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製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第二性的，物質決定意識。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最重要的理論基礎。這一理論可以作為基本原則，來指導我們對作家及其創作的分析論述。作家的物質生活狀況，作家的時代生活環境，對其作品所表現的感情情緒、思想意識、價值判斷、美學風格等都有決定性的影響。
本章以張愛玲幼年、少年、青年的生活狀態、生存環境為視點，敘述動蕩的亂世、沒落的家族、凡人的生活、父母的婚姻、金錢的魔力、愛情的遭際等等現實生存狀況如何形成張愛玲對社會對人生的幻滅體驗、悲觀意識、悲憫情懷，形成她對愛情以及人與人之間感情關係的認識，並由此產生了其小說創作上書寫現實生活的寫實傾向，體悟人生人性的深刻獨到，體現人生蒼涼的美學風格。
張愛玲（1921～1995）出生、成長、成名的環境是上海。上海是張愛玲生長的故鄉，其間雖然也曾隨家庭搬到其他地方居住，但為期都不長。張愛玲小學上的是上海的黃氏小學，中學是上海的聖瑪麗亞教會女中，從1939年到香港大學讀書，因為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年返回上海，開始職業寫作生涯，直到1952年離開大陸。張愛玲創作的高峰時期是1943年到1945年，這個時期共計發表散文近40篇，中短篇小說18篇。她的最傑出的作品幾乎都是這個時期創作的。1944年8月張愛玲的第一本小說集《傳奇》出版，轟動了上海文壇，四天就銷售一空，又再版，她的名字也在上海不脛而走，上海文壇從此升起一顆新星。從此時起直到去世，張愛玲幾乎都是靠寫作謀生，但卻是這一時期的成功使她揚名，為她奠定了日後的資本，所以上海更是她心靈的故土，是她靈感的發源地，是使她才思奔湧的聖地。
然而，從張愛玲出生到她揚名上海灘的40年代前半期，上海都處在最為混亂和動蕩的時期，先後有軍閥爭奪上海的江浙戰爭、第一次淞滬抗戰、第二次淞滬抗戰等，有二月罷工、五卅風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一二八事變、八一三事變等重大事件（事變）。“近代上海是近代中國的一個縮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各種矛盾的焦點。”各種矛盾交織，彼此明爭暗鬥，主要手段就是暴力。例如，1927年4月12日黎明，蔣介石司令部裏響起軍號，裝扮成工人的青幫分子向上海總工會總部和閘北以及其他華界起義隊伍的重要據點發起攻擊。這些攻擊者得到國民黨軍的支持，國民黨軍借口維護秩序，開始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幾個小時之內，工人糾察隊損失過半，其中還包括了他們的大部分武器，數百名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國民黨軍機槍的掃射下倒在血泊之中。在附近的街道上，眾多被追捕的遊行民眾也在刺刀、槍托與砍刀下喪生。1932年1月28日，日軍攻打閘北華界，五個星期之中，日軍遭到了國民黨十九路軍的頑強抵抗。日軍對這個人口稠密地區動用了最先進和殺傷力最大的武器。工廠、民宅在炮彈、坦克和汽油彈的狂轟濫炸下被夷為平地，許多士兵和平民慘遭殺害。即使戰火暫時平息的時期，上海的外國租界也是一個沒有硝煙，但充滿著恐怖氣息的戰場。販毒、走私、賭博、賣淫、乞討、敲詐、持械偷盜、綁架、暗殺等等犯罪行為充斥著整個上海，黑勢力猖獗，治安極度混亂，犯罪案件層出不窮。以毒品為例，“當時上海是亞洲乃至世界的主要毒品市場之一。每個月，上海從印度和伊朗進口約13萬磅鴉片，此外還從雲南和四川購進大量鴉片……據統計，上海吸食鴉片的人有10萬人之多”。1937年至1944年間，上海電力生產縮減了80%。停電現象已習以為常，1942年隻有一半工廠勉強開工，滿街都是失業的人。“由於物資統製，生產下降和通貨膨脹，生產資料奇缺，物價狂漲……如大米，1941年12月每石238元（批發價，下同），1945年8月則為150萬元，約上漲6300倍。1937年6月至1944年底，煙煤上漲6924倍，白煤上漲8000倍。”“上海的街頭上從來沒有這麼多因饑餓而倒斃的人。嚴冬的早晨，一些人餓死了，另一些人起身收斂屍體，其中孩童居多。1942年橫掃全城的傷寒和霍亂瘟疫更加沉重地打擊了已經嚴重營養不良的上海市民。”由於物價飛漲，那些尚且保有工作位置的人的購買力也日益下降。饑寒交迫、通貨膨脹和失業每時每刻都在滋養著暴力。橫搶硬奪，敲詐勒索，調戲排隊購物的婦女；對安全形成威脅的已不僅僅是手持刺刀的日本士兵和76號的惡棍了。
張愛玲在香港讀書期間也親身經曆了戰爭，香港打仗期間，張愛玲和同學們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裏，隻聽見機關槍“忒啦啦啪啪”像荷葉上的雨。有一次，張愛玲跟著一大批同學到防空總部去報名，報了名領了證章出來就遇著空襲。她覺得非常難受——竟會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間麼？可是再想想，與自己家裏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爛，又有什麼好處呢？有人大聲發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兒有空隙讓人蹲下地來呢？但是他們畢竟還是一個磕在另一個的背上蹲下來了。飛機往下撲，砰的一聲，就在頭上。她把防空員的鐵帽子罩住了臉，黑了好一會，才知道並沒死，炸彈落在對街。在炮火下張愛玲看完了《官場現形記》，因為小時候看過而沒能領略它的好處，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麵看，一麵擔心能夠不能夠容她看完。字印得極小，光線又不充足，看得很吃力，但是，一個炸彈下來，還要眼睛做什麼呢？——“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是多麼深刻的感受，隻有親身經曆才如此真實動人。戰爭期間糧食緊缺，張愛玲接連兩天什麼都沒吃，飄飄然去上工。滿眼所見是圍城中的糟和亂。這一切使她真正體驗到了血腥、恐怖、空虛和絕望。
圍城的十八天裏，誰都有那種清晨四點鍾的難挨的感覺——寒噤的黎明，什麼都是模糊的，瑟縮，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許家已經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毀掉，錢轉眼可以成廢紙，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詩上的“淒淒去親愛，泛泛入煙霧”，可是那到底不像這裏的無牽無掛的虛空與絕望。
戰時香港的所見所聞，對於張愛玲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可能就是圍城十八天裏的虛空和絕望衍生了“亂世的人，得過且過，沒有真的家”的沉痛話語。張愛玲寫於1945年的散文裏也記敘了身在戰亂中的無奈和擔憂、痛心和惶惑。她說：前段日子有一次較緊張的空襲，我們的經濟力量夠不上逃難（因為逃難不是一時的事，卻是要久久耽擱在無事可做的地方），轟炸倒是聽天由命了，可是萬一長期地斷了水，也不能不設法離開這城市。我又是一個人坐在黑房裏，沒有電，瓷缸裏點了一隻白蠟燭，全上海死寂，隻聽見房間裏一隻鍾滴嗒滴嗒走。蠟燭放在熱水汀上的一塊玻璃板上，隱約照見熱水汀管子的撲落，撲落上一個小箭頭指著“開”，另一個小箭頭指著“關”，恍如隔世。一個人坐著，守著蠟燭，想到現在，近兩年來孜孜忙著的，是不是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耳聞目睹的混亂和恐怖的現實，使張愛玲發出內心的感慨：“時代是這麼沉重！”在1945年4月的某一日黃昏，她獨自一人站在上海一處公寓的陽台上，發出內心深處的獨白：“我想著：‘這是亂世。’”還由此想到許多人的命運，連自己在內的，有一種鬱鬱蒼蒼的身世之感。在散文《自己的文章》裏，張愛玲明明白白地說出了生逢亂世的深切體驗：“這時代，舊的東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長中……人們隻是感覺日常的一切都有點兒不對，不對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於一個時代的，可是這時代卻在影子似的沉沒下去，人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
這就是張愛玲生存和寫作的時代，是一個時代的夢魘。這種對時代恐怖和虛幻的體認，化成張愛玲時時縈繞於心頭的揮之不去的情緒，推演成張愛玲創作中的獨特的美學風格。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一個人的少年和青年時期的生活和情感經曆對其思想、性格、氣質、人生觀、審美觀的形成有決定性的作用。張愛玲從懂事起就都處在亂世的政權更替、暴力流血、犯罪頻仍、物質匱乏、停電停水、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的恐怖混亂、朝不保夕的狀態之中，這是張愛玲悲觀的個性氣質、張愛玲小說創作的蒼涼美學風格形成的極其重要的社會原因。這更是我們理解張愛玲，閱讀張愛玲的極其重要的基本點。對時代的破壞性和沉淪的驚悸，使張愛玲不由自主地生發時不我待的緊迫感：想做什麼，立刻去做，也許來不及了。“人”是最拿不準的東西。“快，快，遲了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裏有這惘惘的威脅。”任何文學作品都是作家在某一曆史時期、某種特定思想情緒下的產物，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會把主觀的思想、感情、認識、感受融釋於其創作的作品中，小說更是如此。個體的獨特經驗，“那些曾經浸潤了他靈魂的愛、恨、憂傷、狂喜以及種種對存在的體味，都將使他在行文過程中，保持著一種自信心”，並把這些自己曾深切感受體驗的東西帶進他的小說。混亂恐慌的時代，動蕩不安的日子，是張愛玲創作小說刻畫人物時必然要表現的客觀生活環境。“作家對具體客體的選擇總是或明或暗地受到當時社會生活的情勢，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社會心理、社會意識等等多種生活因素的規定和製約的。”因此，張愛玲20世紀40年代創作的小說散發著沉重的虛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