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特說：“飄浮在山頂的雲朵，隻有從遠處眺望才有確定的形狀，而一旦我們走進其中，便化為一片灰蒙的霧氣；與此相仿，各種語言的作用和特性雖然整個說來可以清晰地認識，可是一旦我們著手考察與其特性有關的具體細節，我們的對象便仿佛會從手中溜脫。”
也許，閱讀2011年的散文，也難免不墜入這麼兩難的境地，走近她，也可能失去她。我一直認為散文是最人間的最世俗的，但也是最貼近精神的部分。縱觀古今，無論東西方，人類的智慧和思索的記錄，多是散文體，從《論語》《莊子》《史記》到蘇格拉底的談話、培根的雋語、盧梭的懺悔、左拉的控訴。
洪堡特說詩歌不是每時每地都存在，而散文則是每時每地都陪伴著人，這樣的觀點我是認可的：
“詩歌隻能夠在生活的個別時刻和在精神的個別狀態之下萌生，散文則時時處處陪伴著人，在人的精神活動的所有表現形式中出現。散文與每個思想、每一感覺相維係。在一種語言裏，散文利用自身的準確性、明晰性、靈活性、生動性以及和諧悅耳的語言，一方麵能夠從每一個角度出發充分自由地發展起來，另一方麵則獲得了一種精微的感覺，從而能夠在每一個個別場合決定自由發展的適當程度。有了這樣一種散文，精神就能夠得到同樣自由、從容和健康的發展。
“如果一個民族的智能特性不夠有力，不足以上升到這一高度；或者，如果一個文明民族在智力方麵走上了下坡路，其語言脫離了精神，即脫離了它的強大力量和旺盛生命的唯一源泉，那就絕不可能構造出任何出色的散文；而如果精神創造變成了一大堆平淡無奇的學問，優秀的散文就會瀕於崩潰。”
散文不能都在書齋穿越而淩虛蹈空
人離開土地怎麼辦？這是賈平凹的迷茫，也應該是散文思索的根基所在。
賈平凹在今年推出了散文《定西筆記》，他說：“定西是真正的貧困地方，農耕氛圍很重，在那裏能看到齊全的傳統農具，手工耕作的牲口，牛、馬、驢一應俱全，對傳統農業保持得比較完整。中國好多地方雖然也貧困，但是農具、牲畜很多都沒有了。”
賈平凹以他特有的怪異的筆法記錄了定西鄉村風土人情，讓人仿佛在20世紀80年代讀他的《商州初錄》，賈平凹說：“在我的認識裏，中國有三塊地方很值得行走的，一是山西運城和臨汾一帶，二是陝西韓城合陽朝邑一帶，再就是甘肅隴右了。這三塊地方曆史悠久，文化純厚，都是國家的大德之域，其德剛健而文明，但同樣的命運使它們長期以來被國人忽略甚至遺忘。”在今年的“十一”，我到了臨汾洪洞一帶，感覺就是特異，賈平凹《定西筆記》是直麵人生直麵現實的文字，如今底層的生存狀態、社會情緒被某些人有意無意忽略了，好像城鎮化就是一切。有人對賈平凹說：“沒有比土地問題更讓人關注的，您敢於直麵這個問題，把一塊土地的命運，寫得蕩氣回腸，用土地本身表明了這個時代最深的傷口。”這是評價他去年的散文《一塊土地》的。賈平凹對當下是憂心的，他希望官員能夠看到他的文字。
小說的意味
劉亮程的散文《楊樹》《黑狗》，好像是從他的小說《鑿空》裏扒拉下來的。其實也可這樣說：《鑿空》就是一部和《呼蘭河傳》一樣的散文集，他寫了南疆阿不旦這樣神奇的地方，這裏的一切都仿佛是有生命的，這個村裏有驢師傅，說的是那些最擅長養驢並最懂得驢的人；還有狗師傅，有羊師傅，有雞師傅，還有拖拉機師傅，坎土曼師傅，而《楊樹》和《黑狗》寫出了樹和狗的命運，但其中狗和楊樹的意象，在劉亮程原先的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也出現過。《楊樹》《黑狗》這樣的散文有了很多的小說的要素，看似荒誕不經幽默滑稽卻真真實實飽含淚水。劉亮程對狗有著很深的感情和體認，他曾說狗耳聞目睹，見證了村莊的變化。狗能做到的就是一成不變，因為再變它也變不成人，安心做狗。那是村裏的狗，白天四處覓食，給人看門，受人打罵。晚上人睡著後村莊成了狗的，“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那是夜晚的狗，坐在草垛或土堆上，後腿臥地，前腿立起，腰挺直，脖子朝上，嘴朝上，眼睛望著高遠處，汪汪地叫，這時候的狗一下變得不一樣，從白天的低下生活中脫身而出，它的叫聲不再為一口狗食，為一點動靜，那是一種純粹的叫，對著我們不知道的茫茫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