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講義，是要說明清朝一代學術變遷之大勢及其在文化上所貢獻的分量和價值。為什麼題目不叫做清代學術呢？因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經開清學的先河，民國的十來年，也可以算清學的結束和蛻化。把最近三百年認做學術史上一個時代的單位，似還適當，所以定名為《近三百年學術史》。
今年是公曆一九二三年。上溯三百年前之一六二三年，為明天啟三年，這部講義，就從那時候講起。若稍為概括一點，也可以說是十七八九三個世紀的中國學術史。
我三年前曾做過一部《清代學術概論》。那部書的範圍和這部講義差不多，但材料和組織很有些不同。希望諸君豫備一部當參考。
這個時代的學術主潮是：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
無論何方麵之學術，都有這樣趨勢。可惜客觀考察，多半仍限於紙片上事物，所以他的效用尚未能盡量發揮。此外還有一個支流是：排斥理論，提倡實踐。
這個支流屢起屢伏，始終未能很占勢力。總而言之，這三百年學術界所指向的路，我認為是不錯的——是對於從前很有特色而且有進步的，隻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貫澈。以後憑藉這點成績，擴充蛻變，再開出一個更切實更偉大的時代，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這回演講的微意。
凡研究一個時代思潮，必須把前頭的時代略為認清，才能知道那來龍去脈。本講義所講的時代，是從他前頭的時代反動出來。前頭的時代，可以把宋元明三朝總括為一個單位——公曆一○○○至一六○○——那個時代，有一種新學術係統出現，名曰“道學”。那六百年間，便是“道學”自發生成長以至衰落的全時期。那時代的道學思潮又為什麼能產生能成立呢？（一）因為再前一個時代便是六朝隋唐，物質上文化發達得很燦爛，建築、文學、美術、音樂等等都呈現曆史以來最活潑的狀況。後來，這種文明爛熟的結果，養成社會種種惰氣。自唐天寶間兩京陷落，過去的物質文明已交末運，跟著晚唐藩鎮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紛亂，人心越發厭倦，所以入到宋朝，便喜歡回到內生活的追求，向嚴肅素樸一路走去。（二）隋唐以來，印度佛教各派教理盡量輸入，思想界已經攙入許多新成分，但始終儒自儒、佛自佛，采一種不相聞問的態度。到了中晚唐，兩派接觸的程度日漸加增，一方麵有韓愈一流人據儒排佛，一方麵有梁肅、李翱一流人援佛入儒。到了兩宋，當然會產出儒佛結婚的新學派。加以那時候的佛家，各派都衰，禪宗獨盛。禪宗是打破佛家許多形式和理論，專用內觀工夫，越發與當時新建設之道學相接近，所以道學和禪宗，可以說是宋元明思想全部的代表。
道學派別，雖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點，是想把儒家言建設在形而上學——即玄學的基礎之上。原來儒家開宗的孔子不大喜歡說什麼“性與天道”，隻是想從日用行為極平實處陶養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輸入以後，一半由儒家的自衛，一半由時代人心的要求，總覺得把孔門學說找補些玄學的作料才能滿足。於是從“七十子後學者所記”的《禮記》裏頭抬出《大學》《中庸》兩篇出來，再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經》作為根據，來和印度思想對抗。“道學”最主要的精神，實在於此。所以在“道學”總旗幟底下，雖然有呂伯恭、朱晦庵、陳龍川各派，不專以談玄為主，然而大勢所趨，總是傾向到明心見性一路，結果自然要像陸子靜、王陽明的講法，才能澈底的成一片段。所以到明的中葉，姚江（王陽明）學派，奄襲全國，和佛門的禪宗，混為一家。這是距今三百五六十年前學術界的形勢。
在本講義所講的時代開始之時，王陽明去世已將近百年了。（陽明卒於嘉靖八年，當公曆一五二九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樂皇帝欽定的《性理大全》外，幾乎一書不讀。學術界本身，本來就像貧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憐。陽明是一位豪傑之士，他的學術像打藥針一般，令人興奮，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學結束，吐很大光芒。但晚年已經四方八麵受人妒嫉排擠，不得誌以死。陽明死後，他的門生，在朝者，如鄒東廓守益、歐陽南野德；在野者，如錢緒山德洪、王龍溪畿、羅近溪汝芳、王心齋艮，都有絕大氣魄，能把師門宗旨發揮光大，勢力籠蓋全國，然而反對的亦日益加增。反對派別，大略有三：其一，事功派，如張江陵居正輩，覺得他們都是書生迂闊，不切時務。其二，文學派，如王弇州世貞輩，覺得他們學問空疏，而且所講的太幹燥無味。其三，勢利派，毫無宗旨，惟利是趨，依附魏忠賢一班太監，專和正人君子作對，對於講學先生，自然疾之如仇。這三派中，除勢利派應該絕對排斥外，事功、文學兩派，本來都各有好處。但他們既已看不起道學派，道學派也看不起他們，由相輕變為相攻。結果這兩派為勢利派利用，隱然成為三角同盟以對付道學派。中間經過“議禮”、“紅丸”、“梃擊”、“移宮”諸大案，都是因宮廷中一種不相幹的事實，小題大做，雙方意見鬧到不得開交。到最後二三十年間，道學派大本營，前有“東林”，後有“複社”，都是用學術團體名義，實行政黨式的活動。他們對於惡勢力，拚命奮鬥的精神，固然十分可敬可佩，但黨勢漸成以後，依草附木的人日多，也不免流品很雜。總而言之，明朝所謂“士大夫社會”，以“八股先生”為土台。所有群眾運動，無論什麼“清流濁流”，都是八股先生最占勢力。東林、複社，雖比較的多幾位正人君子，然而打開窗戶說亮話，其實不過王陽明這麵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和魏忠賢那麵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打架。何況陽明這邊的末流，也放縱得不成話，如何心隱本名梁汝元、李卓吾贄等輩，簡直變成一個“花和尚”。他們提倡的“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把個人道德社會道德一切藩籬都衝破了，如何能令敵派人心服。這些話且不必多說。總之晚明政治和社會所以潰爛到那種程度，最大罪惡，自然是在那一群下流無恥的八股先生，巴結太監，魚肉人民。我們一點不能為他們饒恕。卻是和他們反對的，也不過一群上流無用的八股先生，添上幾句“致知格物”的口頭禪做幌子，和別人鬧意見鬧過不休。最高等的如顏習齋所謂“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至矣極矣。當他們筆頭上口角上吵得烏煙瘴氣的時候，張獻忠、李自成已經把殺人刀磨得飛快，準備著把千千萬萬人砍頭破肚，滿洲人已經把許多降將收了過去，準備著看風頭撿便宜貨入主中原。結果幾十年門戶黨派之爭，鬧到明朝亡了一齊拉倒。這便是前一期學術界最後的一幕悲劇。
明亡以後，學者痛定思痛，對於那群閹黨、強盜、降將，以及下流無恥的八股先生，罪惡滔天，不值得和他算賬了。卻是對於這一群上流無用的道學先生，到不能把他們的責任輕輕放過。李剛主說：……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死神於舉業。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懵然罔識，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學。……中國嚼筆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馬厲兵之一日，卒之盜賊蜂起，大命遂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傳之天下授之塞外……《恕穀集?書明劉戶部墓表後》又說：宋後，二氏學興，儒者浸淫其說，靜坐內視，論性談天，與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授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季世，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覺建功立名，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嗚呼，誰生厲階哉！《恕穀集?與方靈皋書》朱舜水說：明朝以時文取士。此物既為塵羹土飯，而講道學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講正心誠意，大資非笑，於是分門標榜，遂成水火，而國家被其禍。《舜水遺集?答林春信問》顧亭林說：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亭林既憤慨當時學風，以為明亡實由於此，推原禍始，自然責備到陽明。他說：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談、王介甫（安石）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後賢乎？《日知錄》卷十八王船山亦以為王學末流之弊，從陽明本身出來。他說：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聖之邪說，其究也，刑戮之民、閹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事理”之狂妄。《正蒙注?序論》費燕峰說：清談害實，始於魏晉，而固陋變中，盛於宋南北案：費氏提倡“實”與“中”兩義，故斥當時學派為害實變中。自漢至唐，異說亦時有，然士安學同，中實尚存。至宋而後，齊逞意見，專事口舌……又不降心將人情物理平居處事點勘離合，說者自說，事者自事，終為兩斷。一段好議論，美聽而已。……後儒所論，惟深山獨處，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蓋自性命之說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學者所當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無論其未嚐得而空言也，果“靜極”矣，“活潑潑地會”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裏”矣，“即物之理無不窮，本心之大無不立，而良心無不致”矣，亦止與達摩麵壁、天台止觀同一門庭。……何補於國？何益於家？何關於政事？何救於民生？……學術蠱壞，世道偏頗，而夷狄寇盜之禍亦相挺而起……《費氏遺書?弘道書》卷中平心而論，陽明學派，在二千年學術史上，確有相當之價值，不能一筆抹殺，上文所引諸家批評，不免都有些過火之處。但末流積弊，既已如此，舉國人心對於他既已由厭倦而變成憎惡，那麼這種學術，如何能久存？反動之起，當然是新時代一種迫切的要求了。
大反動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興以後。但晚明最末之二三十年，機兆已經大露，試把各方麵趨勢一一指陳。
第一，王學自身的反動。最顯著的是劉蕺山宗周一派，蕺山以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年）殉難特標“證人”主義，以“慎獨”為入手，對於龍溪王畿、近溪羅汝芳、心齋王艮諸人所述的王學，痛加針砭，總算是舍空談而趨實踐，把王學中談玄的成分減了好些。但這種反動，當然隻能認為舊時代的結局，不能認為新時代的開山。
第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動。晚明有兩位怪人，留下兩部怪書。其一為徐霞客名宏祖，生萬曆十三年（一五八五），卒崇禎十三年（一六四○），年五十六，是一位探險家，單身步行，把中國全國都遊曆遍了。他所著的書，名曰《霞客遊記》，內中一半雖屬描寫風景，一半卻是專研究山川脈絡，於西南——雲、貴、蜀、桂地理，考證極為詳確。中國實際調查的地理書，當以此為第一部。其二為宋長庚名應星，奉新人，卒年無考，丁文江推定為卒於順治、康熙間。是一位工業科學家。他所著有兩部書，一部是《畫音歸正》。據書名當是研究方音，可惜已佚；一部是《天工開物》商務印書館正在重印，用科學方法研究食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製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繪圖貼說，詳確明備。這兩部書不獨一洗明人不讀書的空談，而且比清人“專讀書的實談”還勝幾籌，真算得反動初期最有價值的作品。本條所舉，雖然不過一兩個人一兩部書，不能認為代表時代，然而學者厭蹈空喜踏實的精神，確已漸漸表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