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國後前三十年的圖書
建國初期的出版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人民政府沒收了國民黨政府和官僚資本的圖書出版業，廢除了國民黨政府限製圖書出版事業發展的一切反動法令。從此，數千年來主要為剝削階級利益服務的圖書出版事業為人民所掌握，圖書成為人民享受的財產，圖書事業開始了其繁榮和創新的新的曆史時期。
1949年2月北京解放之後，黨就在中宣部下設了出版委員會，領導出版事業的整頓、恢複工作。建國以後，又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之下設立了出版總署，作為國家領導出版工作的最高行政機構。
1949年10月3日，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在北京召開了首屆全國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1950年8月28日國家出版總署又召開了全國新華書店第二屆工作會議。緊接著，於同年9月15日召開了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確定了出版事業為人民服務的基本方針。這個方針一直在指導著新中國的出版事業。這幾次會議還通過了一些重要的決議和決定：關於統一全國新華書店的決議、關於成立人民出版社的決定、關於今後新華印刷廠工作的決定、關於今後新華書店工作的決定。按照上述決議和決定，將過去分散經營的新華書店統一為全國性的國營出版企業。後來又將兼營出版、印刷、發行的新華書店進行了專業分工，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人民出版社和獨立經營的各地新華印刷廠，以及專營發行工作的新華書店。同時，還由有關部門建立了一批專業出版社。這樣，我國社會主義圖書出版事業的基礎已經奠定，並且初具規模。
1952年8月16日，人民政府頒布了《管理書刊出版業、印刷業、發行業暫行條例》，規定了出版物的登記辦法和繳送樣本辦法。這樣，國家就能夠掌握全國出版事業的情況，並且為建立國家書庫作了準備。
1953年，黨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對私營工商業和手工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這樣就把私營出版業、印刷業、發行業逐步納入國營的軌道。
1954年，出版總署改組為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1955年7月20日國務院頒布了管理書刊租憑業暫行辦法。
為了實現黨的民族政策，為了扶助兄弟民族發展他們自己的文化，國家設立了民族出版社，用兄弟民族的語言出版書籍和報刊。
到1956年春，全國所有私營出版社、印刷業、發行業都實行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使得全國的印刷、出版和發行事業全部納入國家計劃。
圖書出版事業的曲折發展
從1949年到1979年這三十年間，是建國以來圖書出版事業曲折發展的時期。這中間包含著許多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這段曆史又可劃分為四個階段。
（1）從1949年到1956年是新中國圖書出版事業的健康發展階段。
新中國成立之後，圖書出版事業受到了黨和國家的重視，得到了迅速發展。到1956年，我國已經建立了一大批國營出版機構，並完成了改造私營出版企業的任務，圖書的品種與印數成倍增長，圖書的內容豐富多采，質量不斷提高。在這八年內，年出書品種從解放初的八千種增至二萬八千七百多種，印數從一億零五百萬冊（張）增至十七億八千四百多萬冊（張），躍居世界出版大國行列。到1956年，馬恩列斯著作出版了二百四十一種，並開始出版《列寧全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澤東選集》出版了三卷。社會科學、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文化教育和古籍等方麵的圖書也增長很快。注釋本《魯迅全集》出版了三卷，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人的多卷本文集也開始出版。《史記》、《資治通鑒》出版了新的校點本。《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等也經過整理校注，有了新的版本。自建國至1956年，共出版圖書十三萬七千多種，印數為六十四億二千多萬冊（張）。
1955年2月，國家正式頒布了漢字改革方案，開始推行簡體字。隨著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掃除文盲運動到處開展，認字的人大大增加，農民群眾對書刊的需要也急劇增長。這一切都對圖書出版事業提出了新的要求。
這一時期我國的造紙工業發展迅速。從1953年起，我國不僅可以生產各種印書紙張，還出口相當數量的新聞用紙，扭轉了百年來依賴從外國進口紙張的局麵。
在印刷工業和印刷技術方麵，也有相當的發展。新式大規模的印刷廠在北京、上海等地陸續建立起來。新式印刷技術，如膠版、影寫版等都廣泛地被用來印刷各種書報畫刊。排字方法也有了改進，提高了印刷的速度。
在這期間，我國也建立了統一的發行體製：圖書由新華書店統一發行，報刊由郵局統一發行。這對圖書出版事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也應當指出，在這期間，尤其是在剛解放的一、二年間，由於私營出版商，特別是一些投機商人的存在，因而出現了一些粗製濫造、內容荒謬的社會政治書籍、小說和連環畫，毒害了讀者，尤其是青少年讀者。1956年以前的學術出版物也存在著單篇論文的小冊子和論文彙編多，而係統的科學著作，尤其是精湛的、有創造性的巨著少的現象。
（2）從1957到1965年是建國以來圖書出版事業曲折發展的階段。
總的說來，在這一階段裏，我國圖書出版事業在原有的基礎上是繼續向前發展的，取得了不小的成績。此期，《列寧全集》三十九卷全部出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了十九卷，並出版了和開始出版新編的這兩套全集的四卷本選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後，還出版了《毛澤東著作選讀》甲、乙兩種版本；《魯迅全集》十卷本和《魯迅譯文集》十卷本出齊。另外，《數論導引》、《生物的進化》等一批科學著作的出版引起了國內外讀者的注目。文學藝術方麵，《青春之歌》、《紅岩》、《紅日》、《紅旗譜》、《創業史》、《林海雪原》、《山鄉巨變》、《三家巷》、《苦菜花》、《保衛延安》、《上海的早晨》等長篇小說的出版，在讀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星火燎原》等一批革命回憶錄的出版，對青年一代進行革命傳統教育起了積極作用。學術論著的出版也較為活躍。隨著當時學術界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和美學、形式邏輯、古典文學中現實主義傳統等問題的討論的展開，出版了一批討論文集及有關論著和參考書。高等學校統編教材的出版也較豐富，其中有不少是價值較高的學術著作。這一時期共出版圖書二十三萬一千多種。
從1957年開始，由於受“左”的思想的影響，圖書出版事業受到幹擾。由於反右鬥爭擴大化，著譯界、出版界一批知識分子被錯劃為右派，嚴重挫傷了圖書作者和出版工作者的積極性。1958年出書的數字雖然驚人，但這實際上是在當時的浮誇風影響下產生的，是不可信的。1959年黨內開展了反右傾鬥爭的“雙反”運動，使許多學術著作受到批判，雙百方針不能很好的貫徹執行，以致造成有學術價值的出版物大幅度減少，文藝創作也流於公式化、概念化。加上三年自然災害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到1961年圖書出版事業出現了低潮。
從1962年起，出版工作在國民經濟的整頓與恢複中開始回升。但由於“左”的思想未徹底清除，因此回升的速度不是很快。1965年的出書品種比1961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但仍然隻是1956年的百分之七十；印數比1961年增長百分之百以上，但隻比1956年增長百分之二十左右。
（3）1966—1976年是建國以來圖書事業遭到浩劫的階段。
“十年內亂”時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全國推行文化專製主義，利用他們竊取的權力，誣蔑十七年的出版工作是“反革命專政”，出版隊伍“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將許多出版社撤銷，編輯人員被遣散，廣大作家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力，大批書刊被禁絕，圖書出版事業遭到了一場空前的浩劫。從1967到1970年間，全國每年隻有出版物三、四千種，造成了我國曆史上罕見的“書荒”。1967年出版的圖書僅有二千九百二十五種，是建國以來最少的一年。從印數上看，1970年的印數為十七億八千六百四十九萬冊（張），是這一時期中最少的一年。從1966到1975年，十年共出版圖書七萬九千零二十七種，隻有圖書事業發展不快的1957到1965年這一階段的三分之一。
（4）1976—1979年是建國以來圖書出版事業的回升階段。
粉碎“四人幫”後，黨中央立即加強了對出版工作的領導，積極動員著譯力量從事創作、編著和翻譯工作。1977年在長沙召開了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提出了新時期出版工作的方針任務：“努力發展和繁榮各類圖書的出版，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傳播和積累科學文化知識，豐富人民文化生活，為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為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在三中全會的精神鼓舞下，全國圖書出版事業出現了蓬勃發展的一派繁榮景象。1979年全國出版各類圖書一萬七千二百多種，是1970年的三倍半。1979年全國出版雜誌一千四百七十種，比1970年出版的二十一種增長七十倍。經過幾年來思想上的撥亂反正，組織上的恢複與建設，我國的圖書出版事業又出現了生氣勃勃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