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章 突破以傳說為據論證醫學知識起源的老方法，從人類學、考古學知識出發，對人腦容量——腦組織學進化、人腦思維——腦生理學進化及遠古原始科學知識的同步發展三個方麵開展討論，澄清了醫學知識起源的“人類最初論”及巴甫洛夫的“有了人類的出現，就有了醫生的活動”等認識。初步斷定：在醫學知識起源與發展中，外治醫學先於內治醫學知識；外治醫學知識的起源應從近五萬年以來的新人階段算起。
數十年來，國內外醫史學家對醫學知識的起源進行了多層次探討，許多學者認為醫學知識的起源與遠古人類開展醫事活動有關，指出：“中國醫藥學的起源和形成，也是與我國勞動人民長期的勞動生活、生產實踐緊密相連的。”［1］這段論述，雖未涉及醫學知識起源的時限，但貫穿了勞動生活、生產實踐，是馬列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在醫學知識起源的時限上，有些論述則顯得比較含混。比如說：“原始人最初在采集植物充饑的過程中，也就開始發現了植物藥。”［2］甚至說：“有了人類的出現，就有了醫療活動。”［3］“人與獸鬥爭，人類已知殺獸以食，故有外傷，外科因之而興。沒有火以前，生食而傷腸胃，內科因之而起。”［3］我們之所以說以上論述比較含混，是因為文中有些概念不清楚。如“最初”指哪個年代？是猿人時期的最初，古人時期的最初，還是新人時期的最初？我國雲南元謀猿人，是170萬年前生活著的一支直立猿人，他們屬於直立猿人中的一個新亞種。“這一發現，揭開了中國曆史的第一章”［4］。假如依“有了人類的出現，就有了醫療的活動”推斷，那麼，我國最初醫療活動的時限是否應在170萬年前呢？根據人類大腦發展與進化規律分析，這樣的論斷可能欠妥。前蘇聯著名生理學家巴甫洛夫曾講：“有了人類的出現，就有了醫生的活動。如果認為醫學曆史是從有文字記載時期開始，那就錯了。”巴甫洛夫的前一句話是值得商榷的。但後文補充說明人類醫療活動的起源應在文字發明之前，這一點毫無疑問。我們的學者如果僅依巴氏的前一句話論證我國遠古醫學知識的起源，那就錯了。近十餘年來，我國醫史界對醫學知識起源十分關注，佳作不少。醫史界給醫學史下的定義為：“中國醫學史是關於中國醫藥學的起源、形成過程和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5］何愛華將我國醫史發展擬訂分期方案如下：“一、起源積累時期（170萬年前元謀人～公元前841年）；二、奠基形成時期（前841年～公元280年）；三、發展鞏固時期（280～1127年）；四、爭鳴革新時期（1127～1840年）；五、彙通結合時期（1840年以後）”［6］何氏根據我國曆史，總結前人經驗，明確提出我國醫史分期方案，具有積極意義，許多觀點十分可貴，讀之受益匪淺。何氏分析第一期時指出：“這個曆史時期，從人類學來講，……經過舊、新石器時代，越過蒙昧、野蠻時期，曆史進入考古學上的仰韶文化……，在這漫長時期中，人類的醫療活動隻能處於原始萌芽狀態。”何氏將公元前841年以前劃為我國醫學知識起源的萌芽時期，基本符合我國上古醫學發展史。但何氏將我國人類醫療活動起源的時限上溯太遠，似與巴氏存在同樣的問題。我們認為，醫學知識的起源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方麵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