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詩歌曆史
先秦詩
與詞、曲相比，中國的詩歌曆史最悠久，成就最輝煌。它興起得早，且經久不衰，青春長在。
詩歌的曆史可以追溯到語言產生後不久。《淮南子·道應訓》說：“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可見在原始勞動中的勞動號子就是最原始的詩歌，魯迅將其戲稱為“杭育杭育派”(《門外文談》)。《呂氏春秋·古樂》又說：“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可見原始的詩與歌密不可分，都與音樂舞蹈密切相關。但由於缺乏文字記載，這些原始詩歌大多已湮滅不傳。一些古籍記載的所謂神農、黃帝、堯、舜時代的歌謠，多數經後人潤色，甚至是偽托之作，但也有個別作品保留了遠古時期的原始味道，如《吳越春秋》卷九所載的《彈弓》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夫(古“肉”字)。”以簡單的節奏表現了從砍伐竹子、製造彈弓，到射出彈丸、擊中獵物的狩獵過程。
兩漢魏晉南北朝詩
這一時期被魯迅稱為文學的“自覺時期”。其在詩歌方麵的主要成就是五言詩由成型到繁榮，七言詩由濫觴到初步發展，雜言的歌行體及五七言四句的小詩也趨於成熟。新興的聲律學逐漸應用到詩歌創作中，為唐以後的近體律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包括詩歌批評在內的文學批評也空前發達繁榮，除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已接觸到詩歌批評外，劉勰的《文心雕龍》有許多章節都是專門論詩的，鍾嶸的《詩品》更是係統的論詩專著。
兩漢時，詩歌的成就不高，文人詩的成就更差。相對而言民間的“樂府詩”水平較高。《樂府詩集》書影
“樂府”本是漢代所設的音樂機關名，它是漢初統治者為潤色鴻業、製禮作樂的需要而設置的，它的任務除將文人歌功頌德的詩製成曲譜演奏外，還要采集各地的民歌。“於是有趙代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漢書·藝文誌》)到了魏晉六朝，人們習慣於把這些漢代樂府機關所采集的原稱為“歌詩”的詩歌稱為“樂府詩”，於是“樂府”由音樂機構名一變而為詩體名。
據《漢書·藝文誌》載，僅西漢樂府民歌就有138首之多，可惜流傳甚少。現存樂府民歌大多是東漢作品，共有三四十首，其中富於文學價值的是那些采自民間的作品。
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創作原則實際上和《詩經》“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原則一脈相承，因而必然繼承《詩經》現實主義的創作傳統，具有很高的思想意義。
有些詩揭露了當時嚴重對立的階級狀況，揭露了戰爭和勞役給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有的甚至直接寫出了貧苦百姓被逼無奈而不得不鋌而走險、犯上作亂的情景：“盎中無鬥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拔劍東門去，……白發時下難久居!”(《東門行》)
有些詩寫傳統的愛情婚姻。如《上邪》一連氣用五種不可能發生的事來發誓，說隻有到那時“乃敢與君絕!”熱烈地歌頌了對愛情的忠貞。《孔雀東南飛》深刻地控訴了封建婚姻製度對傾心相愛的青年男女的無情迫害。這篇1700多字的樂府詩是古代漢民族最長、最優秀的敘事詩。它述說了“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的悲劇故事。與此相反，《陌上桑》卻充滿喜劇色彩，寫美麗機智的羅敷如何拒絕了“使君”的無恥追求。
樂府詩中最具有特色的是那些表現家庭、社會問題的作品。如《婦病行》寫母親臨死前千叮嚀萬囑咐地將“兩三孤子”托付給丈夫，但這個丈夫——或許是後父，最終竟拋棄了孩子，又如《孤兒行》寫兄嫂獨霸家財，把幼弟視為奴隸，任意折磨役使，也深刻地揭示了家庭的悲劇。
漢樂府多“采摭閭閻，非由潤色”，所以“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胡應麟《詩藪》卷一)，成為它天然的本色。漢樂府或為雜言，或為五言，標誌著詩歌形式得到了更充分的發展，為後代雜言歌行及五言詩的繁榮奠定了基礎。而漢樂府最顯著、最基本的藝術特色是它的敘事性。它刻畫出許多性格鮮明、情節完整的形象和事件，標誌著敘事詩進入了更成熟的階段。如《孔雀東南飛》用多種多樣的手法生動地塑造了劉蘭芝、焦仲卿、焦母、劉母、劉兄等一係列生動形象，描敘了休妻、離別、拒婚、再嫁、殉情等一係列生動情節，不愧為現實主義的敘事傑作。如果考慮到漢(族)文學敘事詩的不足，漢(代)以後敘事詩停滯不前的實際情況，那麼漢樂府的這一藝術成就就顯得彌足珍貴了。
漢代的文人詩成就不高。尤其是西漢時期隻有項羽、劉邦等人幾篇急就短章《垓下歌》、《大風歌》等較為生動感人。到了東漢，文人受西漢以來五言民歌影響，逐漸重視對五言詩的寫作。班固的一首詠緹縈救父的五言詩《詠史》，雖然“質木無文”，卻是有史可查的第一首文人五言詩。以後張衡、辛延年等人相繼而起，或自作，或擬樂府之作，五言詩逐漸發展起來。它比起“文繁而意少”的四言詩，多出一個單獨的音節和詞彙，因而能“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鍾嶸《詩品》)。
到東漢末年，出現了一批作者姓名已不可考的五言詩，後人便把它們泛稱為“古詩”。曆史上曾有人把這些作品係於西漢時期枚乘、李陵和蘇武等人的名下，這是沒有充分根據的。在這批古詩中有19首以《古詩十九首》的名義被選人《文選》，它們代表了漢代文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
魏晉時期最值得稱道者一是建安詩人，一是正始詩人，一是太康詩人，一是大詩人陶淵明。
漢魏易代之際，軍閥混戰，民不聊生，於是在漢獻帝建安年間(196～220)產生了一批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為核心，“七子”(孔融、王粲、陳琳、劉楨、徐斡、阮、應場)為羽翼的“建安詩人”，他們關切現實，慷慨有誌，繼承了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寫下了一大批具有高度現實性和飽滿感情的作品，其風格被後人譽為“建安風骨”。建安風骨的特點及產生背景正如《文心雕龍·時序》所評：“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誌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如曹操(155～220)的《蒿裏行》寫討伐袁紹之戰，《苦寒行》寫東征高幹，都寫出了事件的經過，戰爭的殘酷，人民的苦難，被後人譽為“漢末實錄，真詩史也”(鍾惺《古詩歸》)。而曹操的《短歌行》、《龜雖壽》，曹植的《贈白馬王彪》、《雜詩》等，又都抒發了作者真切複雜的思想感情，不愧為優秀的言誌抒情之作。特別是曹植(192～232)的《贈白馬王彪》，剖析了在皇室內部殘酷鬥爭中的悲憤心情，更是一篇寫實與抒情相結合的佳作。曹植特別擅長五言，他在曹操“清峻”、“通悅”的基礎上更注重“騁詞”和“華靡”，因而使五言詩更趨於繁榮。而曹丕(187～226)的《燕歌行》則是有史可查的第一首完整的文人七言詩。
魏晉易代之際，司馬氏與曹氏之間展開了殊死的血腥傾軋，特別是司馬氏借“名教”殺人，剪除異己，政治異常黑暗。應運而生的是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竹林七賢”，後人稱他們為“正始(魏齊王年號，241～249)詩人”，他們“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釋私論》)，“非湯武而薄周孔”(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以老莊思想反對現實政治。他們也關心現實，但黑暗的政治迫使他們由奮發進取轉而變為或憤世嫉俗，或消極避世；他們也飽含感情，但朝不保夕的處境迫使他們由慷慨激昂轉而變為或隱晦曲折，或任達曠放。阮籍(210～263)的82首《詠懷》詩可視為正始詩人的代表作，這些詩“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標物外之旨，或寄疾邪之思”(王夫之《古詩選評》卷四)，都寫得“厥旨淵放，歸趣難求”(《詩品》)，而且這種組詩的形式又開創了五古抒情組詩的體例。
西晉“太康(晉武帝年號，280～289)詩人”以“三張”(張華、張載、張協，一說無張華，而有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嶽、潘尼)、“一左”(左思)最為著稱。他們的共同傾向是更注重文章的華美和寫作的技巧，而在思想內容方麵有所減弱。正像《文心雕龍·明詩》所說：“晉世群才，稍人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但出身清寒的左思有一些抨擊當時門閥製度的作品，寫得十分深刻生動。
東晉時，隨玄學而興起的玄言詩逐漸盛行。這種詩“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皆平典似道德論”(《詩品》)，毫無可取之處。因而陶淵明在此時的出現更顯得光彩異常。陶淵明(365～427)為人以講究氣節，不為五鬥米而向鄉裏小兒折腰著稱，深受後人的愛戴。他的詩以描寫田園著稱。這些詩充滿了對汙濁社會的憎惡和對純潔田園生活的熱愛，如在《歸田園居》中說：“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但他並非是渾身的靜穆，他也有些“猛誌固常在”的“金剛怒目式”的作品，說明他並未完全忘懷世事。陶淵明的詩在藝術風格上給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平淡自然。他用樸素的語言，白描的手法，真率自然地描寫田園風光和田園生活，好像一切都是“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朱熹語)一樣。但他的詩雖平淡，卻不淺薄，相反非常醇厚有味，能在平淡中見真淳，在自然中求深刻，在古樸中出意境，因而能產生像蘇軾所評價的“質而實綺，臒而實腴”的“奇趣”。如其名作《飲酒》之五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意在言外，深得含蓄雋永之美。
南北朝詩最可稱道者是山水詩的興起。在此之前，詩中對山水的描寫隻處於起陪襯作用的賓位，而此時有些詩人卻把山水作為審美的對象納入自己的詩歌創作之中，正像《文心雕龍·明詩》所指出的那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最著名的詩人有謝靈運(385～433)及謝眺(464～499)，世稱“大小謝”。大謝善於移步換形，經營畫境，偶爾也能寫出“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登池上樓》)這樣得之自然的神來之筆。謝眺的山水詩“清機自引，天懷獨流，壯景為幽，吐情能盡”(《采菽堂詩選》)，較大謝又進一步。如其名句“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晚登三山》)；“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之宣城》)，不管是在捕捉山水情趣方麵，還是在情景相生方麵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南朝詩的另一特點是更注重形式與技巧。注重“隸事”、“藻繪”，以用典繁富、詞藻華麗為美，隨著聲韻學的逐漸興起，更講究詩歌的音韻之美，於是到齊梁的沈約時終於提出“四聲八病”(八病指：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之說，要求“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宋書·謝靈運傳》)，時稱“永明(齊武帝年號)體”。再加之這時統治階級異常腐化，他們專用這種華美的形式寫其縱情聲色的生活，這就出現了所謂的“宮體詩”。梁簡文帝、陳後主、徐搞、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都是這一詩派的代表人物。
但南朝詩人終有能發揚“左思風力”者，這就是鮑照(?～466)。他繼左思之後，對士族製度再度抨擊，其《擬行路難》十八首中的某些作品抒發了他所說的“才之多少，不如勢之多少遠矣”的感慨，悲憤地呼號道：“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歎息，丈夫生世能幾時，安能蹀躞垂羽翼!”“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他還寫了許多邊塞詩，對詩歌題材的開拓作出了重要貢獻。在詩體方麵，他又是七言歌行的創造者。他善於學習漢魏樂府，能於雜言中條理出以七言為主的規律，又變曹丕《燕歌行》的句句押韻為隔句押韻，或有規律的換韻，使七言體走向成熟。
南北朝的民歌也很發達，南朝民歌可分為“吳歌”與“西曲”兩類。前者出自以建業為中心的江南地區，後者出自長江中遊一帶。南朝民歌幾乎以歌詠愛情為惟一題材，風格婉麗柔靡，多用複遝、疊字、諧音雙關等修辭手法。如其代表作《西洲曲》雲：“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青如水，置蓮懷袖中，蓮心徹底紅。”不但句句不離“蓮”字，而且巧妙地以“蓮”諧“憐”，表達相思之情。北朝民歌與南朝民歌迥然不同。社會的動亂、戰爭的殘酷，家庭的離析都在民歌中有充分的反映，而風格的豪邁奔放又充分體現了北方民族孔武強悍的精神。其代表作如《木蘭詩》、《敕勒歌》，已成為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傳世名作。與北方民歌相比，北方的文人詩成就較差。隻是到庾信等人由南入北後才出現了一些較好的作品。
唐詩
唐代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最繁榮最輝煌的時期。據《全唐詩》及其有關補遺所載，現存詩有52000餘首，作家2300多人。數量之多，作者之眾，內容之廣，風格流派之繁，體裁樣式之全，均堪稱空前。
從題材內容看，唐詩幾乎深入到唐人生活的每個領域，大至國家興衰，政治得失，社會動亂，戰爭勝負，民生疾苦，諸如盛唐時的對外用兵，盛唐至中唐轉折時的安史之亂，以及人民在其間受到的征戍與誅求之苦，中晚唐的三大痼疾——宦官專權、藩鎮割據、黨爭傾軋，無不寫入詩中，號稱“史詩”的作品，不計其數。小至琴技棋藝，書理畫趣，蟲魚鳥獸，亦莫不入詩。至於那些描寫自然田園，歌詠日常生活，抒發離情別緒，讚美建功立業，向往漁樵山林等傳統題材，更多如雨後春筍。而且形式各異，有紀遊體、寓言體、賦體、傳記體、傳奇體等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唐詩在反映現實的廣闊性和深刻性方麵大大超過了前代。它們從許多方麵接觸到當時社會的重大問題，如對統治者的窮奢極欲、橫征暴斂、窮兵黷武、腐敗無能、拒諫飾非、斥賢用奸，都進行了大膽的揭露和譴責，有的甚至把矛頭指向最高統治者，以至後人無不感慨道唯唐人方敢如此。同時他們對農夫織婦所受到的種種壓迫與剝削充滿了深切的同情，描寫下層人民的生活已成為詩歌創作的一大內容。它們還提出了婦女問題、商人問題及其他社會問題。凡此種種都是前代詩人沒有或很少寫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