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曾國藩的經濟之學（下）——曾國藩的人才戰略
所謂戰略，指的是帶全局性的謀劃，而非一時一事之苟且。之所以稱曾國藩的人才觀為人才戰略，是因為曾國藩的人才思想不僅是帶全局性的，而且是前瞻性的。他能於一處看到多處的需要，於局部看到全局的需要，於今日看到來日的需要。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三月，也就是道光帝剛剛去世、鹹豐帝登基伊始之際，曾國藩應詔言事，上疏專論人才，提出用人"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曾國藩全集》第1冊第6頁。）的觀點。所謂轉移之道，就是"我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所謂培養之法，曾國藩解釋為教誨、甄別、保舉、超擢。因為對一朝一國來說，皇帝才是用人的主體，所以曾國藩概括四條說："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之優劣粲然畢呈，即長官之深淺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八衙門之人才，往來於聖主胸中，彼司員者，但令姓名達於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矣。"（《曾國藩全集》第1冊第9頁。）
至於考察之法，曾國藩將其概括為詢事、考言二項。因為言必然牽涉到事，有事才有言，故考事考言實際上是一回事。曾國藩針對當時無人言事的情況發表評論說："乃十餘年間，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間有奏疏，而從無一言及主德之隆替，無一彈大臣之過失，豈君為堯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時之風氣，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曾國藩全集》第1冊第9頁。）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曾國藩接著解釋說："人情狃於故常，大抵多所顧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過失，非皇上再三誘之使言，誰肯輕冒不韙？如藩臬之奏事，道員之具折，雖有定例，久不遵引，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誰肯立異以犯督撫之怒哉？"（《曾國藩全集》第1冊第10頁。）
不僅如此，曾國藩還在奏折中指出了當前人才問題上存在的問題與即將出現的人才危機。他說："以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藏頭蓋麵，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麵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曾國藩全集》第1冊第7頁。）這些話都是十分切中要害的。國家乏才，鴉片戰爭已見端倪，而更大的乏才危機正在醞釀。曾國藩從京官的"退縮瑣屑"看到了外官的"敷衍顢頇"，從人才的現狀預見到將來，可謂胸有全局，識有根底。可惜新上台的鹹豐皇帝徒有好言之名而無好言之實，對曾國藩這一事關根本的奏疏並未引起重視。曾國藩在不久後致信胡大任說："自客春求言以來，在廷獻納，不下數百餘章，其中豈乏嘉謨至計？或下所司核議，輒以‘毋庸議’三字了之，或通諭直省，則奉行一文之後，已複高閣束置，若風馬牛之不相與。"（《曾國藩全集》第21冊第76頁。）
曾國藩關於人才問題的奏折雖然沒有引起鹹豐皇帝的重視，因而沒有收到實際的成效，但是關於人才問題的思想算是醞釀成熟，在他一生的行事中得到了很好的貫徹，收到了古今人難以比況的效果。據朱東安《曾國藩傳》一文的統計，曾國藩一生舉薦、培養人才共四百餘人，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學術研究，科學文化等各領域。其中從政（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人員官至實缺鹽運使以上者五十二人。"計有大學士二人：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東閣大學士左宗棠；軍機大臣二人：左宗棠、錢應溥；督撫堂官二十三人：丁日昌、劉蓉、劉瑞芬、許振、沈葆楨、李宗羲、李翰章、何、龐際雲、陳士傑、陳蘭彬、陳寶箴、惲世臨、倪文蔚、塗宗瀛、錢鼎銘、郭析蔭、郭嵩燾、梅啟照、黃讚湯、勒方；布政使、按察使、鹽運使二十六人：萬啟琛、王德固、厲雲官、鄧仁、江忠浚、湯壽銘、劉於潯、孫長紱、孫衣言、朱孫貽、李元度、李光名、李桓、李鴻裔、李榕、吳坤修、金安清、洗汝奎、胡大任、夏廷樾、桂中行、遊智開、裕磷、蔣誌章、程桓生、薛福成；提督二人：李雲磷、沈宏富；總兵二人：朱品隆、普承堯。至於官任實缺道、府、州、縣者，則人數更多，無從統計。從事學術研究的有方宗誠，劉壽曾、張裕釗、吳汝綸、薛福成、黎庶昌等。從事翻譯與自然科學研究的有徐壽、華蘅芳、徐建寅、李善蘭等。"朱東安《曾國藩傳》第344、345頁。）
朱東安在這裏列舉的僅是出自曾國藩幕府的部分，其未出自幕府而官至督撫的彭玉麟、楊載福、劉長佑、楊昌，從事洋務活動的重要人物以及湘軍諸將領等均未列入。據同治年間所修《湘鄉縣誌》記載，僅湘鄉一縣，文職有總督三人，巡撫六人，司道三十七人（以下包括虛職），知府一百一十人，知州知縣二百零六人；武職（包括虛職）有提督一百八十一人，總兵四百零三人，副將一千一百三十七人，無一不是曾國藩一手保舉提拔。所以，經曾國藩培養提拔或推薦保舉的文武人才絕不是四百餘人，而是數以千計。那麼，曾國藩是如何取得這些成績的呢？究其原因，不外如下幾個方麵。
一、客觀形成的人才需求
人才產生於社會，而社會又靠人才的推動而發展。一種固定不變的社會形態很難產生成批的具有曆史意義的人才。曾國藩的論人才疏之所以不能被采納，就是因為當時的社會還處於一成不變的封建形態。但社會畢竟是要發展，要變化的，事實上1840年的鴉片戰爭已經使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隻是清王朝的統治者習於傳統，不能覺察罷了，於是就有了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洪秀全金田之舉，起到了一石擊起千重浪的作用，死水般的社會開始活躍了，英雄輩出，他們在激烈的社會動蕩中努力體現自身的人生價值，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革命與反革命的殊死爭鬥，在為曾國藩本人提供空前事業機會的同時提供了實現人才戰略的極好條件。
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是大規模的武裝革命，自然要有更大規模的武裝反革命來應對。由於種種原因，清王朝的軍隊不足以抗衡，於是就有了曾國藩等人的團練運動。團練就是辦團練勇，也就是由朝廷官吏出麵聯合鄉紳籌建民間軍隊。由於曾國藩的革新，別樹一幟的湘軍突起，首先為曾國藩帶來了軍事人才的需求，於是王、羅澤南等人應聲而至。無如軍隊是特殊的群體，一方麵擴建的人才需求大，一方麵是戰爭的人才消耗大，有此二端，所以人才的更新和成長特別迅速。以王一軍統將為例，王死，張運蘭接統；張運蘭死，劉鬆山接統；劉鬆山死，劉錦棠接統，四代統將都出自湘鄉，而且都從本軍中成長產生。統將如此，下麵的營哨官更如此。曾國藩的軍隊最多時達到三十餘萬，由他直接管理供應的十餘萬。即按十萬計算，以曾國藩每營四哨計，需要營官二百名，哨長八百名。這隻是實任的，傷病死亡須及時遞補者在外。而曾國藩白手起家，無論統將或營哨官，都得自行培養選拔。隨著形勢發展的需要，曾國藩帳下的軍事人才就像雨後春筍般成山成壟地成長起來，於是就出現了我們在前麵列舉的驚人數字。這一情況說明，為曾國藩人才戰略首辟局麵的是湘軍的興起。
軍隊需要後勤供給，故軍隊人才不僅需要軍事指揮人才，同時需要後勤供應的組織人才。特別是像曾國藩這種軍餉主要靠自籌的軍隊，籌餉成了軍隊生存和發展的前提。隨著曾國藩"別樹一幟，改弦更張"決心的下定，他的後勤保障體係也就開始運作了。鹹豐三年九月初二日，曾國藩致信文希範說："惟餉需不資，省中庫存無幾，不得不借吾鄉殷實之家捐資佐餉，助我一臂之力而壯眾士之行。"（《曾國藩全集》第21冊第196頁。）九月二十日致信歐陽兆熊說："勸捐一事，頃已有手書，責成馨君，加之以催劄，重之以委員，或者有濟，實收寄存尊處及左宅。"（《曾國藩全集》第21冊第231頁。）於是文希範、歐陽兆熊等就成了曾國藩首批經營後勤供給的人才，而他團練大臣公館的善後局、糧台等機構也相應產生。接著在衡州設立勸捐總局，並於湖南各府州縣設立分局。隨著湘軍勢力的發展，曾國藩的勸捐機構也擴展至湖南以外的他省。鹹豐四年閏七月，湘軍進入湖北，曾國藩委托在籍禮部主事胡大任在新堤設局；進入江西，又委江西在籍侍郎黃讚湯在江西樟樹鎮設局。隨著湘軍勢力在江西的發展，樟樹鎮局改為總局，下設若幹分局。雖然如此，但是買官買爵畢竟隻是有錢人的一部分，收入不甚多，機構也不太大，用人自然有限。自從鹹豐五年將雷以在揚州創始的厘稅引入之後，情況就不一樣了。曾國藩先後於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廣東設局。機構開始膨脹，人員日漸增多，下麵舉江西為例。
江西牙厘總局設於鹹豐十年五月，在曾國藩再度出山並升任兩江總督之後，總局設於省城南昌，委派江西糧儲道李桓與候補道李瀚章綜理。同年十二月，李瀚章補換江西吉贛南道，曾國藩因人設事，將牙厘總局一分為二，一留南昌，仍由李桓經營；一移贛州，由李瀚章兼署。留南昌者仍稱總局，又稱省局，轄南康、撫州、建昌、廣信、九江、南昌七局卡。移設贛州者稱贛局，轄袁州、瑞州、臨江、吉安、南安、贛州、寧都七局卡。除省、贛兩大局及所屬局卡外，又於其他重要地區和水陸交通要道另設厘金分局，如饒州分局、吳城分局、吉安分局、湖口分局、撫建分局等。如此層層鋪開的機構，需要大量的經辦人員，曾國藩不得不從各地較有影響的生員、在職京官或因過受到處分的官員中廣為搜羅。通過實事練曆，於是一大批善於理財的人才相繼而出。這是僅次於軍隊而又長久於軍隊的人才需求，是造就文職人才最多的場所。
曾國藩治軍，喜歡搞全方位整體操作。他在衡陽練水師，從武器到船隻，都想自己置辦，在衡陽和湘潭開辦船廠，大肆造船。他的水師船隊從衡陽出發，煤店、米店、藥店一應俱齊，簡直是個水上大社會。其後隨營設軍械所，試製和改良各種槍炮，並極力誇獎他的劈山炮勝過"夷炮"。移駐安慶之後，擴大規模，改稱安慶軍械所。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譜》稱："又設內軍械所，製造洋槍洋炮，廣儲軍實。"第二年又開始試製小火輪，其生產方式開始由舊式的手工作坊進入近代工業生產。接著興辦金陵軍械所、蘇州炮局、上海炮局、上海鐵廠，最後發展成為引進西方科學技術，集培訓、製造、教育、翻譯於一體的多功能軍事工業中心江南製造總局，這就給一些從事造船製炮以及熟悉"洋務"的人才提供了發展的天地。如在衡陽時委成名標監衡州船廠，委褚汝航監湘潭分廠。調著名科學家徐壽主持安慶軍械所，調華蘅芳、吳嘉善、龔之棠、徐建寅等專家參加輪船試製。據朱東安《曾國藩傳》統計，先後為曾國藩經辦近代軍工、科技的主要人員有丁日昌、馮俊光、李興銳、陳蘭彬、劉瀚清、張斯桂、容閎、徐壽、華蘅芳、丁傑、龔之棠、吳嘉善、徐建寅、吳大廷、葉緒東、容雲甫、曾蘭生等。朱東安《曾國藩傳》第395頁。）同時還吸收了一些外國專家從事翻譯工作。這些人中有些是著名專家，通過他們的工作為中國近代工業培養了技術人才，有些則成長為軍政、船政和其他科學技術方麵的管理人才。
軍隊需要指揮，需要上下左右的聯係，於是就有了營務和文案的需要。營務大抵相當後世的參謀部，營以上建製多有設立。文案即後世的秘書班子，在軍隊建設中，文案本來次於營務，無奈曾國藩以文員帶兵，故他的秘書班子特別龐大，他自己曾經說過"敝處文人多於武將"。文案人員當時稱為幕僚，隨著他權力的擴大，他的幕僚班子也不斷擴大。曾國藩的幕僚分工很細，有專門負責起草奏折的，有專門負責對下批劄的，有專門負責承辦書啟、文案的，而負責奏折又因內容不同而有具體分工。也有不作事臨時客居的，甚至還有長期不作事在營讀書研究學問的，吳汝綸就是一例。曾國藩的幕僚待遇特豐厚，地位極尊榮，保舉升遷也極快，因而吸引了各類有一技之長的文人。也惟其如此，曾國藩的幕府才湧現出了如我們在本節前列舉的眾多人才。
曾國藩靠鎮壓太平軍起家，而太平軍並非是簡單的武裝起義，而是有朝廷、有軍隊、有各級政府、有自己法律的國家政權，每到一處，廢舊立新，重新設置。舊有官員或逃或死，實少苟存，而曾國藩每收複一處，對太平軍所置官員更是斬盡殺絕，少數像孫潤一樣投降太平軍的知縣還被淩遲處死，故凡被曾國藩收複的地區從督撫到絕大部分州縣一片空白，為曾國藩提供了空前的官員實缺，於是薦胡林翼為湖北巡撫，保左宗棠為浙江巡撫，保沈葆楨為江西巡撫，先後保彭玉磷、李續宜為安徽巡撫，保李鴻章為江蘇巡撫，保毛鴻賓為江蘇布政使，等等，也就順理成章，毫不足怪了。至於各府州縣，更是人員奇缺。曾國藩於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在《請揀調各員來皖補用折》中報告安徽的缺員情況說："通省實缺人員僅有知府二人，州縣二人，即候補亦屬寥寥。每出一缺，遴選乏員。"（《曾國藩全集》第6冊第3217頁。）據宣統三年資料，安徽省共有八府，五直隸州，五十五州縣。如今隻有知府二人，缺百分之七十五；知縣二人，缺百分之九十六。也惟其如此，曾國藩正好放手簡拔，曾於同治六年六月一次報署府州縣各缺二十名，其中知府四名，知州一名，知縣十五名。盡管如此，仍不敷用，不得不請求朝廷成批調用新選進士來安徽任職。
除此之外，還有各種經濟，文化，教育設施，為各種相應的人才提供了安置、發展的客觀條件。所有這些，都是隨著形勢的發展而出現的，所以說曾國藩人才戰略的成功，首先取決於形勢發展的客觀需要，而這個需要全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提供的特殊的時間與空間。
二、主觀營造的人才基地
曾國藩的人才戰略雖然是他個人提出的思想，但之所以能夠成功，則不是他個人的力量，而是一股曆史潮流，更是一種文化現象。這種現象由一個地區發源，而且其成就也以一個地區為主，這個地區就是湘鄉，故我們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湘鄉文化現象。湘鄉文化是由湘鄉人曾國藩、羅澤南等人提倡，以宋學為宗而發抒為軍隊建設的文化，姑且稱之為湘鄉軍事文化。營造這一文化的有兩大基地，簡言之，一學一府，即一個學館，一個幕府。學館是羅澤南事先於無意中開設的，而幕府則是曾國藩於事後有意設置的。
1.羅澤南的學館
在曾國藩的戰略思想章中我們提到，羅澤南的學館可以稱作曾國藩的軍校，其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曾軍的組成全賴羅澤南的弟子起家，而曾國藩最得力的高級將領又大多是羅澤南的得意門生。但是，這一切又不是羅澤南事先有意計劃的，他是在以教書育人為職業的常規教育活動中造就的。開館授徒，以教育為終身職業者比比皆是，何以獨羅澤南的弟子濟濟多才呢？這與羅澤南的教育方法和內容分不開，與湘鄉文化的氛圍分不開，更與曾國藩的影響和活動分不開。
羅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縣石牛灣（今雙豐縣石牛鄉）人。曾國藩所作《羅忠節公神道碑銘》敘其家世說："公家世貧甚。公少就學，王父屢典衣市米，節縮於家，專餉於塾。年十九，即借課徒取資自給。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連遭期功之戚十有一。嚐以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喪明。"（《曾國藩全集》第14冊第305頁。）王父即祖父，羅澤南父親可能不甚能幹，以致需要他祖父典衣市米，提供學費。羅澤南奉養也主要是他祖父，二十一歲時在離家十餘裏的青樹坪授館，每有學生饋送肴饌，"攜歸供大父"。
據《羅澤南年譜》記載，羅澤南十九歲開始設館授徒，先後在石衝蕭宅、新塘劉宅、石灰塘匡宅、江家塘張宅、新澤李宅、流南塘陳宅、長沙左宅、賀宅等處課讀，其中先後三次去漣濱書院、雙峰書院、城南書院進修。道光十九年（1839），羅澤南三十三歲，以郡試第一補弟子員，名聲漸振，從學者眾。"眾"是多少，無數據統計。李肖聃《羅山弟子錄》隻收錄了以下人員：
"王珍，亦作王，字璞山，湘鄉人。幼至孝，年二十四為諸生，從羅忠節公澤南遊，公深器之。鹹豐二年，粵軍入湘，縣令朱孫貽會招鄉勇千人教練，以羅公將中營，珍將左營，羅信南將右營。其冬入省垣，與曾文正講求兵事，號曰湘勇。負才氣，語天下事甚易，文正患之，稍裁汰其募勇，由是與曾不合。後以羅公戰歿武昌，引兵入鄂，病卒於樂安，年三十三，予諡壯武，有遺集若幹卷。平生師事羅山，而公服膺陽明王氏。軍暇讀《孝經》、《四書》。其部將張運蘭、王開化、王文瑞、劉典（陝西巡撫，諡果敏）、王壇琳、黃萬友、丁長勝，皆為時良將。劉鬆山（諡忠壯）尤稱絕倫。其用兵皆守師法。
"李續賓，字迪庵，沉毅寡言笑。羅公講學裏中，李從受學。後從督師立功，死三河之難，部下死者六千人，曾國華，何忠駿輩皆殉。清文宗手詔：‘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冀忠靈不昧，再生申甫以佐予也。’事跡詳曾公所作神道碑及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
"李續宜，字希庵，諡勇毅，仕至安徽巡撫，續賓弟也。與兄同受業羅公，以躬行不逮為恥。常謂求才之效，不可必得；求才之道，仍須自盡。事跡詳曾公所作神道碑。
"蔣益澧，字蘆泉，諡果敏。羅公募湘左營，令益澧將之。積功至廣東巡撫、閩浙總督。在軍與士卒同甘苦，守其師說。
"劉騰鴻，字峙蘭，湘鄉人，諡武烈。少讀書，不遇。駱秉章令率湘勇五百人剿巴陵土匪，乘勝複蒲圻。羅公攻武昌，一見知為將才，令增募五百人，遂師事羅公。行軍紀律極嚴，卒取民一鴨，立斬以徇。平生見善若驚，疾惡如仇。見同列攘功委過，輒憤憤不平，父象觀常戒之。攻九江殉節後，父書聯語吊之曰：‘不死於賊，必死於小人，今而後吾知免矣；未能事君，焉能事父母，已焉哉天實為之。’
"鍾近衡，字苔洲，少端愨，師事羅公，與聞宋儒飭躬克己之緒。自立課程日注，言動有過，自責如疾在身。羅公稱之，嚐謂劉公蓉曰：‘吾門為己之學，鍾生其庶幾乎。’王壯武奉駱秉章檄，增募湘軍六營，鍾與弟近濂各領一營，於蒲圻羊樓司遇敵，死之。從子慎、禹庭及弟近濂皆戰歿，一門殉難者五人。
"易良幹，與王壯武有葭莩之親，壯武與弟開仍書雲：‘昨見妹倩易臨莊，有儒雅之度。自言年已及冠，學問一無所成，恐遂終於淹沒，欲藉予為階，往見羅先生。’鹹豐三年，與羅信東鎮南，謝秀才邦翰從羅公援江西，戰死南昌城下。曾公歎曰：‘湘中子弟敢深入，雖敗為榮，官兵弗如也。’時夏廷樾將中軍，謝邦翰將左軍，羅公將右軍。邦翰死，李續賓將左軍。其初三百六十人為一營，羅公將中軍，王珍將左軍，羅秀才信南將右軍，皆湘鄉人。
"王開化，字心牧，珍弟。
"朱宗程，字鐵橋。
"康景暉，字鬥山。
"羅信北，字鏡。
"翁登，字雲窗。
"易良瀚，字芝生。
"潘鴻燾，字伊卿。
"左樞，字夢星。
"羅信南，字雲甫，鹹豐初與羅公分領湘軍。"
羅澤南辦館，沒有固定的地點。從年譜記載的簡單情況看，早年在江家塘張宅時間較長，三十歲後則在流南塘陳宅、洲上朱宅等地設館，三十八歲後進入長沙，先後在賀修齡、左輝壽等貴要人家設館。鹹豐元年，四十五歲的羅澤南館於雲貴總督賀長齡家，達到了他教學生涯的頂點。就在羅澤南去長沙設館的道光二十四年，曾國藩於當年正月二十六日致信諸弟說："六弟、九弟今年仍讀書省城羅山兄處附課甚好。既在此附課，則不必送詩文與他處看，以明有所專主也。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宗而博觀他途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羅山兄甚為劉霞仙、歐曉岑所推服。有楊生任光者，亦能道其梗概，則其可為師表明矣，惜吾不得常與居遊也。"（《曾國藩全集》第19冊第71頁。）曾國藩久居京城，從未與羅澤南謀麵，而竟推崇若此，可見羅澤南影響之大，並可知曾國華、曾國荃皆羅澤南弟子，隻是王安定著曾國藩年譜為尊者諱，避而不談，以致曾國荃自二十歲至二十四歲履曆均成空白。
羅澤南究竟有多少弟子，無法統計，但劉蓉為鍾近衡寫的墓表中為我們透露了一點消息。劉蓉說："君與弟楚池（近濂）各領五百人，從壯武乘勝逐北。三月七日，及之於蒲圻羊樓司，猝遇大隊，君隔圍中，力戰死之。壯武退保嶽州，城陷，楚池亦隕焉。自忠節公講學湘中，從遊者數百人，皆孑立名義相高。"（劉蓉《養晦齋文集·鍾君墓表》。）。
劉蓉在這裏告訴我們，羅澤南的弟子多至數百人，而且人人孑立，名義相高。所謂"孑立"即孑然而立，孑然，全體之貌，意即羅澤南弟子個個都能自成事業。當然，自立不等於個個終生從戎。羅澤南的學館畢竟不是軍校，有從戎的，更有從戎之後翻然悔悟而毅然退出的，羅信南就是一例。羅信南字雲浦，湘鄉白鷺灣（今婁底西陽鄉白鷺村）人，兄弟四人，分別為信南、信東、信西、信北。信南、信東於鹹豐二年隨羅澤南辦團練，鹹豐三年七月，信南自率一營隨羅澤南出援江西南昌，信東戰死。又見戰場死難甚多，盡是無辜生命，深悔自己當日所為，托病請假，乘船還鄉，並於舟中作七律兩首。第一首悔當初自己意念之差，為了功名利祿去衝鋒陷陣，以致輕送了愛弟性命。詩曰："孔懷投筆賦同仇，腸斷江西雁陣秋。唾手期飛麟閣上，衝鋒永訣須原頭。門閭風雨偏親老，竹簾勳名一戰休。竟作國殤邀寵恤，愁看花萼墜煙樓。"第二首寫自己受他人利用，為別人的功名作犧牲。詩曰："武臣惜死竟籠東，欲累書生作鬼雄。八十三人齊致命，一千餘裏咽悲風。夜台起舞雞聲早，海港無屍馬革空。報國何須分貴賤，隻憐無後四君同。"所謂"隻憐無後四君同"，指的是羅信東等四人既死，人們會日漸覺悟，日後再沒有誰去冒險賣命。但羅信南錯了，畢竟是"麒麟閣"上的功名利祿誘惑力大，不僅當事人認為有利可圖，旁觀者也認定這是升官發財的捷徑，大名鼎鼎的學問家俞樾就為羅信南的中途退出深表惋惜，他在《陶龕語錄序》中說："使先生終身從事行間，則其功績當不在忠節（指羅澤南）下。乃忠節赫然為中興名臣，卒成大業，而先生竟以角巾布衣老，使後人徒讀其《陶龕居士傳》，則以先生為晉之五柳先生，或唐之醉吟先生矣。"均見《陶龕語錄》。俞樾說得不錯，羅信南果然成了清末的五柳先生，回鄉隱居白鷺灣附近白道庵，以詩書自娛。因性好陶淵明詩，將陶詩置於神龕供奉，故自號陶龕居士。羅信南極思辦學授徒，因資力不足，無從實現。其子申田以其薪俸所入設陶龕學校，始遂其意。至其孫陶重規模始大，而陶龕學校至今猶存，曆數世滄桑，書聲琅琅不絕。
羅澤南弟子如羅信南者畢竟是少數（或以羅信南為羅澤南同宗同學），多數"終身從事行間"，即使是不從事行間的羅信南也頗知兵，隻是羅澤南過世太早，而且死後也隻贈巡撫，官位亦不甚高，故世無完整的弟子傳。他的數百弟子其整體麵貌如何，不得而知，但有兩點是清楚的，其一是曾國藩的湘軍賴以起家，其二是成名者甚眾。
湘軍之所以從湘鄉發源，而又以湘鄉人為骨幹，其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有羅澤南的學館作為各級將弁的培訓基地。苟無此基地，曾國藩再怎麼名噪位高，再怎麼殫思盡慮，既難以實現他的人才戰略，更無法完成他的"空前大業"。早於曾國藩的江忠源盡管領悟在前，但弄來弄去還是江家三兄弟，好在有後起的劉長佑、劉坤一接班。晚於曾國藩的胡林翼，盡管精明過人，但他的部屬除了越級提拔了曾國藩的舊部鮑超等外，主要骨幹還是羅澤南的弟子，就是很好的證明。
2.曾國藩的幕府
如果說羅澤南的學館是一所無意中興辦的湘軍人才學校，則曾國藩的幕府就是一所有計劃興辦的隨軍軍政學校了。幕府之設本不起於曾國藩，早在春秋戰國時就已經盛行。戰國時的信陵、平原、孟嚐、春申等"四君子"，養士動輒數千，就是龐大的幕府，而馮客孟嚐君更是人所共知的故事。其後相因不斷，唐代更盛，大詩人李白、杜甫、大文豪韓愈都曾為人做過幕僚。但戰國"四君子"之養士主要是搜羅人才，光耀自己的門麵，而唐以後的幕僚則純屬文案班子，李商隱的《韓碑》描寫裴度軍中的幕府情況說："武古通作牙爪，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眾猶虎貔。"行軍司馬即韓愈，說韓愈智且勇明顯是假話，實際的職責是"載筆隨"。載筆隨三字，寫盡了古幕僚的性質和作用。曾國藩的幕府雖然不及戰國四君子之盛，但他的職能卻難以"載筆隨"三字概括。曾國藩的幕府是綜合型的，多職能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參謀職能。曾國藩軍中雖然設有營務處，但真正起參謀作用的還是以文人為主體的幕府，而營務處本身就是幕府的一部分。每臨關鍵時刻，曾國藩必以各種形式與幕僚們反複榷商，然後定出對策。如鹹豐十年二月，太平軍為解天京之圍，忠王李秀成率大軍進攻浙江，用意在調清廷江南大營兵力東下。清軍果然上當，江南軍往援被擊潰，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曾國藩連續幾天與幕僚們研究對策，並請李續賓來營熟商。曾國藩三月初四日日記："與李申夫談，至更初止。"初五日記："鄧守之來久談。李希庵來，與之談，至三更盡。"初六日記："夜與希庵，申夫論安慶、桐城進兵事宜。"初七日記："夜與希庵，申夫談進兵大局，希庵之意，以餘部下圍安慶，多都護部下圍桐城，希部暫紮青草塥，為兩路援應之師，本日函商胡帥矣。"（《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471、472頁。）
通過反複研究，兵圍安慶的重大方案算是形成了。同年四月十三日，李秀成攻下杭州。曾國藩於四月十二日聞信，十分緊張，當即與幕僚們商議，當天日記寫道："申刻接張小浦信，知蘇州於十三日失守，不勝驚痛。關係天下全局至大，因與次青，小泉，少泉談。"二十三日記："傍夕與次青、小泉、少荃談時事。"二十五日記："見客三次，與次青、小泉諸人談。"（《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494、495頁。）這次雖然反複"談"，但並未作出什麼決策。同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國藩得到讓他以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消息，欣喜之餘急忙召集幕僚們研究如何開展工作。當日日記寫道："午刻得官帥信，知餘奉旨以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中飯後與次青等談時事，應如何下手，約一時許。"二十九日記："夜與次青，小泉諸人談。"這回算有了收獲，曾國藩在本日的附記中寫下了署兩江總督後十大下手之處，隻是第十條尚未最後醞釀成熟，故隻記了九條。附記寫道："一、裁官、裁綠營兵；二、和夷；三、以楚營法部江南之兵勇；四、嚴禁騷擾，賓禮才俊；五、糧台綜核名實，局員以少為貴，舉廉懲貪；六、核實保舉，慎重名器；七、屏術數星卜之士；八、守碉卡險要；九、拙速疾驅，不可頓兵堅城；十、……。"（《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496、497頁。）
這九大方略就是曾國藩日後任兩江總督的施政綱領，而綱領來自與幕僚們多日的反複"談"和自己的深思熟慮，通過"談"，既集中了幕僚們的智慧，又使幕僚們在實際問題的研討中增長了才幹，後來曾門四弟子之一的薛福成用了兩個生動的比喻深刻地說明了這種寓培養於實踐中的雙重作用："譬之導水，幕府則眾流之彙也；譬之力穡，幕府則播種之區也。"（轉引自朱東安《曾國藩傳》第337頁。）
二是文案職能。文案一詞本有兩種含義，一是公文案卷，相當於今日所說的文書檔案；一是文牘擬草，相當於今日所說的文字秘書。這裏的文案是合文書檔案與文牘草擬二者而言的。曾國藩的有關資料盡管因種種原因丟失不少，如他的日記自道光二十五年三月至鹹豐八年五月，片紙無存，但他的全集畢竟還有三十巨冊，這主要是他當年的文書檔案工作做得好。他的文案有嚴格的收發和保管製度。有關奏稿、書啟之類定時寄回老家湘鄉，請專人謄寫，所以他的資料現存兩套，一套存於內地，一套被攜往台灣。與曾國藩情況相反，後死18年於光緒十一年（1885）還駐廣州統兵抗法的兵部尚書彭玉麟，因終生不用幕僚，以故保存資料甚少，收入《彭玉麟集》僅得奏稿200件，書啟207通。至於曾國藩對秘書班子的重視，更為人所難及。同治五年以前先後入幕的有數百人，其中劉蓉，郭嵩燾、李元度、郭燾等都是文章高手。因為人員的流動性，而劉蓉、李元度等又主要在前方打仗，所以總覺自己身邊人手不夠，特別是缺少起草奏折的好手。他於同治五年三月二十六日致信已經做了湖北巡撫的曾國荃說："餘處亦無奏折好手，乃邀子密前來，事理較為清晰，文筆就見精當。自奏折外，沅弟又當找一書啟高手，說事明暢，以通各路之情。"（《曾國藩全集》第20冊第1250頁。）子密即錢應溥，拔貢生，朝考一等，僅以七品小官分吏部。太平天國起事，居家養親，"轉徙經年，須發為白"。《清史稿》稱其"工為文檄，敏捷如夙構，頃刻千言"，故曾國藩邀其入幕，並甚讚其文筆精當，錢應溥後官至工部尚書。曾國藩不僅自己注意文案班子，還千方百計為曾國荃物色人才。同治五年四月初三日致信曾國荃說："所論治鄂之道，均與兄屢次去信相符，惟奏折朋友苦思不得其人。近日憶得倪豹岑文蔚，壬子庶常改刑部。在外多年，仕途蹭蹬，嚴渭春曾保以湖北道員，未蒙俞允。亦曾充官相營務處，去夏四月進京供職。餘以其祖母年近九旬，恐有承重大故，勸其不必北上，而許每年濟以四百金。後餘倉猝北征，僅送過一次百金而已。本年渠在金陵坐鳳池書院，若請至弟署，令作奏折，必有可觀。若寫公事信函，則寫作俱佳，幾與意誠相近。其人和平敦厚，相處最好。惟渠奉祖母僑居金陵，安土重遷，必不願赴武漢。餘以函告李雨亭，為之勸駕（李、倪與範雲吉皆嚴所特保，皆良才也）。弟每月宜送百金，將來乃許以保留鄂省。渠濟目前之窘況，顧後來之出路，當可允許。"（《曾國藩全集》第20冊第1251頁。）倪豹岑即倪文蔚，安徽望江人，鹹豐二年進士，後官至廣東巡撫。曾國藩為了使用他，可說是費盡心機。
曾國藩為了充實文案班子，不僅百計搜羅，而且精心培養，趙烈文就是其中一例。趙烈文字惠甫，號能靜居士，三應鄉試報罷。強於文字，好經世之學，鹹豐六年入曾幕。曾國藩一麵倚為左右，一麵著力培養，從而成為曾幕中奏折的主筆。其培養辦法除在實踐中鍛練、就具體奏折修改指點外，還定期出題考試。如曾國藩同治六年五月初八日日記："夜接課卷二十餘篇，蓋初六日餘出策題一道，擬告示一道，令忠義局及各員應課，至是始交卷也，粗閱一過。"（《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749頁。）其中的各員自然包括了趙烈文。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二日記："揆帥會試幕僚，每月二期，今當第二試，應教撰《對策》一首。"（《能靜居士日記》，中華書局《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3冊，第235頁。）二十三日記："應教撰議一首……《多將軍會攻金陵或援陝西議》。"接著詳細抄錄他的議論之文說："元年，大師集金陵擒渠掃穴之際，乃逆賊窺我柳，迫我長安，上命多將軍撤會攻金陵之師，西援關中，督師相公命幕下議其事，某某謹獻議曰：‘伏論多將軍留攻金陵有四宜，西援關中有五不可。何謂四宜？將卒習粵賊之戰，粵賊我師之威，得軍之先聲，一宜也。壽春南下曆陽，東渡采石，著自左平吳之路，建瓴勢順，得地之利，二宜也。自此年初起，號曰東征，使竟其局，人士效命，得眾心之踴躍，三宜也。水軍楊彭，陸軍曾公，首尾素共，緩急相通，四宜也，……。’"可惜日記沒有抄錄曾國藩對此議的評語。不僅如此，曾國藩還正式收趙烈文為徒，於同治四年春行拜師大禮，改稱呼。
三是教育職能，我們說曾國藩的幕府是一所隨軍學校，主要是指他的教育職能，上麵提到的工作實踐和考試製度都是教育手段，可以謂之邊作邊學。值得一提的是曾國藩幕府還有不少不作事專門從事學習和研究的人員。這些人員主要來自朋友們的推薦和曾國藩自己認為有培養前途的年輕人。曾國藩像塾師一樣將他們帶在身邊，作業授課，鹹豐十年閏三月初十日記："旋王、馬諸生呈閱五日工課，與之久談。"（《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483頁。）五日功課大概是指初五日布置的功課，當然也可以理解為五日之內的功課。"與之久談"，大概就是今日的所謂麵授了。鹹豐十年五月初六日日記："閱《後漢書烏桓鮮卑傳》未畢，二及諸生呈繳工課，餘教以誠勤廉明四字，而勤字之要但在好問好察雲雲，反複開導。"（《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499頁。）上述兩處日記都是說"諸生"，而同治元年五月所記稱"令忠義局及各員應課"，可見諸生指的是純粹的學生，而不是屬員。但曾國藩的"諸生"與屬員在生活待遇上並無太大差別，猶今日的所謂帶薪學習，又是一種培養形式。
在諸生諸員中施教最勤，下功夫最大的，恐怕首推曾國藩的得意門生李榕了。李榕，字申夫，四川劍州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授禮部主事。鹹豐九年六月入曾幕，曾國藩日記於六月初三日寫道："禮部主事李榕申夫到營，即正月十一日所奏調者，四川人，壬子翰林，散館改部，與之久談。"（《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391頁。）五天後還專門請吃中飯，此後誘誨有加。鹹豐九年七月十六日記："中飯，李申夫在座，久談，約三時許，酉正歸去。"（《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405頁。）俗謂點燈為酉，足見談了整整一下午。鹹豐九年八月初一日記："夜，與雪琴、少泉、申夫談。"鹹豐九年九月廿四日記："是日與李申夫言，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動謂無人可用。"（《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422頁。）對李榕，曾國藩不僅言傳身教，而且讓他去第一線鍛煉，不斷指出努力方向。鹹豐九年十年二十五日，李榕從前線寫回報告，曾國藩於當天晚上回信說："燈時接來緘，具悉一切。營務處合嘉字營得住有法，欣慰之至。去黃梅日近，務宜勤發哨探。凡臨敵觀氣象，有二可慮：驕氣則有浮淫之色（淫、溢也、漫也），惰氣則有滯之色（晦也，暗也），望體察而補救之。"（《曾國藩全集》第22冊第1106頁。）二十六日晚又一次回信："來緘已悉，後幫今日住馬嶺，去棗子嶺六裏，去蘄水城十六裏也。前曾語閣下，取人為善，與人為善，閣下默記。近數日內取諸人者若幹事，與人者若幹事？大抵取諸人者當在小處，實處，與人者當在大處，空處。號手悠揚可聽，親兵驅使愈喜，或亦取諸人者乎？抑亦獨得心者乎？以後望將取諸人何事、與人者何事，隨時開一清單見示，每月彙總帳銷算一次，或即卜氏所雲日知月無忘者乎？順候日安。"（《曾國藩全集》第22冊第1107頁。）這哪裏在指揮作戰，簡直在磨煉做人。誨人細致如此，也可謂是能盡師道了。也可能是曾國藩要求太高，李榕頗思畏難而退，曾國藩於鹹豐十年正月三十日日記寫道："中飯後朱雲崖，李申夫自太湖來，與之談前敵各情。……是夜與朱、李久談，渠極言統領之難做，力辭此任。"（《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463頁。）但曾國藩沒有答應，堅持讓他"曆練"。後來率軍參加了多次重大戰役，積功擢湖南布政使。湖南財政見拙，他也學著老師曾國藩當年的做法，勒令富戶捐輸，而當時湖南的首戶是曾國荃，號稱良田百頃，因不敢問，以致罷官。王運《湘軍誌》記其事曰："其後湖南布政使李榕，倡言米捐，當先大戶。是時曾國荃號有百頃田，於法當上戶，榕不能問也，而京朝流言卒以敗榕。"（《湘軍誌》，嶽麓書社1983年合刊版，第165頁。）
此外還有專門從事古文研究的人員，如張裕釗，吳嘉賓，以及前麵提到的吳汝綸等。特別是對張裕釗，曾國藩更是倍加讚賞，充滿希望。鹹豐九年九月初三日記："張廉卿於午刻及夜間來船，痛談古文，喜吾學之有同誌者，欣慰無已。"九月初五日記："與張裕釗談文，頗。"初七日記："張廉卿來，與之論古文，頗，燈時去。"初八日記："張廉卿來，久談。飯後為張廉卿寫手卷一，書予甲辰年所作《五箴》。廉卿近日好學不倦，作古文亦極精進，餘門中可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臨別依依，餘亦篤愛，不忍舍去。求為其祖作墓誌，近日當應之也。"（《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416、417、418頁。）
另有吳嘉賓，情況又有區別。吳嘉賓即吳子序，江西南豐人，道光十八年曾國藩會試同年，是個隻會讀書不會辦事的書癡，也在曾營掛職拿薪。有次請去江西與福建交界的地方辦團練，曾國藩在他的稟帖上戲題道："該員著書是好手，辦事是外行；著書多而且精，辦事偏而且蠢。"以致全營鼓掌，本人也大笑不止。雖則如此，但待遇不薄。曾國藩每季送給五十兩，並"又附案以同知保之，但不令其辦公事，所以處宿學之士"。這樣曾國藩的幕府又帶有了接待、安置的性質。
除此之外，曾國藩的幕府還有後勤、司法、民運等諸多職能。而任何職能部門都是使用人的地方，更是培養、鍛煉人的地方。惟此之故，曾國藩周圍的人才群體能隨著他事業的發展不斷擴充，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三、一套搜求與培育人才的原則和方法
搜求與培育人才，曾國藩有他自己的一套原則與方法。他在鹹豐十年六月二十九的日記中寫道："本日思求人約有四類，求之道約有三端。治事約有四類，治之道約有三端。求人之四類，曰官也，紳也，綠營之兵也，招募之勇也。其求之之道三端，曰訪察，曰教化，曰督賞。采訪如鷙鳥猛獸求食，如商賈之求財。訪之既得，又辨其賢否，察其真偽。教者，誨人以善而導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從於不自知也。督責切，商鞅立木之法，孫子斬美人之意，所謂千金在前，猛虎在後也。"（《曾國藩全集》第16冊第516頁。）數日後去信李桓、李瀚章，強調用人要"仿湖北之例，楚材晉用"（《曾國藩全集》第22冊第1471頁。）。
曾國藩搜求人才，確乎有鷙鳥猛獸之求食、商賈之求財之勢，而且頗具一貫性。在京城時向鹹豐皇帝呈述過自己的求才思想，團練期間四處招攬人才，出省作戰之後又歎自己的地盤小容納有限，曾於鹹豐九年正月二十四日致信胡林翼說："敝處因凱章一軍未甚得手，又新募兵勇三千餘人。添營甚易，得統領之人千難萬難。此間日與酬對者僅有護衛之三千人，及本府之官紳數人。見聞太陋，殊悶人也。莊子雲：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閣下以一省為籠，又網羅鄰封賢俊，尚有乏才之歎，鄙人以營盤為籠，則雀且遠引高翔。"（《曾國藩全集》第22冊第846頁。）待到他做了署兩江總督，僅有了名義上的地盤，他的第一道告示《諭江南北士民》的第一條就是令紳民保舉人才，要以兩江之才平兩江之亂。（《曾國藩年譜》，嶽麓書社1986年版，第119頁。）任直隸總督時於《直隸清訟限期功過章程》第七條規定："州縣所屬士民，於才德學三科內全無所舉及舉而不實者，均記過一次；如舉得人，記功一次。"（《曾國藩全集》第14冊第415頁。）其於《直隸清訟事宜十條》中更有對有用人才的具體獎勵辦法，事宜的第十條寫道："本部堂分立三科以求賢士：凡孝友為宗族所信，睦姻為親黨所信者，是為有德之科；凡出力擔當難事，出財以襄成善舉者，是為有才之科；凡工於文字、詩賦，長於經解、策論者，是為有學之科。仰各州縣采訪、保舉。一縣之中，多者五六人，少者一二人。其全無所舉，及舉而不實者，該牧令皆予記過。教官如確有所見，亦可隨時稟報。舉有德者，本部堂或寄匾額以旌其宅，或延致來省，賜之酒食，饋之儀物。舉有才者，本部堂或飭屬派充團長，酌給薪水；或調省一見，劄令幫辦捕務。舉有學者，本部堂或薦諸學使，量加獎拔。或召之來省肄業，優給膏火。每州每縣，皆有數人為大吏所知，則正氣可以漸伸，奸宄因而斂跡。此雖與清訟無涉，而端本善俗，尤在於此。"（《曾國藩全集》第14冊第452頁。）於此可見他求才的一貫性，也可見其求才的虔誠性。
曾國藩所說的求人，實際上包括搜求要廣，要急，要有緊迫感，要有欲望感。所謂要廣，就是不能局限一處一地，楚才楚用可，楚才晉用也可。曾國藩這個思想也是逐步提高的，開始想到的也僅是自己管轄內的四個方麵："曰官也，紳也，綠營之兵也，招募之勇也。"然後再上升到"楚才晉用"。從自己轄區內求人才自然是必要的，而且是基本的，韓愈"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之歎，就是指當權者不知從自己的眼皮底下搜求人材。自己轄區內的人才尚且不能發現，不能使用，自然也就談不上廣泛搜求，即便搜求得來也不一定能量材使用了。所謂要有緊迫感，是迫切地感到事需人辦，事待人辦，因而有如鷹隼擊物，商賈求財。所謂渴望感是指內心有需要人才的渴望。鷹隼擊物是因為有求食的渴望，商賈求財是因為有貪利的渴望，在位者搜求人才是因為有需人、用人的渴望，而不是為了裝門麵，不是為了獲取個人愛才惜才的美名。
搜求人才還必須善於辨別人才，而辨別必須有標準。曾國藩把所有人才歸納為兩大類，一是官氣類，一是鄉氣類，對兩類人的特點描寫得惟肖惟妙。"大抵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妨彼得之礙。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事，但憑書辦家人之口說出，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語言則顧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兩者之失，厥咎維均。"（《曾國藩全集》第22冊第1506頁。）官氣多者講資格，擺架子，左右逢源，八方應付，"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語言無此妨彼礙之弊"。這種人的特點概括起來就是兩句話：老於事故，百不在乎。"鄉氣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樣"，指的是新任事的年輕人，或雖不年輕但初任職事，有著一種初出茅廬的銳氣和處事不夠老練的特點。所謂"鄉氣"正是與官場的仕氣比照而言的，其實"官氣"的特點也就是暮氣。"鄉氣"多者雖有不夠成熟的一麵，但他們的本質是朝氣，曾國藩把二者等量齊觀，以為"兩者之失，厥咎維均"，是不妥當的。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所以要"從先進"，看中的正是這種"野人"的銳氣與朝氣。
曾國藩理想中的人才是"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的人。"操守"在這裏主要是修養的意思，而"條理"主要是指工作能力，作事多條理而少大言，說明既有能力，又有涵養。這種人當然不容易得，於是就要培養。曾國藩培養人才的辦法主要是兩條：曰教化，曰督責。何謂教化？"誨人以善而導之以其所不能也，率之以躬而使其相從於不自知也"。何謂督責，"所謂千金在前猛虎在後也"。概括得準確深刻，道出了言傳身教的道理，似有人所未言的獨創，略作剖析如下。
1.關於教化
教和化在曾國藩眼裏是兩個不同的概括，教指的是言語的開導以達到其所不能的目的，"導之以其所不能也"。化指的是以身作則，通過自己的身教以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使其相從於不知也"。概括起來就是言傳身教。曾國藩理解的可貴之處在於將言傳身教四字條理化，層次化，從而達到了比通常的理解更加深刻的程度。教的手段是誨人以善，教的目的是導之以其所不能。反之能說不以善誨人不能謂之教，不能"導之以其所不能"不可謂之功。同樣，不能"率之能躬"不能謂之化，化而不能"使其相從於不自知"，不可謂之化成。這樣，教與化的性質、手段和目的，都有了比較清楚明確的解釋。
對於教化一語，曾國藩不僅有深刻的理論闡述，而且有大膽的力行實踐，其待李元度的態度就是很好的一例。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道光二十三年舉人，小曾國藩十歲。鹹豐元年入曾幕，五年獨領一軍，轉戰江西各地。跟隨曾國藩多年，出生入死，是曾國藩心腹之將。但其用兵行事，總是領會不了曾國藩的意圖，曾國藩總是耐心開導，誘其上進。從鹹豐五年五月至鹹豐六年十一月，先後去信五十二通，緊急時一日一通。信中或批評其不顧大局，或指出其處置失宜，或責其見識短淺，情深意篤，不愧嚴師。如鹹豐五年五月湖口水戰失利，李元度率領他的平江營離水師他往，曾國藩去信申斥說："自湖口、九江兩次挫失，論者皆謂水軍不可一日而離陸營，足下在船時亦數數言之矣。今甫登陸營，遂長篇累牘，但計陸軍之能自立，而不計水軍之能自立與否，不計其能遽進紮否，不計其上下能分兩軍否。各勇之失去坐船衣物，饒河、都昌上遊之賊舟，皆不複計及，但計較慰幸尊營之足以自立而已!"（《曾國藩全集》第21冊第495頁。）信中處處指責李元度不顧水師的安危、窘困，隻計較自營自立，措詞嚴厲，最後甚至還有"抑乃不仁之甚也"的話，真可謂是聲色俱厲了。
李元度畢竟是文人，少經戰陣，加之平時說話不免有些誇張，而於書信稟呈之間又難免有某些形容修飾，曾國藩怕他性格上的毛病影響軍事指揮，一再去信告誡。鹹豐五年七月十六日黎明寫信教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