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詩壇翹楚
屈原
詩人的誕生和家世
公元前339年(楚威王元年)舊曆正月十四日,我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浪漫主義詩人屈原誕生在楚國一個破落了的舊貴族家裏。屈原的父親號叫作伯庸，是一位對天文曆法很有研究的人，他推算這個新生嬰兒的生日正是寅年(太歲逢寅，舊星曆學上稱攝提格)、寅月（正月)、寅日（庚寅日)，而這種現象正符合於中國曆法中“人生於寅”的老話，所以他對這個孩子格外看重，給他取名“正則”，意即平正的法則，其中包含“平”鵬思；取字“靈均”，意即美而平均，其中包含“原”的意思。屈原本人在他著名的代表作《離騷》的開篇，就回顧了自己的生辰和名字的由來：“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餘初度兮，肇錫餘以嘉名；名餘曰正則兮，字餘曰靈均。”司馬遷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也說：“屈原者，名平。”這也說明，屈原的本名叫屈平，字原。後來，人們用慣了他的字，而他的本名“平”反而不常被後人知道了。
屈原的家鄉在今天湖北省的秭歸縣，那裏是楚國最早建國的地方。屈原的家族是楚國的貴族，他的祖先與楚王同姓，他與楚王是同一始祖的子孫，這個始祖就是古代傳說中的高陽顓頊（專續)氏。屈原與楚王同姓，則也應姓芊或熊，到春秋初年，屈原的祖先、楚武王熊通的兒子瑕受封於屈地為卿，才把“屈”作為氏的稱號，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姓氏逐漸不分屈原祖先的氏號“屈”便被作為他家的本姓而流傳下來。
因為屈原家族是楚國的王族，所以他的許多先人都曾擔任過楚國的重要官職，發揮過重要作用，如屈重、屈完、屈建等。據史書記載，他們或是善於辭令的外交家，或是統領千軍萬馬的將軍，曾給屈氏家族帶來過極大的榮譽。但到戰國時期，屈氏家族開始衰落下來，屈原辭作中“勿忘身之賤貧”的話就說明了這種情況。那時，屈家政治上雖仍能夠保持貴族身份，但經濟上已經十分貧寒了。
戰亂中成長的青年詩人
屈原誕生的時代，正值我國曆史上的戰國社會末期。伴隨著屈原童年、少年、青年時期的，是席卷整個中國大地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戰亂。當時，由於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社會生產力大大提高，從而推動和促進了生產關係的變革，新興的地主階級開始登上政治舞台，日益要求參與變革和掌握國家政權。而腐朽的奴隸主貴族勢力仍頑固地維護反動落後的政治統治。這種實質性的鬥爭具體表現為：七個強大的諸侯國家——齊、楚、燕、趙、韓、魏、秦，都積極任用革新派人物，在本國實行變法，富國強兵。同時互相進行激烈的拚殺征戰，企圖以自己為主統一中國。
七國之中位於西方的秦國，經濟、文化都很落後，但由於在秦孝公時重用了衛國人公孫鞅(因仕秦有功，封於商地，號商鞅）實行變法，並取得了較為徹底的勝利，所以到戰國中期竟後來居上，一躍而成為七國中最強大的國家。秦強大之後，立即對其他六國展開強大的攻伐，給山東六國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當時的山東六國中，最有可能與秦抗衡的便是屈原的祖國——楚國。楚國是戰國七雄中地域最大的國家，它的國界北至中原，與韓、魏、齊等國為鄰；西至黔中(湖南沅陵)、巫郡(四川巫山)，與巴蜀和秦為鄰；南到蒼梧(湖南九嶷山)，東達海濱。楚國的建國和開發雖不及北方黃河流域曆史久遠，但由於南方江漢流域富庶的自然條件和廣大人民的辛勤勞動，經濟、文化發展很快，到春秋中期，楚國政治、軍事上都已達到鼎盛時期，當時的國君楚莊王繼齊恒公、晉文公之後成為中原又一霸主，史稱的“春秋五霸”之一。戰國時期，楚國國力更加強大，生產力發展水平已經達到相當的高度。
戰國中後期，楚國的政治、軍事狀況和實力日益腐朽和衰落。這是由於楚國的奴隸主貴族腐朽勢力十分頑固和強大，他們在楚王周圍形成一個盤根錯節的集團，千方百計阻止和破壞一切具有積極進步意義的改革措施。戰國初期，楚悼王曾任用衛國人吳起為丞相，製定了一整套抑製奴隸主貴族勢力，富國強兵的變法措施。一度使楚“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強。”但是，由於楚舊貴族勢力的處處對抗，吳起的政治主張難以徹底貫徹實行。支持變法的楚悼王在世時，楚的貴族舊勢力就企圖殺害吳起，等楚悼王一死，甚至屍骨未寒，吳起便立即被殺，他製定的新法也隨之廢除。這種倒行逆拖的結果，使得楚國實力逐漸衰落，到楚懷王即位時，楚國表麵上雖然還很強大，但實際上軍事實力和政治聲望都已遠遠落後於秦國。楚懷王也清楚地看到了這種局勢，哀歎：“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
麵對當時這種力量對比十分懸殊的局勢，楚國和山東六國中的其他五國都十分迫切地感到秦的威脅，同時也產生了聯合抗秦的要求。從公元前334年（周顯王三十五年）開始，山東六國相繼接受了洛陽策士蘇秦關於聯合抗秦的主張，委他掛六國相印，由南到北組成一條縱線抗擊秦國，這就是曆史上的“合縱”政策。在“合縱”過程中，楚國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一度居“長”的地位。與此同時，秦國也在公元前328年(周顯王四十一年)用魏國人張儀為丞相，采取分化瓦解、遠交近攻的策略對六國進行各個擊破，史稱“連橫”。“合縱”與“連橫”兩種勢力鬥爭的結果，也就決定著秦和山東六國生死存亡的最終命運。
屈原就是在這種戰亂而複雜的年代中成長起來的。由於受先人所創立的光輝功業的激勵，也由於成長在一個雖然家道中落但仍具有較高文化知識水平的家庭環境中，所以詩人從年青時代起就胸懷遠大的誌向，刻苦學習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潛心研究當時國內外的政治形勢，立下了為祖國的振興富強而獻身的決心。這些都充分反映在他青年時代寫下的優秀辭作《桔頌》中。
“桔頌”，就是對桔樹的頌揚和讚美。青年詩人屈原通過對生長在自己故鄉，楚國江漢流域的桔樹的由衷歌頌和讚美，表達了自己對純潔高尚品德的讚美和追求，體現了他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嚴以律己的精神。
屈原在《桔頌》中，還借桔樹果實的“精色內白”、“紛溫宜修”的特點，讚美了人世中崇高聖潔，無偏無私的美德，表達了自己誓死不與醜惡的東西同流合汙的決心。屈原在他後來的政治生涯中，始終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不向腐朽落後的勢力妥協，更不與之合流的精神，也正是來源於他青年時就立下的誌向。
《桔頌》是屈原青年時代的代表作品，通過這篇作品，我們可以較清楚地看出詩人青年時期就具有的美好而堅定的理想和情操。
從為官到第一次被放逐
青年時代的屈原，由於自己的刻苦學習和努力，已經成為一位在文學上有著較高造詣，在政治上有真知灼見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不知從哪一年開始，他做了楚王的文學侍臣，與當時著名的文人一起，在楚蘭台宮聯藻賦辭，也曾跟隨楚王遊獵於雲夢洞庭，賦辭作歌。
大約在公元前318年（楚懷王十一年)，屈原22歲時又被升任為左徒（徒的地位僅次於丞相)，擔負起協助楚王治理國家的重任。
從這時起，屈原就全力以赴地將自己振興祖國的理想付諸實踐。他主要做了二方麵的工作：一是整頓內政，加強法製，以求富國強兵；二是在對外關係中堅持“合縱”方針，聯合齊國，抗擊秦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說他：“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說明屈原當時受到懷王的信任，手中掌握著很大權力，既直接參與懷王商議國家大政方針，製定法律政令，又肩負著對外斡旋交涉、協調各國關係的重任。這一時期，應該是屈原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鼎盛時期。
但是，正如任何革新和進步都無一例外地會遭到保守勢力的阻撓和反對一樣，屈原的政治措施也很快成為楚王周圍盤根錯節的奴隸主貴族勢力詆毀和攻擊的目標。
首先向屈原發難的是上官大夫靳尚。他和子蘭都是楚懷王的親信近臣，他們互相勾結利用，形成懷王身邊的一個腐朽反動集團，看到懷王一時重用屈原，他們一夥當然心懷不滿。一次，屈原接受懷王的命令，草擬了一份新的政策法令，稿子還沒有寫定，心懷叵測的靳尚就要強行搶來按自己的意思改動。屈原為保守國家的機密，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堅決不把稿子交出去。這樣就惹怒了靳尚，他便到懷王麵前去告屈原的狀，煞有介事地挑撥說：“大王讓屈平製定法令，朝中上上下下沒有不知道的。他製定的每條法令一公布，總是自我吹噓說‘除了我之外，別人是訂不出來的。’”懷王聽信了靳尚的讒言，十分惱火，不但疏遠了屈原，而且免去了他左徒的官職。
後來，屈原在他的辭作《九章·惜往日》一篇中，悲憤地追述了自己的這段遭遇：“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
屈原在內政方麵的革新措施受到了挫折，但仍懷著對祖國和懷王的一片忠心在外交方麵為國效力。他堅持“聯齊抗秦”的戰略主張，始終把秦作為打擊和孤立的目標，全力維係楚與其他山東五國、特別是齊國的友好結盟關係。但是，由於懷王的昏庸和舊貴族奴隸主集團的幹擾反對，屈原的這種正確的外交策略也常常不能實施。
當日的七國形勢，秦雖然已十分強大，但也一直害怕山東六國的聯合抗擊，特別擔心地域最大的楚國和財力最雄厚的齊國的聯合。為了破壞這種聯合，公元前313年（楚懷王十六年）時，秦派“連橫”說的代表人物張儀到楚國遊說。張儀用重金買通了楚懷王左右如靳尚等一夥官僚，並誘騙懷王說：“秦國最憎恨的是齊國。楚國如果能斷絕與齊國的聯合，秦國願把商於地方的六百裏土地作禮物送給貴國。貴國如同意這樣做，則既削弱了齊國，又和好了秦國，同時還使自己增加了士地。這樣一舉三得的好事，大王何樂而不為呢?”貪圖小利的懷王果然聽信了他的這番話，答應了斷絕與齊聯合的要求，還馬上拜張儀為相國，連著幾天擺起慶賀的酒宴，還樂不可支地宣布說：“我們又要收回商於地方了。”
對於懷王這種利令智昏的錯誤作法，屈原和朝中較為清醒的老臣陳軫都站出來反對，但未能阻止懷王的一意孤行。他斷絕了與齊國的結好聯盟，並派人到秦國去接受六百裏封地。
楚國受地的使者來到秦國，張儀卻謊稱酒後摔傷，不能見客，閉門三個月不露麵。楚使沒有辦法，隻好回去報告了懷王。懷王不但不醒悟，反而猜想，一定是秦認為我們與齊的關係斷絕的不堅決。便又派人跑到齊國，當著齊王的麵將齊辱罵一通。齊王又氣又惱，竟轉而與秦國結好。這時，張儀感到破壞楚齊聯盟的目的已經達到，才出來見楚國使者說：“你怎麼還不前去接受封地呀!從某地到某地，我們送你們六裏見方的土地呢！”
使者將張儀的這番話回報懷王，懷王這才發覺自己上了秦的當。大怒之下，他立即發兵討伐秦國。公元前312（懷王十七年)春，楚與秦在丹陽交戰，結果是楚軍大敗，將士死傷八萬人，大將軍屈等七十多位將領被俘，還被秦吞並了漢中郡一帶的六百裏土地。懷王損兵折將，更加惱羞成怒，傾全國兵力第二次伐秦，兩軍在藍田(今陝西藍田)大戰，楚又遭到慘重的失敗。這時，韓、魏也乘機出兵襲擊楚的後方，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懷王隻得忍氣退兵。
受了秦的愚弄詐騙，又接連吃了兩次敗仗，楚懷王稍微清醒了一些，他後悔不該對齊那樣背信棄義，孤立了自己，便又派一直主張聯齊的屈原到齊國去尋求諒解，以圖再次聯合。
正當屈原前往齊國作再度聯齊的說服工作時，西方的秦國又在窺測時機，玩弄新的權術了。他們看到楚還不能一口吃掉，擔心楚與齊恢複聯合，便再次伸出橄欖枝，派人到楚國求和，還發誓願將剛奪到手的原楚漢中郡六百裏土地分一半還給楚。懷王舊恨未消，氣衝衝地說：“我隻要張儀的腦袋，不要什麼土地。”胸有成竹、對楚內部情況已經了如指掌的張儀也果真自願赴楚。靠著用重金買通的上官大夫靳尚和楚王寵姬鄭袖的幫助，他不但毫毛未損，反而又與楚達成了“叛縱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的協議，然後凱旋而歸。
張儀剛走，屈原風塵仆仆地從齊國回來了，他聽到了張儀來楚的經過，又氣又急，力勸懷王說：“為什麼不殺掉這個禍害呢?”但是，當懷王再一次後悔，派人去追趕時，張儀早已跑掉了。就這樣，楚國再次失信於齊國而投入秦國的懷抱，屈原聯齊的成果輕易被葬送了。
不久，重用張儀的秦惠王死了，張儀逃到魏國，很快也死在那裏。這之後，齊又曾寫信給楚，爭取懷王聯合抗秦，而楚也一度與齊、韓聯合。但是，當公元前305（懷王二十四年)秦昭王即位後，又開始拉攏楚國，而剛愎自用、反複無常的楚懷王也就再度聽從秦的擺布，於公元前304年與秦在黃棘(今河南新野)正式聯盟，甚至心甘情願地作了秦國的女婿。
屈原目睹這一切醜惡的行徑，再也無法忍受，他憤怒抨擊當權舊貴族的禍國秧民罪行，隨之遭到了殘酷的迫害和打擊。懷王二十四年左右，屈原被貶出宮廷，放逐到漢水北部(今湖北鄖、襄一帶)，也正是在這前後，他寫下了不朽的代表作《離騷》。
屈原作《離騷》時，年紀約三十五、六歲。這時，他已經經曆了由懷王的文學侍臣到左徒、由被懷王信任重用到被打擊排擠、逐出朝廷的坎坷政治道路，眼看著自己為之奮鬥的內政、外交的光明前途已化為烏有，祖國麵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詩人心中充滿無限的憂傷和悲憤，在這種感情下完成的《離騷》，回顧了詩人由一個英姿勃發、準備全力報效祖國的熱血青年到終於在混濁齷齪的政治漩渦中被排擠而失望的經過，通篇貫穿了詩人與舊貴族奴隸主勢力不妥協的鬥爭精神，表現了詩人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和積極進取的政治態度，同時也預示了他決不與舊勢力妥協，寧折不彎，為堅持崇高純潔的品德而導致的悲劇性結局。《天問》的創作，反映了屈原對大自然奧妙和人間不平的原因的探索和追求，同時也記錄了我國古代的大量曆史傳說和神話故事，是研究屈原思想和研究我國古代曆史、神話的生動材料。
屈原在漢北大約呆了四、五年，這期間楚國又遭到了幾次不幸的事件：懷王二十六年，齊、韓、魏三國發兵伐楚；懷王二十八年，秦又與齊、韓、魏聯合攻楚，殺楚將唐昧；懷王三十年，秦軍再次伐楚，奪取了楚的八座城池。這一次次的災禍，使得遠在漢北的屈原心情更加沉痛，他無時不在懷念郢都，懷念那曾經有過作為、重用過他的懷王，擔憂著祖國的命運。這種深切的懷念之情充分表現在他的《九章·抽思》篇中。
從第二次被放逐到自沉汨羅
在屈原第一次被放逐期間，秦曾幾次發兵伐楚，使楚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吃了這一連串的苦頭，懷王又感到了秦的凶狠，有心與齊重修舊好。於是，他派太子橫作人質住到齊國，並下令召回了被逐於漢北的屈原，準備通過屈原的遊說調解恢複楚齊聯盟。
但是，秦的軍威和謀略更是變化無常、勢不可當。懷王三十年，秦在攻陷了楚的八座城池、軍事上占了對楚的絕對優勢之後，派人送書信給懷王，要求與懷王在武關會麵結盟。懷王麵對這封吉凶莫測的來信，感到左右為難。前往武關吧，怕再吃虧上當；不去吧，又擔心惹惱了秦國。這時，屈原極力勸阻懷王說：“秦是虎狼一樣凶狠的國家，實在不能輕信，大王還是不去為好。”大臣昭睢也主張：“(如果怕秦發怒)我們可以整頓部隊，加強守備。秦的虎狼之心，就是準備吞並各國，大王千萬不能相信他們的鬼話。”可是，屈原等人的這一正確主張又一次遭到朝中舊勢力的反對，他們被秦的強大嚇破了膽，極力慫恿懷王前往。結果，懷王又一次被一夥奸邪小人所左右，同意前往武關會談。不出屈原所料，懷王剛入關就被秦軟禁。秦以割取楚巫、黔等郡的條件相要挾，懷王當然堅持不肯，結果便被秦長期扣留。為了穩定國內局勢，楚隻得從齊迎回太子橫，立為頃襄王。頃襄王二年，懷王曾企圖逃跑，可惜沒有成功，第二年終於死在秦國。
楚懷王死後，秦把他的靈柩送回楚國，楚國的百姓都十分悲痛。屈原更是哀傷萬分，他特別作了一篇《招魂》，表達對懷王的無限懷念。
楚懷王的死，是屈原政治生命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懷王在世時，屈原就同舊貴族集團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在這個鬥爭中，雙方都是以爭取懷王的支持為主要手段。而懷王在早年的確還有一點改革楚國政治、富國強兵的念頭，所以屈原雖屢次被疏遠，但他在內政外交方麵的一些主張還能夠被懷王接受，他本人還不時受到信用。等到頃襄王即位後，形勢就完全不同了，頃襄王不但沒有一點振興國家的勁頭，相反，他即位之初就徹底跪倒在秦的腳下，忍辱投降，對內更加荒淫腐朽。這樣，屈原也就越發不能被他所容。據司馬遷的記載，頃襄王即位後，任命他的弟弟子蘭做令尹。楚國人要求追究子蘭勸懷王入秦的責任，屈原也為此責備子蘭。子蘭便指使上官大夫到頃襄王那裏說屈原的壞話，使頃襄王最終將屈原逐出郢都，流放到南方更荒僻的地方。這一年是頃襄王二年，屈原43歲。
在一個仲春的早晨，屈原極其沉痛地告別了他生活和從事政治活動多年的郢都，從夏首沿漢水順流東下，過洞庭、夏浦(今漢口)，後到陵陽(現不可考。有人認為是安徽省青陽縣南六十裏處的陵陽，但屈原的足跡似未必會到那麼遠的地方)，並在那裏住了九年。頃襄王十二年春，屈原離開陵陽溯江而上，再過鄂渚(今武昌)，入洞庭，溯沅水，至辰陽。轉而又向前入漵浦（辰陽、漵浦都在今湖南沅陵一帶)，不久又複下沅入湖，渡湘水而到汨羅。
屈原在第二次被放逐的將近20年間，寫下了大量優秀的辭作。首先，他最終修定完成了自己長期以來收集並整理的楚國民間樂歌——《九歌》。《九歌》原來是楚國民間流傳的祭神時用的樂歌經屈原加工再創作的《九歌》，是一組想象力十分豐富、文辭極為優美的抒情詩歌，帶有濃厚的楚國民間文學的色彩，反映了當地巫風盛行的情況。
屈原在第二次放逐期間所寫的其他作品，大多數收在《九章》中。如《哀郢》、《涉江》、《懷沙》、《惜往日》等。在《哀郢》中，詩人再一次抒發了貫穿於他全部辭作中的對故鄉的懷戀之情，發出“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的呼喊。
《懷沙》、《悲回風》、《惜往日》幾篇，都是屈原一生中最後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詩人一再流露出大限將近，準備以死殉國的決心。特別《惜往日》一篇，更是屈原的絕筆，寫作時間約在公元前277年(頃襄王二十二年）初。在這之前一年，即頃襄王二十一年春，秦大將白起率領大軍進攻楚國，打下了郢都，迫使頃襄王將都城東遷。到頃襄王二十二年末，秦軍又攻占了楚國的巫郡和江南，設置了黔中郡（黔中就是辰陽、漵浦一帶地方)。屈原和當地的人民，已麵臨著作亡國臣民的境地，這對於他無疑是難以忍受的奇恥大辱，促使他下定了速死的決心。
公元前277年(頃襄王二十二年)舊曆五月的一天，我國曆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在汨羅江投江自殺，終年62歲。
屈原為了祖國而奮鬥的一生和最後以死殉國的壯舉，激起了楚國人民深切同情和懷念。為了紀念他，楚國人民中首先形成了舊曆五月五日端午節吃粽子(角黍)的習慣。人民還以端午節“競渡”(賽龍舟)的風俗來紀念他。
這種端午節吃粽子和競賽龍舟的風俗，後來又擴大到中原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廣大地域，並曆經二千多年而一直保留到今天。可見任何同情人民的苦難，熱愛自己祖國的人，都是永遠不會被人民忘記的。
屈原及其作品的評價
屈原是我國文學史上以個人的詩作而得到大文學家稱號的第一人。他的詩作開始了由集體歌唱的《詩》三百篇以來個人創作的新時期，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屈原以他對祖國、對人民的無限熱愛和同情，以自己堅貞高潔的情操，特別是以他那支如椽巨筆所寫下的光輝詩篇，對後世中國人民的精神麵貌，對中國文學的優秀傳統，特別是浪漫主義風格的形成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以《離騷》為代表的屈原辭與《詩經·國風》交相輝映，共同形成了中國詩歌創作中的“風騷”傳統，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關於屈原的作品，《漢書·藝文誌》所記錄的共有25篇，但沒有具體篇目。在目前比較通用的王逸《楚辭章句》中，明確標出為屈原所作的有：《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大招》，共26篇。這裏，除《漁父》和《大招》還有一些疑問外，其餘24篇都應是屈原所作。我們評價屈原和他的作品，主要也正是從這些作品所表現的思想感情和創作手法出發。
屈原和他的詩作所以受到曆代人民的景仰、崇敬和喜愛，首先來源於他本人和他詩作中表現的強烈而深刻的愛國主義思想和感情。
屈原作為一個中國人，他所熱愛的自然是哺育他生存、成長的中國。但屈原所處的時代是我國曆史上一個特定的戰亂的時代，他的愛國主義思想便帶有那個時代的鮮明特點。由於當時七個諸侯國並峙爭雄，而勝敗存亡又直接關係到各國人民的前途和命運，所以，每一位愛國主義者都理所當然地希望和要求自己的國家首先富強起來，成為統一中華民族的決定力量。屈原的祖國楚國地域廣大，經濟文化發達，實力很雄厚，本是具備這種統一中國的條件的，“橫成則秦帝，縱合則楚王”，當時人和後代人都不止一次提到這種結局。屈原更是清醒地看到了這一點，他作為楚國的宗室，更作為一位強烈的愛國主義者，必然力圖促進和推動自己的祖國振興富強，再進而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這種帶著鮮明的時代特點和符合曆史發展趨勢的愛國主義思想貫穿於屈原一生的全部政治活動中，並在他的光輝辭作中得到最充分、最完美的體現。
但是，在當時楚國國內政治力量對比中，反動、腐朽的政治力量大大超過以屈原為代表的進步力量，所以，屈原一貫堅持的對內實行法製、選賢任能；對外聯齊抗秦的正確主張終於被摒棄，而屈原本人也被疏遠、放逐，到自殺殉國。曆史已經證明，屈原所代表的堅持革新進步的政治主張，在當時我國由奴隸製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大變革中是具有極深刻的進步意義的，而屈原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正是建築在這一積極、進步的政治主張之上的。當他看清這種主張理想不能實現的時候，也決不改變自己的信念，決不向反動的舊勢力妥協投降。屈原的愛國主義思想和他悲劇的一生，具有強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成為千古以來進步文人誌士歌頌的對象和效法的榜樣。屈原及其辭作在中國愛國主義曆史中起著巨大的教育作用。
屈原的辭作除了充滿深刻而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外，在其創作形式和方法上也以自己獨特而鮮明的風格，對後代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一，屈原的辭作中大量采用了比興手法，這是屈原作品的一大特色。所謂比興，比，是以彼物比此物；興，是以彼物引起所想象之物。這種“寄情於物”、“托物以諷”的形象思維的表現手法，是早在西周至春秋時期的《詩經》中就已大量應用過的。屈原在自己的辭作中更發展了《詩經》的比興手法，將《詩經》中使用過的比興材料，如草木、昆蟲、鳥獸風雨、雷電等都賦予了活的生命，使它們具有與人相同的感情、信念、意誌，從而用以寄托抒發詩人的思想感情。正如太史公在《史記·屈原列傳》中稱讚的：“其文約，其辭微，其誌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屈原比興手法的運用，使其具有重大而深刻的政治內容，通過美與醜、香草與茅艾等形象反映在辭作中，給人以形象的教育和感染。
第二，屈原的辭作以火熱熾烈的感情，新奇大膽的幻想，燦爛漪麗的神話傳說，成為我國文學史上以浪漫主義表現手法為主要創作特征的第一位大文學家。他的代表作《離騷》更集中而突出地表現了這種浪漫主義色彩。
屈原在他辭作中所表現出的豐富的想象力、壯麗的色彩，極度誇張的藝術手法，對我國文學史上積極浪漫主義詩歌創作傳統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十分深刻的影響。我國先秦時期由《詩經》和屈原楚辭所開創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創作風格，已成為二千多年來我國文學創作的基本和主要風格，為曆代優秀的文學家繼承和發揚；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也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
陶淵明
出身沒落地主，生逢亂離之世
陶淵明，字元亮(一說名潛，字淵明)，是我國文學史上著名的大詩人。
陶淵明於公元365年(晉哀帝興寧三年)出生在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曾祖父陶侃是東晉王朝的開國元勳，官至大司馬(武臣中官位最高者)，封長沙郡公。這是陶家的鼎盛時期。陶侃死後，他的子孫們，有的因罪被誅，有的因兄弟之間互相殘殺而亡，家境日漸衰落。陶淵明的祖父陶茂做過武昌太守，父親陶逸做過安城太守。但由於他們不是陶侃的嫡嗣子孫，不曾繼承公爵，因此他們的政治、經濟地位也漸衰落。在陶淵明8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就去世了。從此他家在政治上已無勢力，經濟收入當然也隨著減少。陶淵明婚後不久，妻子就死了，後來又續了弦，兩個妻子共生了五個孩子，家口越來越多，負擔日益加重。因此，他的日子過得一天不如一天。
陶淵明生活在這樣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他自幼博覽群書，受到各種思想的熏陶。他學過《老子》。《莊子》，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對儒家的“經書”(如《詩》、《書》、《易》、《禮記》、《樂記》、《春秋》等)也下過功夫。
陶淵明生活的時代是極其黑暗、混亂的時代。東晉小王朝偏安江左，始終處於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之中。當時北方的廣大土地和人民，都是在匈奴、羯、氏、羌、鮮卑等少數民族的統治之下。這些少數民族的統治者得隴望蜀，虎視眈眈，總想伺機把東晉王朝吃掉。然而陶淵明畫像東晉統治者卻過著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生活。統治階級內部，皇室與大世族之間，世族與世族之間，你爭我奪，連年征戰。他們既不顧北方人民的死活，又對南方人民橫征暴斂，弄得民不聊生。陶淵明生活的六十餘年間，更是國無寧日，民無寧日。他親身經曆了“淝水之戰”、孫恩起義、桓玄篡晉、劉裕建宋等重大曆史事件，飽嚐了戰亂之苦。
公元4世紀的下半期，北方氐族統治者建立的前秦國逐漸強大起來，統一了黃河流域。383年(晉太元八年)，陶淵明19歲，那年，秦王苻堅親自率領97萬大軍，從長安出發，大舉南侵，妄圖一舉而把東晉滅掉。雙方軍隊在淝水(今安徽境內)交戰，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戰”。這次戰爭，因東晉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暫時緩和，特別是廣大人民群眾全力支持抗擊前秦軍隊，結果東晉以八萬之眾打敗了前秦的百萬大軍，取得了巨大的勝利。宰相謝安乘秦軍崩潰之機，派謝玄等諸將領乘勝北伐，收複了北方許多失地。但是，外患稍緩，內亂繼起。
在淝水之戰中，謝安立了大功，遭到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的嫉妒。昏庸無能的晉孝武帝(司馬曜)，特別重用他的同母弟會稽王司馬道子。司馬道子籠絡一批奸詐小人，竭力排斥謝安。385年謝安死後，朝中大權完全落在司馬道子及其兒子司馬元顯手中，他們貪汙奢侈，政治敗壞到無以複加的地步。當時和皇室對抗的割劇勢力，占據京城建康以西的各州郡，不聽朝廷指揮，國家沉重的負擔都落在東方八郡(浙江的會稽、臨海、永嘉、東陽、新安、吳興以及江蘇的吳、義興)人民的身上，人民被逼得走投無路。這時五鬥米道(道教的一派。東漢末年，張道陵創立，學道的要交五鬥米)道徒孫恩乘民心騷動，於399年，率眾百餘人從海島起義。起義隊伍攻破會稽後，隊伍增到數萬人。這時東方的臨海、永嘉、東陽、新安、吳、吳興、義興等其餘七郡也同時起事，攻殺晉朝官吏，有力地打擊了東晉統治者。後來在東晉將領謝琰、劉牢之率兵鎮壓下，起義隊伍暫時失敗了。402年，孫恩再次攻打臨海郡，被晉兵擊敗，之後便投海自殺。他的餘部就推他的妹夫盧循為首領，繼續與晉室對抗。411年盧循被殺，一場持續12年之久的農民大起義終於失敗了。
在孫恩起義的前一年(398)，京口(今江蘇鎮江)鎮將王恭聯絡荊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恒玄，起兵反對晉室。王恭被殺後，各鎮推桓玄為盟主，形成大族推翻帝室的中心力量。正當東晉王朝全力以赴對付孫恩起義無暇西顧的時候，桓玄乘機吞並了長江上遊各州郡，占據了東晉三分之二的土地。在起義軍逼近建康的同時，桓玄在江陵聚眾商議，準備奪取建康。402年，桓玄從江陵順流而下，攻入建康，殺死了司馬道子、司馬元顯父子，這時朝中大權已完全落入桓玄手中。404年，桓玄廢除了晉安帝(司馬德宗)，自立為國相，改國號為楚。
在鎮壓孫恩起義的過程中，劉裕的勢力逐漸強大起來。劉裕出身於破落的低級世族，幼年家貧，曾以耕地為業，兼做樵夫、漁夫及賣履小販，對下層人民的苦難有較深的了解，劉牢之鎮壓孫恩起義的時候，他在劉牢之部下當一名小官。由於他勇猛善戰，軍紀嚴明，屢立戰功，很快成為著名的將領。京口是從北方各地流亡來的世族和民眾聚居的地方，民俗強悍，勇於從軍。所以，當桓玄剛剛登上帝位，他便在京口糾集力量，率眾一千七百人攻入建康。桓玄抵抗不住，隻得又逃回江陵，這時東晉的大權又落在劉裕的手中。之後，他又進行北伐，殲滅南方的割劇勢力，進一步擴充實力，樹立威望，等條件成熟後，便在420年廢除了宋紹熙三年曾集刻本晉恭帝(司馬德文)，建立了劉宋王朝。
這就是陶淵明生活時代的基本情況。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他是“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見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這樣殘酷的社會現實，對陶淵明的思想發展，生活道路以及文學創作都有極大的影響。
投耒去學仕，辭祿歸園田
陶淵明早想建功立業，“大濟蒼生”。可是直到29歲，才第一次出去做官。這在當時看來，做官已經是很晚了。他這次是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做州祭酒(掌管教化的官)。據他自己講，出去做官的主要原因是生活貧窮，單靠耕種收入，還不能維持。他在《飲酒》詩中說：“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指三十歲)，意誌多所恥。”意思是說，當初由於饑寒交迫，沒辦法養活老小，於是就在近30歲的時候，忍受著恥辱，放下農具，出去做官。蕭統在《陶淵明傳》中也說：“親老家貧，起為江州祭酒。”同樣說明，陶淵明出去做官是為生活所迫。但是從陶淵明早期的思想狀況來看，儒家的用世思想占主導地位，做官的目的，恐怕主要是施展其政治報負，並非僅僅是為了謀生。這次他在江州任職時間很短，就辭職回家了。原因是“不堪吏職”，即承受不了“祭酒”這個職務。他好不容易才出去做官，為什麼很快又辭掉了呢?這恐怕和當時政治的腐敗以及陶淵明的性格都有關係。東晉王朝是一個門閥世族統治、等級製度非常森嚴的時代，當時陶家已經破落，政治上已無勢力，他出去做官是不可能被重用的；再加上陶淵明“少有高趣”、“穎脫不群”，不肯諂媚奉迎，對官場那種爾虞我詐，胡作非為的現象看不慣，這就決定他在官場是待不下去的，所以“少日自解歸”。
辭去祭酒後，他在家居住了六七年，靠園田的收入，生活仍不能自給。這時他看到許多名流人物都紛紛歸附恒玄，於是他在35歲(399)的時候，又到桓玄的部下去當佐吏。
陶淵明到桓玄部下任職的時候，正是桓玄野心勃勃、大肆擴充勢力的時候，桓玄一方麵樹立心腹，招兵買馬，為篡奪帝位做準備；另一方麵，又借口孫恩之亂，屢次向皇帝上表，要求出兵勤王，妄圖借此機會窺探虛實，以便尋找機會實現其篡位野心。陶淵明到桓玄的據點江陵之後，對其野心有較多的了解，不願與桓玄同流合汙，於是辭官歸田的思想又強烈起來。401年冬天，他的母親孟氏去世，於是他便以此為借口，辭去了官職，實現了他歸田的願望。
403年春天，當桓玄攻入建康，誅殺司馬道子父子，自居為國相，聲勢煊赫，朝野震動的時候，陶淵明已經遠離官場，躬耕於田園了。他為自己能及時退出官場，深感慶幸。桓玄在京城耀武揚威，他卻在家鄉歌頌自己的田園生活。
陶淵明是一個有抱負有事業心的人，他雖然離開了桓玄，但是他對事業前途並沒有絕望，並不甘心老死蓬蒿，歸田的目的，隻是為了等待施展抱負的時機。
當劉裕從京口出發討伐桓玄的時候，不甘心四十無聞的陶淵明，又對劉裕這樣一個新崛起的人物產生了幻想，認為施展抱負的時機又到來了。於是，他便到京口做了劉裕的參軍。陶淵明這次出去做官，本來是滿懷信心的，但是，他一到劉裕部下，又失望了，原來劉裕也不是他理想的人物。當時劉裕雖然剛剛崛起，但是他殘暴專橫的本性已經暴露出來。在這一年中，他為了消滅異己勢力，先後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渝父子。並且憑著私情，把大家切齒痛恨的桓玄的心腹人物王謐任用了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極為重要的官職。陶淵明看到這些現象，辭官歸隱的思想又占了上風。
陶淵明離開劉裕之後，並沒有馬上回家。405年，他又到江州刺史劉敬宣那裏當了參軍。這可能是他退隱的過渡，因為劉敬宣的駐軍就在他的家鄉潯陽，離柴桑很近。他在劉敬宣部下任職期間，心情依然不好，不久就又辭職了。
經過這四次折騰，陶淵明已經心灰意冷，再也無心做官了。但是，在他長期歸隱之前，卻又去做了八十天的彭澤(今江西彭澤）縣令。他這次出仕的目的，蕭統在《陶淵明傳》中講得很明白，那就是籌備“三徑之資”，即籌備退隱後的生活費用。這一點，他自己在《歸去來兮辭序》中也有交代：
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餘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餘貧苦，遂見用為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裏，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
可見他這次出去做官，已經沒有什麼“大濟蒼生”的打算，主要是從他的生活需要去考慮的：家境貧苦，孩子多，又不善於營生，作彭澤縣令的俸祿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基於上述原因，他於405年8月又去赴任了。就在當年的冬天，郡裏派督郵到彭澤檢查工作，縣吏告訴他：“應束帶見之。”陶淵明一聽，感歎道：“我不能為五鬥米折腰，拳拳事鄉裏小人邪!”不久，他就解下官印，辭去了官職。
陶淵明從29歲出任江州祭酒，到41歲辭去彭澤縣令歸裏，前後共13年。在這期間，他“一心處兩端”，遊移於進退仕隱之間，心情常常是矛盾苦惱的。經過反反複複的思想鬥爭，最後還是選擇了終生歸隱的道路。
躬耕田園，固窮守節
陶淵明一離開官場，就像出籠的鳥一樣，感到輕鬆自由。
這時盡管他已經早出晚歸地開荒、鋤草，從事辛勤的農業勞動，但他的心情是非常高興的。這一方麵是由於他剛脫離官場這個“樊籠”，感到輕鬆自由；另一方麵是當時他的家庭條件還比較好，能夠維持正常的生活。所以他把農村寫得安閑、優美，令人神往。在他看來，農村和黑暗的官場相比，簡直是另外一個世界。
然而，他的生活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災難很快就降臨到他的頭上。歸田後的第三年(408)，他那“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的住宅，被夏天的一場大火燒了個淨光。一家人隻好寄居在門前的船上，直到初秋還沒有定居下來。這場火災使詩人的生活很快走了下坡路。在這沉重的打擊下，他的心情已經不像前二年那樣興奮了，在他筆下出現的不再是那些優美富有生氣的農村景物，而是“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複榮，園木空自凋”(《己酉歲九月九日》)這樣淒涼衰敗的景象了。這時，他對農業勞動也有了體會，以至發出了“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的感歎。可貴的是詩人並沒有被災難勞累所嚇倒，“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就是他的決心。
陶淵明47歲的時候，由園田居移居南村。南村在潯陽城外不遠的地方，他早就想到這裏居住，“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移居二首》其一)，原因是這裏有一些好鄰居。這些鄰居中，既有農民，也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讀書人。
在南村居住期間，和他交往較多的有參軍、主簿、縣令一類的小官，也有一些是隱居在潯陽的文人。對這些人，他曾分別寫詩贈給他們。贈詩的對象不同，內容各異，但在這些詩中，他一再表示要長期隱居，躬耕自資，決不再出去做官。
陶淵明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當他的朋友們有的去做官，有的到官府去講學，有的隱居山林的時候，他卻依然從事辛勤的農業勞動，毫不動搖。不過辛勤的勞動並沒有換來他生活的好轉，反而每況愈下。
從51歲到57歲這幾年，詩人的日子過得更加艱難。51歲這一年，他的瘧疾病一度加劇，幾乎死去。我們知道陶淵明是一個嗜酒成癖的人，然而在這幾年中，他經常沒有酒水，在詩中不斷提到這件事。他想飲酒而不可得，有時隻好靠親友招飲。據說在王弘任江州刺史期間，有一年九月九日重陽節，陶淵明家中無酒，悶悶不樂，一個人呆呆地坐在宅邊的菊花叢中，暗自傷神，正在這時，王弘送酒來，他喜出望外，見酒就飲，當場喝得酩酊大醉，才回家中。從這個故事也可以看出，他缺酒缺到什麼程度。缺酒隻是詩人生活貧困的一種表現，其他方麵的情況更慘。
57歲以後，詩人的生活愈來愈貧困，當風調雨順，農田收成較好的時候，還可以勉強度日，但在遇到天災歉收的時候，有時就落到斷炊討飯的境地。他在《乞食》詩中道：“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裏，叩門拙言辭。主人解餘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懷。”他雖然是偶爾討飯，並且主人是熱情款待，以酒招飲，但畢竟說明他的生活已經非常窮困。在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有時他也接受朋友的幫助。他和劉宋（劉裕所建的宋朝)著名的文學家顏延之交情較好，顏延之做始安郡(今廣西桂林市）太守，經過潯陽，每天都到他家飲酒。臨走時，給他留下兩萬錢，陶淵明把這錢全部送存酒家，以供陸續取酒之用。
陶淵明接受周濟是有原則的，他決不肯為受周濟而喪失氣節。426年(宋文帝元嘉三年），擅道濟作江州刺史，親自到他家訪問。這時他已經很久吃不飽飯，起床也很困難了。檀道濟勸他說：“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幸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淵明聽了非常氣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誌不及也。”檀道濟贈以粱肉，被陶淵明揮而去之。
由於貧困和疾病的長期折磨，詩人的身體越來越羸弱了，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冬與世長辭，卒年63歲。
陶淵明從41歲辭去彭澤縣令歸隱，到63歲去世，這20餘年間，他再也沒有離開過他的田園。其間盡管他的生活道路坎坷不平，曆盡艱辛，但他始終保持高尚的節操，成為當時文壇上出類拔萃的詩人。
卓越的成就，深遠的影響
陶淵明的作品，現存的有詩歌120多首，文12篇(辭賦3篇，記傳讚述5篇，疏祭文4篇)。其中詩歌創作成就最大。
他的詩歌，大都是抒情詩。從題材、內容來看，大致可分為詠懷、田園和哲理三類。
他的詠懷詩，集中表現了從他出仕到歸田以後的種種生活體驗，是抒寫情誌，譏諷時事的詩篇。如寫向往功名事業，欲有為而不能的深刻苦悶；寫安貧守節的清高誌向，鋤暴複仇的強烈願望，隱晦曲折地揭露社會現實的汙濁和黑暗等。這部分詩歌其主導方麵是積極的，但其中也流露出逃避矛盾，人生如夢，及時行樂等消極思想。
他的田園詩，著重描寫了田園景色和田園生活，集中表現了他在田園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有對農村美好景物的讚頌，殘敗景象的哀歎，以及與農民共同勞動、親切交往的描述，有對饑寒交迫生活的真實寫照，也有對美好理想的展示與追求。陶淵明的田園詩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占很重要的地位。
關於他的哲理詩，數量雖然不多，但價值是很高的。它表現了陶淵明樸素的唯物主義世界觀。他認為宇宙間的一切變化，天地山川的長存，四時的運轉，寒暑的交替，草木的榮枯，人的生死等客觀現象都是順著自然造化的力量而運轉不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擋它，如果誰要違背自然發展變化的規律，誰就要失敗。從這一基本的哲學思想出發，陶淵明對佛教的“三世輪回”、因果報應，神不滅等一套神學說教，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對傳統的天道觀、神鬼說予以否定。陶淵明的哲理詩不僅有較高的文學價值，而且也是研究我國思想發展史的重要資料。
陶淵明的詩歌，除內容題材豐富、思想性較強外，還具有以下幾方麵的特點：
首先，它表現了豐富多樣的生活圖景，抒發了詩人脫離官場的喜悅，對勞動的熱愛，對農村凋敝的悲歎，以及對反抗強暴精神的歌頌等。他在《歸園田居五首》中，描述了淳樸恬靜的田園生活和悲涼凋敝的農村圖景；在《詠荊軻》中，寫了反抗強暴、慷慨悲壯的情景；在《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中，寫了災難重重，饑寒交迫的生活圖景，等等。這些豐富多彩的詩篇，從不同的側麵反映了社會的現實，表現了作者的思想傾向，那就是揭露社會的黑暗，和對理想的追求。
其次，使所寫景物與生活情感有機的統一。陶淵明是田園生活的參加者，而不是田園景物單純的欣賞者，因而他對田園景物的描寫常常與他的勞動生活及其在勞動中的深切感受密切地結合在一起。如《歸園田居》第三首：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在這首詩中，田園景物成為詩人勞動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而這景物，又成為詩人抒發情感的憑借，三者是難以分得開的。這種高超的藝術技巧在他的許多詩中都有表現。如前引《雜詩》第二首中寫的“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等詩句，使環境的描寫與心理的刻畫達到了高度統一。清幽寂靜的環境與“不能靜”的心情構成了矛盾，在這樣寂靜的環境中沉思，引起情感上極大的不平靜，這正是生活中的辯證關係，這就十分真實地表現了詩人的生活、思想，收到了極好的藝術效果。
第三，語言樸素、精練、含蓄、形象。陶詩的語言素以樸素、精練著稱，明朝人王圻〔其〕在《史》中說：“陶詩淡，不是無繩削。但繩削到自然處，故見其淡之妙，不見其削之跡。”意思是說陶淵明詩歌的語言看起起很平淡，但並不是沒有錘煉加工，因為他加工得恰到好處，所以隻覺得平淡得優美，而覺察不出它錘煉的痕跡。這個評語是非常確切的。這確是陶詩語言的突出特點。如“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事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這些詩句都非常樸素自然，讀起來琅琅上口，絲毫沒有雕琢之感，好像脫口而出，毫不費力。然而仔細體會，它又包含著極其深刻的思想內容，決非信手拈來。詩人如果沒有高超的駕馭語言的能力，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陶詩的語言不僅樸素、精練，而且含蓄、形象。如《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一詩中寫雪景，僅用“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十個字，就把雪的輕虛潔白的形象寫得十分傳神，為曆來的評論家所推崇。陶詩中有許多寫景的名篇都具有這個特點。他對被描寫的事物，常常是抓住其最突出的特征，隻用淡淡的幾筆，就把它的神態突出地顯示出來。這正是詩人的天才和工力所在。另外，陶詩絕少冗長的描寫，空泛的議論，往往使人感到“言有盡而意無窮”。如《歸園田居》中的“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詠貧士》中的“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等，都有很多言外之意，讀後令人產生聯想，從而更了解詩人的內心世界。梁代的鍾嶸在《詩品》中評論陶詩，為“殆無長語”，正是針對這種情形而言的，這也是他同時代的許多詩人所不可企及的。
第四，陶詩和同時代的詩人相比，尤其顯得渾厚和完整。陶淵明繼承了漢魏詩歌”氣象混沌，難以句摘”(宋嚴羽《滄浪詩話》)的作風，講究通篇的渾厚，不去斤斤追求一兩句名句。其實他的詩中並不是沒有名句，而是整篇都好，所以就顯不出哪幾句特別突出了。例如《飲酒》第五首中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比起同時代人詩中的名句來說更為出色，隻是因為全篇都好，所以人們比較注意全篇而不著重個別詩句了。這種詩篇給人的印象就更加和諧優美。
除了詩歌以外，陶淵明也擅長散文與辭賦，他的辭賦和散文，是他整個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明末文學家張溥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中說陶淵明的“《感士》類子長之倜儻，《閑情》等宋玉之《好色》，告子似康成之誡書，《自祭》若右軍之《誓墓》，孝讚補經，傳記近史”，並說：“陶文雅兼眾體，豈獨以詩絕哉。”意思是說，陶淵明的《感士不遇賦》像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一樣，不同尋常；他的《閑情賦》，可以同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媲美；他的《與子儼等疏》，像鄭玄的《戒子書》；他的《自祭文》，像王羲之的《誓墓》；他的《五孝傳》及其讚語，是《孝經》的具體闡述；他的《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五柳先生傳》和《桃花源記》又接近曆史的真實。張溥這樣熱情地稱頌陶淵明的文章，真是獨具慧眼。從這個評語中可以看出，陶文是博采各家之長而獨樹—幟的。
《桃花源記》是陶淵明散文中的代表作。作者以現實生活為基礎，用寓言的手法，虛構了一個人人勞動，自耕自食，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戰亂，“雖有父子無君臣”（王安石語)的理想社會。這是當時現實生活的折光反映，是廣大人民的願望。陶淵明之所以把桃花源寫得那樣美好，令人神往，是要用桃花源這麵鏡子照出當時社會的黑暗醜惡，是要用理想的社會來否定現實的社會。這篇散文不僅思想性強，而且藝術性很高，線索清楚，結構完整，語言樸素生動，富於形象性。明代羅其鼎在《淵明祠序》中說：“淵明文章風節，複絕一時。自其記若詩(《桃花源詩並記》——引者注)，傳誦後裏(同祀)，遂使桃花源名勝千古。”《五柳先生傳》是陶淵明寄托個人理想和誌趣的抒情散文，作者以繪聲繪色的彩筆，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五柳先生不慕功名利祿、立誌攻讀著文的生活理想和潔身自好、安貧樂道的高尚情操。《自祭文》曆來被認為是他的絕筆。在生死麵前，他認識到這是自然的規律，顯得樂觀、放達，絕無感傷、頹唐的情調。
陶淵明的辭賦，以《歸去來兮辭》最著名。北宋文學家歐陽修說：“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見元李公煥《注陶淵明集》卷五引)這篇辭的藝術成就也很高。宋代的陳知柔在《休齋詩話》中指出：“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自命曰辭。迨今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律。蓋其詞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終無始，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而複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鈞天而不淡，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然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軌者也。”的確這篇辭無論敘事、抒情，還是結構、語言，都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感士不遇賦》是陶淵明公開與上層統治集團決裂的宣言書。他在這篇賦中對上層統治集團的腐敗，官場的黑暗，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無情的鞭撻，並明確表示不與其合作的決心。這是一篇有濃厚抒情氣氛的言誌賦，詩人以慷慨激昂的情調，淋漓盡致地抒發了他的不滿與誌趣。
《閑情賦》是陶集中僅有的一篇描寫男女愛情的作品。魯迅先生在《“題未定”草六》中說：“被論客讚賞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潛先生，在後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裏，他卻有時很摩登，‘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竟想搖身一變，化為‘阿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雖然後來自說因為‘止於禮義’，未能進攻到底，但那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膽的。”又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談及日本友人介紹中國作品時指出：“迄今為日本所介紹的中國文章，大抵是較輕鬆易懂的東西，堅實而有趣的作品，如陶潛的《閑情賦》之類，一點也沒有譯。”魯迅不僅肯定《閑情賦》有堅實的內容，有較高的思想性，是大膽的反對封建禮教的表現，而且肯定它在藝術表現上是“有趣”的。的確這篇賦在陶集中是別具一格的，讀了使入耳目為之一新。
總之，陶淵明的詩文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我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特別是與他同時代的作家相比，更為突出。然而他的作品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並不被人重視。例如他的朋友顏延之就不理解他作品的價值，在他作的《陶徵士誄》中，隻稱讚陶淵明清高的人格，根本不提他的文學活動。他死後六十年，梁代的文壇領袖沈約在寫《宋書》的時候，把他的傳記歸入《隱逸傳》，他的文學成就同樣不被重視。稍後於沈約的嶸和蕭統開始注意到陶淵明的創作。但嶸在《詩品》中把他的詩作列為中品，稱他為“隱逸詩人之宗”，對他的作品評價並不高。蕭統給他的作品編集、作序，給予高度重視。然而，在他編選的《文選》中，也隻選錄陶詩八首，遠不及謝靈運等人多。
陶淵明的作品在當時為什麼不被人重視呢?原因之一是他家境貧寒、地位低下。在那個重視門閥地位的社會裏，詩文隻是達官貴人的專有品，像他這樣一個下層官吏的作品是不會被人重視的。當時的高門大族的生活和對詩文的要求，都和陶淵明作品單純自然的風格不合拍。在他們看來，陶淵明作品中不時流露出對官場的厭惡，對黑暗現實的不滿，對理想的追求，這種思想情調，是難於欣賞的，也是不足取的。
但陶淵明的作品對後世的影響卻是非常大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成就日益被人重視。唐代大詩人杜甫在他的詩中說：“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李白在他的詩中也說：“何日到彭澤，長歌陶令前”；高適在看不慣官場中的腐朽與統治者殘虐人民時，寫出了“轉懷陶潛歸去來”的詩句；白居易也說：“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王維雖然在思想上和陶淵明相去較遠，但在藝術風格上也深受陶淵明的影響，他曾模仿《桃花源記》寫了名作《桃源行》。由此可見，陶淵明的作品到了唐代已經被高度重視，其思想和藝術都已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宋以後的詩人，在反對雕琢提倡樸素的詩風時，常常舉出陶淵明來作為榜樣。例如，宋詩人梅聖俞論詩的時候，為了反對生硬怪僻的詩風，就有“寧從陶令野，不作孟郊新”(見《宛陵集》)的話。金代的元好問在反對形式主義詩風時，於《繼愚軒和黨承旨雪詩四首》中也說：“君看陶集中，飲酒與歸田。此翁豈作詩，直寫胸中天。天然對雕飾，真膺殊相懸。乃知時世妝，紛綠徒爭憐。枯淡自足樂，勿為虛名牽。”一直到清末，黃遵憲還把他的詩集叫做《人境廬詩草》，他在詩歌創作方麵主張“我手寫我口”，顯然也是從陶詩的樸素風格得到了啟發。
陶淵明的作品對後世影響是深遠的。從思想內容來說，其影響有兩個方麵：一方麵是他那蔑視富貴，不願與黑暗勢力同流合汙的氣節，給後世一些有進步理想的作家作出了榜樣。他們在不滿當時黑暗現實時，往往從陶淵明的作品中汲取精神上的支持。另一方麵，他的樂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消極思想，也曾對一些詩人的逃避現實的出世思想起了一定的影響。在藝術上陶淵明的作品對後世的影響基本上是積極的，它對後代文學創作所起的作用也是良好的。
李白
少年時代
李白（701～763），字太白，是我國唐代的偉大詩人。他的詩歌廣泛流傳，受到我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熱愛。李白於武則天長安元年(701)出生於西域的碎葉（今蘇聯哈薩克共和國托克馬克城附近)，五歲時隨著家庭回到廣漢(今四川成都北)，定居於昌隆（今四川江油縣)的青蓮鄉。
李白的父親大約因為是外來客戶，鄉人呼之為李客。據範傳正《李公新墓碑》，說他“高臥雲林，不求祿仕”，應當是一位很有文化教養的人。
李白這位震爍千古的天才，很早就被父親注意到了，對他進行了嚴格的教育，李白的童年是在刻苦攻讀中度過的。他自己說“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作賦淩相如”，他的穎異的天賦和不倦的努力，使得他還在少年時代，便以詩文之名受到人們的讚揚。從李白的經曆看來，他固然具有非凡的天才，但他後來所取得的成就，應該說和幼年時家庭的嚴格教育以及自己的刻苦努力是分不開的。
從幼年時代起，李白就是一個有理想的人。他並不把眼光僅僅局限在詩賦文章的寫作上，他的興趣很廣泛，除了博覽群書之外，還喜歡擊劍彈琴。昌隆所在的綿州地區，自漢末以來，便是道教活躍的地方，李白在詩中曾說：“家本紫雲山，道風未淪落”所以他從少年時起，便受到習染，常去戴天山尋找那裏道觀的道士談論道經。有次去訪道士，適逢道士外出不在，李白題詩抒發自己不遇的悵惘之情，寫了《訪戴天山道士不遇》：“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鍾。野竹分青靄，飛泉掛碧峰。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鬆。”李白像後又與一位號東岩子的隱者，巢居於岷山，潛心學習，經年不踏進城市。他們在自己居住的山林中，飼養了上千隻的奇禽異鳥，這些美麗而馴良的鳥兒，因為飼養慣了，定時飛來求食，好像聽懂人的語言似的，一聲呼喚，便從四處飛落階前，甚至可以在人的手裏啄食穀粒，毫不驚恐。這件事傳得遠近以為奇聞，最後竟引來了綿州刺史，親到山中觀看鳥兒們的就食情況。這位刺史感到他們兩個竟能指揮鳥類的行動，必是有道術的人，願意推薦李白和東岩子去應有道科的考試，二人都不願去。
當時，李白還和有名的縱橫家趙蕤是好友。趙蕤是梓州人，距昌隆不遠。趙蕤在開元四年(716)就著成了《長短經》十卷。這時李白才16歲。他對趙蕤這部博考六經異同、分析天下形勢、講求興亡治亂之道的縱橫家的著作很感興趣。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李白受了這部書的很深影響，他以後畢生努力要建功立業，喜談王霸之道，這種誌趣就是從少年時代所形成的。
這時唐朝正走向她的全盛時期，一百多年的休養生息和統一安定的局麵，生產力有了恢複和發展，國富民強，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唐玄宗自剪除了韋後和太平公主，銳意圖治，又比較能采納大臣的意見，實行了一些有益於民生的政策，招賢納士，政治上表現了開明民主的傾向。這就是曆史上所稱頌的“開元之治”。這個時期的士大夫因為朝廷屢次下詔，征求人才，大都雄心勃勃，抱著“達則兼善天下”的想法，希圖一試身手。李白更是抱著“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遠大理想，希望能“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
開元八年(720)李白20歲時，江淮間偽造開元通寶(唐代錢幣)的風氣很盛，宰相宋璟、蘇都主張嚴禁，並派人往江淮一帶搜查禁止。因為吏役追查得太緊，被人告發，說是騷擾了人民，宋璟、蘇同時都被罷官，蘇放到益州(今四川成都平原)，任大都督府長史（大州的軍政長官)。蘇從長安往成都時，李白於中途以詩文謁見，蘇接見了他，蘇對李白敏捷的才思和他所寫的華麗而富於幻想的詩文都十分讚賞。
李白自幼長在廣漢，那裏的雄偉秀麗的山川哺育了這位偉大詩人。四川是李白真正的故鄉，他對故鄉的名山勝地，都給以熱情的禮讚。20歲以後，他曾往遊成都和峨眉，都有詩紀遊。
在成都，他登上了錦城散花樓，這座散花樓原是隋文帝的第四個兒子蜀王秀在益州時所建。蜀王秀性奢侈，車馬被服違反製度，擬於天子，後被崇尚儉樸的隋文帝幽囚了起來。蜀王秀所營建的這座散花樓，看來像高入雲霄，雕欄繡柱，十分偉麗。直到李白開元年間來遊玩時，還完整如新。李白攀登上去，了望下界，恍如登上九天，給他的感覺是十分新奇的。
峨眉的瑰奇的自然景色，更使李白感歎不止。他簡直被那裏彩錯如畫的雲蒸霧繞的嵐影山光所迷住了，真是一座仙山!往時與戴天山道士所談論的幻想中的仙境，仿佛就在眼前，他忽而於雲霧間吟弄著自己的瓊簫，忽而於鬆間石上彈奏寶瑟，清音泠泠，回響於山巒之間，自己也好像就要離塵而去。他所寫的《登峨眉山》便很有遊仙詩的意味。
開元十三年(725)李白25歲的那年，玄宗把宮內的“集仙殿”改為“集賢殿”，表明求賢心切，更愛人才。又命大臣積極準備冬天的封禪，還詔令四夷酋長從封。這無疑將是一次大典，向全國及四鄰顯示國家力量。這些消息無不使年青的李白感到振奮，他覺得自己也已苦學多年，“上探玄古，中視人世，下察交道”，可以說滿腹經綸，製作盈笥；又兼滿身才藝，能詩能文，能騎能射，能劍能舞，能琴能書，長史、縣令莫不稱為奇才，怎能老是守著家園或藏在深山?於是他告別了親人，和旅伴一道，踏上了征途。
因為這次出遊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增長見識，廣事交遊，所以一路走，一路遊覽，也為了到名山求仙訪道，結識豪俊，傾談古今，在有的地方便住下來停留一段時間。
李白離開家鄉，到成都乘船經嘉州峨眉山到犍為的清溪驛時，已是初秋。半輪明月正當頭照耀，奔流的江水激蕩著水中的月影。水中、天上，水色、月光，一個清澈的世界，離情也隨之而生。回顧家鄉，又想到家鄉的親友，今後將是愈行愈遠了。麵對著眼前的峨眉山月，不勝依依之感。於是他寫下了那首詠歎自己離情的千古絕唱《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仗劍遠遊
開元十四年(726)的春末夏初，李白乘舟沿江出峽，漸行漸遠，故鄉的山巒逐漸隱沒不可辨認了，隻有從故鄉流來的水，仍然帶著錦江清澈的顏色，深情地跟隨著他。這是從明月峽流來的水，推送著他的行舟，要把他送到一個陌生而遙遠的世界中去。
船近江陵時，已是近夜時分，渚宮的燈火遙遙可見，這是梁元帝蕭繹在江陵即位的地方。李白沒有想到就在這座江城中會有一次不平凡的會見，年青的李白竟然見到了受三代皇帝崇敬的道士司馬子微。
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子微)，不僅因為從潘師正那裏學了符、導引、服餌等一整套的道家法術，而且寫得很好的篆字，詩也飄逸有神仙之氣。開元十二年(724)玄宗曾把司馬召至內殿，受上清經法。又在王屋山為他建造了陽台觀，往來於天台、王屋之間。玄宗派了他的胞妹玉真公主去司馬住處向他學道，司馬轉回天台時，玄宗親自寫詩送別，真可謂備受榮寵。李白這次能會見司馬，自然是很高興的。他會見這位受人崇拜的道士時，可能還送上了自己的詩文。
司馬一見李白姿質不凡，器宇軒昂，已是十分欣賞，及至讀了他的詩文，更是驚歎不絕，他稱讚李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因為他看到李白不隻有飄逸的儀表氣度，而且有超人的才情文章，又不汲汲於當世的仕宦榮祿，這是他幾十年來在朝在野都沒有遇見過的人才，於是他用道家最高的褒獎的話讚美他。這無異說他有“仙根”（得自先天成仙的因素)，和後來賀知章讚美他是“謫仙人”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把他看作遠非一般人所可比擬。這是李白的風度和詩文的風格給予人的總的印象。
從江陵起，他開始了他的鵬程萬裏的飛翔。
初夏，李白自江陵南下，途經嶽陽，再向南去，便到了長沙。長沙離零陵不遠，這也是此行的目的地之一。可是在回程中正當泛舟洞庭時，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他的自蜀同來的旅伴吳指南忽然暴病死去。李白十分傷慟，其實正是炎夏，他伏在朋友的身邊，號大哭，“泣盡繼之以血”。由於他哭得過於傷悲，路人聽到都為之傷心落淚。旅途之上遇到這樣的不幸，真是無可奈何，李白隻得把吳指南暫時殯於洞庭湖邊，自己繼續東遊，決心在旅遊東南以後再來搬運朋友的骨殖。
遊廬山時，李白寫了有名的《望廬山瀑布》詩，這首千古絕唱，很快就流傳開了。
李白到了金陵，金陵是六代故都，江山形勝，虎踞龍盤，十分雄偉，六朝宮闕依然曆曆在目，這引起李白許多感慨，也引起了他對時代的自豪感。他覺得往日帝王州，已呈一片衰颯之氣，沒有什麼可以觀賞的了，那及我們當今皇帝垂拱而治，天下一片太平景象呢
金陵的霸氣雖然隨著六朝的消亡而消亡，金陵的兒女卻滿含情感地接待李白。那正是柳花飄香的季節，李白又將告別金陵而去，吳姬壓酒，金陵子弟殷勤相送，頻頻舉杯勸飲，惜別之情如東流的江水悠悠而又脈脈，流過了人們的心頭，使人難於相忘。
告別金陵之後，李白浮江前往揚州。其時正當初夏，在暮色中行舟，看見山邊野花叢開，十分爛漫，如同給山巒繡了一道花邊。船隻在江上慢慢地移動著，船上的燈光遠看像螢火一樣，在江上忽明忽滅地閃動著。
揚州位於長江、運河的交會點上，是當時水路交通的樞紐。江淮鹽、茶、漕米等先彙集於此，然後經運河轉運關中（函穀關以西長安一帶地方)北方各地。加之外商雲集，揚州成為一個國際都市，詩人寫此處的繁華景象有“十裏長街市井連”之句，國家在此設有市舶使。李白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熱鬧的都市，與同遊諸人盤桓了一些時日，又結識了一些人士，便已到了盛夏。官道旁的綠柳成蔭，垂楊及地，往來不斷的是行商旅客，因為外商多，酒店也多。李白和一些年青的朋友“係馬垂楊下，銜杯大道邊。天邊看綠水，海上見青山”。頗有一陣快意的遊樂。
這時他從家中帶出來的錢，已經花了許多。自然不都是自己花的，也周濟過一些落魄公子。誰知到了秋天時，李白竟在淮南（治所在揚州)病倒了。臥病他鄉，思緒很多，感念自己像一片浮雲似的，所企望的建功立業卻仍很渺茫。眼前琴藏匣內，寶劍空懸，自己則臥病在床，不禁害起了深深的思鄉病，忽然夢見了相如台，又忽而夢見了子雲宅，然而鄉路遙隔，仿佛如在天外。隻有清風白露，颯颯寒氣，一切都顯得那麼冷淡無情，隻有遠地友人的書信，才能稍慰離情。
在淮南病好以後，就到了姑蘇。這是古代吳王夫差與美女西施曾經日夜酣歌醉舞的地方，李白懷古有感，寫了一首詠史詩《烏棲曲》：
姑蘇台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
這首詩借日落、月沒，時間的周轉消失，寫吳王作通宵達旦的歌舞，首句又以烏棲起興，非常自然地引到吳宮的淫佚生活，比之梁簡文帝蕭綱和梁元帝蕭繹及徐陵等人的同題詩，隻有李白是懷古之作，不像兩蕭等隻在於寫兒女豔情，寄托自然要深刻得多。無怪賀知章在長安一見這首詩就極口讚賞，稱曰“可以泣鬼神矣!”後來杜甫也用賀監的話，在《寄李十二白》中讚美李白“詩成泣鬼神”。王夫之在《薑齋詩話》中以為這首詩“寓意高遠，尤為雅奏”，也是比較前人之作而言。所以李白的樂府詩雖有時襲用舊題，卻多別出新意，這是隻要認真研究就可以看出來的。
姑蘇的曆史遺跡固然引起了李白的懷古之情，美麗純潔的吳姬、越女更引起李白的讚美。特別在蘿山下，那是西施作為一個普通村姑曾經浣紗的地方，現在浣紗石上的越女依然是那麼美麗動人，李白以自己生花的妙筆為她們留下了一幅幅優美的速寫。
開元十五年(727)夏，李白從會稽(今浙江紹興)、剡溪（今浙江嵊縣)到了天台，此處是司馬子微隱居處，也是李白此遊最後一站。他瞻仰了這座早已向往的名山和山中被人視若天人的道士和佛教徒。越中山水的峻峭奇拔和越女的活潑美麗，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為她們寫下了不朽的詩歌。直到盛夏，他才離開越中，路經揚州，過了相當時日，又回到了荊楚舊遊之地。
酒隱安陸
李白由越西歸，回到了荊門（今湖北省荊門)。
在荊門住了一個時期，便已到了秋天，離開家鄉已經為時不短，懷念家鄉的心情自然是很急切的。但是功業沒有一點成就，自覺難於回轉家園。
郢門已臨近巴蜀，而他竟在那裏滯留三月之久不回家。雖然巴月如弦，在招徠遊子，而遊子卻愁於歸旋。最後，終於下了決心，再度漫遊。
在回歸、再度出遊的思想矛盾中，還有一件事使他朝夕縈懷，不能放心。就是原來偕同出遊的吳指南，至今還臨時殯葬於洞庭湖邊，每一念及，忐忑不安，無論走到哪裏，一遇風雨之夕，就想到吳指南的墳塋，恐它受到破壞。萬一朋友暴骨異鄉，也是於心不忍的。於是，他又到了洞庭湖，把吳指南的屍骨安葬到江夏(今湖北武昌)，才算了卻一宗心事。
江夏是一個繁華的都市，是李白的舊遊之地，又有一些朋友和李白詩酒唱和，生活頗不寂寞。轉瞬就是次年(728）的春天。這時和李白交往密切的蔡十要回他的故鄉雲夢(今湖北安陸)。於是，李白的思鄉之情又一次在心中升起，不過他仍然沒有回去。
李白在江夏結識了僧行融。行融與孟浩然有交往，李白從行融處了解到孟浩然的道德情操，引起了他的仰慕之情，不久，就往襄陽去拜望孟浩然。可是等李白到了襄陽，孟已外遊，錯過了機會，這使李白不勝悵惘，因而寫下了那首有名的《贈孟浩然》的詩。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臥鬆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這首詩寫得非常工整，是李詩中為數不多的一首五律。表示了青年的李白對前輩詩人的崇拜與愛慕。孟浩然當時無官無祿，卻名滿天下，李白對他潔身自好的隱居生涯是非常傾慕的。
不久，李白從襄陽到了安陸。還在幼年時期，李白的父親就讓他背通過《子虛賦》，司馬相如在賦中誇寫雲夢山川的壯麗，物類的瑰奇，珍禽異獸，無不引起李白向往，這次來遊，也是早有此想。安陸又是曆史上的軍事要地。蓋“顧瞻河海，指臂維汝，進可以戰，退可以守。”(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在雲夢還有蔡十等一些熟識的人，所以不久就在小壽山住下來。小壽山在安陸城西北，高百餘丈，峰巒秀出，山下居民常有年過百歲者，故稱壽山。山上有道觀，李白就寄居在那裏。隱居壽山並非長久之計，他仍然想尋找機會、以求仕進，於是假壽山為詞寫了《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表述了自己的理想是“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一身”。是“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這便是李白一套完整的生活理想。他的一切努力都在於促使這個理想的實現。這時正值開元全盛之日，兼善天下之時。在隱居壽山時，李白就以幹謁(有所求而請見)遊說的方式結交官吏，提高自己的聲譽，以便走上仕進的道路。
代壽山給孟少府寫的信也沒有產生什麼結果，仕宦的道路還是堵塞著。有天清晨，因為天色陰暗，行走間竟把當地的李長史誤認為自己的朋友魏洽而迎了上去，犯駕於途中。事後，李白知道了這位李長史頗善文詞，因而寫了一封信去請罪，並附了近作詩三首，希望原諒並得到賞識。同時陳述了自己“孤劍誰托，悲歌自憐，迫於棲惶，席不暇暖。寄絕國而何仰，若浮雲而無依，南徙莫從，北遊失路”的悲苦處境。這封書信實際上是一封炫耀文采的陳情書、自薦表，也由此使他在安州的上層社會中獲得了聲望。果然，過了不久，便被許相公家招為女婿，並移居於許家較近的白兆山的桃花岩下。
許相公即許圉師，武後時曾為宰相，博涉文藝，是安陸大家。在桃花岩下，李白和夫人許氏度過了一段美滿的夫婦生活。
婚後生活雖然美好，但李白外出漫遊以圖功業的心誌並未稍衰。以安州妻家為根據地，李白仍然幾次出遊到過汝州、襄陽、洛陽、太原，乃至遠到東魯等地，結識了一些官吏或貴公子，有時與他們偕遊各地。
開元二十二年(734)唐玄宗新設置十州采訪使（管舉劾各州、縣官吏)韓朝宗以荊州刺史兼山南東道采訪使來到襄陽。襄陽是他的父親韓思複曾經做過刺史的地方，因為冶績好，在硯首山上留下了紀功碑。韓朝宗來此地做刺史，自然不同一般，當然去拜會了曾經為他的父親立過碑的孟浩然。韓朝宗是一個樂於獎掖後進的人，曾經薦舉過崔宗之、嚴武，據李白在致韓荊州的信裏，說當時流行在士大夫中間有句話“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李白自然也去謁見一次，以“收名定價”於韓朝宗。
這次去時，李白沒有像上次上書李長史時帶了詩卷，他自恃才思敏捷，隻拿了一封預先寫好的信。在信上說“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他準備讓韓朝宗當麵試驗他的才華。這封信雖沒有使他立即揚眉吐氣，激昂青雲，卻成為後代人們學習文章的範本，膾炙人口，流傳不絕
其後李白與元參軍(地方低級官員）由東都洛陽越太行山往太原，遊覽了山西的名勝晉祠。當時，元參軍的父親是駐守太原的將軍，李白與元參軍恣意遊玩，“瓊杯綺食青玉案，使我醉飽無歸心”，一直到次年的春天才回到安陸。
不久，李白又往遊東魯(在今山東東）。他說“顧餘不及仕，學劍來山東。舉鞭訪前途，獲笑汶上(汶水之址)翁。卜愚忽壯士，未足論窮通。”狹隘的迂闊的魯儒不能理解李白，他們隻知道死背五經(《易》、《詩》、《書》、《禮記》、《春秋》)，分析章句，問以天下大勢及經國濟世之道，就茫然如墜煙霧。他們穿著儒生多少年來所穿戴的那套陳舊的裝束——“足著遠遊履，首戴方山巾”，按照孔夫子的遺訓邁步走路一“緩步從直道，未行無起塵”。這些迂腐的魯儒看不起李白，嘲笑他的“大言”和空想，他們不是同道中人。汶上的魯儒嘲笑李白，李白也嘲笑了魯儒。這是李白初到東魯精神上所遇到的一次衝擊，李白以強烈的自信戰勝了魯儒。
他在“探奇東蒙”之際，結識了韓準、裴政、孔巢父，據《新唐書·孔巢父傳》記載，李白曾和他們共同隱居於徂徠山（今山東泰安南)。李白詩中形容他們“峻節淩遠鬆，同衾臥盤石。斧冰漱寒泉，三子同二屐。時時或乘興，往往雲無心。……”他們不拘形跡，乘興遨遊，見出士大夫精神解放的情況。
與此同時，李白寫了一篇《任城縣廳壁記》，歌頌任城(今山東濟寧)縣令郝公德政，並對任城的曆史沿革和經濟繁榮的景象作了一番詳細的描述。他的這篇頌德文，取得了任城縣令郝公的好感。以後不幾年，李白就舉家遷到任城定居，前任的任城縣令郝公及後任的縣令族叔，都給他以照顧。
一進長安
封建帝王，常在冬天狩獵。這是因為冬天的草枯獸肥，大有獵獲。其次，也把它看作是講武練兵的活動。每逢此時或事後，文人詞客也往往獻賦闕下，鋪揚文字，歌頌盛德。玄宗即位後，已有過多次狩獵，每次都帶了外國使臣同去，耀武揚威，以此鎮懾鄰國。開元二十三年(735)，玄宗又有一次狩獵，適李白也要西遊，因上《大獵賦》，希望得到玄宗的賞識。
這篇賦的序言中，李白評說司馬相如和揚雄，他們所寫的《長楊賦》和《羽獵賦》當時人以為窮極壯麗，現在看來格局也是狹小的。他寫的《大獵賦》則希圖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而“聖朝園池遐荒，殫窮六合”，幅員遼闊，境況與前代大不相同，誇耀本朝遠勝漢朝，並於結尾處宣講道教的玄理，也很符合玄宗當時崇尚道教的心情。
獻賦是李白西來的目的，另外，當然也要趁此遊覽一次長安，領略這座“萬國朝天”的帝京風光。他居住在終南山，便常在終南山登臨遊眺。當他登上終南山的北峰時，長安宮闕，盡收眼底，宏偉壯麗的城池宮闕，顯示了泱泱大國的風貌。李白深感生存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國家，是不平凡的，因而頗有自豪之感，個人又怎能不奮發圖強呢?但是轉而想到近年來征討不息，聚斂日甚，農村中逃亡戶愈來愈多，這些都表示在興旺發達的帝國中，內部已產生了腐蝕的因素。想到這裏，李白的軒昂情緒和頌揚的熱情已經有些沮喪。但是盛世畢竟還是盛世。試看長安大道上車水馬龍的繁忙景象，使臣、外商的頻繁往來，又引起了他的強烈的用世之心，當年在小壽山時就抱定了的“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理想又在心頭升起，在這樣的思想矛盾中，他寫下了《君子有所思行》。
這首詩所描寫的首先是憑崖所見：自然的形勝和宮闕羅布，隱然對峙而又對稱，“紫閣連終南，宮闕羅北極”。“渭水銀河清，橫天流不息”。一切都仿佛天造地設，創造出這個帝王之宅。“萬井驚畫出，九衢如弦直。朝野盛文物，衣冠何翕(昌盛)。廄馬散連山，軍容威絕域。伊皋(伊尹、皋陶，古代賢相)運元化，衛霍(衛青、霍去病，漢代大將)輸筋力。”從帝京的繁盛，市街的井然到武力的強盛，朝廷的得賢才輔佐，文物鼎盛……，他以彩筆描繪了帝京的大千氣象，這都是他感到值得頌揚讚美的地方，他想努力把盛世的觀感，最恰當地表達出來。然而就在寫到了極盛時，忽而筆鋒一轉，寫道“歌鍾樂未休，榮去老還逼。圓光過滿缺，太陽移中昃。”他已預感到這個光輝的帝國，已經過了她的全盛時期，開始走向衰頹了。這是令人惋惜的，但卻像自然的發展規律一樣，像“太陽移中昃”(太陽過午西斜)一樣，她仿佛無可挽救的必然要衰落下去。對此，李白提出了他的天真的想法：“不散東海金，何爭西輝慝”。即說要挽回頹勢，就不能再聚斂財富供少數人享用了。不要像春秋時齊景公那樣隻圖自私，不講仁愛，遊牛山而流涕（感歎人生之短促)。這是詩人對他所處時代的偉大的敏感和積極的設想，隻是這些設想既不會傳到統治者那裏，也不會產生任何影響，當然也不會改變唐帝國走下坡路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