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自殺。
都是投水。
都是身諫。
都是殉難。
都是剛烈。
都是清白。
都是抗議。
什麼叫聽者無心，說者有意？
這是最好最好的例子！
這方話音未落，他便死去了。事實，便是如此。
湊巧得很，父親失蹤的消息，偏偏是我首先知道的，我立刻首先告訴了大妹，我們交換了眼光，我們偷偷地交換了看法：他去了。
因為，我們立刻想起了三天前他明明白白說過的話。他等於已經告訴了我們。
果然，二十四日早上太平湖裏找到了他的屍體。他的衣服、手杖、眼鏡都整齊地放在岸上，他一步一步踏著蘆葦葉和水草走向湖水，讓湖水吞沒了自己，嗆水而亡，離岸邊大概也不過十米遠。他的口袋裏有他的名片，寫著他的名字：舒舍予，老舍。
我由第一秒鍾起，便絕對相信：他在受盡一天一夜的殘暴毆打奇恥大辱和進行了驚心動魄的剛烈的直接反抗之後，投水自殺。
沒有第二種選擇。或者，反過來說，如果有第二種選擇，那絕不是他！
因為，他已經把事情看穿了。
因為，他早已為自己設計好了結局。
他曾到過什刹海
——序幕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我曾有機會訪問了一位回教領袖，馬鬆亭大阿訇，他告訴了我一些非常重要的細節。
馬鬆亭老人和老舍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友誼可以一直追溯到三十年代初，在濟南。抗戰時，馬阿訇主持重慶大清真寺的教務，並組織回教救國協會，和老舍先生也發生過很密切的交往。應回教救國會的請求，老舍先生和宋之的先生創作了話劇《國家至上》，曾在後方許多地方上演。主演的女演員張瑞芳曾被回民親切地叫做“我們的張瑞芳”。
馬鬆亭老人一九五七年被錯誤地打成“右派”，思緒低落，生活處境也很淒涼。“文革”初起，老人更是不安，常常悶坐在河邊，一坐便是半天。
八月初的一天，他和夫人又來到什刹海岸邊，悶悶不樂地坐到黃昏。突然，一抬頭，他看見老舍先生獨自一人拄著手杖慢慢地沿著岸邊迎麵走來。馬老人拉他一起坐一坐。
老舍先生一開口，就讓馬老人夫婦大吃一驚。他非常坦率。他說他想不通，很苦悶，要“走”。
“馬大哥，咱哥兒倆興許見不著了！”老舍拉著老人的手，掏了心窩子，麵對多年不見的老兄弟，他完全無顧忌，反而能對麵直說。
馬老人無言以對，站起來和他同行，送了他一程。
老舍先生說：“你們回家吧，我走啦……”什刹海離家還有一段距離，除非專門來，並不順腳。老舍先生是專門來的。
他似乎在選擇自己的歸宿地。
他記得他的剛烈而清白的兩位殉難老朋友的選擇。
馬老人和夫人的回憶使我震驚，當風暴還未刮到他的頭上時，他已經做好結束自己生命的一切準備，包括方式、地點。
馬鬆亭大阿訇的回憶實在是厲害，它把老舍之死的謎團裏的那最後一點殘霧徹底的吹散了。
它說明，投水隻不過是最後的一筆，圖畫的大框架卻是早已勾勒好了的。
它說明，人比動物不知道要偉大多少，因為人能計劃和安排自己的死。
它說明，就是沒有八月二十三日的批鬥，悲劇的結局也是注定了的。
它說明，士不可辱和寧折不彎並不能全部概括他的死。
全隻因為，他是一個極清醒的人。他看到了災難，不光是對他一個人的災難。
他最後選擇了太平湖，一個不出名的城外的野湖，是漁民養魚和打魚的地方。他對太平湖很熟。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二年，他在這一帶當北郊勸學員，專門管城外北郊的私塾，他的辦公處便離太平湖很近。這段經曆讓他日後創作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三十年代，他替老母親在和太平湖相對應的城根兒裏買了一所房子，十間大北房，外加一個大院子。五十年代，北京師範大學在太平湖北麵建了新校舍，他在那裏作兼職教授，給中文係的學生講過小說課。這裏很安靜，沒有遊人。
老舍先生成了太平湖中第一位殉難者。當天，曾有成百上千的人聞訊而來，消息迅速傳遍北城。繼老舍先生之後，太平湖成了“文革”殉難者的盛地，連續幾日，每天幾十人往裏跳。
這一切，都是旁人無法替他安排的，是他的本意，有源、有根、有理。
他的好朋友巴金先生、冰心先生還有許多其他的人得知這一消息後，放聲痛哭過，國外的文學家率先寫了悼念他的文章和小說，瑞典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甚至準備給他頒發諾貝爾文學獎，可是，這一切，他都不知道了，他走了，實現了他的哲學——當發生禍患時，身諫，投水，殉難。這個悲壯而淒慘的選擇，至今，還震撼著人們的心，深深地，重重地，久久地，讓一切善良的人們想起來便黯然淚下……並在酸楚中終於明白了他的死的全部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