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解】
韓愈死後諡為文，所以稱韓文公。他是唐代文學方麵開宗立派的人物。他主張複興儒學，提出恢複先秦、西漢散文優秀傳統，帶頭發起“複古運動”。這實際上是針對駢儷文發起的一場改革文體、文風和文學語言的運動。以韓愈、柳宗元為領袖的一批古文作家，用自己的卓越作品抵製並戰勝了駢文創建了蘇軾所說的“文起八代之衰”的功績。
這篇碑文是元祐七年（1092年）應潮州知州王滌的約請，為潮州新建的韓文公廟寫的。蘇軾在碑文中肯定了韓愈在儒學和文學上的卓越貢獻，同時也頌揚了他貶任潮州刺史時的政績。概述並分析了他一生的遭遇和得失。對韓愈的評價不免有誇大之處。但文章將議論同敘事相結合，行文氣勢充沛，語句既整齊又活潑，突出了韓愈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又滲透了作者的身世和感觸，加強了碑文的感情色彩。
後世對蘇軾這篇碑文評價很高。《容齋隨筆》寫道：眾家“稱頌韓公之文，各極其摯……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眾說盡廢。”《三蘇文範》上說：“《韓文公廟碑》，非東坡不能為此，非韓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
【原文】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1］。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2］，關盛衰之運[3］。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4］。故申、呂自嶽降[5］，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6］。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7］，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8］，良、平失其智[9］，賁、育失其勇[10］，儀、秦失其辯[11］。是孰使之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12］。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13］則為鬼神，而明[14］則複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自東漢已來，道[15］喪文弊，異端並起[16］，曆唐貞觀、開元之盛[17］，輔以房、杜、姚、宋[18］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19］之，天下靡然[20］從公，複歸於正，蓋三百年[21］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22］，而道濟天下之溺[23］，忠犯人主之怒[24］，而勇奪三軍之帥[25］。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蓋嚐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下不容偽[26］。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27］；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28］，而不能回憲宗之惑[29］；能馴鱷魚之暴[30］，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31］；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32］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寧之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33］。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34］。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35］，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36］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37］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38］，朝散郎[39］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歡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裏，期年而廟成。 或曰：“公去國萬裏，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40］，沒而有知，其不著戀於潮也，審[41］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淒愴[42］，若或見之[43］。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44］，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45］，手抉雲漢分天章[46］，天孫[47］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48］，西遊鹹池略扶桑[49］，草木衣被昭回光[50］。追逐李杜參翱翔[51］，汗流籍、湜走且僵[52］，滅沒倒景不可望[53］。作書詆佛譏君王[54］，要觀南海窺衡湘[55］，厲舜九疑吊英皇[56］。祝融先驅海若藏[57］，約束鮫鱷如驅羊[58］。鈞天無人帝悲傷[59］，謳吟下招遣巫陽[60］。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61］。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發下大荒[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