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海沉浮信譽為先
晉文公守信用
晉文公（公元前697—前628年），姬姓，名重耳，與周王室同宗。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晉國國君，春秋五霸之一。
晉文公準備攻打原國，但隻攜帶著可供10天食用的糧食，於是就與大夫們約定10天作為期限，要攻下原國。
可是到原國10天後，晉文公卻沒有攻下原國，於是晉文公便下令敲鑼退軍，準備收兵回晉國。
這時，有戰士從原國回來報告說：“再有三天我們就可以攻下原國了。”這是攻下原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眼看就要取得勝利了。
晉文公身邊的群臣也勸諫說：“原國的糧食已經吃完了，兵力也用盡了，請國君再等待一些時日吧！”
然而晉文公卻語重心長地說：“我跟大夫們約定10天的期限，若不回去，是失去我的信用啊！為了得到原國而失去信用，我辦不到。”於是下令撤兵回晉國去了。
原國的百姓聽說這件事，都說：“有君王像文公這樣講信義的，怎可不歸附他呢？”於是原國的百姓紛紛歸順了晉國。
衛國的人也聽到這個消息，便說：“有君主像文公這樣講信義的，怎可不跟隨他呢？”於是歸順文公。
孔子聽說這件事後，就把它記載下來，並且評價說：“晉文公攻打原國竟獲得了衛國，是因為他能守信啊！”
“信蓋天下，然後方能約天下。”領導者隻有守信用，才能獲得部屬的信任；做人隻有講信義，才能交到天下朋友。
晉文公即位
公元前636年，秦穆公護送重耳回晉國。重耳即位，稱晉文公，即位後他在諸侯中威信很高。侍奉晉惠公的舊臣呂省和郤芮害怕遭到晉文公的迫害，所以想謀殺他。他們計劃放火燒他的宮室。勃鞮聽到了他們的陰謀，想預先告訴晉文公，但是文公拒絕讓他覲見，因為他曾經試圖刺殺文公兩次。勃鞮回答他當時奉命行事，提醒他“過去齊桓公沒有記恨管仲向他射箭”，晉文公聽了，便接待了勃鞮，勃鞮就揭露了呂省和郤芮的陰謀。呂省和郤芮逃走，秦穆公把他們俘獲殺死了。
公元前635年，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帶發起了兵變，周襄王無奈逃到鄭國，並向晉文公緊急請求援助。這時，秦國人也正準備去援救周王。晉文公想當霸主，他就想乘這個機會顯示一下自己的權力和威力，因此不顧晉國剛剛安定的局麵，決定在秦國人行動之前拯救周王，不想讓秦國人得到功勞。所以，他就幫助周襄王打敗了王子帶，並護送周襄王回到京城。為了感謝晉文公的恩惠，周王將河內、陽樊等地區贈送給了晉國。
寒食節
寒食節為有史料記載的中國傳統節日中最早形成的祭事節日。在唐代時，寒食節就被定為國家法定節日。中國古代的春祭活動都是在寒食節，後來又將其融入到清明節一並祭祀。
相傳寒食節的起源是為紀念春秋時期晉國人介子推（公姓介名推，又稱介之推，子為敬稱，之為虛詞）。當時，介子推與重耳流亡列國，為讓重耳充饑，介子推割自己身上的肉來給重耳吃。重耳複國為晉文公後，介子推不求利祿，與母親歸隱綿山。晉文公隻好焚山以求之賢，介子推堅決不出山，最後抱著大樹被燒死。晉文公將介子推的屍體葬在綿山，修祠立廟，並命令在介子推焚死之日禁火寒食以寄哀思，後代便相沿成俗。
唐人盧象在《寒食》中有詩曰：“之推言避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古為一人。深冤何用道，峻跡古無鄰。魂魄山河氣，風雷禦宇神。光煙榆柳火，怨曲龍蛇新。可歎文公霸，平生負此臣。”這裏所說的，就是表示寒食節來曆的“之推綿山焚身”的故事。也因為如此，山西的介休綿山被譽為“中國寒食清明文化之鄉”，每年都會在這裏舉行隆重的寒食清明祭祀活動。
商鞅立杆為信推變法
商鞅（約公元前390—前338年），衛國（今河南安陽市內黃梁莊鎮一帶）人。戰國時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姬姓，衛氏，全名為衛鞅。因衛鞅本為衛國公族之後，故又稱公孫鞅。後封於商，後人稱之商鞅。應秦孝公求賢令入秦，說服秦孝公變法圖強。孝公死後，受到貴族誣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車裂而死。其在秦執政二十餘年，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並使秦國長期淩駕於山東六國之上。但最後還是死於自己的法下。
商鞅年輕時，非常喜歡研究法律，是個很有才華的人。開始時，他在魏國宰相公叔痤的手下當一名小官，公叔痤發現他很有才能，就向魏惠王推薦，讓商鞅治理整個國家。但魏惠王沒有采納，所以商鞅在魏國始終沒有被重用。
後來，商鞅聽說秦國招募賢人。為了施展自己的才華和抱負，他毅然離開了魏國來到秦國。到秦國後，經人介紹，商鞅拜見了秦孝公，向秦孝公宣講了“治世不一道，使國不法古”的道理和富國強兵的辦法，很受秦孝公的賞識。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為秦國製定了一係列鼓勵耕戰的新法令。
商鞅所製定的法令條文，對懲罰和獎勵規定得都是很明確的，但也很嚴格。他認為，要想讓人們遵守法令，就必須先相信法令。他說：“對人的行為懷疑就談不上名義，對事情懷疑就談不上取得成就。”他怕老百姓不相信新法能真正實行，所以在新法令製定好之後，並沒有立即向老百姓公布，而是首先取信於老百姓，要老百姓相信他商鞅說的話是算數的，所製定的新法令是要按章辦事的，會說到做到。要樹立變法的信實感，怎麼辦呢？
商鞅命令手下人在鹹陽都城的南門市場上立了一個3丈高的木杆，專門用來公布告示，招募百姓將木杆搬走。如果誰能將木杆搬到北門，就獎勵他10金。開始時，老百姓對這件事都感到很奇怪，誰也不敢去搬動木杆。於是，商鞅就派人又張貼一張告示說：“能搬到北門的，獎勵他50金。”這時，有個膽大的人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把木杆從南門扛到了北門，商鞅真的命人賞給這個人50金。這件事迅速地在老百姓中間傳開了，人們也開始相信商鞅說話算數，不是哄騙人的。商鞅取得了老百姓的初步信任後，緊接著便在全國公布了新的法令。
新法實施以後，大部分人能按照法令規定辦事，但也有少數人不守法令。商鞅對這些人並不遷就，一律按法令辦事。開始時，太子帶頭違法，商鞅在不便直接處罰太子的情況下，嚴厲地懲罰了太子的兩位老師。這樣一來，就再也沒人敢違法了，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於是，秦國的社會秩序大治，出現了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的局麵，為秦國後來的富國強兵奠定了基礎。
國無信則不立。商鞅為了能夠順利地推行變法，把信義廣播於百姓而采取了這種做法，也最終推動了變法的成功。
齊魏韓三國聯合攻秦
周赧王十七年，齊、韓、魏三國聯合對秦進攻。戰爭開始後，趙、宋兩國並未真正協助秦國作戰，而是利用大國間的矛盾衝突，乘三國與秦作戰之機，兼並鄰近其他小國，以擴充自己的領土。三國進攻秦國的戰爭，持續了三年之久，最後攻進函穀關，迫使秦國承認戰敗，退還侵占魏的河外、封陵和韓的河外、武隧等地區，締結了和約，停止了戰爭。
法家思想
在先秦諸子百家中，針對一些社會問題，儒家提倡仁愛，墨家主張兼愛，而道家則認為：仁愛和兼愛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麼都不做，即主張“無為”的思想。三家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爭論，但是，他們都是主張回到過去的。就在這時，主張麵對未來的法家橫空出世。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戰國時期的商鞅和韓非。
可以說，法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的另類。在先秦在諸子百家當中，唯有法家的思想是必須以獻出生命來實踐、以流出鮮血來祭奠的。可以說，法家思想是血染的思想。為法家思想的發展流出鮮血、付出生命的，在當時不僅有許多有罪或無辜的貴族和貧民，還有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與韓非。
宋濂借書踐承諾
宋濂（1310—1381年），明朝開國元勳。字景濂，號潛溪，別號玄真子、玄真道士、玄真遁叟。諡號文憲。潛溪（今浙江義烏）人。元末明初文學家。宋濂家境貧寒，但自幼好學，曾受業於元末古文大家吳萊、柳貫、黃溍等。他一生刻苦學習，“自少至老，未嚐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元朝末年，元順帝曾召他為翰林院編修，他以奉養父母為由，辭不應召，修道著書。
宋濂從小時候起，就非常喜歡讀書學習，鑽研學問。但是他家裏很貧窮，上不起學，連書都買不起，隻好向有書的人借書讀。當地鄭義門的藏書非常豐富，他也很關心宋濂的學習，常常把書借給他讀。宋濂學習十分刻苦，在學習條件相當困難的情況下，還是閱讀了大量書籍。當他遇到好書的時候，更是愛不釋手。可是書是借別人的，不能不還，於是他就夜以繼日地把書抄寫下來。冬天，有時天氣很冷，外麵滴水成冰，室內也非常冷，連硯台都結了冰，手指也凍得幾乎拿不住筆了，但是他仍然堅持加緊抄書，抄完之後，及時把書還回去，從來沒有耽誤過還書的日期。就因為他誠實守信用，不少人都信得過他，肯把書借給他讀。
到了成年，當地能讀到的書宋濂都讀遍了，而他求學的要求也更加迫切了。他常常到百裏以外的地方去尋師求學，有時還要背著行李，趕不回去時就隨便找個地方住下來，忍饑挨凍也不灰心。有一次，他和一位名師約定上門求學，正好碰上下大雪的天氣。上路之後，雪越下越大，路上的積雪幾尺深，但他為了不失約，顧不得凍壞雙腳，還是步行趕去了。到了客棧時，四肢都凍僵了。好心的店主人很受感動，給他熱水喝，給他找來被子蓋上才漸漸暖和過來。
宋濂求教的老先生，都是很有名望的學者。隻要有機會，他一次也不放過求學的時機。他在外地學習，有時寄居在客棧裏，生活很艱苦，為了節省開支費用，一天隻吃兩頓飯，衣服穿得補了又補，很破舊。但他以求知為快樂，別的什麼都不在意。就這樣，他數十年如一日地刻苦求學，終於取得了成就。
宋濂借書不誤期，答應別人的事情也不因惡劣的環境而改變，他這種守信踐諾的品質是多麼的高尚啊！
一條鞭法改革
一條鞭法改革主要是指役法改革，也涉及田賦。明代時期，徭役原有裏甲正役、均徭和雜泛差役。其中以裏甲為主幹，以戶為基本單位，戶又按丁糧多寡分為三等九則，作為編征差徭的依據。丁指16至60歲的合齡男丁，糧指田賦。糧之多寡取決於地畝，因而徭役之中也包含有一部分地畝稅。這種徭役製的實行，以自耕農小土地所有製廣泛存在和地權相對穩定為條件。明中葉後，土地兼並劇烈，地權高度集中，加以官紳包攬、大戶詭寄、徭役日重、農民逃徙，裏甲戶丁和田額已多不實，政府財政收入減少。針對這種現象，不少人提出改革措施，國家從保證賦役出發，逐漸把編征徭役的重心由戶丁轉向田畝。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作用的上升，也為這一變革創造了條件。
對農民來說，其實這就是兩種性質不同的剝削。在沒有實行一條鞭法以前，差徭之中雖然有一部分攤派於田畝，但所占比重很小。而實行一條鞭法後，役銀由戶丁負擔的部分縮小，攤派於田畝的部分增大，國家增派的差徭主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已初步具有攤丁入畝的性質。它不隻減少了稅目，簡化了賦役征收方法，更重要的是賦役性質的變化。
在役銀編征方麵，一條鞭法改革打破了過去的裏甲界限，改為以州縣為基本單位，將一州縣役銀均派於該州縣之丁糧。編征同時，考慮到了民戶的土地財產及勞動力狀況，即所謂的“量地計丁”。據隆慶四年（1570年）戶部奏：江南布政司所屬府、州、縣各項差徭，通計一歲共用銀若幹，照依丁糧兩項編派，有丁無糧者作為下戶，仍納丁銀；有丁有糧者編為中戶，丁糧俱多者編為上戶，“俱照丁糧並納”。此經批準“著為定例”。可見，“量地計丁”在當時，是屬於編征役銀的基本原則。
宋濂詩詞
蕋珠岩
吟上蕋珠岩，詩成不敢寫。疑有綠毛仙，洗髓梅花下。
送許時用還剡
尊酒都門外，孤帆水驛飛。青雲諸老盡，白發幾人歸。風雨魚羹飯，煙霞鶴氅衣。因君動高興，予亦夢柴扉。
曉行
荒雞一再號，驅車事晨征。寥寥秋風肅，況此華日明。萬頃琉璃中，著吾一身行。肝膽盡冰雪，毛發亦含情。超然鴻蒙初，頓覺百慮冥，安得王子喬，為言此時情。
胡雪岩誠實不欺
胡光墉（1823—1885年），安徽績溪人，因在杭州經商，寄居杭州。幼名順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設銀號，後入浙江巡撫幕，為清軍籌運餉械，1866年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後，主持上海采運局局務，為左大借外債，籌供軍餉和訂購軍火，又依仗湘軍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餘處，並經營中藥、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資金最高達白銀2000萬兩以上。
1874年，“紅頂商人”胡雪岩在杭州的吳山腳下開設了胡慶餘堂。在中醫藥漫長的發展過程中，胡慶餘堂以其精湛的製藥技藝和獨特的人文價值，贏得了“江南藥王”的美譽。
胡慶餘堂的許多匾額都是朝外掛的，唯獨“戒欺匾”是掛在營業廳的背後的，因為這是掛給內部員工看的。這塊匾是胡雪岩親筆題寫的，內文為：“凡百貿易均著不得欺字，藥業關係性命尤為萬不可欺，餘存心濟世誓不以劣品弋取厚利，唯願諸君心餘之心。采辦務真，修製務精……”
“采辦務真”，這“真”字，指的是入藥的藥材一定要“真”，力求“道地”。胡慶餘堂在創建之初，胡雪岩曾派人去各產地收購各種道地藥材。比如去山東濮縣采購驢皮；去淮河流域采購淮山藥、生地、黃芪；去川貴采購當歸、黨參；去江西采購貝母、銀耳；去漢陽采購龜板；去關外采購人參、鹿茸等等。從源頭上，胡雪岩就著手抓好了藥品的質量。
“修製務精”，這個“修”，是中藥製作的行業術語。“精”就是精益求精，其意是要求員工要敬業，製藥要精益求精。在胡慶餘堂百年的曆史發展中，曾流傳著許多精心製藥的故事，如“局方紫雪丹”是一味鎮驚通竅的急救藥，按照古方製作，要求最後一道工序不宜用銅鐵鍋熬藥。為了確保藥效，胡雪岩不惜血本請來能工巧匠，鑄成了一套金鏟銀鍋，專門用來製作紫雪丹。如今，這套金鏟銀鍋已被列為國家一級文物，被譽為中華藥業的第一國寶。
胡雪岩誠實不欺、精益求精的經商準則也令他成為了中國最有名氣的“紅頂商人”，他信道而行的做事準則是我們當代青少年學習的典範。
《馬關條約》的簽訂過程
《馬關條約》是中國清政府與日本於1895年簽訂的喪權辱國的條約。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開始向外“開疆拓土”，而陸上西進的目標就是朝鮮和中國。1876年，日本強迫朝鮮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江華條約》，由此日本的侵略勢力開始進入朝鮮。清朝與朝鮮有著一定的宗藩關係，日本進駐朝鮮後，極力破壞這種關係，在朝鮮造成與中國的尖銳矛盾和多次衝突。1885年3月，中日簽訂《天津會議專條》，確立了兩國在朝鮮問題上的對等地位。此後，日本便開始有計劃地大力開展針對中國的擴軍備戰活動。
1894年春，朝鮮爆發東學黨農民起義，朝鮮政府請求中國援助。然而當清軍入朝時，日本卻以保護使館和僑民等名義大軍進駐朝鮮，並於7月25日突襲中國北洋艦隊，挑起了中日甲午戰爭。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初，日本又侵占了中國的山東威海。然而清政府無心抗戰，一再求和，最後派直隸總督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前往日本馬關，與日本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議和。
會談中，日方提出包括占領天津等地在內的4項苛刻條件，迫使李鴻章撤回了停戰要求。24日，李鴻章在回使館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傷。日本擔心這樣會造成第三國幹涉的借口，於是自動宣布休戰，雙方簽訂休戰條約，休戰期為21天，但休戰範圍僅限於奉天、直隸、山東各地。此時，日軍已占領澎湖，並出現威脅台灣之勢，而停戰也將這個地區除外，保持了日本在這裏的軍事壓力。
4月1日，日方提出苛刻的議和條款，李鴻章乞求降低條件。10日，日方提出最後修正案，要求中方明確表示是否接受，不能再繼續討論。在日本的威逼下，清政府被迫接受。4月17日，李鴻章代表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是指清政府官修的對外關係檔案資料彙編，又稱《三朝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共計道光朝80卷，文慶等編；鹹豐朝80卷，賈禎等編；同治朝100卷，寶鋆等編。
其中，道光朝自道光十六年（1836年）議禁鴉片開始，至二十九年止，收錄了這一期間涉外事項的上諭、廷寄、奏折、照會等檔案約2700件，總共220萬字。鹹豐朝起自道光三十年正月，到鹹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為止，計收諭折、照會等約3000件，共200萬字。同治朝自鹹豐十一年七月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為止，共收上諭、廷寄、折片等約3600件，共250萬字。
這三朝中，凡是涉及中外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如兩次鴉片戰爭、中外勾結鎮壓太平軍情況、沙俄強占中國東北土地以及教案問題、租界問題等等，都有記載。
《籌辦夷務始末》於1929年至1930年間由故宮博物院影印出版，但所錄的文件既無標題又缺乏目錄，所記的日期也都是用幹支計年的，使用起來非常不便。新中國成立後，中華書局對其進行了加工整理後出版，在每個文件上都加了標題、標點分段，並注明了公元月日，書後還增編了諭折索引以及事件等分類索引，令其使用起來非常方便。
十元錢還了幾十年
張強和王勁鬆曾經是一個連隊的戰友。退伍之後，張強在杭州工作，王勁鬆則輾轉至蘇州工作。
1965年的一天，王勁鬆從蘇州到杭州辦事。辦完事之後，他一摸口袋，發現錢不夠回蘇州了，於是他就想到了張強。“他找到我，我就借了他10元錢。”張強輕描淡寫地說。
在當時，10元錢不是小數目，張強一個月的工資才40多元錢。過了幾天，王勁鬆又來到杭州，準備還錢，卻發現再也找不到張強了，原來張強已調動了工作。王勁鬆到處打聽張強去了什麼單位，結果誰也不知道，回家之後，在妻子李豔紅麵前，王勁鬆這個大男人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