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我，幻想家”
1根深蒂固
希特勒很少談及自己的家事，但對其少數心腹，他也承認，自己無法與父親相處，因為父親獨斷專行。他母親是個性格安靜而溫柔的女人。希特勒雖然極尊重母親，但家庭的主宰是父親。父母都是瓦爾德維爾特爾人。這是個奧地利的農村，位於維也納西北部，離現今的捷克斯洛伐克邊境不遠。據希特勒族中人說，他的家族有摩拉維亞人的血統。在奧地利，希特勒是個很普通的姓氏，有可能是從捷克人的姓“希德拉”或“希德拉切克”演變而來。1430年以來，瓦爾德維爾特爾村姓希德勒的，其姓氏有過許多拚法，從“Hyd-ler”變為“Hytler”再變為“Hidler”。1650年，阿道夫·希特勒之母親的直係祖先有位就叫格奧爾格·希德勒（GeorgHiedler）。他的後裔有時也將其姓拚成“Hüttler”或“Hitler”。在那個時代，像莎士比亞時代的英格蘭一樣，拚寫既無關緊要，也不規律。
瓦爾德維爾特爾的風景平淡，地處丘陵地帶，多樹林。斜坡上長滿了整齊的林子，也有勤勞節儉的農民世世代代開發出來的耕地。希特勒的父親於1837年6月7日出生在斯特隆斯村，其母生他時是個42歲的未婚女人，名叫瑪麗亞·安娜·施克爾格魯勃。因為村子小，斯特隆斯還不能獨立成為教區。所以，新生兒便在多拉薩姆登記，名叫阿洛伊斯·施克爾格魯勃，“非婚生子”。父親姓名一直是個空白。於是，便產生了至今仍待揭開的謎：他可能就是鄰近村子的。希特勒的祖父也有可能是位有錢的猶太人，名叫弗蘭肯伯格或弗蘭肯雷德。瑪麗亞·安娜曾在格拉茲這位猶太人家裏當過用人，使她懷孕的可能是主人年輕的兒子。
阿洛伊斯快5歲時，鄰村希皮塔耳，一個名叫約翰·格奧格·希德勒的遊動磨坊工與瑪麗亞成了親。但她與小兒子過的生活依舊很艱苦；5年後她便去世，繼父又開始流浪。此後，阿洛伊斯便由希德勒的兄弟約翰·奈波穆克·穴住希皮塔耳時，門牌36號）撫養成人。這間農舍以及鄰近的一間，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少年時代的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因為希特勒曾在這裏度過五六個暑假。
後來，希皮塔耳的情形變得使阿洛伊斯無法忍受，於是在13歲那年，他“打起小小的背包，逃出家門”。這段插曲（如果屬實），後來在他兒子阿道夫·希特勒所著《我的奮鬥》一書中成了一段感人的故事。“他在絕境中作出了決定，上了路，身上隻帶著幾枚左爾登做路費，投身於吉凶未卜的未來。”一路上，他東打零工，西打零工，一直到了這個冒險青年心目中的麥加城——維也納。在維也納，他當上了鞋匠的學徒。5年後，他學會了做鞋的手藝，卻又決心“幹點像樣的活”，於是，他便入伍，成了邊防軍。這樣，他便成了一名公仆，比神職還高出一頭。他勤奮用功，通過了特別考試，到24歲時，已升為監管之類。這種級別，對瓦爾德維爾特爾村人說來，是一種超凡的榮譽。雄心勃勃的阿洛伊斯，此後定期得到提升。1875年，他當上了設在多瑙河上的與德國隔江相望的布勞瑙海關的督察。
對阿洛伊斯的平步青雲，最感驕傲的莫過於是將他撫養成人的人——約翰·奈波穆克·希德勒。希德勒之族人，從未有居此高位者。由於沒有男嗣得以繼承希德勒之姓氏，奈波穆克遂於1876年春末決定采取一些措施。（他可能另有動機。村裏的閑話說，阿洛伊斯是由他所生。寫過青年時期的希特勒的作家弗朗茲·耶欽格說，希德勒或許是想通過將阿洛伊斯合法化的辦法，確保他的職業。“如他的父親是個猶太人，這是個很強有力的動機。”）6月6日，他的女婿和另外兩名親戚，稍事旅途後，便到了維特拉鎮，在公證人麵前作了假證，偽稱“希德勒的哥哥”——他們將他稱為“希特勒”——曾數次當麵對他們說過，並在他死前（1857年）所立的不可更改的遺囑中稱他曾生過一個私生子，名叫阿洛伊斯。他要求將他合法化，並立他為嗣。
“希德勒”被改為“希特勒”，這可能是出於疏忽，但更可能是農民之狡計使然，目的是故意將此事弄得含混不清。次日，約翰·奈波穆克·希德勒與三名親戚一同來到多拉薩姆——阿洛伊斯出生時就在該地登記。在查驗了由三位證人簽署的文件後，年老的教區牧師查閱了該區的婚姻登記冊，並證實，在1842年確有一名叫格奧爾格·希德勒的男人與一名叫施克爾格魯勃的姑娘結婚。他於是便同意更改出生登記。但是，要麼因為遲疑，要麼因為暗中有所提防，他在將“不合法”改成“合法”，並將嬰兒姓名“施克爾格魯勃”畫掉時卻未將另一個名字補上。在最後一個欄目裏，他密密麻麻地寫道：“簽字人證實，本欄所登記為‘父名’的格奧格·希德勒，與簽字人甚熟，據稱，他根據孩子母親的意見，同意接受阿洛伊斯，承認係孩子之父，並希望本區將孩子列入洗禮名冊。”三名證人的簽字是由牧師代勞的，由三人依次畫押——各自畫了個十字架。
登記冊修改一事，既沒有日期押腳，又沒有簽名，那位牧師會生疑，這不是沒有道理的。他將父名寫成“希特勒”，而不是婚姻登記冊上的“希德勒”，而且他也明白，這套手續從頭到尾都是不合法的，原因有二：第一，除非通過法庭，否則已故之人是不能被承認為父親的；第二，做母親的需將事實予以證實。
這件事中，還有一處含混的地方——阿洛伊斯·施克爾格魯勃是否同意接受新名。對他，不合法之私生子並不十分難堪；在奧地利南部，此事已不足為奇，在遙遠的山區，私生子的出生率高達40%。在農村，孩子就是命脈；任何一個身強力壯的男人都是受歡迎的。而特別令他難堪的是更改姓名，因為“施克爾格魯勃”業已多少作出了一些成績。
不管出於何種動機，約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確曾誘使阿洛伊斯改名（村裏人議論說，老人曾答應更改遺囑，借以規勸他改名。希特勒死後半年，阿洛伊斯以五千弗羅令之巨款購買了一農莊，這多少證實了村裏人的閑話）。不管怎樣，他決定接受“希特勒”之名一事，確係事關重大。很難想象七千萬德國人同聲高呼“施克爾格魯勃萬歲”是個什麼樣子！
在希皮塔耳的姑娘們看來，身穿製服，梳著軍式短發，濃眉大眼，留著八字胡，刮得幹幹淨淨的雙頰旁邊各有一撮濃發的阿洛伊斯，定然是英俊瀟灑無疑了。而他也向姑娘們送秋波。與他的合法父親一樣，他已是一個私生女的父親。他雖然已娶了帝國煙草壟斷公司裏一個稽查員的女兒為妻，但對一位喜歡尋花問柳的人來說，這也沒有多大節製作用。畢竟，她瘦弱多病，且比他年長4歲。
在希皮塔耳村，最誘人的姑娘是約翰·奈波穆克·希德勒的外孫女克拉拉·波爾茲爾。她才16歲，性情溫存，長有一副甜蜜的臉孔。她身材苗條，身高差不多與身材結實的阿洛伊斯相等。她很勻稱，又長著一頭棕色頭發。是出於一見鍾情呢，還是單純出於為病妻找個女傭的願望，這均無關緊要。事實是，他說服了家人，將她帶至布勞瑙。她與阿洛伊斯的家人一同住在客棧內——在那裏，阿洛伊斯已與廚房女幫工弗蘭西斯卡·馬佐爾斯伯格（客人稱她“法妮”）有所勾搭。
這種情形是希特勒夫人無法忍受的。她離開了阿洛伊斯，與他合法分居。現在，在希特勒的家庭舞台上該輪到法妮出台了。她儼然以合法夫人的身份，而不是情婦的身份出現。她非常明白，一個漂亮的女傭對易動感情的阿洛伊斯來說，具有多大的引誘力。她的第一招就是將克拉拉弄走。兩年後，即1882年，法妮產下一男孩——與他的父親一樣，是個私生子。
次年，希特勒已出走之妻死於肺癆。於是他便正式娶了法妮。婚禮是非常及時的——不到兩個月，第二個孩子安吉拉便出世了。這樣，阿洛伊斯終於有了個合法婚生子，盡管是在不合法的情形下懷的。他還承擔了取名叫阿洛伊斯·希特勒的第一個男孩的法律責任，而法妮呢，雖然身份已經合法，卻也不見得更加幸福，因為老阿洛伊斯又有朝三暮四的跡象。與她的前任一樣，她也染上了嚴重的肺病，不得不離開布勞瑙，到空氣新鮮的鄰近的鄉間去。阿洛伊斯帶著兩個小孩，又住在波馬客棧的頂層，他會求助於漂亮的侄女，這也是合情合理的。克拉拉同意了，再次住進波馬客棧。這一次，她是女傭、保姆和情婦。阿道夫·希特勒未來的母親是個心地善良的姑娘。她經常探望法妮，盡力幫她恢複健康。奇怪的是，法妮竟欣然接受情敵的照料。
1884年夏，可憐的法妮生命結束了。不出所料，希特勒家的下一任夫人已身懷六甲。阿洛伊斯要娶克拉拉，因為她可照顧他的兩個孩子，而孩子們也是真正喜歡她。但當地的教堂禁止他們結合，原因是，根據那個假證，他父親與克拉拉的祖父是兄弟關係。阿洛伊斯向牧師投訴，要求羅馬按特殊情況處理。不到一個月，申請獲準。很明顯，這是因為克拉拉已懷孕的緣故。於是，1885年1月7日，阿洛伊斯和克拉拉便在波馬客棧正式結婚。婚禮時在場的有兩個孩子，即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還有三個證人：克拉拉的妹妹約翰娜和兩個海關官員。婚禮的一切準備工作都是新女傭做的。由於她把客廳燒得過熱，在整個婚禮過程中，阿洛伊斯都拿她尋開心。新婚夫婦並沒有過什麼蜜月，在簡單地吃了一頓飯後，阿洛伊斯便回海關去了。據克拉拉後來回憶，還不到中午“我丈夫就上班去了”。
難得的是，盡管阿洛伊斯在私生活上不檢點，他的業務工作卻未受影響。他依舊是個忠誠老實、辦事效率高的公仆；受到了上司和同僚的尊敬。雖然在地方上他的名聲不好——在這樣一個小鎮裏，婚外的桃色事件必然會成為人們飯後茶餘的話柄——他還覺得自己實在不錯。在眾多謠傳中有一條是，他的第一個妻子還在世時，他就給她買了一口棺材。
克拉拉成了家庭主婦後，可說是萬事如意。論管家，她是個典範；對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她真是全心全意，把他們當做親生子女看待。婚後四個月，她便產下一個兒子；不到兩年，她又生了一個女兒和另一個兒子。小兒子出世後幾天便夭折。此後不久，另外兩個孩子相繼染上了白喉，也夭折了。這個悲劇是克拉拉難以忍受的。幸運的是她可在小阿洛伊斯和安吉拉身上傾注她的母愛，但與丈夫的關係卻很不自然。從一開始她就將他看成是高人一等，而自己從女傭到情婦再到妻子的道路，對希皮塔耳的一個普通姑娘來說又是如此複雜，以致她仍稱丈夫為“叔叔”。
三個孩子的連續夭折，很明顯，影響了她的受孕率，直到1889年4月20日第四個孩子才出世（皇太子魯道夫不久前在梅耶林自殺身亡）。就血統而論，他是四分之一希特勒，四分之一施克爾格魯勃，四分之一波爾茲爾，四分之一不明。在洗禮登記冊上，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後來，克拉拉說，阿道夫是個瘦弱多病的孩子，她老怕失去第四個小孩。但，據她家的女傭回憶說，阿道夫“很健康，很活潑，發育很正常”。
不管如何，希特勒太太寵愛自己的孩子，也許寵壞了他。在波馬客棧，日子過得倒也平靜。做父親的常與朋友相聚，又嗜好養蜂，在這些方麵花的時間，比在家的時間更長，但在性生活方麵，很明顯，他已不再朝三暮四了——至少謹慎多了。女傭對她的印象很好，說他“對人嚴厲，但很好相處”，對下人很體貼。例如，有一天，為了不弄髒剛擦拭幹淨的地板，他竟高高興興地脫去靴子。但是，海關新任監察認為，阿洛伊斯·希特勒為人冷漠。“他嚴格，說一不二，性情古怪，難以接近……穿上製服得意揚揚，常穿著它照相。”
阿道夫三歲零四個月時，父親又受提拔，全家便遷至巴索。巴索這城不小，在波馬客棧下方，位於河對岸的德國境內，海關督察的辦公室就設在那裏。生活在德國的城市裏，又與德國孩子們玩耍，這在年輕的希特勒身上留下了永世不滅的痕跡。例如，巴伐利亞南部的方言成了他的母語。他回憶說，它常令他“憶起我的少年時代”。
很長時間希特勒太太未再懷孕。有人說，她為了好好補一補“瘦弱多病”的阿道夫，一直在給他吃奶。直到他快到5歲時，下一個孩子埃德蒙才出生。阿道夫終於掙脫了母親的管教，幾乎自由了。因為孩子剛出生，阿洛伊斯的家眷仍舊留在巴索。這樣，5歲的阿道夫便與德國的孩子們東遊西逛，玩個沒完沒了。
這樣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整整過了一年。1895年春，全家遷至哈菲爾德。這是個小村子，坐落在林嗣西南約30英裏的地方，他們住的是農舍，位於占地麵積約9英畝的斜坡上。一個月後，阿道夫滿6周歲，進了一所小學。小學設在弗希拉姆，離家有數英裏路程。這樣，阿道夫便又離開了管教頗嚴的母親。入學幾星期後，父親退了休。上學本來就受管教，現在，父親的管教又非常嚴格，這就使阿道夫加倍受管。父親服務40年，退隱鄉間後，生活倒也舒適，儼然成了鄉間紳士。
他家的房子雖小，但很漂亮，坐落在小斜坡上，幾乎被果樹、桃樹所淹沒。屋旁有條小溪，被人工修直。溪內水清如鏡，終日水聲潺潺。在這樣美好的環境裏生活，雖然受到新的管教，阿道夫肯定還是快活無比的。鄰近也不乏孩子，並且常來與他做伴。
上學，阿道夫和他的同父異母的姐姐得走上一個多小時。對一個小孩子來說，這路程實在是太遙遠了。學校的“既破舊又原始”的建築，被分成兩間教室，一個供男生用，另一個供女生用。希特勒家的兩個孩子給校長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據他回憶，阿道夫“思維敏銳，服從師長，又很活潑”。還有，這兩個孩子的書包“裏邊疊得整整齊齊，可說是楷模”。
“我的第一個理想就是在這個時期形成的”，希特勒在《我的奮鬥》（這是一本自傳，敘述一般都被誇大）中寫道“野外的玩耍，上學時的長途跋涉，尤其是與那些‘野’孩子們的來往，使我在家根本待不住”。即使是在這個年齡，他已能高聲表達自己。不久後，他居然成了“一個小頭目”。
爾後幾個月，他在家中的處境變得越來越困難。由於不懂耕作，阿洛伊斯退休後的生活變得很沉悶。1896年初，另一個孩子保拉出世，使景況更加惡化。一家五個孩子，包括一個隻知道哭的在內，擠在一起，或許會使阿洛伊斯喝酒更加厲害。可以肯定的是，他變得喜歡吵架，容易發火。他的主要目標是小阿洛伊斯。父親與兒子不時拌嘴，因為父親要兒子絕對聽話，而兒子又不聽父親的。後來，小阿洛伊斯痛苦地抱怨說，父親常常用馬鞭無情地鞭打他。不過，在那個年代的奧地利，打孩子的事情司空見慣，被認為是於孩子有益的。有一次，為了做一艘玩具船，小阿洛伊斯逃學三天。曾對這種愛好給予鼓勵的阿洛伊斯，狠狠地揍了小阿洛伊斯一頓，還“抓住他的頸背，將腦袋往樹上撞，直至他昏了過去”。還有一個說法：雖然他不再如此經常挨打，那個家庭霸主卻“常常打狗，打得它屁滾尿流”。據小阿洛伊斯說，甚至連溫順的克拉拉也對它施暴。如屬實，這肯定給阿道夫留下永不磨滅的印象。至於年輕的阿洛伊斯呢，他再也無法忍受哈菲爾德的生活了。他不但覺得父親虐待了他，後母也對他不聞不問，而且對阿道夫也產生了惡感。“他傲慢專橫，從小就愛發怒，誰的話也不聽”，1948年他對一個會見的人說——事隔52年後，他仍耿耿於懷。“我的後母總是袒護阿道夫。他常常想入非非，卻又能逃脫懲罰。如果不按他的想法行事，他就會大發雷霆……他沒有朋友，他對誰都不喜歡，冷酷無情。為一點小事，他都會暴跳如雷。”
由於覺得自己受到虐待和遭到拋棄，小阿洛伊斯步了老子的後塵，於14歲那年離家出走，在老子的有生之年從未回來過。老子心存報複，將兒子要繼承的遺產減到法律所能允許的最低限度。哥哥一走，阿道夫便成了老子發泄怒氣的主要對象。老子給兒子增加了不少額外負擔，要是阿道夫不能達到要求，就必然會挨揍。幾個月後，這位愛嘮叨的鄉紳，不滿現狀，將成了負擔的農場變賣，帶著全家跑到6英裏外的朗巴赫過城裏的日子去了。全家在雄偉的本尼狄克修道院對麵的格斯托夫·蘭加納旅館三樓住了半年。由於擺脫了農場瑣事的糾纏，阿道夫的生活變得愉快些了，他在現代學校裏的學習成績也很優秀。在1897～1898學年的大考中，得了12個“優”——最高的學分。他的嗓子也很好；他有時利用下午時間，跑到修道院的聖歌班學唱歌，指導教師是本哈德·格羅納神甫。在他回家的路上有座拱橋，上邊刻有修道院的盾形紋徽——最突出的是個字。
每到此時，莊嚴而又燦爛輝煌的教堂裏，濃鬱的節日氣氛，立即把他“陶醉了”。修道院的長老成了他的偶像，而他也希望自己能步入教會。奇怪的是，這種願望居然得到了父親的支持——父親是反教人物。後來，阿道夫對赫侖納·漢夫施坦格爾夫人說過：“還是在孩童時，他最熱切的願望就是當一名牧師。他常常把廚房女傭的圍裙借來，披在肩上當做神衣，往椅子上一趴，便久久地、熱心地講起道來。”虔誠的母親當然讚同兒子的這一職業，但阿道夫對教堂事務的興趣產生得快，也消失得快。不久，他在抽煙時給人抓住了。
此時，全家已住在二樓。房子寬敞、舒適，與一家工廠相連。對一個事事愛冒險的男孩子來說，這是個再理想不過的司令部了，為他提供了做他最喜歡的遊戲“牛仔和印第安人”的各種各樣的場所。在工廠的主人（一對夫婦）看來，阿道夫是個“小流氓”，難得在家，“哪裏有事，哪裏就少不了他”，且常常帶頭進攻梨樹或搞其他惡作劇。若是回家，“這野孩子”的褲子也總是被撕破，手上、腳上也總是傷痕累累。
對不得安寧的阿洛伊斯來說，朗巴赫的生活就跟鄉間的一樣乏味。於是，1899年，他便在林嗣郊區的裏昂丁村購買了一座舒適的房屋。這座房子坐落在當地墳地的圍牆一邊，雖然不比一般的屋子寬敞，但其地點正合阿洛伊斯的口味。裏昂丁有居民3000人，由於居住在緊靠劇場、戲院和巍峨的政府大樓的林嗣城，因而也有些文明的氣派。另外，當地居民大家都相處和睦。
小阿洛伊斯一走，阿道夫便成了父親管教的主要對象了。據保拉·希特勒的回憶，是阿道夫“惹我父親發火的，他每天挨揍。他是個不受管教的小流氓，不管父親如何打他，怎樣教訓他，要他熱愛國家的官職，統統都無濟於事。另一方麵，我母親又是那樣的愛撫他，想盡量用慈母之心去彌補因父親的粗暴而使他沒有得到的東西”。
為了表示反抗，阿道夫決定離家出走。阿洛伊斯得悉了這個計劃，便把阿道夫鎖在樓上。晚間，阿道夫企圖從窗戶的鐵欄中間擠出去。因為夠不著窗戶，便將衣囊脫下。正當他爬向自由時，忽聽得父親上樓聲，便連忙退下，用台布遮住赤裸裸的身體。這次，阿洛伊斯並未用鞭打來懲罰他。相反，他放聲大笑，高聲呼叫克拉拉快上樓來看看“這個穿寬袍的孩子”。比起鞭打，這種譏諷傷害阿道夫更深。後來，他私下對漢夫施坦格爾夫人說，他花了“好長時間才總算將這件事忘掉”。
多年後，他對一個秘書說，曾在一本冒險小說中讀到，不怕痛是有勇氣的表現。“我於是便下定決心，父親打我時我永不再哭。幾天後，我便有了一個考驗我的意誌的機會。我母親嚇得跑到門外躲了起來。我呢，則默默地數著屁股上挨了多少棍。”希特勒宣稱，打那天以後，他的父親便再未碰過他。
雖然年僅11歲，在阿道夫消瘦的麵容上就有些與眾不同的東西。在那年，裏昂丁小學的全班合照中，他站在頂排的中央，比同學們高出數英寸。他臉孔朝上，雙手交叉在胸前。他富有造反精神，又驕傲自負；毫無疑問，他是個最聰明的孩子。論功課，他費不了多少力氣，同時還發現了另一種才能——他會繪畫。從1900年3月26日畫的一幅關於瓦倫斯坦的畫中可看出，他作為畫家的天才又初露鋒芒。在課堂上，他會利用學習時間偷偷作畫。有一次，一個名叫溫伯格的男孩子，見他憑記憶便將“邵姆堡城堡”畫了出來，不禁目瞪口呆。
課間休息或放學後，他仍是同學們的領袖。他住過的地方比大多數同學一生中能去到的地方還多，因此，同學們都將他看成是大人物。在玩耍中，他常常受到弗尼摩·庫伯及其仿效者德國作家卡爾·梅依的曆險小說（他在拚命閱讀）的啟發和鼓勵。卡爾·梅依從未去過美國，但他寫的關於高貴的印第安人和身強力壯的牛仔的故事，卻在德國和奧地利被一代一代的男孩子們看成是福音書。阿道夫對老薩特漢和他的同夥的冒險簡直著了魔。他不厭其煩地帶領同學們演出這些故事，年紀大些的孩子失去熱情的，他便找年紀小些的來演，有時甚至也把女孩子們找來。
大概就在此時，他在兩本描寫1870年普法戰爭的雜誌裏找到了更有意義的刺激。他孜孜不倦地閱讀裏邊的文章和插圖。“不久，這個具有曆史意義的偉大計策，便在我內心成為最偉大的經曆”，“打那以後，對凡是與戰爭或因此而從軍有關的東西，我都越來越熱心。”（見《我的奮鬥》——這部書，出於政治目的，有時會扭曲事實。）
一年前爆發的布爾戰爭，不但激發了他作為日耳曼人的愛國主義，而且也給他提供了玩耍的材料。一小時又一小時，他率領著他的“布爾軍”，與那些不幸要扮演英軍的孩子們進行“激戰”。他經常玩得流連忘返，害得父親要等上一個鍾頭——他原以為阿道夫已去煙鋪為自己取煙葉。據溫伯格的回憶，其結果是，在家裏受到“熱忱”的歡迎。這些冒險的歲月，也許與希特勒的生涯的形成有關。“樹林和草地，”他寫道，“是在生活裏隨時隨地均存在的‘衝突’中決定勝負的戰場。”
那年，6歲的埃德蒙死於麻疹。四個孩子的死亡，幾乎使克拉拉難以忍受，而小阿洛伊斯一走，能繼承姓氏的孩子就隻有阿道夫一人了。雖然阿道夫很快便可完成小學學業，家庭的悲劇卻又加劇了父子之間的衝突。阿洛伊斯的要求是讓孩子走他的路，並常用自己當公仆的切身體會來啟發兒子。兒子呢，是一心想當畫家，暫時將其革命計劃深埋心中。在未與父親爭論的情況下，他便接受了下一步的上學計劃。阿道夫既可進預科學校（是大學預科，重點在對學生進行古典教育），也可進技工學校（著重進行科技教育）。講究實際的阿洛伊斯選了後者。阿道夫默然同意，因為這種學校裏也有繪畫課。
離家最近的技工學校是在林嗣。1900年9月17日，阿道夫背上綠色的軟背包，首次出發了。由於路途長，有3英裏多，他邊走邊看，到了半途，他便看到了橫臥在他眼前的林嗣城和多瑙河。對一個生長在農村和小鎮上的孩子來說，眼前的景色肯定是可怕而又具有魔力的。遠處，在高地上，聳立著舉世聞名的昆伯堡，據說尼伯龍根之歌就是在那裏創作出來的。眼前是一排排的教堂尖塔和一座座巍峨的大樓。他沿著陡峭的山坡，彎曲的道路，走進位於市中心的技工學校。學校是座四層樓的建築物，很黑，坐落在一條狹窄的街道上。實用而可怕，看上去，它更像是一座辦公樓，而不是一所學校。
從一開始，阿道夫的成績就很糟。他已不再是領袖，不再是最聰明、最有天才的孩子；周圍的環境令他不安。其他同學都瞧不起郊區農村來的學生；而他在較小的學校裏所得到的關注和重視，在這樣一個大型的學校裏是得不到的。在那年的全班同學的合照中，他還是站在頂排，但傲慢的阿道夫已不見了；代替他的是一個愁眉苦臉的失神的年輕人。
慢慢地，他變得羞怯和沉默，對功課越來越失去興趣。“我想，我父親一旦看到我在技工學校無所進步，就會讓我去實現我的夢想，不管他喜歡還是不喜歡。”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裏作的這一解釋，對其因算術和自然、曆史不及格而不能升級，既可說是個借口，也可說是個理由。誹謗他的人就認為那是因為他天生懶惰，但同樣也可能是對父親進行報複的一種形式，是感情用事問題，或者僅是因為對不合口味的課程不肯下工夫所致。
次年，阿道夫改變了戰術，成績大有長進。因年紀比同學們大，他又成了領袖。“我們都喜歡他，上課時玩耍時都喜歡他。”約瑟夫·凱普林格說，“他有‘神’。他頭腦並不發熱，比許多人都通情達理。他表現出一種性格的兩個極端，很難統一。他是個安靜的‘狂熱者’。”
放學後，因為阿道夫已學會了套圈，同學們便在他領導下到多瑙河旁的草地上玩“牛仔與印第安人”。休息時，阿道夫也是主宰，他給同學們講布爾戰爭，還把他畫的布爾勇士給他們傳閱，甚至還說他想加入布爾人的隊伍。這次戰爭，在年輕的希特勒心裏，喚起了對德國愛國主義的向往。這種感情是大多數男孩子們所共有的。“對我們來說，俾斯麥是我們的民族英雄，”凱普林格回憶說，“讚揚俾斯麥的歌曲，以及許多同類性質的歌曲都是禁唱的（係海頓所作之奧地利國歌，與德國的流行歌曲《德意誌高於一切》之主題相同。在奧地利，崇德者均唱德國的抒情歌曲，私下裏彼此問候均是德國的‘萬歲！’）。保存一張俾斯麥的畫都是犯罪。雖然私下裏老師們覺得我們這些孩子都是對的。但是，誰要是唱這些歌曲或動搖我們對奧國的忠貞，我們就會受到老師的嚴厲懲罰。”
出於某些原因，阿道夫·希特勒比其他人更認真地接受日耳曼主義。這或許是為了背叛他的父親，因為父親是哈斯堡政權的忠實支持者。一次，凱普林格陪阿道夫回家，沿著陡峭的卡普津納大街走去。到了山頂，希特勒在一座小教堂前停住了腳步。“你不是日耳曼人（古德國人），”他直言不諱地說，“你的頭發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他驕傲地注意到，他自己的眼睛是黑的，頭發（據凱普林格說）是淡棕色的。
此時，德國神話中的英雄人物業已令他著迷。年方12歲的希特勒，就在林嗣劇院觀看瓦格納的歌劇《羅恩格林》。該劇中的日耳曼感情，以及歌劇本身的音樂，“立刻使他入迷”。劇中激動人心的台詞——例如亨利王對武士說的那段話——首次喚醒了他內心對種族和民族主義感情的衝動：
讓帝國之敵立刻出現，
我們準備好短兵相見。
從東部沙漠到平原，
敵不敢蠢動分毫。
德國地靠德國刀，
帝國威力不動搖！
這一次，他成功地結束了學業，課程全部及格，操行成績和勤奮程度還得了“良”和“優”。然而到二年級，他幾乎從學期一開始便趕不上，數學再次不及格，勤奮程度也降為“中”。到聖誕假期結束時，家禍掩蓋了他在學校裏的危機。
1903年1月3日與往常一樣，阿洛伊斯一早便離家去了斯泰弗勒酒樓。他剛在桌旁坐定，便說身體不舒服。片刻後，他便與世長辭——死於胸膜出血。
兩天後，他便在離希特勒家不遠的教堂公墓入土。墓碑上鑲的是這位前海關官員的橢圓形的遺像——目光堅定地向前。林嗣《每日郵報》稱頌死者的訃聞中說：“他偶爾發出的鋒利的言辭，並不能抹煞其隱蔽在粗魯外表後的熱心。他曆來是法律與秩序的得力維護者，他見識廣博，對事物之見解，曆屬權威。”
與人們的看法相反，阿洛伊斯遺留給家人的並不是貧困的生活。在他去世時，他領取的養老金是2420克朗。這個數字比一個小學校長所領到的要高。他的遺孀所得的，除半數養老金外，外加約等於年養老金四分之一的津貼，一次付清。此外，每個孩子每年可領到240克朗，直到“滿24歲，或得以自立，視何種情況為先”時止。
小屋裏最大的變化是緊張氣氛消失了。當年阿洛伊斯投下的獨裁的陰影已一去不複返。快滿14歲的阿道夫成了家庭的主宰。關於兒子的前程，克拉拉原想執行丈夫的遺訓，但她唯一的武器就是祈求。不消說，這對阿道夫的夢想，並沒有什麼威懾力量。不管誰何時問他將來幹什麼，他的回答總是一樣：“偉大的畫家。”
為了避免每天長途跋涉，在春季學期開始時，阿道夫獲準在林嗣寄宿。這樣，母親僅有的一點微弱影響也縮小了。在林嗣，他與其他5個孩子一齊寄宿在一個名叫塞琪拉的老太太家裏。在這裏，他變得彬彬有禮，不隻是對房東老太太，就是對他的同窗，他都使用“您”。環境的變化雖然未提高他的在校成績，卻也給了他較多的繪畫和讀書的時間。據塞琪拉太太反映，他常在晚間用功，耗去的蠟燭無數。一次，她發現他彎著腰看地圖，還用有色鉛筆在畫道道。“喂，阿道夫，你在搞什麼名堂呀？”她問。他簡短地答道：“研究地圖。”
散漫的學年結束了，阿道夫的數學又不及格。希特勒太太得到通知，除非秋天補考及格，否則阿道夫要留級一年。這給家庭帶來了暫時的陰影，不過，那年夏天全家受到邀請，前往希皮塔耳度假。全家乘火車前往鄉下時，帶有兩隻老式大木箱，裏麵盛滿了衣服和盤子。到威特拉火車站迎接他們的是克拉拉的妹夫安東·施密特——他用牛車將希特勒一家拉至希皮塔耳這個小村。這是個愉快之夏。克拉拉有家人作伴，又獲得同情；阿道夫呢，他逃脫了田間的操作。偶爾也跟施密特家的孩子們一同玩耍。一次，他給他們糊了個風箏，“尾巴長長的，五顏六色，是用不同的色紙糊的”，放起來，“飄在空中，漂亮極了”。然而，他花在讀書和畫畫上的時間更多。這兩項追求業已表明，他是個與眾不同的少年；他寧願在自己的夢想世界中生活。每逢下雨，阿道夫便待在孩子們的屋裏。每在此時，表妹瑪麗亞·施密特回憶說：“他便在室內來回踱步，或在那裏畫個不停。若是受到打擾，他便生氣。他把我推出門外。我要是在外邊哭，他就叫他母親給我一點糖或什麼的。我們常拿阿道夫·希特勒開心。他在裏邊，我們就往窗戶上扔東西，這時他就會跑出來追趕我們。”
回到裏昂丁後不久，家裏又發生了變化。“生性快活、善於享受人生樂趣、愛笑”的安吉拉與林嗣城裏的稅務員裏奧·拉波爾結了婚。阿道夫非常不喜歡裏奧，說他又喝酒又賭博，但是，更有可能的是他之所以反對新婚的姐夫，是因為姐夫完全不同意把畫畫當做職業。
阿道夫補考是及格了，但還在為升三年級做準備工作。對他，最困難的課程是法語。事隔多年後，他還對學法語進行譴責，說“完全是浪費時間”。法語老師休謨教授對於年輕的阿道夫真是百感交集。“他確有天才，但麵太窄，”他回憶說：“他缺乏自我修養，是個有名的好鬥分子。他任性、傲慢、易怒。顯然，他功課趕不上。另外，他也很懶，否則，憑他那份天才，成績會好得多。在繪畫方麵，他的風格是流暢的；科學課程他也學得不錯。但是，他對艱苦工作的熱情頃刻便煙消雲散了。”休謨博士也是阿道夫的德文教師和班級顧問，所以，他對阿道夫的興趣絕非一時。“若受到規勸或斥責，阿道夫便暗懷敵意。與此同時，他又要同學們對他盲從，自做領導，還肆無忌憚地搞惡作劇，當然，這些戲謔行為無大害，在不成熟的青年中也司空見慣。”然而，這位“麵黃肌瘦”的青年卻也有使休謨教授高興的東西，而他也盡力去引導阿道夫。但是，所有的努力都無濟於事。雖則年輕，阿道夫已經定型，我行我素。若有人想打進他的私人天地，他便立即縮了回去。
曆史老師裏奧波德·波希也在內向的阿道夫腦中留下了印象。在講解古代條頓人的曆史時（老師使用了彩色幻燈片），阿道夫簡直給迷住了。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即使在今天，一想到這灰白發老人，我還懷有友善的感情。他講課時所帶的熾烈感情，有時竟使我們忘卻了現在；他好像具有魔力，將我們帶回到古老的年代。他用數千年迷茫的曆史麵紗，結成牢固的曆史事實，灌進活生生的現實。每當出現這些時刻，我們端坐在那裏，常常熱血沸騰，有時甚至感動得流淚。”
然而，一到課餘，經常使希特勒不安的卻是沉悶。到1904年春，學校生活已變得枯燥無味。同年5月，在聖神降臨節那天，他在林嗣教堂行了堅信禮。這同樣令他厭煩。在埃瑪努爾·盧加特所提名的男孩子中，“沒有一個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樣，臉色陰沉、坐立不安。他的話幾乎要我去拽才能說出來……他對堅信禮的整個過程好像都非常反感，他是在極勉強的情況下才行完堅信禮的。”行堅信禮的人群一回到裏昂丁，阿道夫馬上便找他的玩伴去了。接著，盧加特太太回憶說，“他們便在屋前後跑來跑去，玩什麼‘紅印第安人’——鬧翻了天！”
那年，阿道夫的法文不及格。秋天的補考剛及格——有個條件，他不能再回林嗣學校念最後一年級。最近的一所中學在斯狄爾，離家約25英裏。阿道夫再次被迫離家。希特勒太太陪著15歲的兒子，一同到斯狄爾，在西希尼家給他找了一間小屋。從一開始阿道夫就不高興。他討厭這個城市；窗外的景物又是那樣的令人惡心。“我經常在窗口練習射老鼠。”阿道夫花在射老鼠和繪畫上的時間要比花在功課上的時間多得多。結果，第一學期的成績就很差。他的體操課得了個“優”，繪畫得了個“良”。他最喜歡的兩門課程曆史和地理，隻得了個“中”。數學和德文不及格。逃學，他已到了荒唐的地步。一天早晨上學，他脖子上圍了一條大圍脖，偽稱嗓子壞了。結果，他被送回家了事。（那年春天，在參觀鄰近的一個小鎮時，他在留言簿上寫下了一首詩，透露了他的心事。有四個字無法辨認：
一
人們端坐在空氣充足的室內，
啤酒、葡萄酒盡情歡飲，
吃呀、喝呀，放縱無度，
（）後全都醉臥地板。
二
他們登上高山，
（）驕傲的麵孔，
一個筋鬥翻下山來，
連站都站不穩。
三
回家了，他們板著麵孔，
時間呀，全部忘記，
老婆（）了，（可憐的？）人呀，
竟用鞭打醫治傷口。
他還畫了一張漫畫，畫的是一個矮小的男人正在挨板子，打他的是個胸脯飽滿的女人。這幅畫，連同那首詩，是相當出色的，因為它們係出自一個15歲的孩子之手，而且竟如此奇怪地寫進留言簿。）
盡管如此，他的分數後來還是有所上升。學校通知他，如果秋天他回來補考，就準予畢業。1905年7月的一天，天氣悶熱，阿道夫把這個好消息（相對而言）告訴了母親。在此之前，她已將裏昂丁的農莊賣掉—這是個多麼混亂、多麼不幸的地方呀—搬進了坐落在林嗣市中心的漢波爾德大街31號。這是一座陰暗的樓房，她在裏麵租了一套房子。離開時刻關心和保護他的母親，一年後，阿道夫在外表上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已不再是一個孩子，而是個頭發蓬亂的青年，胡子已依稀可見。他已是個麵帶夢想般的表情、舉止頗浪漫的波希米亞人了。在斯狄爾的一個名叫斯通伯格的同班同學，把他的這一切用鋼筆畫了下來。這幅畫滿可稱之為“畫家青年時期之肖像”。
克拉拉大喜，簡直把兒子當成英雄，母子二人的關係又變得那樣親密。不久，他們又帶著保拉去希皮塔耳度暑假。在這裏，阿道夫染上了肺炎（家中有患呼吸道疾病的病史）。這一病，母子的關係更加親近了。阿道夫雖然被“放逐”至斯狄爾，這個夏天出了一點問題，但是對母子二人來說，這個假期肯定還是愉快的。
到希特勒一家離開鄉下時，阿道夫的身體已經康複，可以回斯狄爾參加9月16日的補考了。他補考及格了。當晚，他與幾個誌同道合的同學，秘密地開了個小酒會，以示慶祝。結果，阿道夫喝得爛醉如泥。“晚上的事我已忘得一幹二淨。”他隻記得，淩晨有個送牛奶的人把他從公路上叫醒。他將永遠不再蒙受此辱。他喝醉酒，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盡管拿到了證明，但希特勒無法應付畢業考試。事實上，一想到去技術學校繼續學習，他就反感。他以肺不好為借口——“猛然間，疾病前來幫忙”——說服了克拉拉，不讓他繼續求學。後來，誹謗者攻擊說，關於身體不好的問題，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撒了謊，但保拉證實，他確實患有出血症。希特勒童年時代的一個朋友記得，“他咳得很厲害，又患鼻膜炎，特別是在潮濕和下霧的日子，咳得更凶。”有個鄰居也證實，“他身體很壞，因為肺有問題，不得不輟學。肺不好，後來還咳血。”
由於不再有父親或學校來管教，這位16歲的年輕人便成了一個自由自在、到處遊逛、藐視權威的人物。他過的是一種出逃者的生活。他如饑似渴地看書，速寫本裏畫滿了各種畫。他上博物館，進劇場，還去蠟像館。有一次，他在火車站附近看了一場電影，使他的道德觀念大受震驚（“多可怕的電影！”）。他再也不尋人交往；他再也不是兒戲的領袖。他獨自在林嗣街道閑逛，但並不感到孤單，未來的夢想在他心中猛烈地攪動。他已討厭與人交往。1905年深秋，他終於遇上了一個可以容忍的人——奧古斯特·庫比席克。庫比席克是個裝修商的兒子，也抱有幻想：他要成為世界著名的音樂家。他已會拉小提琴和大提琴，還會吹小號和低音大喇叭，且正在德索埃教授的音樂學校學習樂理。一天晚上，兩人在劇院裏見了麵。庫比席克注意到，希特勒寡言少語，穿著考究。“他臉色蒼白，骨瘦如柴，與我的年齡相差無幾，隨著演出的進展，他眉飛色舞。”庫比席克本人則外表敏銳，寬額，頭發卷曲，好像注定要當藝術家。
阿道夫和庫斯特爾（希特勒不稱他新結交的朋友“奧古斯特”）幾乎每晚都雙雙上劇場。若不看戲，兩人便沿蘭德大街閑走。每逢此時，阿道夫手中總有一根以象牙作柄的黑手杖。一天，庫比席克鼓足勇氣，問他的沉默寡言的朋友是否有工作。“當然沒有。”阿道夫粗魯地回答說。“糊口的工作”是不適合他幹的。
因為希特勒不喜歡談論自己，他們談的多是音樂和藝術。一天，希特勒突然拿出一本黑色的筆記本，向庫比席克朗誦了他剛寫好的一首詩，隨後又將幾幅畫和設計稿交給他看，承認自己想當畫家。在這個年齡便有這種決心，這使庫比席克印象不淺（“看到如此閃光的東西，我大為興奮”）。打那以後，他幾乎把希特勒當成英雄崇拜。由之，他後來對希特勒的回憶雖常常誇大其詞，有時甚至臆造，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那樣深刻了解年輕時的希特勒。
雖然兩人具有許多共同之處，但性格截然相反。庫比席克自認為是“善於適應環境，時刻願意作出讓步”；希特勒呢，則是“非常暴躁，高談闊論”。然而，性格上的差異反而加深了他們之間的友誼。庫比席克善於傾聽，甘心扮演被動的角色，“因為它使我明白，我的朋友是多麼需要我。”庫比席克的熱心傾聽，令阿道夫感到溫暖。於是，他便常常高談闊論，“且打著生動的手勢，完全是講給我聽。”這些高談闊論，通常是在田間散步，或穿過渺無人蹤的山路時發表的。它使庫比席克覺得，這簡直像是火山爆發，又像是舞台上的一幕。“我隻能張口結舌，一動不動，連鼓掌都忘記了。”過了好久，庫比席克才醒悟到，他的朋友並非在演戲，而是“萬分認真”。他還發現，希特勒隻允許你同意，不允許你反對。庫比席克常被怔住的是希特勒的口才，而不是他談的內容。因此，庫比席克時時都表示讚同。
在這個時期，他倆常到圖姆萊頓維克去。在那裏，阿道夫或讀書，或畫速寫，或畫水彩畫。有時，兩人也會到多瑙河岸邊的石階上去閑坐。在此幽僻之地，希特勒常常會傾吐他的希望和計劃，甚至想入非非。當然，這也不是單方麵的。阿道夫非常清楚庫比席克的思想。“我需要什麼，缺少什麼，他都一清二楚。有時候我甚至覺得，他既過他的生活也過我的生活。”
阿道夫過的雖然是一個波希米亞花花公子的無憂無慮的生活，但他的住所相當簡陋。漢波爾德大街三樓的那套住房，若不是小了一點，本來是蠻舒服的。廚房隻有一扇窗戶，朝院子開。廚房雖小，但頗舒適，保拉和克拉拉睡在客廳裏，那裏掛有一幅阿洛伊斯這位傲慢公仆的畫像。第三個房間並不比洗手間大，由阿道夫住著。與先前的家不同，現在的這個家很安靜，一家人和睦相處。實際上，這個家是為阿道夫這位少爺安設的。每逢聖誕節，阿道夫送給母親的禮物總是一張戲票。在克拉拉眼中，阿道夫是一位年輕的王子，其天才尚未蘇醒，將來注定要成名。親朋曾建議讓阿道夫學點實用的手藝，以便為家庭增加收入，但都遭到克拉拉的拒絕。
1906年春，阿道夫的夢想之一實現了：母親允許他去維也納這個藝術、音樂和建築學的聖地。在這個古老而羅曼蒂克的城市裏，他遊玩了整整一個月（他大概是住在他的教父母約翰和約翰娜·普林斯家裏），完全被迷住了。他一直與庫比席克有書信往來。“明天我要去看歌劇《崔斯坦和伊索德》，後天看《漂泊的荷蘭人》等”，5月7日他在一張明信片上這樣寫道：“盡管這裏的一切都很美好，我還是想回林嗣。今日去國立劇場。”同一天，他發出的第二張明信片裏，描述了皇家歌劇院的情況，認為裏麵的設施平平。“隻有當巨大的聲浪滾過大廳，當風的呼嘯聲被可怕的聲浪吞沒時，人們才感到崇高，才忘卻廳內之金碧輝煌和綾羅綢緞之滿溢。”這些話典型地代表了這個正在萌芽的畫家——語法不通，卻混雜著富有詩意的想象力：浮華，但敏感。
回到林嗣後，阿道夫更是專心致誌於繪畫與建築。他堅持要庫斯特爾同操此業，庫比席克不從，但阿道夫終於說服了他，與之合夥購買10克朗國家發行的彩票。希特勒滔滔不絕地講述應如何使用賺來的錢。他說，要在多瑙河彼岸找一座大樓，將二樓全部租下，兩人各占一間，距離要遠，這樣，庫比席克的音樂聲才不致令他分心。房間由阿道夫本人裝飾，牆畫由他來畫，家具亦由他設計。他還夢想將他們的房子變成業餘藝術愛好者的大本營。“在那裏，我們可以學音樂，搞研究和讀書，但最重要的還是學習；德國藝術領域寬廣，我的朋友說，怎麼也研究不完。”還有一條規定，此規定雖令人高興，卻也泄露了天機：“這個家應由受過良好教育的姑娘來掌管，由她當‘城主之妻’。這位姑娘必須性格文靜，以防惹來某些不受我們歡迎的奢望或意圖。”這個幻想，與大多數幻想一樣，在現實中成了泡影：他們的彩票並未中獎。
阿道夫又在希皮塔耳度過了一個夏天，未發生什麼大事，高潮也不過是他給施密特家的孩子們買了個幻燈而已。從鄉下回來後，他依舊過著一個萌芽畫家和幻想家的生活。10月初，他開始學鋼琴，由庫比席克的老師執教。保拉回憶說，“母親給他買了一架海茲曼牌的大鋼琴，他在鋼琴前一坐就是幾小時。”有這樣一個孩子，花錢再多也不為多。大概就在此時，希特勒在庫比席克跟前暴露了一件令他吃驚的新鮮事。此事發生在他們首次觀看《黎恩濟》時。主角是羅馬的保護人，他的升降在阿道夫的身上產生了奇怪的後果。平常，大幕一落，他便指手畫腳地批評演員或音樂。這晚呢，他不但啥也沒說，反而“用一種奇怪的，甚至是敵對的目光”，把庫比席克盯得啞口無言。希特勒臉色比平常更慘白，他豎起衣領，一聲不吭，大步走上大街。時值11月，天氣寒冷。他“臉色陰惡”，領著他那摸不著頭腦的同伴，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頂。突然，他緊緊抓住庫比席克的雙手，雙眼“激動得狂熱”。他說話時聲音沙啞。庫比席克覺得，他的朋友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完全是欣喜若狂。盡管沒有聽他說劇中主角是他的楷模或榜樣，他利用幻想力將主角黎恩濟變成了自己的雄心壯誌的楷模。”那時庫比席克依然相信，他的朋友的真正目標是要當個畫家或建築師。此刻的阿道夫完全是個陌生人。他口出狂言，“好像他身負重任，終有一天，人民將會將此重任賦予他”——人民向他呼喚，要他領導他們去取得自由。這幕情景可能是庫比席克的杜撰，但它確實反映了他的浪漫之友的心情。當他們下山返回庫比席克的住地時，已是淩晨三時了。兩人莊嚴地握別後，阿道夫並未回家。他再次上山，理由是“我要獨自待一會兒”。他們家人成了他的幻想經曆的受益者——但持有懷疑。保拉回憶，“他常用抑揚頓挫的語調給我們講曆史和政治。”
山上的事發生後不久，他便消沉了下去。在這時期，他覺得自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人公一樣，心靈受到創傷和遭人唾棄。他甚至能從“青春”中步入人世。鋼琴課隻上了4個月便停了。庫比席克認為，這是因為“乏味單調的手指動作一點兒也不適合阿道夫”，但更可能是克拉拉·希特勒之身體狀況惡劣使然。1907年1月14日，即阿道夫停止學鋼琴之前兩星期，他母親去看了愛德華·布洛克醫生——是位猶太醫生，在當地有“窮人的醫生”之稱。她鎮靜地告訴醫生，她胸痛，一晚一晚地不能成眠。診斷表明，希特勒太太“胸中長有一個大腫瘤”。布洛克醫生並未告訴病人，她已得了癌症。次日，醫生將阿道夫和保拉召去。他們的母親“重病纏身”，唯一的希望就是外科手術。阿道夫的反應使醫生甚為感動。“他那長長的蠟黃的臉歪了。雙眼滾出了淚珠。他問，他母親沒有辦法了嗎？隻有在那時，我才意識到他們母子間的愛是何等的深。”
全家決定冒險讓克拉拉開刀。1月17日，克拉拉·希特勒進了林嗣城的“姐妹慈善醫院”。次日，卡爾·烏爾班醫生為她切除了一個乳房。此時，約翰娜嬸嬸——駝背，易怒，但隨叫隨到——從希皮塔耳趕來為孩子們管家。克拉拉在三等病房裏，3克朗一天，休養了19天。住較舒適的病房，克拉拉不是出不起價錢，而是為了省錢——這是她的特點。由於漢波爾德大街那幢房子有三座樓梯，而克拉拉爬樓梯又有困難，於是，全家便於同年春末遷至多瑙河彼岸的烏爾法爾郊區布魯登加斯9號。新住居是石塊砌的屋子，外觀引人注目。他們住在二樓，共三間。這裏很安靜、舒適。隻要坐上電車，跨過大橋，便到了阿道夫最喜歡出沒的地方。
阿道夫有了另一樁心事：他墜入了情網。一直到此時，他與姑娘們的關係都是微不足道的。比方說，一次在希皮塔耳度假，他在牲口圈裏與一個擠奶的姑娘邂逅。當這位姑娘表示願意再深一步時，他卻掉頭跑了，還打翻了一桶鮮牛奶。當他與庫比席克在蘭德大街散步時，他們碰上一個“外表莊重，身材苗條的高個子”姑娘，她有一頭漂亮的濃發，梳成發髻；她是個年輕的“瓦爾基裏”。阿道夫激動地抓著同伴的胳膊，堅定地說：“我告訴你，我愛上她了。”她的名字叫斯特芬妮·詹斯坦，也住在烏爾法爾。他為她寫了許多情詩，其中有一首叫《獻給愛人的歌》，阿道夫還將這首詩給忠誠的庫斯特爾朗誦過。他承認，他從未與她說過話，但，“用不著說一句話，一切都會清楚的。”希特勒說，他們是美妙的一對，彼此靠眉目就可傳情。“這些事是無法解釋的，”他說，“我心裏有的，斯特芬妮心裏也有。”庫比席克催他趕快向斯特芬妮和她無時不在的母親作自我介紹，但希特勒拒絕這樣做。他說，若自我介紹，必然要介紹自己的職業，而他還不是個職業畫家。另外，他還在埋頭研究挪威和德國神話；他發現，神話裏的女人都是非凡的，而他自己對性的概念或許是浪漫的、騎士般的。沒有必要向這位年輕的齊格飛作平淡無奇的介紹！幻想成了狂想。一切均失敗，他將趁庫比席克與她母親談話之機，將她綁架！
斯特芬妮繼續對他不予理睬。他猜她是在生他的氣（此時，她即將與一個中尉訂婚。多年後，如她得悉希特勒曾全心全意地愛過她，肯定會覺得萬分驚奇的）。在失望之餘，他立誓不再受這番罪。“我要將此事結束！”他決定跳河，從橋上跳進多瑙河——不過，斯特芬妮要與他一起殉情。他訂出了一個詳盡的計劃，包括大家應說些什麼話在內。庫比席克應作為這個悲劇的見證人。
這個愛情事件是與一個具有幻想、感情又容易衝動的年輕人相稱的。成功將導致他們結合，而以繪畫為職業的幻想也將告終；失敗，則會增加又喜又痛苦的幻想。由於有更要緊的事情，斯特芬妮很快便退出了背景。阿道夫的創作欲已從繪畫轉入建築。他雖然仍孜孜不倦地畫水彩畫，但他的作品——雖顯示出某些天才——卻不能滿足沸騰在他胸中的理想和感情。“阿道夫從未認真作畫，”庫比席克說，“他具有更嚴肅的願望，作畫不外乎是他理想之外的愛好而已。”但在另一方麵，他的建築設計卻表現了他的不可抗拒的創作欲和明確的條理性。受理想之驅使，他居然要改變林嗣的麵貌。他常常站在新教堂前，一邊稱讚其某些特點，一邊又在評頭品足。為了改良該教堂，他竟將它重新設計，一鼓作氣地畫了又畫。“他把一切都獻給了他想象中的建築物，完全被它迷住了。”當他與他的唯一聽眾一起逛街時，希特勒常常指出街頭建築必須改變之處，並詳細闡述應如何修改。市政大樓不夠威武雄壯，他便想用一座現代化的雄偉建築予以代替。城堡太難看了，他要重新設計，以恢複它原來的壯觀。新建的博物館確令他興奮，回來後還一再誇獎用大理石砌成的橫飾帶——它們描畫了某些曆史場麵。即使是這些，他都認為應該改掉——他要將它的長度增加一倍，使它成為全歐最長者。
他建造新火車站的計劃，反映了他對市政規劃的熱情。由於林嗣在不斷擴大，他要拆除既難看又妨礙交通的鐵軌，把車站建於城沿，將鐵軌深埋地下。公園必須擴建至舊火車站。他的想象力是無邊無際的。他計劃將鐵路通至裏茲頓維克的頂端，在那裏，他要建造一個寬敞的旅館和一座高達300英尺的鐵塔，鐵塔又需俯瞰架設在多瑙河上的高水平的橋梁。
他的生活幾乎與眾隔離。晚上，他睡得很晚；白天，他又全天待在屋子裏，或看書，或畫畫，或搞設計。樓下的鄰居是郵政局長的老婆，她常見希特勒於傍晚6時後外出，在與庫比席克閑逛回來後，他又在起居室內不停地踱步至淩晨。一天，她丈夫建議他步入郵政界，但阿道夫回答說，終有一天他會成為一位偉大的畫家。當向他指出他缺乏必要的途徑和人事關係時，他隻簡短地回答：“馬卡特和魯本斯發跡前也很貧寒。”
阿道夫生性好動。林嗣再也沒什麼可以給他了。他渴望外部世界，特別是維也納。他設法想使母親相信，他能進入美術學院。另一方麵，克拉拉又受到女婿和孩子們的監護人約瑟夫·梅洛福的勸說和逼迫。兩人均堅持說，現在該是孩子選擇一個像樣的職業的時候了。梅洛福甚至還找到一個願意收阿道夫為徒的麵包師。
然而，克拉拉又無法拒絕兒子的熱切請求。同年夏天，他被允許從“奧地利抵押銀行”中取出約700克朗的繼承財產。這筆款項夠他在維也納花費一年，包括支付美術學院的費用。阿道夫的勝利卻又受到母親身體狀況惡化的影響，所以，他恐怕是帶著悔恨、內疚而又興奮的心情離家出走的。美術學院的入學考試將在10月上旬舉行，如他現在不去維也納，他的職業又得後推一年。1907年深秋的一個早晨，庫比席克出現在布魯登加斯9號。克拉拉和保拉都在哭泣，連阿道夫的眼睛也是濕的。他的皮箱很重，是由他跟庫比席克兩人抬下樓梯並抬上電車的。
在他第一次去維也納時，他曾不斷給庫比席克寄明信片。這次呢，人走了10天卻連一個字也沒有。庫比席克暗自猜想，阿道夫恐怕是生了病，或遭了車禍，甚至可能已死亡。於是，他便決心向希特勒太太打探消息。一見庫比席克，她劈頭就問：“阿道夫有消息嗎？”她的臉上更顯得飽經風霜，眼睛缺乏生氣，說話更是有氣無力。阿道夫一走，她似乎也隨他而去。變成了一個“蒼老而病魔纏身”的老媼。她又開始嘮叨他曾多次聽過的惋惜之詞：阿道夫為何不選擇一個適當的職業？靠畫畫或寫故事，他是掙不來什麼錢的。他為何要把繼承得來的財產浪費在“無謂的維也納之行”上？為什麼對撫養小保拉他一星半點責任都不負？
阿道夫住在斯通的大街29號二層樓，靠近維斯巴諾夫，房東是一位名叫查克雷斯的波蘭婦人。入學考試前阿道夫滿懷信心，結果卻令他大為震驚：“應試畫作不能令人滿意。”這使他精神萎靡不振，目瞪口呆。當他要求院方作出解釋時，校長對他說，他的畫“表明，或不適宜於繪畫或能力很明顯是在建築方麵”。
阿道夫垂頭喪氣。幾天後他才明白庫比席克早就猜中過的——他的畫不外乎是業餘愛好之作，他的真正命運是當一名建築師。前途之困難又似乎無法克服：進建築學院需要建築學校的畢業文憑，而進入建築學校又要普通中學的畢業證書。他有決心取得成功，但種種困難又令他沮喪。於是，在爾後的幾星期內，他的生活毫無目的，隻關在小屋內看書，晚間則去看戲，或在街頭轉來轉去，欣賞街頭建築。
在烏爾法爾，克拉拉·希特勒已生命垂危。郵電局長太太連忙飛書阿道夫。他急忙趕回。10月22日，他再訪布洛克醫生。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醫生說，必須采取激烈的治療手段。克拉拉的手術似乎已為時過晚。“病毒已轉移至肋膜。”布洛克醫生繼續說，治療的方法不僅危險——傷口需上大劑量的碘酒——而且花錢也極多。阿道夫對花錢多少毫不在意，同意先向布洛克醫生支付碘酒錢，治療費則隨後付清。
阿道夫突然出現在家裏，使庫比席克吃了一驚。阿道夫臉色慘白，雙目無光。在向庫比席克說明何以從維也納回來的原因後，希特勒破口大罵做醫生的。他們怎敢說他母親已不可救藥？隻不過是他們無能罷了！他說，他要待在家裏侍候母親，因為他的同父異母的姐姐安吉拉馬上就要生第二個孩子了。庫比席克對阿道夫之未提及斯特芬妮覺得奇怪。在此後一段時間內他也未提及她。他“已全神貫注”在母親的病體上了。
到11月6日，克拉拉幾乎每天都得用碘酒了。上碘酒的過程是很痛苦的。首先要將紗布泡在碘酒裏（它具有令人惡心的、久久不散的“醫院裏”的臭味了，然後將它疊好，敷在傷口上。不光是碘酒浸入肌體時疼痛難忍；一旦它進入內髒後，病人便不能吞咽。克拉拉的喉嚨幹得冒火，但又不能喝水，因為任何液體嚐來都像毒藥）。
希特勒不但全心照料母親，還要與郵電局長的老婆、保拉和約翰娜嬸嬸分擔家務。克拉拉被安置在廚房裏，因為那裏才全天有火。碗櫥已被抬走，換上了一張臥榻。阿道夫就睡在這裏，以便隨時照料老母。白天，阿道夫還要幫忙做飯；希特勒太太驕傲地對庫比席克說，她的胃口從未這麼好過。一說到這些。她的蒼白的臉便泛起血色。“兒子回來後的快樂，以及兒子對她的無微不至的照料，使她那飽經風霜的、毫無笑容的臉大大改觀。”
在此後寒冷而潮濕的日子裏，庫比席克簡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變化。“沒有一句粗話，沒有一點怨言，不再粗暴地堅持要自行其是”。阿道夫“隻為母親活著”，甚至接管了家庭，當了家長。保拉在校成績不好，他就會斥責她；一天，他讓她發誓，日後要做個勤奮好學的學生。希特勒的這些非其本人的表現使庫比席克產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許想在母親麵前有所表現，以表明他對自己的缺點已有所醒悟。”
隻要醒來，克拉拉就痛苦萬分。“她很能忍耐，”布洛克醫生回憶說，“不屈不撓，毫無怨言。但，這卻折磨壞了她的兒子。看到母親臉上痛苦的表情，他臉上也很痛苦。”12月20日晚間，庫比席克發現希特勒太太靠著阿道夫坐在床上以減輕痛苦，她嘴唇緊閉，雙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個手勢，讓他離開。他剛要走，克拉拉便小聲對庫比席克說：“庫斯特爾，”通常她是叫他庫斯特爾先生的，“我不在時，繼續做我兒子的好朋友吧。他沒別人了。”
到了午夜，很明顯，她的末日已經來臨，但全家決定不再去打擾布洛克醫生。因他已無法幫助克拉拉了。12月21日淩晨——據希特勒說，是在點燃的聖誕樹的光芒照耀下——她安靜地離開了人世。天亮後，安吉拉把布洛克醫生叫到家裏，以簽署死亡證書。他發現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旁，臉色慘白。在一本速寫本上畫有一張克拉拉得像，這算是最後的記憶。為了減輕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醫生說，在這種情況下“才是救星”。但此話並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個生涯中，”曾經目擊過許許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醫生回憶說，“我從未見過有誰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樣悲痛的。”
2“生活就是我的學校”
1907年12月23日早晨，天氣潮濕，大霧彌漫。盛在一口“堅硬、光滑、四周用金屬鑲緊的木棺”裏的克拉拉，被抬出了布魯登加斯9號。靈車沿著泥濘的街道，緩緩地朝教堂駛去。在舉行簡短的儀式後，小小的送葬隊伍——一輛靈車和兩輛客車——又緩緩越過多瑙河，翻過一座山，朝裏昂丁駛去。遵照她的遺願，她被安葬在丈夫的身旁，名字則刻在丈夫的墓碑上。全家人披黑，默默地站在霧茫茫的墳場裏——離他們先前住過的舒適的小屋不遠。阿道夫身穿黑大衣，手托一頂黑色高頂帽。庫斯特爾覺得，他的臉色更蒼白，“嚴峻而鎮靜”。
對希特勒一家而言，聖誕之夜是悲哀之夜。為付醫藥費，全家正式拜訪了布洛克醫生。醫藥費共計359克朗，其中59克朗已預付。這筆款項確實不小，約占克拉拉資產總額的十分之一，但又很合理，因為它包括了77次問診（到家或在辦公室）和47次的治療費用（大部分治療都用了碘酒）。餘額是在感謝聲中付清的。說話的都是姐妹倆，阿道夫穿著一套黑色外衣，領帶打得不緊，雙眼盯著地板，一撮頭發披在前額。後來，他抓住醫生的手，目光直落在醫生的臉上。“我將永遠感謝您。”他一邊說，一邊深深鞠一個躬。“不知道今天他是否仍記得這一情景，”35年後，布洛克醫生在他的《煤礦工人》一書中寫道，“我確認他仍記得，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說，阿道夫·希特勒恪守了他的諾言。他給我的好處，我覺得，在全德國和奧地利，他都未給過任何一個別的猶太人。”
當日，拉波爾一家邀請阿道夫和保拉到他家過節，但阿道夫拒不接受邀請。他對姐夫裏奧覺得越來越不安，因為姐夫抓住一切機會勸說他放棄當畫家這個愚蠢的夢想。他對庫比席克說過，事實上所有親戚都在糾纏他，他才逃到維也納去。他一定會成為畫家的，他要向心胸狹窄的家族證明，正確的是他，而不是他們。
他也同樣堅決地認為，庫比席克應離開他父親的裝潢商店去當職業音樂家。前一年秋天，庫比席克一家曾反對讓庫斯特爾到維也納去。盡管如此，希特勒仍舊話重提，又懇求又爭論，用維也納的美事——歌劇、音樂會，還有學音樂的無窮無盡的機會——去激發庫斯特爾和他母親的想象力。要說服庫比席克老先生就更困難了，因為他把阿道夫看做是“一位連學校都考不上的小夥子，把自己看得過高，學不了手藝。”但是，即使是這個年齡的希特勒，其說服力也是異乎尋常的。講究實際的父親於是便答應讓兒子到首都去試一個時期。說服了他的論點之一是，庫斯特爾將與一個真誠學藝術的學生住在一起。
為了將去維也納後永不再回來的決定告訴他的監護人，希特勒再次去了裏昂丁。這次，沒有一點兒爭論。梅洛福先生雖然有點勉強，卻也滿口答應——他對女兒說，這樣做是他的責任。此後幾星期，阿道夫與安吉拉和約翰娜嬸嬸住在一起，將家事作了最後的安排。至此時，所有債務均已清算完畢，包括喪葬費370克朗在內。阿道夫也謝過了各位鄰居，感謝他們在他母親病中所給予的幫助。他尤其感激郵電局長夫婦，還贈給他們一張自己畫的畫。一切債務還清後，由於克拉拉生前省吃儉用，其遺產尚能結餘3000多克朗。由於安吉拉承擔了照料11歲的保拉的責任，她所得到的有可能超過三分之二。後來，小阿洛伊斯·希特勒告訴他的兒子，他曾說服阿道夫“將他們應得的遺產轉給女孩子們”，因為拉波爾一家缺乏資金，阿道夫立即將他那份給了安吉拉，阿洛伊斯則將他的給了保拉。這如果屬實，那麼，阿道夫在維也納開始其生涯的錢就很少了：孤兒津貼加他繼承的遺產的剩餘部分。
2月初，維也納出乎意料傳來消息說，有個鄰居已說服了皇家劇院的舞台設計阿爾弗裏德·羅勒教授，他已同意看看阿道夫的畫，並為他的職業提出谘詢。這大大鼓舞了希特勒，也有助於他將家人的反對意見壓下去。希特勒作出了去維也納的計劃。1908年2月10日，他填寫了自己和保拉領取孤兒津貼的表格。三天後，表格被退了回來，還附來一份通知，說表格還應由他們的監護人簽署。阿道夫把表格轉給了梅洛福先生，但他未等津貼辦公室的答複，便迫不及待地打點行裝（包括衣裳、書籍和繪畫材料）告別了家人，永遠離開了布魯登加斯9號。
庫斯特爾到火車站為他送行——大概是2月17日。候車時，希特勒談到了斯特芬妮。他說，他還未向她作自我介紹，但可能會給她寫信。火車開動後，阿道夫將頭伸出窗外，喊道：“快點跟我來呀，庫斯特爾。”這個年輕人不知是否讀過荷拉西奧·阿爾傑的激動人心的作品，如果讀過，這顯然值得懷疑，他肯定會覺得阿爾傑筆下的主人公與他相似。他坐的是三等車廂，票價是五個半克朗。5小時後，18歲的阿道夫·希特勒第三次來到了維也納這座魔術般的城市。從維斯巴諾夫至斯通的加斯29號查克雷斯太太家隻需步行5分鍾，但由於他帶著大件行李，這段路肯定是很難走的。那年1月，天氣雖然沉悶，阿道夫卻神采奕奕。2月18日，他給庫比席克寄了一張熱情洋溢的明信片：
“親愛”的朋友：
焦急地等待著你前來的消息。你一定要來，並快點寫信告訴我，以便我做好準備，好好地迎接你。全維也納都在等待……正如我們說過的，你先與我住在一起，以後再看情況如何。在所謂的政府當鋪裏，隻要花50到60弗羅令便可買到鋼琴。特向你和你的雙親致意。我再次請你快來！
你的朋友
阿道夫·希特勒
5天後，那是個大霧彌漫的星期天，庫斯特爾身背一個“盛滿了食物”的棕色帆布袋，來到了維斯巴諾夫。正當他站在候車室被車站的繁忙景象弄得不知所措時，他瞥見業已成為維也納市民的阿道夫向他走來。“他身穿高級黑大衣，頭戴黑帽，手中拿著那根象牙柄手杖。看上去，他真是風度翩翩。”阿道夫見朋友前來，高興極了，連忙親吻朋友的麵頰。兩人各執口袋一耳，消失在沸騰的鬧市中。那時天色已黑，但弧光燈將車站廣場照得“如同白晝”。
他們跨進威武雄壯的斯通的加斯29號的寬敞的大門，走過一個小小的院落，來到了一座較破舊的樓前。他們艱苦地沿著黑暗的樓梯走上二樓。房內，到處是畫稿。阿道夫在桌上鋪好一張報紙，將自己僅有的食物——牛奶、香腸和麵包——放在桌上。庫比席克將這些食品推在一旁，像魔術師似的從帆布口袋裏將烤肉、剛烤好的麵包、奶酪、果醬、咖啡等一件一件取出來。“是呀，”據說阿道夫曾喊過，“這才叫有母親哪！”
吃完飯後，希特勒堅持要帶已經疲倦不堪的朋友出去逛市容。“不看看馬戲場，庫比席克你怎麼能睡得著呢？”首先，阿道夫帶他參觀了輝煌的“歌劇院”——“我隻覺得，自己好像置身於另一個行星，印象真是深刻，簡直使我傾倒”——然後去了雅致的聖·斯特藩塔樓。之後，阿道夫又堅持讓他見識見識“特別的東西”——小巧玲瓏的聖·瑪麗亞·格斯特拉德教堂。但是，由於霧色迷茫，庫比席克看不見多少東西，巴不得早點回去，但一直到深夜過後他們才回到家。庫比席克連忙爬進房東老太太給他收拾好的地鋪。
因為房間太小，住不下兩個人和放一架大鋼琴，善於言辭的阿道夫說服了查克雷斯太太，將她的大屋換給他們。他們同意增加一倍的租金，即每月20克朗。沒想到鋼琴占地太大，而踱步又是阿道夫之必需，所以，室內的家具便又重新安排了一番，給阿道夫騰出了三步長的空地。
不到兩天，庫斯特爾便在音樂學院登記上了，還通過了入學考試。“我沒想到我的朋友這樣聰明，”希特勒簡短地評論說。對此後幾星期內褲比席克所取得的進步他也不感興趣。一天，庫斯特爾的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同學來訪，他竟大鬧了一通。她走後，希特勒一邊踱步，一邊大放厥詞，說：“女人求學，那是胡鬧。”庫比席克覺得，“阿道夫神經錯亂。因為一點點小事，竟大發雷霆。”無論庫比席克做什麼，總不合希特勒的口味。“使我們很難在一起生活……他與世不合，在掙紮。在他看來，處處都存在不義、仇恨和敵對情緒。”
其實，希特勒自己的落第才是根本的原因。一天，他突然大聲痛斥美術學院。這樣，他仇世的原因便昭然若揭了。“……都是些頭腦硬化的老頑固，官僚！都是些不通情達理的蠢貨！整個學院都該炸掉！”他臉色鐵青，雙眼（“有些凶惡”）放射著仇恨的光芒。後來，他終於泄露了真情，原來他被趕出來了，落選了。“現在怎麼辦？”庫比席克關心地問。希特勒在桌旁坐下，開始看書。“沒有關係。”他平靜地回答說。
盡管他侈談有決心取得成功，他仍不得不依靠羅勒教授的幫助。幾次，他手中提著皮包，前往這位名揚四海的舞台設計師的畫室，卻沒有膽量去敲門。最後，他把介紹信撕得粉碎，“省得日後再受它的引誘”。他這一舉動，可能是怕自己的作品不夠水準所致，也可能是內心之失敗感使然，或者完全是因為羅勒名望過高而不敢去求見。
在希特勒離開林嗣後約一星期，梅洛福先生得到津貼辦公室的通知，得知保拉和阿道夫·希特勒每人每年將得到300克朗，一直領到年滿24歲。津貼辦公室授權梅洛福先生全權處理每年應領的600克朗，而他則決定每月分給每個孤兒25個克朗。
這筆定期款子（相當於現時的6塊美元），毫無疑問，給希特勒帶來了新的希望。但是，假定遺產中的650個克朗仍大部歸他所有，生活仍是相當艱苦的。他的同室後來說，希特勒常常挨餓。“一連5天，他都靠牛奶、麵包和黃油度日”。庫比席克從不知道希特勒究竟有多少錢。他猜想，“希特勒一定為錢少而暗暗含辱。有時候，他一生氣便高聲怒喊‘真是牛馬不如的生活’！”
希特勒一星期要去伯格戲院或歌劇院幾次，所需費用都是靠省吃儉用得來的——例如，褲子是放在席子底下“熨”的。希特勒也不願與女孩子們坐在一起，因為“她們所追求的不外乎是打情罵俏”。在不準女人進去的舞場裏，他花兩克朗的高價，硬要庫比席克與他同行。較長的歌劇，他們是從未看完便離場的，因為他們必須於晚上9時45分離開，趕在斯通的加斯29號關門前到家，否則就要給看門人小費。回房後，希特勒便強迫庫比席克將未看完的部分用鋼琴彈出來給他聽。
瓦格納的作品希特勒是百聽不厭的。即使庫斯特爾要去看威爾第作品的首輪演出，希特勒也要拉他去皇家劇院看瓦格納作品的第二輪演出。瓦格納的音樂使他心曠神怡，“使他遁進他所需要的神秘世界，以忍受他那狂亂的天性所帶來的緊張。”阿道夫最喜歡的《羅恩格林》，他們就在一起看了10次。“詩歌會”也同樣使他入迷，他常常援引第二幕裏的幾行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