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助才是硬道理
國家存在的價值，從長遠來看，就是為了實現組成國家的社會個體的價值。
——約翰·斯圖爾特·密爾
我們對製度寄予了太多的厚望，而對人類自身指望太少。
——本傑明·迪斯累利
“自
助者，天助之。”這是一條屢試不爽的格言，它早已在漫長的人類曆史進程中被無數人的經驗所證實。
自助的精神體現在生活的各個領域，它既是一個人取得任何發展與進步的真正動力和根源，也是一個國家強大興盛的真正源泉。從效果上看，外來的幫助隻會使受助者變得衰弱，而自救者內心的救助則必定使其強大發達。
無論你為某些人或某些階級奉獻了什麼，從某種意義上講，到頭來都反而會扼殺他們為自己盡心盡力幹活的進取心和動力。在人們需要極度嗬護、過分指導和嚴格監管的地方，其不可避免的趨勢是：這裏的人會逐漸變得過分依賴而不可救藥。
即使是最好的製度也不可能給某個人以積極的幫助，它們能夠做的，最多就是放手讓人們自由自在地去追求他們自己的事業，從而改善他們自身的生存狀態。但是，幾乎在所有的時代，幸福生活是通過製度而不是通過自己的行動去獲得的，人們竟然都對此深信不疑。因而，作為一種促進人類進步之動因的立法的價值常常被高估了。為此，人們設立的立法機關的職能部門成千上萬，每隔3年或5年就選舉一次立法者。然而，無論立法機關的職能被誠心誠意地履行得多麼好，它對每個人的生活和性格所起的積極影響都是微不足道的。更有甚者，每天在生活中發生的一切越來越明顯地使人們認識到，政府的作用是消極和有限的，而不是積極和無限的，即政府的作用主要在於保護——保護人們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如果法律得到嚴格的執行，它就能平等地保護人們享受他們自己的勞動果實，而不受任何智力上或身體上的限製，隻需人們付出相對來說很小的一點兒代價（納稅）就行了。然而，無論多麼嚴厲的法律都不能使遊手好閑之徒勤奮起來，也不能使奢靡浪費者節儉起來，或使嗜酒如命之徒能有所節製。要改變這種現象，隻能通過個人勤奮、節儉和自我克製的行動才能奏效，即通過養成更好的習慣而不是被更大的權力逼迫著去改變。
一個國家的政府本身通常隻不過是組成它的社會個體性格的複製品而已。一個高於人民素質水平的政府必將被拉回到與其人民的素質水平相同的層次，而一個低於人民素質水平的政府遲早要被提升到與人民素質水平相同的檔次。就秩序的性格特征而言，正如水能形象地顯示出自己的水平高度一樣，一個國家的法律和政府的結構、內容及其結果也能確切地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整體性格。高貴的人將得到高貴的統治方式，無知而愚昧的人則受到無知的方式統治。確實，所有的經驗都證實：一個國家的價值和力量絕非決定於其製度形式，而是決定於其人民的素質水平，因為國家隻不過是社會個體的集合體而已，而文明自身也隻不過是一個組成社會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個人進步的集合罷了。
國家的進步是每個人勤勤懇懇、吃苦耐勞和正直誠實的結果，就像國家的衰落是每個人懶惰、自私和邪惡的結果一樣。大多數被我們痛斥為社會大惡行的東西往往是人們自己墮落的生活的產物。雖然我們可以通過法律手段努力減少和根除它們，但是，一旦遇上以其他形式出現的新鮮土壤，它們就又會死灰複燃，除非個人生活和性格賴以存在的條件得到徹底改造。如果這種看法正確，那麼接著而來的就是：最高的愛國主義和博愛主義就不應該把精力過多地投放在改善法律和製度的努力上，而應該幫助人們通過他們自己自由而獨立的個人行為來提高和改善他們的處境。
當每件事情都依賴於一個人如何用內在因素控製自己的時候，外界因素如何控製一個人所產生的影響相對來說也許就比較小了。最大的奴隸並不是那種被暴君所統治的奴隸（雖然這種統治是巨大的罪惡），而是那種被他自己性格中的不講道德、自私和邪惡所奴役的人。一個心靈被奴化的民族是不可能僅靠主人或製度的改變而獲得自由的；隻要這種致命的幻想仍然盛行，自由就仍然掌控在政府手中。即使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不管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種變化對曾經身處這種幻覺中的人們並不會產生多少實際的、持久的效果。自由堅實的基礎必須紮根於個人的性格之中，它也是社會安定和國家進步唯一可靠的保障。約翰·斯圖爾特·密爾準確地評論道：“隻要在其統治下允許個性存在，即使是專製主義也不會產生最惡劣的後果；任何毀滅個性的東西都是專製主義，不論它以什麼名義出現。”
在有關人類進步的問題上，時常湧現一些古老的謬誤。有些人呼喚愷撒式的救世主，有些人呼喚民族主義，還有一些人把希望寄托於議會的法令。一開始我們都準備迎接愷撒式的救世主，後來我們發現，“誰承認他並聽從於他誰就幸福”這一學說，簡單說來就是任何事情都由救世主來為人民做決定，而不是由人民自己來做決定。這種學說一旦被采納為指導原則，它必將毀滅一個族群的自由和良知，迅速為任何形式的專製主義鋪平道路。愷撒主義是人類最壞的一種偶像崇拜——它崇拜絕對的權力，其所產生的墮落效果就像崇拜單純的財富一樣。一個值得在人世間大力弘揚的有益得多的學說是自助的學說，一旦人們完全領悟了它並把它付諸行動，愷撒主義就會銷聲匿跡。自助的學說和愷撒主義是兩個直接對抗的原則，維克多·雨果對“筆和劍”的相互關係的論述適用於上述兩個原則之間的關係，即“其中一個會殺死另外一個”。
至於說民族主義和議會法令的力量，也不過是一種流行的迷信罷了。威廉·達爾幹，一位偉大的愛爾蘭愛國者，他在首屆都柏林工業博覽會閉幕式上的講話，也許非常適合被引用，如下：“老實說，在我的記憶中，我從未在我們自己的國家和同胞中，聽到人們提及‘獨立’一詞。我聽得最多的是如何從這裏、那裏或其他什麼地方去獲取獨立，如何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從其他國家來到我們身邊的人身上等論調。當我最大限度地衡量著任何一個與我們打交道的人給我們帶來的巨大益處時，我的內心深處一直被這麼一種感覺深深地打動：我們的工業獨立完全得依靠我們自己。我確信，如果在利用我們的精力方麵缺乏勤奮、刻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我們就不會擁有比現在更美好的機遇和更燦爛的前景。我們已經邁出了腳步，但要切記：堅忍不拔是成功的最大動力；隻要我們繼續滿腔熱情地前進，我從內心深處相信，用不了多久，我們就將達到一個與其他民族一樣舒適、一樣幸福、一樣獨立的狀態。”
所有的民族都是經過無數代人的思考和工作才成為它目前的模樣。在這個過程中，不屈不撓、堅忍不拔的勞動者，如土地的耕耘者、礦山勘探者、發明家、發現者、工廠主、機械師、手工業者、詩人、哲學家和政治家，雖然他們所處的階層和生活條件不同，但都為塑造自己的民族和國家作出了貢獻。他們一代一代地努力，每一代的努力都是建立在前一代人勞動成果的基礎上，並把這種努力的成果不斷推向更高的階段。這些高尚的勞動者——文明的締造者——一代又一代地努力，終於在混沌的科學、工業和藝術中創造出了秩序，因此在自然的進程中，我們這個生物種群已經成為我們那些技藝精湛、辛勤勞動的祖先所提供的豐富財產的繼承者。那些傳到我們手中的財富經過我們的“耕耘”，再傳給我們的後繼者，在此過程中，它們非但毫發無損，而且還會得到改進。
自助的精神，正如它在充滿活力的個人行為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一直都是英國人性格中一個令人注目的特征，是衡量我們作為一個民族的力量的真正尺度。盡管總能發現一些鶴立雞群、遠遠優秀於其他人的人享受公眾對他們的臣服和敬意，但我們的進步更多要歸功於眾若繁星的“小人物”和默默無聞的普通人。雖然在任何一場偉大的戰爭中，都隻有將軍們的名字名垂青史，但從一個大的意義上講，正是由於士兵們的勇猛和英雄主義，才贏得了戰爭的勝利。同樣的，生活也是一場“士兵的戰鬥”——無論哪個時代，最偉大的勞動者都是各個階層的普通人，其中絕大多數終生都默默無聞，他們對人類文明與進步的影響力當然無法同那些更加幸運、名垂青史的偉人們相比。但是，即使是出身最低賤的人，隻要他在自己的生活中為同胞作出了勤奮、節儉、正直、誠實的表率，他就對其祖國的幸福生活擁有了現時和長遠的影響了，因為他的生活和品行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他人的生活，成為未來的好榜樣。
日常生活的經驗表明，正是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個人主義對別人的生活和行為產生了最強的影響，並真正構成最好的實用教育。同這種實用教育相比，學校、學院和大學所給予人們的教育僅能算作最簡單的文化啟蒙而已。更加具有影響力的是來自日常生活的教育，這種生活的教育每天都在我們身邊發生：在我們的家庭裏，在街道上，在商店的櫃台背後，在生產車間，在織布機上，在田間地頭，在財務室和手工作坊裏，在擁擠嘈雜的人群中。它是人們作為社會成員所接受的最後指導，被席勒稱為“人生曆程教育”，它表現在人的動作、行為、自我教養和自我控製之中，都是為了引導人們正確地履行人生的職責，幹好自己的事業。這是一種既無法從書本，也無法從任何學術訓練中獲得的教育。
大思想家培根以他那頗具分量、擲地有聲的語言評論道：“學習並沒有讓人懂得知識的用途，那是一個屬於學習之外並超越學習的智慧，隻能通過觀察、體驗才能獲得。”這句話既適用於實際生活，也適用於才智本身的培養。因為所有的經驗都表明並增強了這個道理的說服力，即人們更多的是依靠工作而不是依靠讀書來完善他自己的處境的。也就是說，是生活而不是文學，是行動而不是研究，是性格而不是傳記，在不斷改造、完善我們人類的生存狀態。
偉人的傳記，特別是那些品行優秀的偉人的傳記，仍然是最有啟發意義和啟發作用的，其中那些品行最佳者的傳記無異於人類的福音——它教給人類和世界一種高尚的生活、一種高貴的思想和一種充滿生機與活力的行為模式。這些富有價值的榜樣充滿說服力地展示了自助、堅定的信心、不屈不撓的奮鬥和堅守良知正直所表現出來的偉大力量，這種力量體現在真正高貴的性格的形成之中。這些富有價值的傳記以明白無誤的語言，展示了上述各種優秀品行在一個人實現自己的抱負的過程中所顯示出來的力量，它們以鐵一般的事實雄辯地證明了自尊自重和自力更生的效力：它們能使那些位處社會最底層的人們為自己贏得令人尊敬的實力和穩固的聲望。
科學、文學和藝術界的偉人們——這些偉大思想的傳道者和偉大心靈的使徒——並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他們屬於各個不同的階級或階層，同樣來自學校、車間和農舍，來自窮苦人家的茅草房或者富貴人家的高樓大廈。甚至某些最偉大的上帝的使徒也是來自社會“各個階層”。最窮苦的人也有位極頂峰的時候，在他們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沒有什麼困難被證明是根本不可克服的。相反，這些困難在很多情況下已被證明是他們最好的幫手，因為這些困難能激發他們工作的潛能和堅忍不拔的毅力，並且將其轉化成生活的本領和技能，要不然，這些本領和技能就隻能潛藏在人們內心深處而不會得到開發利用。通過這種方式克服千難萬險並取得勝利的例子可以說不勝枚舉，在現實生活中比比皆是，這些事例還真是證明了下述格言的正確：“頑強的意誌可以使人成就任何事業。”最著名的事例有下列理發匠出身的偉人：最有想象力和詩意的神學家傑勒米·泰勒，珍妮紡紗機的發明者、棉紡織業的奠基人理查德·阿克萊特爵士，英國上議院最功勳卓著的首席大法官之一滕特頓勳爵，最偉大的風景畫畫家特納。
沒有人了解莎士比亞的確切出身，但不容置疑的事實是：莎士比亞出生於一個社會底層的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賣肉的屠夫兼牧場主。在孩提時代，家裏人希望他將來成為梳毛工，其他人則斷言他是塊學校看門人的料，最多不過成為替人代寫文書的捉刀人的助手而已。莎士比亞似乎真的不像隻適合幹一種事情的人，而是整個人類職業生涯的縮影。由於他對海洋事務的遣詞造句是那麼準確精當，以至於一位職業海軍作家竟然宣稱莎翁過去肯定是個水手；而一位神職人員則從莎翁著作中所顯示出的種種內在跡象裏推斷出他很可能當過牧師的秘書；一位善於鑒別馬的伯樂則堅持認為莎翁肯定做過馬販子。莎士比亞真可謂一個演員了，在他的人生曆程中，他“扮演了無數的角色”，他從自己的經曆和觀察中收集、積累了豐富多彩的知識。在任何一個事件中，他都是一個細心好學的學生和刻苦的工作者。直到今天，他的著作仍然對英國品格的形成發揮著強有力的影響。
在普通勞動者的隊伍裏產生了工程師布蘭德雷、航海家庫克和詩人伯恩斯。泥瓦工和砌磚工以本·約翰遜為豪，他在倫敦的林肯法學院大樓裏工作的時候，手中拿著鏟灰刀，衣袋裏裝著一本書。此外，成為工程師的愛德華茲和德爾福特，成為地理學家的休·米勒，成為作家和雕刻家的阿蘭·卡林漢姆等人，都是泥瓦工們引以為豪的榜樣。在眾多傑出的木匠中，我們發現了建築師伊利戈·瓊斯，天文鍾製造者哈裏遜，生理學家瓊·亨特，畫家羅姆雷和歐比，東方學專家李教授和雕刻家約翰·吉卜生。
從紡織工中產生了數學家西姆森，雕刻家培根，鳥類學家彌爾納、亞當·沃克、約翰·弗斯特和威爾遜，雲遊四方的傳道士利文斯通博士，詩人唐納希爾。在鞋匠中產生了偉大的海軍上將克勞德斯雷·肖威爾爵士，電力學家斯特金，隨筆作家塞繆爾·德魯，《季刊評論》雜誌的編輯吉福特，詩人布萊姆菲爾德，傳教士威廉·卡雷。另一位吃苦耐勞的傳教士莫裏遜，則曾經是一位鞋楦頭工廠主。在過去的幾年裏，在班佛的鞋匠中出現了一位頗有造詣的博物學家托馬斯·愛德華茲，他在維持自己的生意的同時，把業餘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生態學各個領域的研究之中，他對十分細小的甲殼蟲的研究所得到的回報是發現了一個新的物種，這種新物種被博物學家們以“普拉尼茨·愛德華茲”冠名。
在裁縫中並非沒有傑出人物出現。約翰·斯通成了曆史學家，他抽出部分時間和精力做裁縫。傑克遜成了畫家，在他成年以前一直製作衣服。約翰·霍克斯伍德在波依蒂爾斯工作時因傑出的成就而被國王愛德華三世授予騎士稱號，早年他給倫敦的一位裁縫當徒弟。1702年在維戈摧毀了敵人的柵欄網的海軍上將霍布林，也出身於相同的行業，他曾在威特島上靠近本徹奇的一個裁縫師傅那兒當徒弟。當海軍船隊要途經該島的消息傳到本徹奇這個村莊時，他馬上從裁縫店蹦出，召集一夥同伴來到海邊，欣賞海軍通過時的壯觀景象。這孩子突然萌生了要當水手的雄心，他隨後跳進一艘小船，劃到海軍艦隻附近，上到海軍司令的船上，向他表明了自己的願望，最後他作為一名自願兵被留下了。多年以後，他衣錦還鄉，在他曾做過徒弟的小屋裏就餐，吃烤肉和雞蛋。然而，裁縫出身的人中最偉大的人物毫無疑問是安德魯·約翰遜了，他曾任美國總統——這是一個具有非凡性格、力量和才華的人。他在華盛頓的就職儀式上發表演講，說他的政治生涯其實從他當市議會議員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當他在立法機關各部門之間往來穿梭時，人群中有個聲音突然喊出：“這是個裁縫匠出身的人。”在美好事物中摻雜點兒人為的嘲諷，甚至把它當真事來玩玩，這是約翰遜的性格特征。“某些先生們說我過去曾是個裁縫。這根本沒有使我感到難堪，因為當我是個裁縫的時候，我享有一個優秀裁縫的良好聲譽，而且我特別勝任自己的工作。我總是對我的顧客熱情周到，並取得了出色的業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