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那清朝的道鹹年間，在江南富庶之地，有一塊原隸屬於寧紹台道衙署管轄的寧波府鄞縣境內東南鄉一帶地方，發生了一起涉及鹽、糧民生大事的特大案件，震駭了當時的浙東大地，朝野上下。
案中有周祥千、張潮青和俞能貴等那麼幾個小百姓人物，不是為民請平物價，反對官府開征紅、白兩封等苛政剝削，就是抵製官府更改鹽業政令，訴爭恢複被取締的肩販引地，以爭取東鄉百姓利益等，先後組織民眾向官府進行和平請願，並武裝反抗官兵的搜捕，後遭官兵鎮壓而走上了斷頭台。
此案過程曲折，影響重大，事因民眾請願而起，又因官府視民為草芥，處置不當，致使事態越鬧越大，愈演愈烈，後果十分慘重。不僅殃及民眾無數，還令兩百餘名官兵魂斷寧波東鄉的盛墊橋畔，成為震驚朝野四方的一起特大命案。
此案曆經數年，情節複雜，對於分析了解如何應對群體性事件，尤其是對來自民間意見的呼聲傾聽與對民生、民情的關注，如何進行正確地對待、引導與處置，均有著可探索、可總結的極豐富內涵。
不過要詳盡地了解此案，尚須容筆者細細道來。
說到那起特大鹽糧命案，並非虛構，實是一段史實記載確切且翔實可信的曆史，更是一個十分慘痛的史實故事。
要說清這一史實故事，還得要說一下晚清時期的國情。
先說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帝製王朝，也是繼元朝之後第二個由少數民族統治全國的朝廷。
清王朝自入關以來，經過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等朝的立國、平叛、治世與興隆發展之後，到了道光年間，國勢已經走向沒落，日趨衰弱。
那時正值以英國為首的歐美帝國主義列強等外敵虎視眈眈，窺視著中華大地的這塊肥肉垂涎欲滴的時期。
中國，這一具有悠久文明曆史的古國，正處於曆史轉折的關鍵時期。
然而，才智平庸的道光帝旻寧卻“守其常而不知其變”，雖勤政圖治，但鮮有作為，對來自東南海上的鴉片毒害和英軍入侵，更是臨危無應變之策。
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後的結果，就導致了忍辱接受英國的城下之盟，簽訂了《南京條約》，即《江寧條約》，這一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自此之後，外國列強侵入中國的大門已被打開，腐朽的封建統治和沉重的封建剝削，加上隨著鴉片戰爭的費用和所謂的戰爭賠款往百姓身上的轉嫁，中國的社會矛盾空前激化。
公元1840至1850年間，廣東、廣西和全國許多地區，水災、旱災、蝗災連年不斷，農民家破人亡，陷入絕境，這更加深了社會階級矛盾的激化。
道光朝年末，於是乎就出現了以洪秀全為首的太平天國起義。
繼道光帝之後的鹹豐帝奕詝上任之後，所麵對的就是這樣一副國庫空虛，軍伍廢弛，吏治腐敗，天災不斷，民眾起義此起彼落，西方列強欲霸圖中華狼子野心昭然的爛攤子。
鹹豐帝奕詝在即位之初將朝號定名為“鹹豐”，因“鹹”是普遍的意思，“豐”是富足的含義，取“鹹豐”的朝號，圖的是國富民足的含蘊。
可見鹹豐帝在登臨皇位，掌控朝廷大權之時，其內心之中也是想有所作為，似有一番振興朝政之抱負的。
然而在道光帝遺留下來的這副積重難返的爛攤子麵前，鹹豐帝奕詝也是難以克服這一正在不斷加深的內憂外患的統治危機了。
而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清王朝在道光朝年末、鹹豐朝年初的這一時期裏，所麵臨的局勢是十分地嚴峻。
不僅朝政不穩，國勢衰弱，外敵騷擾，內患頻現，且國內的民眾更是民心動蕩，矛盾激化，清王朝處在風雨飄搖的困境之中。
值此外敵入侵，國難深重，國內階級矛盾尖銳，社會動蕩不安之際，應是那些食祿於清廷的王公大臣、地方官員等官吏胥員們奮發圖強，為國家和朝廷分擔重負，排難解憂之時。
然而在那些唯利是圖的官吏胥員們中，有多少個人能為國家著想？為朝政操心？又有多少個官員在為民眾幹事，以解民疾苦呢？
說句實在話，“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帶著發財夢而進入官場的清廷官吏胥員們，在當官之後是沒有多大心思會去思慮國家的局勢，操心民眾大事的。
客觀而言，在當時，要說已沒有了忠心耿耿、勤政為民的好官存在，這當然也是有點太過於偏激了。
可是在社會腐朽、官場風氣已經嚴重敗壞的情勢下，多數的官吏胥員們一旦大權在握，多是在迫不及待地忙於撈取錢財，進入到欲圖一日暴富的謀劃與斂財之中去了。
至於國家的前景，百姓的困苦，社會的局勢，以及民族的憂患等等，在這些官員看來，似乎實是沒有多大關心的必要。
其實這並非是危言聳聽，至少可以在本史實故事中得到印證。
現轉入正題吧。
故事說的是清代道光朝年末期間，隸屬於寧紹台道衙署管轄的寧波府鄞縣縣署內，有著這麼一位知縣大人，姓德名竹樓，又名德成。
這位德知縣到來之前的鄞縣，雖屬於全國富庶的地區，然經天災與兵禍的雙重襲擊，社會動蕩，矛盾尖銳，百姓們正處水深火熱之中。
據《鄞縣縣誌》記載，道光十三年，即1833年，“大饑，境內道路餓殍相望”，可見因饑餓而死的災民人數眾多。
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災情剛緩，又來兵禍。“6月下旬，英軍攻陷定海，寧波城戒嚴。”
道光二十一年，即1841年，“10月13日，英艦4艘駛至三江口靈橋下，寧波城內文武官員棄城而逃。唯鄞縣知縣舒恭綬投水盡節（未死）。英軍不戰而得寧波”。
上岸後的英軍當然不會放棄這一掠奪機會，露出了侵略者的強盜本色，在燒殺奸掠奴役人民的同時，扶持郭士立為偽“寧波知事”，“搶去白銀17萬兩，勒索軍費120萬元。”
是年冬，“大雪，積深五六尺”，百姓遭受殖民統治與大雪災的雙重夾擊，生活十分淒苦。
道光二十三年，即1843年，9月，“縣內大風雨，東錢湖堤決，平地水高五六尺”。僅僅幾字記載，已顯災情之重大。
眾所周知，東錢湖麵積二十多平方公裏，是浙江省當時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鄞東南地區河流與灌溉農田的主要蓄積供水處。偌大麵積的湖泊一旦出現湖堤決口，所形成的下泄水量必是巨大，災情可見非同小可。
史料記載，堤壩決口係大風雨所致，又可見當時的風急雨猛。
可以想象，在湖中掀起的洶湧大浪的猛烈衝撞下，那堤決下泄之水所挾帶的巨大能量，定是具有摧枯拉朽般的強大衝擊力。
史料又稱平地積水深達五六尺，更是印證了那時的風雨之迅猛與堤決下泄之水過水量之巨大。
試想一公尺為三市尺，五六尺將近二公尺，若是有人被困在水中，即使是身處在平地之上，而不陷入深淵之中，那洪水也已是沒過直立之人的頭頂了。
再說那堤決下泄之水又不是靜止的，而是有著巨大衝撞破壞力的洶湧而湍急之波，被殃及之地段，又必是衝毀田地莊稼，衝塌房舍橋梁，短衣缺食、流離失所的災民還會少嗎？
由此可見，從道光十三年至二十三年，這短短的11年間，鄞縣境內就先後遭遇到了被英軍入侵淪陷，及大雪、大風雨與東錢湖湖堤決口等自然災難危害，再富庶的地區也難以承受得了如此的折騰。
又據史料記載，連當時已被財政匱乏所困擾至極的清廷政府，也在地方官員的重大災情一再申報之下，不得不對鄞縣民眾網開一麵，於1842年9月，以鄞縣受戰爭破壞為由，豁免本年的錢糧（稅款）。
然而這樣的折騰，主因一是外敵的入侵，國弱被人欺，屬於無奈之勢，還尚有可說；二是經濟與社會發展滯緩，抗禦自然災害能力弱，從某種角度而言，也是在所難免。
可是在民生的折騰中，還有一種是來自官府的盤剝與苛捐雜稅的折騰，卻是使百姓們含恨終生而無處申訴的。
現文所要說到的特大鹽糧命案這一史實故事，其起因除了社會腐敗、局勢動蕩外，也就與官府的盤剝與苛捐雜稅的折騰有關了。
事件起因的主角當然也不會是哪一個小百姓人物，而是任職為鄞縣地方父母官的這一大人物，也就是前麵所說到的這位德竹樓知縣大人了。
這位德知縣雅名雖曰“德成”，然而卻是個“德不成”的人物。
他在任上無論是從政或是謀事，治世或是安民，均無留下片紙隻字的政績相傳。然而在搜刮民財等官德方麵，卻留下了斑斑的劣痕。
據有關史料記載，這位德知縣在任期間，唯信門丁之言，而門丁又用軍犯為幫手，常替代自己出麵，以衙門所需、官府征收等名目，向鄉間百姓強行攤派，無償索取民間財物。
又加上所用的衙役也多為不良之徒，上行下效，時常侵擾民眾，掠奪錢財，民間怨恨至極。
搞得屬下的官吏胥員中的一些正義之士也懷有反感，埋怨這位德大人是個要了又要、要不夠、填不飽的縣太爺。
又因德知縣姓德，而“德”與“得”又是同音。從字義上看，“得”即是得到，有取得之涵義。
而從寧波人的說話習慣來看，在口語中一般是不說這“得”與“取”這種字符的，而是將“得”與“取”這兩種動作，常說成是“要”或“馱”這一口語字符音。例有人前去取東西（意為取物品等），常說成為是去“要東西”，或說是去“馱東西”。
故此，鄞縣的百姓見到這位德知縣如此的蓄意斂財的品質與行為後，就在背後幹脆地罵他是個“要不飽”、“馱不飽”的瘟官縣太爺了。
不過也有一些士人、學者，或是官吏等人，從官德或是從操守等方麵來品評，所用的字句也較顯得文雅些，則在背後又貶稱這位知縣老爺是位“德不飽”大人，隱含著這位縣太爺的德性實在是有些欠缺。
其實送給這位德知縣的“雅號”，無論是“要不飽”、“馱不飽”，還是“德不飽”等，均是在說明著這麼一個事實，就是這位德知縣，雖然是身處在鄞縣父母官的高位上，但在當地民眾的眼中，卻是一個貪贓枉法嚴重到貪得無厭、瘋狂，為人所深惡痛絕的家夥。
不過在德知縣剛上任之初，人們對他的德性還是不了解的，當然也是沒有“要不飽”、“馱不飽”與“德不飽”等這些貶稱的。
民風淳樸的鄞縣民眾還是尊稱他為知縣大人或縣太爺大人的。
本文也隻得先以德知縣稱之。
那一年，德知縣到了鄞縣上任之後，在接過縣治大印，移交典籍名冊，巡視關防要隘，掌控人事與錢糧款項大權等之後，就忙於籌劃謀取錢財的門路了。
這日上午，德知縣在縣署大堂近旁的一間議事密室內，吩咐值班的衙役去叫來了師爺刁萬能。
這刁萬能原是德知縣前來上任時伴帶而來的心腹門丁人員，為利於替代自己幹些暗中收錢、斂財等不宜出麵之事，德知縣在到了鄞縣上任之時，就給這一門丁人員按上了個師爺的雅稱。
這一門丁人員姓刁，刁字雖有狡猾奸詐之意，但因是個姓氏標式符號，本應無可非議。然而被德知縣冠以師爺之稱後，又與“萬能”名字所配，故使人們不得不對他另眼看待，另有所想了。
待到人們對這位刁師爺的處事奸詐行為有了新認識之後，更是將他列為狡詐奸猾之徒了。
在刁師爺的共同密謀與策劃下，德知縣定了一個假以親民姿態接觸民眾，實為借此搜刮錢財的行動計劃。
德知縣與刁師爺一起，用上了整整的三日三夜辰光，對照著縣署戶籍簿冊內的花名冊，對地方居民進行了三六九等的分析與排摸。
排摸中，他倆將那些地方富戶、豪紳地主、鄉保甲長與社會名流等有財有勢、有頭有臉的權貴人物分別挑了出來，一一記入了另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