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是對家鄉地域文化的專注與對曆史研究執著的原因吧，在出版了《百步神劍》與《王安石在鄞縣》兩部書稿之後，豐富多彩的鄞地曆史文化又誘使著自己難以停下筆來。
經過近三年的努力，《鹽糧悲歌》一書可脫手付梓了。
在鬆了口氣的同時，也曾有過一種奇怪的想法，這日夜端坐在電腦前敲打鍵盤、絞盡腦汁般地推敲文字，戰春宵，度夏暑，過秋夜，熬冬寒，無數個漫漫長夜的流逝，數百個節假日的借用，近視的加深，鬢發的轉白，加上體能的弱化，所有這一切為的是什麼？
有人會說，人活在世上無非爭“名”與“利”。然自己靜心所思，還是覺得這並不確切，人生在世，光陰短促，似白駒過隙，稍縱即逝，名與利雖則重要，然社會責任感卻是不可或缺的。
雖然個人力量微薄，作用有限，但能為社會做些服務，為後人留下點什麼，至少對一個人來到來世上走一回，也就多了些欣慰，少了點遺憾。
正是抱著這種想法，在黨政機關退居二線工作之後，搞些社會調查與本地曆史文化的研究，也就頗為自然了。運用學習、工作和生活中的知識累積，寫點東西，介紹當地的曆史文化，談談自己的一己之見，在本人看來，還是有這可能的，且也是有些價值的。
如果說自己所寫的第一部長篇神話小說《百步神劍》一書，是以介紹風光旖旎的寧波後花園——東錢湖湖光山色為出發點的話，那麼《王安石在鄞縣》與這本《鹽糧悲歌》則重在搜集整理寧波東鄉的曆史資料了。
毋庸置疑，自己是寫小說的新兵，是一個門外漢，但這並不妨礙我對本地曆史研究的鍾愛，以及對家鄉悠久、燦爛的曆史文化的喜愛。
曾記得我在寫《百步神劍》的時候，自己也曾有過夙願，要用手中之拙筆，寫出家鄉山水之美，寫好鄞地的悠久曆史文化。
正因為如此，盡管自己寫作水平低下，文筆不好，還是以夕陽近黃昏，蘊蓄少年勇的精神闖進了寫作這一神聖領域。對於寫作，似乎還到了有點癡迷的地步。
有學者認為寫“文學藝術的小說”，“其實也是兩點。一是虛構，一是敘述，除此無它”。他還認為“從藝術樣式的角度來定性，曆史小說肯定是小說”，那“就得以小說的基本存在來界說”。
簡言之，寫曆史小說也得按寫小說的基本要求來把握，這一說法想是對的。但問題在於自己並非寫小說的好手，也並不是為寫小說而寫小說的。我隻是想借用小說這一載體為宣傳地域文化而做些努力，所以“陷在曆史事件的圈套中，沒能很好地自拔”。再者，我認為曆史是豐富多彩的，又是厚重的，甚至有時是枯燥無味的。寫曆史小說可以虛構，但是我自己覺得還是盡可能地尊重曆史史實，不至於誤導他人為好。隻有這樣，才符合自己寫作的初衷。
因而，在寫作《鹽糧悲歌》時，我還是遵循了“地域特征”與“曆史真實”的這一原則，結合晚清的時代特征，以寧波東鄉地區發生的一件涉及鹽、糧的民生大事件為背景展開。此書的素材主要源於清代史料筆記，同時結合時任鄞縣縣令的段光請所寫的《鏡湖自撰年譜》以及時在寧波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所寫的《花甲記憶》等書。此外，也參考了地方誌等相關史料。
故而《鹽糧悲歌》中所述的曆史事件並非杜撰。
對這一事件的認識與反思，對於地方政府如何處理民生大事，如何處置群體性事件都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至於這種寫作方法是否會降低小說的文學價值，也就無暇顧及了。我所在意的是對地方曆史的敬重與盡可能嚴謹地寫作，無意於虛構或戲說。
誠然，筆者在寫曆史小說的技巧與文筆方麵，肯定存在相當大的缺陷，這涉及文學素養的高低，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提高的，故也隻能敬請讀者包涵與體諒了。
沈小寶
二〇一二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