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學做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有20多年了，深知“現代文學作品選”一類的教參書對於中文及相關專業本科生的重要性。記得有一位著名的現代文學史家曾說過一個意思：完整的大學中文教育，因不同的學習階段，學生所要學習的內容也有不同。對於本科生來說，最重要的是要學會作品賞析；碩士生階段則要進入“史”的層麵。至於博士生，則要進入“學科”領域。看來，對文學作品的閱讀與賞析，對於本科生是極其重要的。中國大學本科的文學教學一直有一個傳統，即采用“文學史”與“作品選”結合的方法。所以，類似“古代文學作品選”或“現當代文學作品選”一類的教參書在坊間常見，學生們手裏也有不同出版社、不同編選者的選本或選評本。不過，講授大學現當代文學的教師，絕非都懂得“作品選”如何“選”以及如何“評”。即將什麼樣的作品選入，選了又如何講評？這就出現了一類學者，或者說是學者的一項工作，即像做《宋詩選注》的錢鍾書那樣的“選家”。應當說，一個學者能夠成為“選家”是很難的。這既要有“史家”的宏闊視野和獨到的文學史“史觀”，還要有對作品的細讀功力。更深入地說，還要有對文學史作為“人”的曆史的理解。要做到這一點，非常不容易。
前一段時間，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的顏浩副教授將她主編、由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教研室的教師們集體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作品導讀》（以下簡稱《導讀》）的校樣給了我。伴著書稿紙上留有的墨香，我捧讀一遍，閱讀後的感受可謂欣喜過望。使我感受較深的，是顏浩等幾位學者的確表現出了“選家”的素質。
首先是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理解確有某種“史家”的眼光。我以為，本書的選者綜合了迄今為止的多種文學史敘述，按照選者的話就是“希望以新的文學史觀為基礎……力求做到全麵、公正、有典型性和代表意義”。自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誕生開始，就先後存在著不同的文學史敘述，如左翼的、啟蒙現代性的、日常性現代性的等等。但這些文學史敘述被多數人理解為無法融通、互相代替的關係。講授文學史的講台，於是成了翻燒餅的作坊。顏浩等人選編的這部《導讀》，從大的角度來說，是將多種文學史敘述融入自己的文學史史觀；從小處說，又不失自己的獨到理解。因此，讓什麼作品進入選本，對選者來說是費了許多心思的。舉例來說，現在的中文專業學生，大多不讀左翼文學，而這部《導讀》卻選入了吳組緗的作品。但是，選者選入該篇的考慮又與眾不同。一般的選本選編吳組緗的作品，通常是擇取其最常見的左翼小說《一千八百擔》，但這部選本卻選入了《菉竹山房》。照我看來，後者雖不是典型的左翼作品，但若論表現人性的細致與深度方麵，直接來自於五四的啟蒙現代性傳統。而其藝術上的精致，也超過了作者的其他篇什。同時，《導讀》又將《一千八百擔》放在“拓展閱讀”中加以說明。這樣的選法，就融會了多種文學史敘述，突破了一般死板的文學史教材的框框。讓學生們學會從不同角度，擴大對某一種文學形態認識的廣度與深度。
其次，《導讀》對作家某些作品的選入，也包含了選者對文學史某一種獨特的史實、事件的理解。在《導讀》的“作品導讀”的文字中，不僅有一般的文學史知識的講述，還有對文學事件的梳理、文學史實的集納，同時還有包括作家生活的各種材料引證。這種選法和導讀方法，也是一種史家的學術功夫。對於學生們來說，則是在不經意之間，也經曆了一次學術訓練，觸摸到了文學史學習中的細微之處。點點滴滴的選講文字，構成了同學們不曾讀到的另一種文學史。對學生們來說，這是一種補充學習，也是對作家們生命與創作曆程的深度體會。比如，選者選入了胡適早年的白話詩作《十一月二十四夜》，其中就透出了選者希望學生們了解胡適詩歌創作中的“刪詩”過程的想法。應該說，胡適白話詩的創作，包含了魯迅、周作人、俞平伯等人為之“刪詩”的成分。甚至於選者還從北大新發現的胡適遺物這一最新的資料，說明了胡適詩歌在“刪詩”過程中被經典化的史實。另外，像《導讀》選講了汪曾祺的《職業》、朱湘的《葬我》、穆旦的《在寒冷的臘月的夜裏》等，都不止於對作品一般的賞析。各種對文學史與作家生活史實的梳理，都透入了作家的精神世界，講述了作家的文學與生活、生命的關係。對於學生們來說，文學史知識不僅是紙上的“死”的文學史，而是一部有著活脫脫生命感的“人”的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