期到奴隸社會初期，氏族首領或奴隸主的墓葬，同時也是後人祭祀祖先的祭祀場所……根據考古的發現，歐洲石棚中多是屈身葬。在中國過去隻看到暴露在地表麵之石棚，多數前麵的敷石是半截的，有的被當作廟宇使用，內部都已清理幹淨，因此沒有見到人骨。近年來在石棚中發現人骨的已有多處，在遼南雙房二號石棚發現了人骨、石紡輪、陶壺。”關於認為它是宗教祭祀場所或宗教紀念物，以及說它是古人之“祖”的分析，在此不予細述。總之，這三種說法都與人的精神有關，而且都注意其造型。可以看出，無論何種說法，都說明當時的這種建築造型，與宗教和藝術有關。
四川廣漢市三星堆，這裏發掘出許多史前文物，據研究這些文物和房屋遺址，距今已有五千年的曆史了。當然，如上所說，建築也隻留下遺址，因此，要研究這些建築的藝術性，也隻能從其他一些文物來間接地推斷了。從發掘出來的一些陶器中可知，當時人們已經能用藝術手法作形體的誇張，如“縱目人麵像”，把眼珠凸出有好幾厘米，嘴橫向拉長作笑容，縱目人麵像鼻子兩翼用咼卷狀，雙耳大而且高。雖為誇張但卻從比例和細部形象來看，卻是一個藝術性的雕刻。有人分析這是“圖騰柱”上之物，顯然是宗教式的，或者可以說是史前的宗教和藝術的結合。
再說浙江餘姚的河姆渡，這裏發掘出來古代文物的年代更早。除了上麵說過的榫卯結合的建築木構件外，在此還發掘出許多陶製器皿，如陶缽口沿上的連環禾葉紋、象牙雕刻的雙鳥朝陽圖等，都可以看出在距今達七千年的史前時代的藝術追求。圓形環麵上的兩幅連續圖案，說明這是當時人們對圖案藝術已有了某些規則性的把握，對於形的抽象和組合，無疑已達到了美的境界，從中可以作一推斷，即當時人們對住屋有藝術加工的可能，而且其風格也可能是如此。那些“雙鳥朝陽”、“雙鳥負日”等圖案，則也顯示出當時人們的文化想像力。
岩畫在我國發現有很多處，如廣西寧明花山岩畫，其內容是酋長兼巫師的形象，不但表現出當時的宗教式的文化內容，而且顯然是一個空間，表現出氏族社會的某種慶典儀式場麵。岩畫在山崖上，可以保留至今，足見當時人們對於表現人類自我的欲望和能力。所以大至岩畫，小至陶器、玉器，都說明我國史前時代的種種藝術素養。
可惜的是當時的建築不能保存下來，隻留下基址和一些殘餘的構件。但從好多的建築遺址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那種很有規律的方形、圓型房屋，其本身也正是建築藝術的雛形了。
有人說建築藝術要比建築產生得晚，認為人類一開始隻是為了生存，為了避風雨、防敵獸而挖洞、築巢，談不上什麼藝術性。這種說法好像有些道理，可是如果我們進一步追究“什麼是建築”、“什麼是建築藝術”之類的問題，可以發現在它們的早期階段卻是很朦朧的。上麵說過，人建造的建築，之所以稱之為建築而不是“窩”、“巢”、“洞”之類，其本質在於人是靠智慧構築的，通過思維，經過推敲，有目的地營造自己的生存空間，而不是本能的。因此，古人的建築，一開始就具有精神要素，這種精神要素就反映在以怎樣的方式把建築造得更好些，更合理些。從美學的角度說，這正是建築藝術的萌芽。同時，精神活動的出現，伴隨而來的必然有宗教和人際關係問題(早期的倫理關係)，這種現象也是對建築(形式)的要求。因此，作為“人的建築”，一開始必然會伴隨建築的藝術性。當然這種藝術性決不能如同古希臘的帕特農神廟或我國的秦始皇的阿房宮那樣明顯和高超，而是原始的、朦朧的，就像當時的器皿岩畫文身等那種“藝術性”。但是，這畢竟含有藝術性質，是人的本質力量在對象物上的投影。
我國史前時代的建築也和其他領域一樣，開創了自己的建築藝術。隨著曆史的發展，才有如此壯麗輝煌的中國古代建築藝術。
先秦的城市建築
眾所周知，城市與人類文明有密切的關係。“文明”一詞，英文中叫civilization，這詞源出於拉丁文的“城市”(Clvltas)與“市民”(civis)。因此，人類進入文明時代才有城市，在這以前，隻有聚落，沒有城市。城市的產生也標誌著人類文明的開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裏說：“作為藝術的建築藝術的萌芽，有設雉堞和炮樓的城牆圍繞起來的城市、荷馬的史詩以及全部神話——這就是希臘人由野蠻時代帶進入文明時代的主要遺產。”他說的是古希臘，中國古代的城市也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據《呂氏春秋》記載，城市早在夏代就已形成。“夏鯀作城”，這大概是我國最早的城市了。在《史記·夏本紀》中說，“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據裴駟的《集解》說，陽城在今河南潁川之陽城。河南登封縣告成鎮於1975年發掘出龍山文化晚期的一個小城堡(遺址)，據分析它可能就是鯀作之城，但這畢竟有些無稽，所以更可能是夏禹時代的陽城。這座城市遺址是迄今所發現的我國最早之城。
據《括地誌》記載，夏的末代之王桀建都於尋阝城，“故尋阝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裏，蓋桀所居也”。1957年，在河南偃師二裏頭附近的夾河地帶，發現古文化遺址，後來經多次發掘，遺址範圍很大，文化遺存也很豐富。早期部分距今已近四千年，相當於夏代與商代之交，則很可能就是夏桀之都郡城。後來到了商代，也在這一處建都。近年來在偃師二裏頭東北的洛河北岸，發現一處規模很大的古城址。這座古城的周垣已查明，城門和大型宮殿建築基址的位置和組合也已發現，但還在進一步發掘中。這座古城址中部有一條低窪地，當地稱屍鄉溝，據《漢書·地理誌》所記，“屍鄉，殷湯所都”。屍鄉，即偃師之古稱，所以據研究這裏很可能就是商都西毫。
在陝西一帶，古時候為周人所居，當初在今陝西的岐山、扶風兩縣之交的周原建都。他們在灃河以西建豐京，後來又在河東建鎬京。豐鎬，即西周之都城。後來周滅商，豐鎬成了全國最大的城市。周王朝為了加強對東方的控製，故又在今洛陽建造洛邑王城。此城完全按都城禮製格局營建，洛邑不但規模大，而且左右對稱，並築有內城外郭，是兩重城垣的大城市。
《周禮·考工記》中如此記述周代都城的形製：“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麵朝後市，市朝一夫。”這裏的意思是說，匠人規劃和營建都城，其範圍是都城規模，九裏見方，每邊有三個城門，城內縱橫各有九條街道，每條道的寬度可並行九輛車。城內東側置廟，即帝王的祖廟：西側置社稷(即穀神)壇。城的南部(前麵)是朝廷宮殿：北部(後麵)則是市場和居民區。但後來由於地理、社會實際情況，都城形製與《周禮·考工記》中說的形製很不一樣。隻有到了明成祖在十五世紀建都北京時，都城格局才接近周代的規範。但“麵朝後市”也不甚符合了。
春秋戰國時期，天下四分五裂，各地諸侯紛紛營建各自的都城。所以這一時期，我國的城市建設事業得到了迅猛的發展。這裏說幾個比較典型的先秦城市實例。
一是燕下都。
燕是春秋戰國時期在我國北方的一個饒有名氣之國。據曆史記載，燕都在薊城。考古工作者從1975年開始，在北京房山縣的琉璃河一帶發掘出一座古城。專家認為這就是燕都薊城。可是從曆史文化和考古發掘情況來看，燕下都更為有名。燕下都位於河北易縣城東南，介於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間。這座城市的營建年代，據考證不晚於戰國中期的燕昭王時期(前311~前279)，是當時燕國在南方的一座重要城市。曆史上燕太子丹就在這裏送別荊軻，“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還!”高漸離擊築，荊軻詠歌和之，場麵感人。燕昭王時代乃是燕國的複興時期，當時在此修造“黃金台”以招納天下賢士，後來曆史上好多文人墨客來此題詠感懷。燕下都以兩個方形城作不規則的組合。城東西約83公裏，南北約4公裏。城牆用黃土版築，殘存遺跡寬度7～10米不等。城內分東西兩部分。東部主要是宮室、官署、作坊等，西部似為後來擴建的。宮室位於東部北端，有高大的夯土台，長135米，高76米，成階梯狀。附近還發現一些建築的遺址，可能是此台的附屬性建築。考古學家認為，此台很可能就是“黃金台”遺址。其他地方還有一些建築遺址，據統計所發現的夯土台基(建築遺址)達50餘處。
二是吳都闔閭。
春秋時期，我國的南方開始繁華，當時的楚、吳、越等國，不但有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實力，而且經濟、文化也很繁榮。這裏說的是吳國的都城閹閭，即今之蘇州。相傳商朝末年的周人首領古公直父有三個兒子，他欲把王位嗣於第三個兒子季曆，長子泰伯和次子仲雍為避嫌疑而離開周原，千裏迢迢向東南方而去，來到了今江蘇無錫的梅裏定居。兄弟倆一方麵尊重當地人的風俗習慣，也“文身斷發”；另一方麵又給當地人帶去了周人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當時南方“荊蠻之地”，生產力相當落後，多為刀耕火種)，因此這裏的生產和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當時由於社會動亂，所以泰伯“築城郭以為藩衛”。據《吳越春秋》所記：“周三裏二百步，外郭三十餘裏，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這就是泰伯城。後來泰伯逝世，仲雍繼之，並代代相傳。據《史記·吳泰伯世家》所記，周武王“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從此吳為周之版圖。後來吳漸漸強大，成為南方的一個諸侯強國。這時，梅裏的泰伯城已難作為吳國之都，所以後來就選擇了今蘇州一地(這裏的自然地理條件比梅裏好)，興建都城。公元前514年吳王闔閭登位，並接受伍子胥的建議，在今之蘇州建都城，即闔閭城。當時伍子胥說，“凡欲安君之民，興霸稱王，以近製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庫，斯其術也。”據《越絕書》記載，“闔閭都城大城周四十七裏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門八。南麵十裏四十二步五尺；西麵七裏百一十步三尺；北麵八裏二百二十六步三尺；東麵十一裏七十九步一尺”。“吳小城周十二裏，其下廣二丈七。丈七門三，皆有樓，其二增水門二，其一有樓，一增柴路。”從這些記述中可知它與北方中原諸地先秦時期的都城形製較接近。“從小城北邑中徑，從闔閭到婁門，九裏七十二步，陸道廣二十三步，平門到蛇門，十裏七十五步，陸道廣二十三步。水道廣二十三步”。從這些記述可知，吳國的闔閭都城內街道規模，要超過同時代的北方諸都城的街道。
闔閭城是吳國的政治和軍事中心，城內有皇宮衙署，駐有軍隊。在閹閭城西郊的上方山還建有魚城，居高臨下，為軍事要塞。闔閭城也是吳國的經濟中心，城內有許多作坊、市場。當時冶煉技術特別發達，相傳著名的造劍能手幹將、莫邪就在此鑄劍。這裏還有熱鬧的市場，人們除了購物、貿易外，還有許多文化活動，據《吳越春秋》記載，闔閭葬其女兒塍玉，“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視之”。這種生動而熱鬧的場景可想而知。
闔閭城自建造至今已有二千五百年，這座城在當時來說是一座雄偉的都城，說明當時我國南方不但政治和軍事已很強盛，而且經濟和文化也已相當發達了。
三是趙都邯鄲。
春秋戰國時期的趙國是當時北方的一個強國，《史記》中記述趙國於公元前386年定都邯鄲，直到公元前228年被秦所滅，長達一百五十八年。這座城位於今河北省邯鄲市西南。邯鄲在當時分王城與廓城兩大部分。王城即宮城，由東城、西城、北城三部分組成平麵如“品”字，城內總麵積約5公頃。遺址四麵有蜿蜒起伏的夯土城牆和凹形門址。其中西城近正方形，邊長約1420米，周圍有殘高3至8米的夯土城牆，保存較好，每麵城牆都有兩處門址，其中各有一門直通主體建築“龍台”。在遺址中發現“龍台”，位於城中部偏西；這裏相傳就是王宮，故稱“龍台”。台基近正方形，東西103米，南北132米，高約16米。台的四周層層而上，如梯田狀。邯鄲古址又發掘出茶棚、梳妝樓等遺址。
東城為不規則長方形，城內東西最寬處926米，南北1442米，城中有南北兩大夯土台，據考證這裏就是趙王閱兵點將的地方。這使我們聯想起當時趙惠文王、藺相如、廉頗諸重要人物在此誓師抗秦的壯觀場景。
北城更不規則，也發掘出一些夯土基址。據研究，趙王城可能毀於秦二世二年(前208)。
郭城即“大北城”，是邯鄲的古城，也是趙國都城中人民生活、手工業生產之地。經發掘研究，城址平麵為不規則的長方形，東西約32公裏，南北約48公裏。遺址中發掘出許多戰國時期的遺物，並發現製骨、石器、煉鐵、製陶、水井等遺址遺跡。
四是魯城。
魯城在今之曲阜。這座城市遠在魯國之前就有較多的文化史料。曲阜的曆史可以追溯到遠古時期，“炎帝自陳營都於魯曲阜。黃帝自窮桑登帝位，後徙曲阜。少昊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史記·周本紀》)舜“作什器於壽丘”，“黃帝生於壽丘”，“壽丘在魯東門之北”(均同上書)。但這些史料都是後人所記，既無當時文字，亦無實際遺跡。曲阜在商代也曾一度為王都，甲骨文“王入於奄”，奄就是曲阜。《後漢書》說魯國為古奄國。而從曆史上看，曲阜作為都城，最輝煌的要算春秋時期的魯國了。魯國重教化，僖公時修泮宮，《詩經·魯頌》中的《泮水》篇，就是指此地。當時孔子(前551～前479)在魯國講學，弟子三千，學生來自秦、齊、楚、宋、陳、吳、晉諸國，可見是當時“天下”的教育中心了。
魯國都城曲阜，其形狀近乎扁方形，四周築有城牆。南端城牆筆直，東、北、西三端彎曲，似是地形之故，城的四角略呈圓弧狀。城周長達11771公裏，其中東垣長2531公裏，南垣長325公裏，西垣長243公裏，北垣長356公裏。據《太平寰宇記》引《曲阜縣誌》：“古魯城，春秋之時魯國都也。其城凡有十二門。”這十二座門分別為“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圭，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鹿；正西曰史，右曰麥，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由是門入，故魯人以此名之。”現在已發掘出十一座門。但在眾多文獻資料中，門的名稱又有些不同，如《左傳》、《呂氏春秋》、《史記》等書中，有南門、雩門、稷門、東門、鹿門、稚門、萊門、高門等。
魯國都城的營建原則，“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今尚有殘存城垣，這是都城的外郭。城的中部有魯國的宮城，叫中城。據《春秋》記載，成公九年(前582)、定公六年(前504)，都以中城為宮。今已發現在此有大量的建築基址。整個基址高出地麵達10米左右，周圍有夯土城牆基址，牆基寬約4米。整個宮城範圍甚大，東西約550米，南北約500米。
在宮城外，還發現有許多居住區和作坊遺址。從考古發掘知道，宮城四周，除今曲阜(明代所建)外，其他地方多處發掘到建築基址。據記載，魯哀公十七年(前478)，將孔子故居改建為廟，歲時祭之，“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後來此處位置未曾更動過，隻是曆史上多有擴建，但“闕裏坊”、“孔子故宅門”等尚在。從總的看，魯國最重儀禮，故都城的營建，相對來說也最符合《周禮·考工記》“左祖右社，麵朝後市”的格局。
古魯國都城，在文獻資料中多處有記述，如《詩經》、《尚書》、《左傳》、《孟子》、《禮記》、《史記》、《漢書》等等，所謂“伯禽封魯，建都曲阜”。《詩經·魯頌》有“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字，為周室輔。’乃名魯公，俾侯於東。”《尚書》中也說，“魯侯伯禽宅曲阜。”伯禽是周公旦之子，在此封侯。而後來伯禽的次子煬公則在曲阜建都(據說在此之前封地在河南魯山)。如此說來，魯國都城的建成年代當在西周初年。近年來考古發掘出大量的文物資料，其中有西周早期及中、晚期之建築遺址及文物多件。所以今之曲阜，確為西周初年所建之古城所在地。
五是齊都臨淄。
齊，最早為周的封侯之地，在今山東之西北部一帶。此城最早約建於公元前11世紀，開國之君叫呂尚，建都營丘(後改名臨淄，今山東省淄博市之東北)。春秋初，齊桓公任用管仲進行改革，國力逐強，後來在齊靈公時代，國疆擴至山東東部和河北南部。戰國時期成為“七雄”之一。後來“合縱”失敗，於公元前221年被秦所滅。
春秋戰國時期，齊國乃是中原大國，不但政治和軍事上力量強大，而且經濟繁榮，文化發達。齊人講究裝束、排場。帝王的文化生活也甚豐富而高雅。齊王愛好繪畫。韓非子(前280～前233)在《外儲說左上》中說到：“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孰者最易?’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劉向(前77～前6)在《說苑》中提到，“齊有敬君者。齊王起九重台，召敬君圖之。敬君久不得歸，思其妻，乃畫其妻對之。”這說明當時齊國不但重視繪畫，而且還重視裝飾。
齊都臨淄城大約建於公元前4世紀，城址在今山東臨淄城北，可幸的是當時的城牆現在還有殘址。故城有大小兩座城組成。大城南北約45公裏，東西約4公裏；小城嵌在大城的西南角，城周長約7公裏餘，總的麵積約15平方公裏，是春秋戰國時期諸都城中最宏大的一座城市。齊國都城形勢十分險要，城牆高大厚實。小城嵌入大城，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有以“桓公台”為主體的大片建築群(今為基址)。桓公台高14米，台基近乎於橢圓，南北長達86米，建於生土之上，位於小城西部偏北。桓公台是當時齊國寢廟之所在。城內南半部還有一些手工作坊的基址。城邊有淄河，位於大城的東城牆，為一天然護城河。大城乃是齊國貴族與平民雜居之地。《管子·大匡》中說到，“凡仕者近宮不任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由於城市規模較大，不同社會階層的人，不願相鄰而處，故留出好多空地。貴族們的住所靠近宮衙，老百姓、工匠、商人們則聚於市。而當時的“市”，已有相當大的規模了。臨淄在春秋戰國時期曾是一座很繁華的都市。據《戰國策》所記：“臨淄之中七萬戶……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煽朔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誌高而揚。”可見人多而富，車水馬龍，繁華之至。
在臨淄古城址發現有許多城門遺跡，這與文獻資料上所記基本相符。當時臨淄為齊國之都城時，有城門八座：東門、東閭、北門、西門、雍門、稷門、揚門、虎門。有些文獻中還有廣門、南門、申門等。到目前為止，已發掘十座門了。
最後說江南的一個小城，即位於今江蘇常州之淹城。
淹城位於今江蘇常州市的南麵，距市區約7公裏。這座古城乃是西周時期的南方小國淹國的都城。淹城有三重城牆，分別為宮城、內城、外城。宮城呈方形，周長約05公裏；內城也呈方形，但四周呈圓弧形，周長約15公裏；外城為不規則形，周長約3公裏，略呈圓形，這可能是受到地形的影響。城牆均用土築成，三道城牆均僅一個城門。外城之門在西北向，內城之門在西南向，宮城之門在正南向，自宮城一直向外，有一條大路經三座城門通向北路。宮城地勢較高，中間有土台，據考證乃是建宮室的地方。三道城牆的外側都設有護城河，內側可能也有河，但遺跡已不甚明顯。在外城內西部有並排三個土墩，當地人叫“頭墩”、“肚墩”、“腳墩”，相傳是埋葬吳王女兒三段身首之墳墓，可能就是古葬墓或古建築的遺址。
淹城內及城河內發現有許多印紋陶器碎片，在城內河的南麵、東麵發現有近二十隻印紋陶罐，據考證是戰國初期的遺物。淹城出土文物甚多，如銅尊、銅盤、銅犧等等，從這些文物中可知我國先秦時期南方的藝術文化特征，顯現出浪漫而秀美之氣質。後來還在護城河中挖出長11米的獨木舟，經測定也為戰國時期之物。
淹城乃是一座小城，所以文獻資料上少有記述。最早見諸文字的是在《越絕書》上：“毗陵縣南城，古故淹君地也。”以後《讀史方輿記要》、《常州府誌》等也有所記。當初曾有人以為它是殷商末年原在山東的淹君，周滅商時逃到南方來，在此建都，但一則所發掘出來的文物，幾乎均為戰國的，二則從發掘的文物來看，其風格明顯地表現出南方風格，幾乎沒有北方風格。
秦漢時期的城市
秦始皇滅六國，秦帝國一統天下雖然隻有短短的十餘年，但它對中國社會文化的功績不小，“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後來“漢承秦製”，基本確定了中國傳統的社會文化特征。從城市和建築來說，舉世矚目的萬裏長城、阿房宮、始皇陵，足見其偉大。這裏先說當時的都城——秦鹹陽。
鹹陽位於今陝西省鹹陽以東約20公裏處的渭河處。但早年的秦都，是在關中平原西部的雍(今陝西鳳翔縣南)。當時秦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裏”，終於為“春秋五霸”之一。由於雍的地理位置不利擴張稱霸，故秦獻公二年(前383)遷都櫟陽(今西安市閻良區)，這裏利於東進。但到了秦孝公十二年(前350)，秦人見渭水之濱，乃水陸交通之要地，而且這裏經濟開發較早，人口眾多，順渭水東下，對東擴更有利，是進可攻退可守的戰略要地，於是就遷都鹹陽。二十餘年後，終於完成統一天下之大業。
天下既統一，都城更興旺。但關於秦鹹陽的都城規製、布局，史書上卻少有明確的記述，又因渭水的衝擊變遷，秦鹹陽遺址在二千年中不斷被衝毀，所以難以作詳細的確定。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考古工作者在這裏發掘出一批規模巨大的秦代宮殿遺址，並出土好多瓦當、文飾、空心磚及壁畫殘片。關於秦鹹陽的都城情況，據《三輔黃圖》記載，“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八百五十柱，二百一十二梁”，連接渭水南岸“諸廟及章台、上林”(《史記·秦始皇本紀》)。鹹陽的都城格局被描述成“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橋橫南渡，以法牽牛”(《三輔黃圖》)，氣度不凡。秦始皇自己也說“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所謂“朝宮”就是阿房宮，“上林苑”則是帝王之園囿。
漢代的城市
繼而代之的漢朝，西漢建都長安，東漢建都洛陽。
劉邦於公元前202年得天下，建立西漢王朝，建都於關中渭水南岸的“龍首原”，即今西安市之西北。據《三輔黃圖》記載：“高祖(劉邦)七年(前200)方修長安宮城。”長安之名乃當時所立，取“長治久安”之意。城內有兩座大型宮殿長樂宮和未央宮。長樂宮利用秦之興樂官改建；未央宮是由蕭何主持新建的，規模宏大。
漢長安城形狀不甚規則。城周長251公裏，城麵積達35平方公裏，為當時世界上第一大城(羅馬僅1368平方公裏，拜占廷僅1199平方公裏，而且建城年代均比漢長安晚)。據史料記載，此城之形狀是有意識不規則的，“城南為‘南鬥’形，北為‘北鬥’形，至今人呼漢京城為鬥城是也”。不過實際上還是由於地形上的影響。
漢長安的城牆，每邊有三座城門。共十二座城門。從東城牆北起，宣平門、清明門、霸城門；南城牆東起，覆盎門、安門、西安門；西城牆南起，章城門、直城門、雍門；北城門西起，橫門、廚城門、洛城門。城門設計依照嚴格的規製，均辟有三個門洞，門洞前建有跨越城壕的石橋。
長安城內街道寬暢，大道筆直而平坦，寬度達45米左右。每條大道又分三條平行的道路，與城門的三洞對應，中間為馳道，供皇帝行，百姓及官吏隻能走邊道。道路之間有排水溝，路兩旁植行道樹槐、楊、柏等。這種壯觀場景，可想而知。
西漢末年王莽篡位，城內大亂，一代風流的京城，從此衰落。後來東漢劉秀稱帝，眼看長安受戰亂破壞，麵目全非，故棄之而擇東都洛陽為都城。但長安在東漢時作為“西京”，稍有恢複。最受災難的是東漢末年的“董卓之亂”，長安城之破壞，幾乎是毀滅性的。後來西晉文學家潘嶽在《西征賦》中，記述了當時長安的淒涼場景。到了隋代，本欲建都於此，但眼見此地一片瓦礫殘垣，所以隻好放棄漢長安之地，在其東南麵另建都城，名為大興城。
公元25年漢光武帝定都洛陽，始為東漢，年號建武。次年建高廟，造社稷壇，在城南立郊兆，後則起南宮前殿，起明堂、靈台、辟雍，造諸官府，後來又建北宮等，大國都城麵貌始備。東漢洛陽的都城格局與周王城有些不同，主要是在南北宮的建製上。據記載，“城東西六裏十一步，南北九裏一百步”。城四周12個城門外，均有巍峨的雙闕。雙闕是門前兩側豎立的高樓，作為望用，但更是表現莊重的中軸線的一種建築形式。相傳東漢時南門朱雀門前的雙闕，在四十五裏外的偃師就能望見。
洛陽既為東漢都城，則城市宮廷市井，輝煌而且有序。城內有大街24條，每條大街均植行道樹、設排水溝，城市形態及設施，稱得上是當時世界一流的。城內南北二宮，氣度非凡。當時文學家班固有《東都賦》，如此描述洛陽：“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於是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逾，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
東漢社會與外界交往增多，其中以西域文化東漸為最主要。隨著商賈貿易的往來，西域文化通過河西走廊入京者漸多，其中要數佛教文化為最。漢明帝時，有兩位天竺(印度)高僧前來洛陽宣傳佛法，譯佛經，佛教也從此在中國落根。東漢永平十二年(68)，在洛陽建白馬寺，為中國的第一座佛寺，後來越建越多，崇佛之風大盛。洛陽城中，佛寺佛塔不計其數。詳見北魏楊街之所著的《洛陽伽藍記》。這些建築形象，也給洛陽都城形象增添了不少新的景觀。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顯赫一時的都城洛陽，200年後，到了東漢初平元年(190)，董卓挾持漢獻帝西徙長安，“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收其財產，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屍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裏內，室屋蕩盡，無複雞犬”。洛陽城幾乎浩劫一空，成為一堆廢墟。後來到北魏、西晉時期，才漸漸開始複興。
秦漢苑囿
中國的園林始於西周。周文王在豐京之南設靈囿，建靈台。《詩經·大雅·靈台》中說：“經始靈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唐鹿攸伏。”這就是我國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園林形態。它的特征，一是皇家的，二是有功能的(遊賞並狩獵)。當時在靈囿之中水草茂盛，林木森森，群鹿出沒於林間，禽鳥翱翔於天際，遊魚活躍於池沼，可謂景色迷人。靈台是靈囿中建造得最早的建築物，《詩序》鄭玄注：“天子有靈台者，所以觀枝象，察氛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台。”又《三輔黃圖》說，靈台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整個靈囿設置各等“囿人”，管理日常事務及飼養囿中動物。
到了秦始皇時代，在鹹陽之郊建上林苑，這是更大規模的皇家宮苑了。阿房宮，其實就是園林中的特大規模的建築。
西漢初年，在長安建造未央宮，也在其中開鑿滄池，於池中起十丈高的漸台，供統治者享樂。漢武帝劉徹時代，皇家苑囿的興建達到一個高潮。建元三年(前138)，漢武帝將秦代的上林苑重加修葺，其範圍“南至宜春、鼎湖、禦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裏”(《漢書·揚雄傳》)。其間“離宮別館三十六所”(《後漢書·班固傳》)。漢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又在上林苑內開鑿昆明池，據說這是為了演練水軍以征戰昆明國，故取“昆明”。池周圍四十裏，遺址在今西安南匣石口，麵積達332頃。池中建豫章台，並有巨大的石雕鯨魚，高三丈。湖的水麵較大，水麵上有百餘船隻，“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漢書·食貨誌》)，盛裝的宮娥在龍舟上輕歌曼舞，皇帝坐在豫章台上觀賞取樂，宛若置身仙境。昆明池也是個“水庫”，用於水利是它的另一個功能。
建章宮是上林苑中的一座重要宮殿，也是漢武帝所建。苑之北有太液池，是當時著名風景區。太液池周圍的建築十分奢華。漢武帝晚年時，喜神仙道術，故太液池中有三座土山，相傳為“蓬萊”、“方丈”和“瀛洲”，所謂“海上三山”。池中種植菱藕，並有多種水禽，富有天然之趣。初秋時池中紅荷紫菱，碧波白羽，美不勝收，又有各式小舟穿行其間，景色如畫，帝王將相，時遊其間。
長安又有皇家園林以外的苑囿。漢長安中梁孝王(漢武帝之弟)的兔園，構石為山，鑿地為池，華麗的宮殿與林木花草相間，奇花異草、珍禽怪獸，無不具備，是為當時長安名園了。長安附近有富豪袁廣漢，也造園林，據曆史記載是最早的私人園林。“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裏，南北五裏，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裏。養白鸚鵡、紫鸚鵡、犛牛、青兕，奇禽怪獸委積其間。積沙為洲嶼，積水為波瀾，其中江鷗海鶴，孕雛產彀，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
東漢時，東都洛陽的園林也甚盛。當時在洛陽城中大量地建造宮苑池沼。如上林苑、芳林苑、西苑、長利苑、菟苑、靈囿、禦龍池等等，張衡在《二京賦》中稱“精思博會，十年以成”，對洛陽苑囿有所描述：“濯龍芳林，九穀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遊龜蛸。永安離宮，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冽清。鵯鵑秋棲，鶻鵑春鳴。且鳥鳩麗黃，關關嚶嚶。”
先秦的住宅
早在西周時期，我國住宅的基本形式已經出現，這可以從考古發掘的陝西省扶風、岐山兩縣交界的周原建築遺址中來考察。這座建築，當初新發現時認為是西周時期的一座住宅，但後來經研究，認為並不是住宅，而是西周初期的一座宗廟，因為在這裏同時發掘出有許多筮卜甲骨文片，識讀的結果，認為它是當時的一個宗祠。不過古代的宗廟的形式與住宅類同。
到了東周，一些文獻資料記載了當時的住宅形製。劉敦楨在《中國古代建築史》中認為，“根據《儀禮》所載禮節，研究春秋時期士大夫的住宅，已大體判明住宅前部有門。門是麵闊三間的建築，中央明間為門，左右次間為塾。門內有院。再次為堂。堂是生活起居和接見賓客、舉行各種典禮的地點，堂的左右有東西廂，堂後有寢臥的室，都包括於一座建築內。內堂與門的平麵布置，延續到漢朝初期沒有多大改變。”
秦漢的住宅
在一些出土文物中發現有許多明器(墓中的陪葬品)，能說明當時的住宅建築的基本形式。一座平麵為曲尺形的住宅建築，和院子在一起，是一個近乎正方形的平麵。從其他一些出土的明器來看，有的也有樓房。在牆上刻出柱、枋、地袱、叉手等，可以窺知當時木構架的形狀大體和宋代相同。窗的形狀除了方形和橫長方形以外，還有成排的條狀窗洞，很像六朝和唐宋間的直欞窗。屋頂多用懸山式。圍牆上也有成排的條狀窗洞或其他形狀的窗，似乎明清二代最發達的漏窗，在漢代早已種下根苗。
四川成都曾出土一個大型住宅模型，其主人也許有一定的官銜。這個住宅的布局分左右兩部分：左側有門、堂，是住宅的主要部分；右側是附屬性建築。左側的外部有大門，門上裝有柵欄，圖畫得很詳細具體，很有建築史學價值。門內分為前後兩個院子，均用回廊繞之，很有生活情趣。後麵的院子正麵，繪出三開間的正屋，屋上梁架也畫得很清楚，屬懸山式的單簷屋頂。室內還畫出兩個人席地而坐，談笑風生，院中有雙鶴起舞。屋前有台階，據分析這是家中的堂屋。另一個院子裏有兩隻雞在爭鬥，也屬家中的一種戲娛性的活動。右側也分前後兩院，用回廊繞成。前院較小，興許是個雜院，裏麵有廚房(右)、水井(左)與曬衣架等。後院內有一個高樓，可作觀望遠眺。高樓的屋頂用廡殿式(四坡頂)，簷下有鬥拱，十分講究。樓的下麵還畫出樓梯，可拾級登高。
漢代對人的社會等級看得很重，所以在住宅中把大門做得很考究，一般說貴族的宅第，外有正門，共由左、中、右三部分組成，屋頂中央高左右兩邊低，邊上是小門，用於一般的出入，有重大事件時，需有一定的儀禮，則“大開正門”。據分析，大門以內，還有中門，它和正門都可通行馬車。門旁還有附屬房間可以居留賓客，稱為門廡。院內以前堂為主要建築。堂後以牆、門分隔內外，門內有居住的房屋，但也有在前堂之後再建飲食歌樂的後堂的，這種布局應自春秋時代的前堂後室擴展而成。除了這些主要房屋以外，還有車房、馬廄、廚房、庫房以及奴婢的住處等附屬建築。
我們知道，住宅建築最直接地反映著人們的生活，但在住宅內部的家具也是很能表述當時的生活的。
直到東漢還沒有椅子和凳子，一般都是席地而坐，或者坐在床上，因此桌子的形式也與後來的不同，那時多數為比較矮的幾案。
秦漢陵墓
中國是個崇天崇祖的國度，在中國古代人的觀念中，人與天地是相合的，稱為“三才”；人有來龍去脈，所以對祖先也十分崇敬。老人去世，後輩為他營葬，並紀念他。帝王去世，則臣民們對他更有隆重的祭葬。在中國曆史上，帝王不但有很考究的陵墓，而且又有很詳細的文獻記述。就連當時尚無文字時代的先王，後人也為他們造墓記表。下麵的表，就是史前的帝陵之記錄：帝號、姓氏在位時期陵名地點盤古氏上古時期盤古陵南海(傳說)伏羲氏史前時期太昊陵河南淮陽、湖北襄陽等炎帝(神農氏)同上炎帝陵湖南酃縣黃帝(軒轅氏)同上黃帝陵陝西黃陵(山東、甘肅、河南等)堯(唐)同上堯陵山西臨汾、山東南平等舜(虞)同上舜陵湖南寧遠禹(夏)同上禹陵浙江紹興
夏禹之後，夏朝曆代帝王的陵墓雖有記述，但亦無法查考，大概是在河南一帶。商滅夏，商朝曆代帝王陵墓也同樣如此，大概位於山西一帶。到了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帝王之陵墓在史書上更有詳細的記載，每個皇帝的在世在位的年代以及他們的陵墓地點等，都有記述。
先秦的帝王陵墓，在此舉兩例說明之。
一是黃帝陵。此陵位於陝西黃陵。關於黃帝，相傳他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又叫軒轅氏，姓姬。曆史上說他率領諸部落打敗了炎帝和蚩尤，於是在中華大地上才有了安定團結。不過這些都是傳說，隻是後來的一些史書上都有記述，所以黃帝才被公認為我們的祖先，黃帝陵也是後來修造的。黃帝陵在城北橋山上，山上古柏森森，山下有沮水縈繞其間，景觀莊嚴肅穆。這座陵墓僅36米高，陵周長約48米。陵口有碑亭，碑上書“黃帝陵”三字。後麵還有一座碑亭，碑上刻“橋陵龍馭”四字。後來曆代皇帝前來祭祀，多有碑刻，使這裏的環境更富有皇家陵墓之氣質。
關於黃帝陵和黃帝的死、葬情況，可見《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墜，墜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其來年冬……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塚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塚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
二是大禹陵。此陵位於浙江紹興。大禹是距今四千餘年我國夏朝的創始者，相傳他領導人民治理洪水，是我國曆史上第一位治水英雄，而且他具有極高的品操。相傳他“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所以世世代代受到人們的崇敬。
關於紹興的大禹陵，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中曾寫道：“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幾千年過去了，雖曆經滄桑，但此地之為禹陵則無變。
紹興大禹陵，由禹陵、禹廟組成。禹陵位於禹廟之東。廟西有河，上為禹貢橋，過橋向東南行，即禹陵，今僅存一座“大禹陵”碑亭。禹廟的布局很有特點，它倚山就勢，南北向中軸線布局：過貢橋即為廟之西南角，有西轅門可入，進入廟內須轉一個彎才到廟的中軸線上。中軸線自南向北，地勢由低而高，南牆一塊照壁，壁前一亭，即岣嶁碑亭，向北為午門，門內又一院落，北首數十級台階，上為祭廳，其北又一院子，正北即禹廟之大殿，高20餘米，歇山重簷屋頂，屋脊上書“地平天成”四字，建築形態巍峨壯觀。殿內大禹塑像，後屏繪有九把斧頭，意為他治水開通九條河流(九派)。此建築最早建於梁代，今存之建築建於近代。院子左右有東西配殿，今為中國古代水利、治水之展覽廳。由東配殿旁出，前有一小山，山上有亭，曰“窆石亭”，亭中立石，高2米，周圍亦2米許，頂端有小孔，相傳此乃是大禹靈柩下葬時用的平衡物。這是否可信，不得而知。
秦始皇陵墓，無論規模、形態、記述，都稱得上是最偉大的帝王陵墓，甚至在世界曆史上都是罕見的。
秦始皇陵位於陝西臨潼縣城東約十裏處，南為驪山，北有渭水，可以說是一塊“風水寶地”。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述：“始皇初即位，穿治驪山，及並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滿之。”公元前246年，年僅13歲的秦始皇登基即位不久，就開始建造他的陵墓了。但是，直到他五十歲去世(前210)，陵墓還未完全造好，可見其工程之浩大。這座陵墓的設計，真可謂用盡心機。“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大事畢，已臧，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臧者，無複出者。樹草木以象山。”據記載，秦二世在埋葬秦始皇時，令皇宮內的宮娥殉葬其中，又將修墓的工匠也關閉其中，活埋在墓內。
秦始皇陵是一座由人工堆成的山陵，經兩千多年的風雨侵蝕，但至今它的高度還有近50米，可見當年的雄姿。現存陵墓為方錐形夯土台，東西345米，南北350米。周圍有兩層牆垣，內垣周長3公裏，外垣周長6公裏。這座陵墓雖經項羽破壞，但地下之物尚存。近年來，在陵墓的外周已發掘出大量的兵馬俑、銅馬車等約八千餘件，更可見它的舉世無雙之偉大。秦始皇陵的做法，後來便影響到漢代乃至後來曆朝曆代。如墓室中布置成上有天文下有地理的形態，以水銀作江河海洋的象征等等。
再說漢代的茂陵。茂陵在陝西興平東北的竇馬。這座帝王陵墓可以說是漢陵中最偉大的，它是漢武帝劉徹(前156～前87)的陵墓。漢武帝是漢代的第五代皇帝，在位達五十餘年，很有功績，開創西漢的鼎盛時期；他的陵墓最偉大，也屬理所當然。這座陵墓在漢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就開始進行規劃、設計了，一共造了53年才完成。當漢武帝崩後下葬時，陵上之鬆柏已長成幾人合抱了。茂陵規模甚大，周圍有夯土方形城垣，每邊長達400餘米。裏麵的墳墓呈圓台形，看上去很有莊重感。
然而，地麵上的墳的偉大，也許僅是有高大的山的形象和一些碑碣、石像之類；而地底下的墓卻更了不起，墓裏麵放進無數的東西。這就是所謂“虛地上，實地下”的中國墓葬文化。在茂陵中，據《漢書》記載，墓室裏金銀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據說到了漢武帝的靈柩放進去時，裏麵已沒有其他空位了。這許多葬品，可惜到了西漢末年農民起義時被盜去不少。
最後說漢昭烈帝劉備惠陵。這座帝王陵很特別，它與武侯諸葛亮祠合一處。這就成了中國曆史上君臣合廟之千古絕唱。惠陵位於成都武侯祠西側。人們心目中隻知武侯祠而不太了解惠陵。這個祠的平麵，中軸線布局，前麵兩道門，然後是劉備殿，過廳之後為諸葛亮殿。惠陵也有中軸線，是從背後開始的。在諸葛亮殿之西，有一桂荷樓，樓西為琴台(亭子)，然後有一小門，上書“中有漢家雲”。人內是一條曲線形的夾道，兩邊紅牆，牆內竹林滴翠，十分幽靜。其實在路的西側就是墓了；但人們必須沿此路繞過墓，才到墓前麵，這裏是劉備陵墓的中軸線起點。這種空間處理是十分巧妙的，它能使兩處靠近的空間變得甚“遠”。這是一種禮儀上的，但又是感覺上的需要。中軸線的最南端是一塊照壁，然後兩個廳，墓在後廳之北。墓呈半球形，高約12米，體量雖不大，但亦富有紀念性。
這座帝王陵從曆史文化來說是做得比較確切的，它成了漢代曆史的一個“句號”。在劉備殿上有一副對聯雲：
一土尚巍然問他銅雀荒台何處尋漳河疑塚
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漢代官儀
這正說明從此曆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即魏晉南北朝了。
萬裏長城
秦漢時期最有名的其他建築，就是秦始皇的萬裏長城了。但是，現在我們在北京八達嶺等地所見到的長城，乃是明代時所修的。秦始皇時代造的萬裏長城，如今隻剩下一些城基。然而，當我們一提起長城，立刻想到的還是秦代。
其實長城早在秦以前就有了。公元前776年，周幽王在今陝西省西安附近的驪山頂上，大舉烽火於城台，為的是博得愛妃褒姒之一笑，但卻終於釀成大禍。他在烽火台上點火，這是個軍事信號，表示都城危急，各路諸侯自然有援兵來救。但幽王玩了個騙局，從此以後，就失去了烽火的作用了。這也就說明了長城和烽火台，至少在西周末年就有了。春秋戰國時期史書上關於長城的記述就更多了。如楚國在今河南、湖北一帶建有國界性的城牆，其他如秦、趙、魏、燕、齊等，都在自己的國界處築城牆。如張守節說：“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裏，以備楚。”
秦始皇掃平六國，統一中國，因此決定把這些割據式的城牆拆掉，派大將蒙恬率30萬大軍，花了10年功夫，把燕、趙、秦的北方邊界連起來，這就是萬裏長城了。這座長城的作用，就是抵禦北方少數民族(如匈奴等)侵犯。秦長城西起甘肅的臨洮(今岷縣)，經今之寧夏、內蒙、陝西、山西、河北等省、自治區，直到遼東，總長超過一萬裏。
秦代建造的萬裏長城不但是一項十分偉大的工程，而且也染上了一層民俗性的文化色彩，所以更為人們知曉。這些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孟薑女的故事了，流傳千年。古時候稱長女為“孟薑”，傳說她本姓許，陝西同官人。她的丈夫叫範杞梁，被秦始皇拉去北方建造長城。春去秋來，杳無音訊。孟薑女做了寒衣，千裏迢迢，期望能在杞梁徭役期滿後雙雙回家，過夫妻團聚的生活。誰知當她到了目的地，丈夫已被坍塌的長城壓死了。她悲痛欲絕，哭了三天三夜，終於悲憤地跳入大海，離開了人世間。如今在渤海灣還有一處礁石，叫“薑墳雁陳”，據說這就是“孟薑女墳”。因為這裏時時有大雁縈繞，故名。後來漢代的劉向編寫了《列女傳》，根據當時的民間故事，描述孟薑女的事跡，又經曆代的民間流傳，此故事便家喻戶曉了。人們懷念這種人間的可貴的情緣，所以在今之山海關附近建有孟薑女廟。據《臨榆縣誌》記載：“貞女祠，在東關外十三裏望夫石之巔，祀孟薑女。此祠創始於宋以前。”孟薑女廟在崗上，登108級台階到達廟前，廟分前後兩殿，前殿內塑有孟薑女像，左右童男童女侍之，龕上有匾，上書“萬古流芳”四字，兩邊有楹聯：“秦始皇安在哉萬裏長城築怨；孟薑女未亡也千秋片石名貞。”殿門前的楹聯很奇特，一直被旅遊者傳誦：“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浮雲長長長長長長長消。”後殿為觀音殿。殿後有巨石，上刻“望夫石”三字。遊山海關之遊客，必到此一觀。
秦代之後，漢魏等曆代均修築過長城，其中漢代修築之長城規模最大，並把長城沿河西走廊過玉門關一直造到新疆。但這些長城今天隻留下少數斷垣殘壁了。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城市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先是三國鼎立，後來晉武帝統一中國，但不久又分裂，近三百年南北對峙。一直要到公元581年，才由隋文帝統一中國。但真正成為一個長治久安的穩定大國，在唐朝才算正式開始(618)。這一時期，建築和城市在形式上沒有更大的變化，但建築內涵卻有所進步，更為豐富了。
漢以後的城市形製不再以統治機構的宮殿占絕對優勢。如果我們把西漢的長安和唐代的長安作一比較，可以明顯地看出，漢長安城中宮殿占去好大一片，幾乎是全城一半以上的地方；而唐長安城中宮殿麵積明顯地縮小了，大部分是居民區和市肆區。
這就是一種進步。有人說，所謂城市，其實是由“城”和“市”兩部分組合而成的。“城”，其性質為政治和軍事上的；“市”，其性質為生活、商業、文化諸方麵的。而若突出了後者，就意味著社會的進步，社會文化的繁榮。
從建築來看，如宮殿建築，無論是在建築技術和建築藝術諸方麵，都比以前有所進步，既反映在合理性上，也反映在表現性上。如唐代的含元殿能從形式上充分地表現出大國帝王宮殿的巍峨壯麗，飛翼般的高樓，高而巨大的台階，都可以看成壯麗雄偉的建築語言。又如唐長安的大明宮中的麟德殿，不但規模巨大，而且建築技術和藝術也相當了不起。它是以三個建築結合而成的，這種木構技術是相當複雜的。高低錯落，勾心鬥角，造型富有變化，稱得上是中國古代建築中的傑作了。
這一時期，從社會形態來看其實可以分為前後兩半段：前段是分裂、混戰、多變的時期，曆時約四百年；後半段是統一、安定、繁華的時期，曆時約三百年。所以無論在城市或建築上，前後兩者是很不一樣的。由於社會的原因，一般說前者偏小、簡練，但也有小而精致華貴的，如南朝時的一些城市和建築。後者則是大國氣度，如唐代的長安及其宮殿。
上麵說到，從東周到西漢，與從東漢到唐代，在曆史的比較上雖然有驚人的相似，但畢竟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而有所不同。這在宗教建築上反映也許更為明顯。道教的興起，佛教的傳入，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原有的觀念和社會生活。這對於建築來說，發展和變化也是十分明顯的。特別是佛教建築，既要適合中國當時的社會文化和建築文化，又要保持從印度傳進來的佛教(建築)本來的係統和需要。最明顯的也許還是佛塔。塔這種形式在中國建築曆史上更是全新的，就連“塔”這個字也是晉宋時期為了翻譯佛經而造的譯音字。總之，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在這一個曆史階段的建築上都得到了投影。還是這句話：建築為人的需要而建，也反映了人。
曹魏時期的鄴城
鄴城位於今河北省臨漳縣附近。但滄海桑田，這個地方如今已大部分在漳河底下了，隻有城西的銅雀台一帶，還位於漳河岸上，可見到基址。因此說起曹魏時期的鄴城，隻能在文獻資料中見到了。例如酈道元(466～527)的《水經注》中就有記載，此城“東西七裏，南北五裏”。晉時的一尺約為0245米，故此城為東西3087米，南北2205米。“西北有三台，皆因為之基”，“中曰銅雀台，南則金虎台，北曰冰井台”。其中銅雀台最為有名了。杜牧《赤壁》詩曰：“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台是一種高敞之處，登高望遠，可謂遊賞之好去處。
曹魏是分裂時期的一個國家，所以它的都城雖然也比較完整，但規模不大。鄴城作為都城，最大的特點在於形製的創新。鄴城為扁矩形，中軸線北端是宮城，其東為一組官署，官署後部為後宮，是曹操的宮室。在後宮和官署的東麵(城的東北角)為皇家貴族的住所，稱“戚裏”。城的南部為居住、商業區，約占全城麵積的五分之三。由此可知，這種都城布局與前麵說的《周禮·考工記》中所規定的形製已很不相同了。鄴城的布局對後世影響不小。如後來的隋唐長安，與此比較相近。
從三國時期的建業到南朝的建康
“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如流水，但寒煙、衰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懷古》)今天的南京，在五代時叫金陵，為南唐的都城；又叫建康，這是更早的南朝(宋、齊、梁、陳)的都城；再往上溯，乃是三國時期的東吳之都城，叫建業。而所謂“六朝”，指的是東吳、東晉、劉宋、南齊、梁和陳這六個連續的朝代，它們都建都於此。此城之建都，當時屬分裂時期，雖然都城規模不大，但這裏商業發達，經濟繁榮，文化豐富多采，所以一直被後人懷戀。
三國時期的東吳建都建業，這也許是曆史上最早在此建都了。“劉備曾使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歎曰：鍾山龍盤，石頭虎踞，此帝王之宅。”赤壁之戰後，孫權從各方麵的形勢分析，決定由武昌遷都於此。孫權是個講究實際的皇帝，所以當時都城建業的規模不大，而且宮廷建築(如太初宮等)也不甚雄偉壯麗。所用的建築材料，也有好多是從武昌舊宮中拆下運來的，“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後來孫皓(末帝)執政，又建昭明宮，才見雄姿，其中正殿赤烏殿更為華美奇麗。
東吳為晉武帝司馬炎所滅，統一中國，晉代都城在洛陽。但不久晉代分裂，晉室南渡，又在此地建都，建立東晉王朝，地名則由建業改為建康。晉元帝初到這裏時，暫安於東吳的太初宮，改昭明宮為顯明宮。後來到晉成帝時才建新宮，名叫建康宮。
東晉時對原來東吳都城建業作了一番改造，在規劃都城時曾有一段有趣的事。據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篇》中說：宣武移鎮南州，製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製置紆曲，方此為劣。”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南州是在建康以南，即姑孰。王東亭即王，東晉丞相王導之孫。他解釋王導對建康都城的規劃思想：因為此處地盤不如中原地帶大，因此要使街道做成彎彎曲曲，若隱若現，不知街道有多長，都城有多大。這其實就是空間的藝術手法了：含蓄，有不盡之意。可見當時的美學、文藝思想開始活躍，追求藝術效果，與文學中的“秘響傍通”、“伏采潛發”有異曲同工之妙。
南朝四個朝代宋、齊、梁、陳，均建都於建康，都城的名稱也沒有改。劉宋元嘉十五年(438)，在東晉的永安宮基址上建東宮，後來又擴至玄武湖地方，疊山理水，建為苑囿。公元502年，蕭衍稱帝，改國號為梁，在位時宮殿建築加建不多，所加建的多為佛寺和園林之類。到了陳朝覆滅時，都城建康被隋軍夷為平地，景象甚慘，所以北宋王安石要作此吊古之詞。
從此建康多年被冷落了，直到五代十國時期，這裏是南唐都城，名曰金陵。南唐是小國，都城也不大，金陵之城似珍珠般小巧玲瓏，文雅秀麗。南唐之金陵，位於六朝故宮之南，從圖中便可知道它的規模是多麼的小。
公元937年，南唐開國之主李異建金陵皇宮，位於城之中央。宮門南有禦河，上有“天津橋”(即近南京中華路北口的內橋)，橋南為一條正南北向的“禦街”。這種中軸線對稱的布局，卻是很正規的都城格局。所以說規模雖小，但都城型製卻很規範。南唐李異以後，李(中主)和李煜(後主)都喜歡文藝，而治國少方，故國力每況愈下，終於被趙宋所滅。而那些雕梁畫棟的宮殿，則成了詩人意念中的感懷之物：“四十年來家國，三千裏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幹戈?”(李煜《破陣子》)從此以後，金陵衰落了。一直要到四百年後明代朱元璋建都南京，才又有飛黃騰達的時代。
魏晉、隋唐時期的洛陽
洛陽稱“九朝古都”，這座城市的興衰和變遷，不亞於南京。洛陽早在西周就已經是個很規範的都城，這在上一章已經說過了。東漢之後，洛陽因戰亂而衰敗。但後來又是曹魏、西晉和北魏的都城。
晉武帝司馬炎建都洛陽，有了一些建設，但不久內亂外患，如“八王之亂”、“五胡亂華”，頻仍相繼。永嘉五年(311)匈奴人攻克洛陽，皇室和官僚集團聚族南逃，西晉洛陽隻有短短的四十六年，又被夷作一片廢墟，史稱“永嘉之變”。
南北朝時期，拓跋氏集團建立北魏，也定都洛陽。這時的洛陽城，位於近洛陽市東約十五裏的孟津、偃師附近。這是一塊風水寶地：北倚邙山，南臨洛河，自然條件極好。北魏都城洛陽與以前漢魏時代的都城營建方式不同。此城分外廓、內城、宮城三層相套的形式。在內城的東、西、南三麵興建外廓。最裏麵的宮城，則是整個洛陽都城的中心了。
北魏是少數民族統治的政權，但多已漢化，魏孝文帝(467～499)對漢文化十分崇拜，因此都城規製還是比較規範的。內城基本上是原來的。宮城之北有皇家苑囿，即華林園。內城之西北有三座小城，叫金鏞城，精工細築，可謂固若金湯，是洛陽都城的軍事要地。北魏大興佛教，故洛陽都城裏佛寺浮屠(塔)相當多。最多時寺院達一千餘座，而且有的規模十分宏大。最著名的要數永寧寺塔，“高九十丈”，有些不可思議。
隋都大興和唐都長安
自東漢滅亡分裂之後，曆經三國、兩晉、南北朝，到隋朝則歸為一統，終結了近四百年的分裂、混戰局麵。隋文帝楊堅定都大興，即西漢時的長安(附近)，開始了大規模的建設。這位皇帝有遠見卓識，他認為長安一地，有幾個優勢：一是洛陽、鄴城等地，在戰亂期間已受到了嚴重的破壞；二是建康一地，對於統一的中國來說似過於偏南；三是陝西關中一帶，東西南北，是當時的政治統治之要地(隋時主要的來犯之敵多為西北一帶的少數民族)；四是隋起兵於關中，對這一帶來說是根基之地，人心最為穩固。可見文帝決定建都於此，是經過周密分析的。
可是，定都西漢都城長安舊地，也並不是在原址上建都，而是在漢長安城之東南，新辟一址新建都城。其理由是：首先，這裏曾經戰亂，破壞嚴重，殘垣斷壁，清理困難，不如另擇平坦之地；其次，這裏地勢不佳，地形狹小水質鹹鹵；第三，原來西漢時都城的道路和建築等多有不合理處。因此，隋文帝楊堅在開國的次年，即開皇二年(582)，就在漢長安之東南動工興建都城，並定名為“大興”，以示新的曆史之開始。
興建大興城，規劃師是太子左庶宇文愷，他在規劃設計時參考了北魏的洛陽和曹魏的鄴城，擬建成一座理想的都城。經過三十年的建設(至隋煬帝大業九年)，城市才基本建成。這是一座稱得上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市了。大興城麵積達841平方公裏，而西方古羅馬都城羅馬麵積隻有1368平方公裏，東羅馬拜占廷帝國都城君士坦丁堡隻有1199平方公裏。
大興城的規劃布局，外為方正的城廓，內部分區明確。北部正中是宮城，宮城南緊鄰皇城。城內左祖右社，布局規範。居住區和市集布局也很完整。這是一座我國封建時代少有的理想化的城市。但可惜隋煬帝腐敗，都城建成後僅五年的時間，隋王朝就被李淵等領導的起義軍推翻。好端端的一座都城，被唐朝坐享其成。
公元618年，李淵建立唐王朝。唐朝在隋朝的大興城建都，但名字改為長安。城市的基本格局未變，但調整得更像一座大國的都城了。唐長安的總體特征是中軸線對稱布局，以正對宮城大門承天門、皇城大門朱雀門、直至南城中門明德門的朱雀大街為中軸線，城門位置道路的格局及東市西市的位置等，皆嚴格對稱。城內道路呈方格網形，南北大街十一條，東西大街十四條。道路等級分明，層次清楚，以通達城門的大街為主幹道，其他則為次級道路，最後則是通達諸街坊內的小路。道路最寬的有180米，其氣派可以想象。
唐長安城內的居住區為街坊形式，是封閉式的坊裏製，這樣便於管理，對社會治安有好處。唐代初年，天下太平。貞觀年間(627～649)，有“道不拾遺，夜不閉戶”之美譽，即所謂“貞觀之治”。
唐代長安的都城布局成了典範，後來日本的平城、平安京的規劃，就是參考唐長安的。
魏晉南北朝的宮殿
先說曹魏鄴城的宮殿。據左思的《魏都賦》記載，曹魏鄴城的宮殿分為三部分：從西向東，西為內苑銅雀園，皇家園林性質。中間有端門、正東門、文昌殿，文昌殿為正殿即大朝之地，規模宏大，建築華麗。其東有司馬門、聽政殿，聽政殿是國家政府之核心，是常朝。常朝與大朝一東一西，曰“東西堂製”。
其次說東晉建康的宮殿。這裏早在東吳建業(都城)時就已建宮殿；但因戰亂，多已破敗。東晉新建之宮殿在東吳之苑城內，名曰“建康宮”。宮之內外殿宇共達三千五百間，南有二門，大司馬門和南掖門。大司馬門內為太極殿；南掖門內為尚書朝堂。此處為議政之地。太極殿性質與朝堂不同，它是元旦正會等大禮之所，等級最高，隻是一年之中很長的時間都空關著；殿兩側為東西堂，是帝王接見臣僚、賜宴及日常政事之地。朝堂在禮儀上僅次於太極殿。
建康由於地理環境的優越，所以宮廷中皇家苑囿得天獨厚。宮北即今之玄武湖，在其東的雞籠山建有華林園。建康皇宮自東晉以後，宋、齊、梁、陳諸朝，皆以此為基礎作了一些改建或加建。如劉宋時期以東府城為未央宮，石頭城為長樂宮，北邸為建章宮，南第為長楊宮。苑囿則建有北苑(又叫樂遊苑)，苑中建正陽殿、林光殿等。南齊時加建青溪宮以及仙華、神仙、玉壽等殿宇。園林方麵則造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彩，跨池水立紫閣諸樓觀”。梁時最重要之舉就是新建太極殿，由東晉時的十二間改為十三間，並加建了許多佛殿。陳時為文皇後造安德宮等，在此不細說了。
隋唐的宮殿
隋朝建大興城，宮城也叫大興宮，位於都城之北中軸線上。可是隋朝時間甚短，不久就被唐朝所取代。唐朝開國，定都就在隋之大興城，坐享其成，改名長安。唐長安之皇宮，也在隋大興宮原址，經改建後易名太極宮。太極宮在長安城的正北，東有東宮，西有掖庭宮，掖庭宮為嬪妃所居。整個太極宮規模甚大，東西寬1285米，南北長1492米，是今北京故宮麵積的三倍。宮之四周設十座門，南五(中間承天門，東為長樂門、永青門，西為廣運門、永安門)東一(通訓門)，西二(通明門、嘉猷門)，北二(玄武門，安禮門)。宮中建築，按前朝後寢製規範而設，顯示出大國氣度。宮中三大殿為太極殿、兩儀殿、甘露殿，在南北中軸線上。兩側殿宇眾多，大吉殿、百福殿、武德殿、承慶殿、萬春殿、立政殿、千秋殿、神龍殿、功臣殿、歸真觀、望雲亭等等，殿宇亭閣不勝枚舉。在宮中還有山石池水苑囿，氣度非凡。
太極宮北玄武門，這是宮中出入之要地，有重兵把守。唐初李世民發動宮廷政變，迫使李淵交出政權，爭得帝位，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玄武之變”，其事就發生在玄武門處。後來李世民掌政，並為高祖李淵造了一座豪華的宮苑，位於長安東北。貞觀八年(634)，宮殿建成，初名永安宮，次年改為大明宮。後來唐高宗李治因患風濕，覺得太極宮太潮濕，所以於龍朔二年(662)對大明宮進行改建、擴建，然後皇宮就遷入大明宮去了。
大明宮如今基址尚存。此宮建於長安城東北的龍首高地，幹燥而涼爽，本是李世民為李淵所造的避暑的宮苑，讓他年邁享清福，所以宮內布局也就不甚規整。全宮基本上有一條南北的中軸線，最南端為丹風門，向北有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然後是禦花園、太液池、蓬萊山等，北端為玄武門。大明宮主殿是含元殿，高大雄偉。在另外的建築中，要數麟德殿為最大，也最豪華。
含元殿為大明宮的正殿，唐高宗李治遷宮後，這個殿就成了他的“金鸞寶殿”。含元殿位於大明宮中軸線上，大明宮正門丹風門向北610米處。整座建築建於高高的龍首原上，並有3米多高的夯土台基。登上含元殿，向南俯瞰，是丹風門內廣場；遙望遠處，則是長安城和蒼翠的南山，風景如畫，美不勝收，可說是好風水了。
含元殿遺址至今尚在，還高出周圍地麵十餘米之多。經勘測、查實，含元殿東西寬十一間，南北進深四間。這座建築的特點不隻是大，更在於建築兩側的處理。在殿前方兩側相距約150米處，對稱地建有翔鸞(東)、棲鳳(西)兩閣。高聳入雲的兩閣與大殿間曲折的長廊相聯，形成圍護烘托主殿之作用，使殿宇輝煌無比，而且更富有個性。後來如北京故宮午門上麵五鳳樓的做法，也有仿效之意象。
含元殿前有三條長達75米的“龍尾道”，自地麵直升大殿，這就是所謂“百步金階”，後來紹興的禹王廟也仿此做法。中間的一條龍尾道寬25米，兩側的略狹一點。整個龍尾道坡度是有變化的，並有意拉長。自殿下仰視整個宮殿宛如在天上雲端，真是顯現出大唐鼎盛的雄姿。含元殿是唐高宗以後曆代皇帝舉行“外朝”的殿宇，唐代詩人王維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詩，其中“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就是描寫這裏的盛況。
麟德殿不在宮的中軸線上，而位於太液池西側的高地上。這裏是唐朝皇帝賜宴群臣、大臣奏事、藩臣朝見的地方。據考古發掘和研究，這裏還有觀看伎樂和設佛事道場活動的場所。整個殿宇有前、中、後三座殿堂組成，平麵進深為前殿四間，中殿四間，後殿三間，麵闊均為九間。此建築因為是三殿並接，所以深度大於寬度，深835米，寬585米，故總麵積約5000平方米，是北京故宮太和殿的三倍。在殿的周圍繞有一圈回廊，廊闊3米餘。在殿的兩側，東為鬱儀樓，西為結鄰樓。樓之前還設有東、西兩亭。據考古學家臆複，認為前殿是單層的，中殿和後殿均為二層的。其左右各有一亭、一樓，建於高台上，與中殿的樓上用飛廊連接。整座建築高低錯落，交接方式多樣而統一，真可謂“各抱地勢，鉤心鬥角”(杜牧《阿房宮賦》)。建築體型複雜，但多樣統一，具有建築造型美，充分體現出中國古代建築藝術文化精神。麟德殿形態，當然是後人臆複的，但根據遺址和諸文獻資料，相信基本如是。
興慶宮坐落在唐長安城東春明門內。這是一座供皇家使用的宅邸，原是唐玄宗為太子時的住地。後來他登基當了皇帝，次年便立名為興慶宮。宮的正門朝西，叫興慶門。宮內多設自然之物如山石、池水、林木之屬，所以也可以說是一座園林。宮中以牡丹花最有名，全長安城的牡丹數此處最佳。據記載宮中龍池的東北有沉香亭，這是專為唐玄宗與寵妃楊玉環觀賞牡丹花而建造的。這不免令人想起李白的《清平調》，其中第三段曰：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
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杆。
如今興慶宮已改為一座公園，即興慶公園，其實隻是原來興慶宮西南部的一部分。
唐代的另一座皇家宮苑是近臨潼驪山北麓的華清官。當時這裏是唐玄宗與楊玉環洗溫泉浴的地方。“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白居易《長恨歌》)華清宮設四門，北門津陽門為宮之正門，南門朝陽門可通南之驪山。東為開陽門，西為望京門。宮內中軸線對稱布局。雖為溫泉苑囿，但充滿皇家氣度。宮內洗溫泉浴之所曰“湯”，如宜春湯、尚食湯、太子湯、長湯、九龍湯、蓮花湯、星辰湯等等。如今華清池及其中諸建築湯池等遺址多已被發掘。
魏晉—隋唐佛塔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帶來了三種新的建築形式，一是寺院，二是石窟，第三種就是佛塔了。這樣，就大大地豐富了中國建築的形式。在這三種佛教建築形式中，數佛塔最為特殊，影響也最大。
塔，印度佛教中叫堵坡，它本來是埋藏佛教僧人的佛骨舍利子的。相傳佛祖釋迦牟尼圓寂(逝世)後，他的弟子阿難等人將他的遺體火化，在骨灰裏找到好多光彩晶瑩、佛塔堅固非凡的東西，即舍利子。人們甚奇之，於是便為他修造考究的墳墓，將這些寶貝埋藏起來。這種墳墓就是堵坡。古印度的這種搴堵坡形式，如同一個實心的半球體，頂上做塔刹，地麵上沿塔的周圍做一圈回廊，外用石欄杆圈起來。東、南、西、北四個方向設門如牌坊形狀，人們就圍著這一圈回廊進行佛事活動。是印度最典型的一座佛塔：桑奇一號大塔下。
佛塔傳入我國後，建造起許多類似於古印度的佛塔(堵坡)。但後來覺得這種外來形式應當與中國傳統的建築結合起來。而且“佛法無邊”，所以須將塔造得比附近所有的建築都高，才體現出這種尊貴性，因此聯想到更早時候我國的一種建築形式，即望樓。這樣，所以中國的佛塔後來就越造越高了。古代的中國人聰明，他們把表述佛教的塔刹做在塔的最高處，表示無上至尊；把寶貝舍利子放在塔下的地宮處埋藏起來，表示無比珍貴；而中間的塔身部分仍起到古代的望樓之作用，人們可以上樓，登高極目，欣賞大好河山。
“塔”這個字，本來在漢字中沒有這個字，一直要到魏晉南北朝才出現。原來印度佛塔譯作“堵坡”是音譯，後來也叫“圓塚”、“浮屠”、“浮圖”、“靈廟”等等，據說多達二十餘種，後來為了統一和方便，就造出這個字。“塔”是“塔婆”即stupa的省音字。
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播，佛塔很快就在全國各地建造起來了。據統計在中國保留下來的古塔達一萬餘座。中國境內的佛塔種類繁多，大體說有單層塔、多層樓閣式塔、密簷塔、瓶式塔、金剛寶座塔等等，還有好多塔合建在一起的塔林(如河南少林塔院，塔多達250多座)。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塔，我們在此擇幾處作介紹。
一是洛陽的永寧寺塔。此塔雖已無存，但在史書上有記載，是曆史上有名的一座巨型佛塔。據《洛陽伽藍記》卷一所記，永寧寺塔有九層，木構，“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有刹複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裏，已遙見之……刹上有金寶瓶”，“浮圖有四麵，麵有三戶六窗，戶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釘……至於高風永夜，寶鐸和鳴，鏗鏘之聲，聞及十餘裏”。此塔建成後二十年，被大火所毀。當時百姓眼巴巴看著這座高大的寶塔被燒毀，無不為之悲慟。後來傳說失火那天在東海上看見木塔正隨著一股煙雲升上天去。這也許是一種寄托之情了。
二是齊雲塔(又叫金方塔)，位於洛陽白馬寺東南不遠處。為密簷式方形磚塔，底部每邊長約78米，塔總高約為35米，共13層，每層砌磚出簷，由下向上，略向內收，故外形呈拋物線狀，線條柔和，造型優美。這座佛塔，據《三寶記》上說：在白馬寺東南，舊即有土阜隆起，夜放光芒，民間呼為聖塚。漢明帝劉莊詔問攝摩騰，答道：天竺國有阿育王，藏如來舍利(釋迦佛骨)於天下，凡八萬四千所，中國境內有十九處，此其一也。漢明帝劉莊令建塔於土阜之上，塔九層，二百餘尺。現齊雲塔旁有金代石碑一座，按它的記載，五代之後，有莊武李王曾造九級木塔一座，高五百餘尺，名叫齊雲塔。北宋末年，木塔焚毀。金大定十五年(1175)改建磚塔，即今之齊雲塔，算起來已有八百餘年的曆史了。
三是嵩嶽寺塔。此塔坐落在河南登封縣，建於北魏正光四年(523)，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磚塔。平麵十二邊形，外徑106米，內徑5米，高395米，塔的壁上有許多磚雕，外形也呈拋物線狀，向上內收，曲線優美，增加了塔身的秀麗感。塔頂部的塔刹，在壯碩的覆蓮上以仰蓮托相輪，做得很精致。
隋唐時期著名的佛塔有下列幾座。
一是唐長安的大雁塔。此塔也許是當時最負有盛名的了。大雁塔正式名稱叫慈恩寺塔，位於今西安市雁塔路，塔的平麵正方形，底層每邊24米，共七層，高64米。此塔建於唐永徽三年(652)，當時玄奘為保護由印度帶回的經籍，由唐高宗資助，在慈恩寺內建造此塔。初建時磚身土心，平麵方形，五層。公元八世紀初用青磚改建成七層樓閣式塔。大曆年間又改建為十層，但因戰亂隻留下七層。明代時此塔又遭破壞，在外表加砌麵磚，予以保護，即今之塔。嵩嶽寺塔
關於這座塔，有兩件事值得一說：一是此塔取名“大雁”的由來。據《大唐西域記》卷九記載：古印度釋窟東峰有座小乘寺院，不禁食“三淨肉”，但寺僧經常得不到肉食。一日，有一群大雁飛過，領頭的雁突然墜落地上，寺內和尚大驚，以為是菩薩顯靈，所以決定在這裏建一座高塔，把墜落的死雁埋在塔下。這就是“大雁塔”的出典。至於此塔名為“慈恩”，則是唐王李治為其母親追薦冥福而取名的；二是此塔在唐代不僅是個佛塔建築，同時也與藝術文化有關。唐代許多詩人登塔賦詩，如高適、杜甫、岑參、儲光羲、白居易等等，其中杜甫的《同諸公登慈恩塔》雲：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
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
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
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後來凡進士及第的人都要到大雁塔上來遊賞、題詩，成了風氣。白居易年少，19歲中進士，他登上此塔也題詠，其中有“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句。
塔內還有許多珍貴的文物資料。塔底正麵兩龕內有褚遂良書寫的《大唐三藏聖教序》和唐高宗撰寫的《大唐三藏聖教序記》碑。四門楣有唐刻佛像和天王像等，特別是西麵門楣上的線刻殿堂圖，更是研究唐代建築的寶貴資料。
二是唐長安的小雁塔，即薦福寺塔，位於今西安市南郊。此塔建於唐中宗景龍年間(707～709)，是為藏經而建。平麵亦為正方形，建塔時為十五層，明代大地震時倒掉上麵二層，現為十三層。塔高43米(殘高)，磚砌密簷式塔，中空，有木構樓層。此塔外形呈拋物線狀，故體形優美動人。
中國原有的文化觀念，也在建築上表現出來，那就是形象完整，指代明確。也就是說，建築物要麼新建，要麼拆掉重建，破破爛爛的建築總是不美的。不同於西方的建築觀念，古就是古，殘破也無妨，所謂“殘缺美”。羅馬科洛西姆鬥獸場殘破了也是美的，維納斯掉了胳膊反而更好看。然而塔是外來的(印度文化受西方文化影響甚大)，所以小雁塔的頂上掉了二層也不難看。蘇州虎丘塔不但破損，而且傾斜，也還是美的。建築不但是一個應用對象，而且還表現文化，影響人們的觀念形態，這一點我們不能不注意到。
三是神通寺四門塔，位於山東濟南附近的曆城。由於它是一座單層的方形塔，塔頂用大量的疊澀，較似印度佛教建築風格，而且內有東魏武定二年，(554)造像題記，因此以前一直認為是東魏之物；後來在塔內發現建塔之記，才認定為隋大業七年(611)建造。此塔平麵方形，四麵設圓拱門，故稱四門塔。這座佛塔造型簡潔，樸實無華，建築風格雄渾。四門塔對於我國古代建築和佛教文化具有較高的價值。
四是千尋塔，位於雲南大理崇聖寺。塔共三座，一主二副，主塔名千尋塔，副塔名南塔和北塔，合稱崇聖寺三塔，又叫“大理三塔”。這組塔位於蒼山腳下，洱海之濱，這裏風光奇秀，塔與環境互生光輝。
千尋塔的建造年代為南詔保和年間(824～839)，相當於中唐時期。塔為方形，密簷式，高69米，十六層，層數為雙數的塔在我國是很少的(南塔和北塔也是雙數，均為十層)。此塔屬南詔國，但塔內發現唐、宋時期的珍貴文物達六百餘件，其中手抄經文最可貴。這說明當時文化和宗教上的交往甚密。
五是南京棲霞山舍利塔，位於南京西南的棲霞山麓，創建於隋代仁壽二年(602)。現存的石塔為南唐(937～975)時重建。塔八角，五層，高15米，是我國古代樓閣式密簷石塔中造得較好的一座。塔身上下密布著各種題材的浮雕。其中有海浪、魚、蟹、龍、鳳和石榴，還有“釋迦八相”及四大天王、文殊、普賢菩薩和飛天供養人等。此塔對於認識我國佛塔形式及演變具有價值，而且對研究唐、五代的建築裝飾藝術和雕刻藝術也很有意義。
魏晉—隋唐佛寺
前麵已說到，佛教的特征之一是輕物質重精神，所謂“四大皆空”，因此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其佛教寺院的形式立即與中國的傳統建築形式結合起來，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緊緊地融合在一起。從早期的洛陽白馬寺開始，以後的中國佛教寺院就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魏晉時代，無論南朝北朝，佛教發展速度相當驚人。杜牧有詩雲：“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當時僅建康一地，寺院之數就有五百餘座。其實北朝寺院更多，據統計，北魏洛陽及其附近一帶，寺院總數達一千三百餘座。到了隋唐時期，佛教繼續發展，而且確立了中國化的係統。好些佛學理論家開始對佛經做詮釋、注疏，從而中國佛教也就開始出現學派、宗派。
中國佛教寺院建築也和其他建築類型一樣，曆史上留下來的很古的建築原物較少。現存我國最古的木構建築卻是寺院，即山西五台山的南禪寺。
南禪寺位於山西五台縣西南李家莊西北的土崗上，這裏離五台縣城約22公裏。此寺坐北朝南，規模不大，主要的建築有山門、龍王殿、菩薩殿和大佛殿等，圍成一個四合院式的建築群，東旁院落是僧房。南禪寺始建於何時已無從查考，但據正殿大佛殿梁下所存的影記證實，此大殿重建於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因南禪寺地處偏僻，所以唐武宗(841～846)“會昌法難”時才免遭破壞，幸存到今天。成了我國現存最古的一座木構建築，也是研究唐代建築文化和建築發展史的最可貴的實物資料。此建築於1961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南禪寺內文物有角石上雕臥獅三尊，小石塔一座，殿內存石獅三尊，這些都是唐代的遺物。
大佛殿於1974年至1975年按唐代所建原型作了一次大修。龍王殿為明代隆慶三年(1569)所建，其他建築基本上都是清代所建，近年來均作了大修。
南禪寺大佛殿麵闊和進深都是三間，但寬度略大於進深，故平麵略成長方形。大佛殿的屋頂為單簷歇山式，比例勻稱，氣宇軒昂。殿內無柱，以四根通長的椽袱直架於前後簷柱之上，並外伸。鬥隻有柱頭與角科，而無平身科，梁架結構簡單，屋麵舉折平緩(寬高之比約四比一)，但出簷甚大，這是典型的唐代建築風格。殿前還設有寬敞的月台。
大佛殿內有佛壇，長84米，寬63米，高07米。正中供釋迦牟尼佛像，結跏趺坐於須彌座上，手作禪宗拈花印。兩側蓮座上共供有十八尊唐代塑像，體態豐滿，神情自若，服飾簡潔，衣褶流暢，塑造手法與敦煌莫高窟的唐塑十分一致，為我國唐代雕塑之上品。佛光寺
佛光寺也在五台山，坐落在五台山東北約25公裏的佛光村。此寺規模要比南禪寺大些，全寺有殿堂樓閣等一百二十餘間。佛光寺最早創建於魏孝文帝時期(5世紀末)，唐會昌年間滅法，此寺也被毀。現存的大殿則是唐大中十一年(857)所建之原物。
佛光寺大殿麵闊七間，進深四間，單簷廡殿屋頂。殿內鬥碩大，出簷甚深，裝飾簡潔，比例協調，表現出典型的大唐建築的風格。寺內還有一座文殊殿也很有價值，此建築建於金代天會十五年(1137)，在木構建築技術上有獨到之處，即用“減柱法”。既節約了材料，又使殿內空間寬敞，是金元時期的一種構架手法。
五台山佛光寺不但國內有名，而且還影響到國外。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內的金堂(相當於大雄寶殿)，就是根據佛光寺大殿的形式建造的。相傳當時高僧鑒真和尚帶領中國建築匠人東渡日本，幫助他們建造，所以其形式十分相近。這也說明中日兩國文化關係源遠流長。
如上所說，我國木構建築保存不多，所以好多寺院建築已不是唐以前的原物，而是後來所改建的了。如河北正定的隆興寺，本為隋代所建，但今之建築已為宋代及宋以後所建之物了。
魏晉—隋唐石窟
石窟是在山崖上開鑿出來的洞窟，源自印度，它是佛教徒修行、生活和做佛事活動之地。印度佛教石窟稱“支提”，如著名的卡爾利支提，是一個長方形洞窟，洞底空間呈半圓形，洞頂也呈半圓拱狀。洞底的半圓空間，在圓心處設一座佛塔，用於佛事紀念活動，外部長方形的空間多用來做功課、講經、說法等。此石窟建於公元前一世紀，洞深38米，高和寬均約14米。
石窟這種佛教建築，隨著佛教傳入我國，到了魏晉時代興盛起來，大規模開鑿。後來到了南北朝、隋唐、五代時期，又在此基礎上加建、擴建及新鑿，形成中國佛教建築三大係統之一(還有兩類即寺院和塔幢)。
我國較早的著名石窟有：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甘肅敦煌的莫高窟和河南洛陽的龍門石窟，這就是所謂中國的“三大石窟”。另外比較有名的石窟還有四川大足石窟、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甘肅永靖的炳靈寺石窟等，不勝枚舉。
石窟的形式、種類很多，大體說我國石窟的形製可以分為平頂、小窟、覆框形方窟、覆鬥頂方窟、中心柱窟、穹隆頂橢圓窟、崖閣以及大型佛龕、摩崖等。但從內容來說，石窟又可以分為僧院窟、塔廟窟、尊像窟三類。僧院窟是在主室四麵牆壁開鑿佛龕、小室，然後再將塑像安置其中。塔廟窟多長方形，分前後室，前室是禮拜的地方，後室中間有龕柱，柱四麵鑿小龕，其中也安置坐佛和菩薩。尊像窟也為長方形，主要是用來禮拜的，穹頂紋飾由四麵下方往上開展，甚有氣派。
山西大同雲岡石窟。此石窟位於大同之西的武周山麓，依山開鑿，東西連綿約1公裏，現存舊窟53個，佛像、菩薩、飛天等總共達五萬一千餘尊，規模十分宏大。此石窟始鑿於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至公元494年基本完成，前後用了30餘年時間。全部洞窟大體可分為三類；早期的16～20窟，平麵呈橢圓，以造像為主，高大雄偉，其中第20窟為雲岡石窟雕刻藝術的代表作。中部諸窟平麵多長方形，有前後室，除中央雕造佛像外，四壁及頂部刻有許多浮雕。第三種是方形窟室，室中央有方塔柱，上刻浮雕，四壁刻有佛像、龕座。其中第六窟最為典型。此窟空間高20米，中間大塔柱粗大，斷麵麵積達60平方米。窟內浮雕不計其數，除大小佛像、菩薩、飛天等，還刻有釋迦牟尼從降生到成佛的本生故事，確為我國的雕刻藝術之寶庫。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此石窟位於洛陽城南約12公裏，這裏南北兩山對峙，伊水穿流其間，遠望猶如一座天然門闕，故又稱“伊闕”，龍門石窟就在此地，現已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龍門石窟最早開鑿於北魏，大約是魏孝文帝定都洛陽時期，此石窟開鑿時間十分長久，後來曆經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五代、宋等。據統計，兩山現存窟龕2100多個，造像達十萬餘尊。其中最大的造像高1717米。最小的隻有2厘米。另外還有佛塔四十餘座，造像題記3680品。龍門石窟有好多洞窟，比較有名的有賓陽洞、潛溪寺、萬佛洞、奉先寺、古陽洞等，在此隻說賓陽洞和奉先寺。
賓陽洞由中、北、南三洞組成，它是龍門石窟群中著名的洞窟。賓陽中洞即主洞，位於龍門西山北部，是北魏宣武帝元恪為其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後做功德營建的二窟之一。自北魏景明元年(500)至正光四年(523)，曆時達24年，是龍門造像中雕鑿時間最長、用工最多而又最富麗堂皇的一個洞窟。本尊釋迦牟尼位於中央，像高84米，麵部清秀，鼻高且大，口含笑容，為北魏時期的我國石刻藝術中之上品。主佛兩側侍立二弟子、二菩薩。兩側壁上雕一佛二菩薩。窟的頂部雕有十個伎樂天人飛翔在蓮花寶蓋周圍。賓陽北洞是北魏時期始鑿的，到唐代初年才完成。正中阿彌陀佛高755米。佛的背光如熊熊燃燒的火焰，但細看又似葫蘆之紋。雕刻工細生動，是唐代佛像背光火焰紋的佳作。佛兩側刻羅漢和脅侍菩薩；門口兩側浮雕二天王，形態威猛有力。賓陽南洞是從北魏至隋代所鑿的，中刻阿彌陀佛，麵部豐潤，衣紋流暢。洞內大小佛龕不計其數。洞頂在蓮花寶蓋周圍有兩個捧供品的供養人和六個伎樂天人，衣帶飄動，典雅秀麗。
奉先寺位於西山的最高處，是唐高宗鹹亨三年(672)開鑿，到上元二年(675)完成，曆時近四年。奉先寺為龍門石窟造像藝術中的傑作。本尊盧舍那大佛高1717米，頭高4米，耳長19米。麵容豐滿秀麗，眼神含蓄寧靜，姿態肅穆端莊，衣紋簡潔流暢，可謂形神兼備。有人說奉先寺盧舍那佛的臉容是根據武則天的形象雕刻的，未可證知。佛兩邊侍立二弟子，迦葉嚴謹持重，阿難溫順虔誠。那尊頭戴寶冠、身穿瓔珞的菩薩衣帶飄灑，顯得端莊矜持，風采動人。天王像和金剛力士像也都剛毅有力，很有個性。據碑文所述，武則天後為建奉先寺曾捐脂粉錢兩萬貫。
甘肅敦煌莫高窟。此石窟俗稱千佛洞，位於甘肅省敦煌縣之東南，三危山與鳴沙山之間的峭壁處，南北長約1610米。相傳前秦建元二年(366)，有位僧人叫樂樽，在此山上見金光閃閃，似有千佛在山上，於是他就在山崖壁上開鑿了洞龕，這是莫高窟的第一個石窟。後來經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朝代不斷開鑿，形成了一座規模雄偉、內容豐富、具有高超藝術價值的佛教石窟。如今，莫高窟還保存洞窟492個，壁畫麵積達45000平方米，彩塑兩千多尊。這在世界造型藝術中具有相當高的地位。
莫高窟中的佛像有大有小，有大至幾十米的彩塑，也有小至十幾厘米的彩塑，藝術品位均很高。窟內絢麗多彩的壁畫，表現內容也是多方麵的，如古代的狩獵、耕作、紡織、交通、戰爭以及建築、音樂、舞蹈、婚喪、壽慶及各種社會活動，應有盡有，它不但是一部佛教史藝術史，而且還是一部生動的社會文化史。
莫高窟的建築特點，是那些窟簷建築(建於唐宋時期)，這也是研究我國古代建築史的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如今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此窟又名麥積崖，位於甘肅省天水市之東南。山高142米，是我國西秦嶺山脈小隴山中的一座孤峰。山形上突下收，好像農村中的麥垛，故名“麥積”。麥積山周圍風景秀麗，是西北地區難得的一處好風光。麥積山石窟也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據文獻資料，西漢末年，隗囂曾在這裏建避暑宮。北魏泰常年間，涼州禪僧曇弘於此隱居，以後玄高也來此地，後來竟收徒300餘人。
麥積山石窟始鑿於十六國的後秦時期，並創建佛寺。北魏、西魏、北周時期，大規模開鑿。如西魏文帝時，再修崖閣，重興寺宇；魏文帝皇後去世，鑿麥積崖為龕而葬；北周保定、天和年間，大都督李允信為亡父造七佛閣。現存最早的石刻題記為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唐代開元二十二年(734)，天水大地震，使麥積山石窟崖麵中間部分倒塌，故整個石窟就分為東西兩崖。東崖現存54窟，西崖現存140窟。麥積山的一個特征是窟內佛像幾乎都是泥塑(因為山之石不宜精刻)，麥積山石窟內大小佛像共有7200餘尊。其中最高的佛像高約16米(阿彌陀佛)，最小的佛像僅十幾厘米。造像特點質樸、細膩，形象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