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經脈理論的產生依賴於臨床醫學的發展，這是我們在研究了先秦傳統文化中的一係列醫學史料及《內經》中的一係列經脈理論後得出的結論之一。秦漢時期，臨床治療醫學中的灸灼、放血、微針通其經脈是經脈理論產生的重要基礎。從這一唯物史觀出發，本章 結合當今學者們在臨床工作中總結出的許多與植物神經有關的特定穴位對於內髒疾病的特殊療效，扼要論證了植物神經係統在經脈理論中占有的特殊地位。
兩千多年以前，我國先民對於腦、顱底經脈及視神經係與腦的關係做過解剖［1］，並將兩側頸總動脈、顱底的基底動脈、動脈環、視交叉等血管解剖結構稱作“陰、陽，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銳眥”（《靈樞·寒熱病》）。從而產生了主管運動功能的脈理論。脈理論的提出，恰與散在於《靈樞·經筋》中的“上過右角，並脈而行”及“傷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維筋相交”的理論銜接，已涉及到大腦運動功能定位問題［2］。但由於當時醫學科學水平、醫療實踐經驗的限製，人們在創立經脈理論的過程中將陰陽觀念與經脈理論結合，組成三陰三陽經脈，並將其分配於人體上、下肢的周徑上，起到了局部解剖定位作用；將五行－五髒調節論與經脈理論相結合，使五髒在經脈理論中依木、火、土、金、水的生克關係相推及取古天文、曆法中周而複始理論類比於十二經脈經（精）氣流注“如環無端”，近似於解決了循環係統的生理功能，但從此人們的思想也受限於上述古典經脈理論，影響了人體解剖學的發展，同時也就影響了人們對大腦及神經係統解剖的進一步研究。換句話說，在我國古典醫學人體調節理論中，是經脈調節論替代了神經調節論，經脈（血管）是經脈調節論的主體之一。古代醫家們對經脈理論的認識過程雖是多途徑的，但依賴於臨床治療醫學的發展。秦漢時期，我國古典治療醫學中“陷下則灸之”的灸療、“盛則泄之”的放血療法及“以微針通其經脈”的針刺療法都是直接對經脈施治的。因此，當我們研究經脈體係的調節功能時，是不應該忘記上述曆史過程的。承認經脈調節論替代了神經調節論，弄清經脈（血管）的實體在十二經脈循行中的某些模式地位，闡明經脈學說創立早期“經脈”在生理、病理調節理論的核心內容，仍然是當今醫學理論家們應該嚴肅正視的問題。現在讓我們回到秦漢時期探討經脈理論的早期內涵。
一、從秦漢時期的放血、刺灸部位窺視醫家們對經脈的認識
重溫我國古典醫學史料，便知秦漢時期我國的治療醫學中仍然偏重於外治療法，如那時仍然使用古老的火炙方法［3］以及熏療、熨療……等［4］。從總體上講，這些療法，都是以火焰或熱能為治病物質，施治麵積大，熱力強，容易取汗，有許多可取之處。但受到條件限製，而且烤炙麵積過大，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醫家們便將其不斷改進，促進了古典治療醫學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情況下，一些點狀治療方法的興起，使治療手段具有了一定的目的性。如放血療法、微針通脈療法、陷下灸之療法，都以經脈為直接刺激對象，其中放血療法是直接利用銳器刺破某一點的血管壁，使之放出一定數量的血液，達到整調機體功能與治病的目的。在《內經》中的放血療法86刺，治療疾病48種，有理論依據，有注意事項［5］。《靈樞·癲狂》說：“病至，視之有過者瀉之。”該文放血療法6刺，多次講到“血變而止”。《靈樞·陰陽二十五人》說：“脈結血不和，決之乃行。”《素問·三部九候》說：“……上實下虛，切而從之，索其結絡脈，刺出其血，以見通之。”都具有“氣至”與“得氣”的意義。秦漢時期由於醫學水平的限製，導致因放血而死人的事情時常發生，於是有醫家提出了“欲以微針通其經脈，調其血氣”（《靈樞·九針十二原》）的治療方案，導致了針刺療法的誕生。《內經》資料表明：針刺療法產生的早期，都強調直接刺入血管之中，目的在於既可刺激血管壁，調其血氣，又沒有放血死人的危險。用直接刺激經脈調其血氣的方法達到治病的目的，毫無疑問，比放血療法先進得多。它是一種純粹的調動機體自我調節因素的自然療法。如：“刺澀者，必中其脈，隨其逆順而久留之，……以和其脈”（《靈樞·邪氣髒腑病形》），“豹文刺者，左右前後針之，中脈為故”（《靈樞·官針》），“血不足，則視其虛經內針其脈中，久留而視，脈大，疾出其針”（《素問·調經論》）。用微針通脈後的“以和其脈”、“久留而視、脈大”都是直接將針刺入脈中後的反應，都具有針刺“得氣”的意義。《靈樞·刺節真邪》搜集了一則秦漢時期治療熱症的按摩療法：“大熱遍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其足陽明及大絡取之，……，因其偃臥，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動脈，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複，止如前，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這則秦漢時期的按摩療法，也是直接作用於血管壁的。
我國的灸療淵源遠久，它是由古老的火炙療法發展而來，灸療發展至《足臂十一脈灸經》時期，已規範為按每一條經脈施灸了（諸病此物者，皆灸××脈）。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第十八治方亦雲：“而灸太陰、太陽”。“倉公診籍”多次強調：“灸其足少陽脈……灸其足少陰脈”（《史記·扁鵲倉公列傳》）。在《內經》中反映直接在經脈上施灸者達數十處之多，如“陷下者，脈血結於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靈樞·禁服》）。在《素問·骨空論》、《靈樞·經脈》等篇中一再指出：“足陽明跗上動脈灸之”，“陷下則灸之”。不難看出，秦漢時期的灸法，主要是在經脈上直接施灸的，它的理論依據是“治寒以熱之”（《素問·至真要大論》），“血寒，故宜灸之”。
上述史料反映，以經脈為直接施治對象的治療方法，是建立在先民們對經脈有所認識的基礎之上的，當放血、微針通脈及灸療普遍實施之後，醫家們又從醫療實踐中總結臨床經驗，進一步提高了經脈對生理、病理調節作用的認識，促進了經脈理論的發展。東漢早期的王充在《論衡·順鼓》中指出：“投一寸之針，一丸之艾於血脈之蹊、篤病有瘳”，恰好反映了直接在經脈上進行刺灸的曆史過程。因此，當我們探討古典經脈理論內涵時，必須以經脈（血管）為基礎展開討論。孟昭威在研究經絡實質時曾說：“所謂經絡，按中醫的說法，是很具體的，有形的東西。……從《內經》直到清末的觀點，認為經絡是和血管有極密切的關係，……臨床上，刺血管壁，按經絡學說，自然也即涉及到刺經絡了”［6］。他指出：“根據上述說法，經絡本體似有一部分在血管上，另一部分在血管外，它是一個複合的體係”。孟氏的這段論述與秦漢時期經脈理論的基本內涵是一致的。古代醫家們依直接刺破經脈放血、微針通脈、視經脈陷下者直接對經脈施灸及其他認識而建立起經脈理論，因此說秦漢時期的經脈調節功能是與經脈（血管壁）的實體結構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