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派係矛盾同樣製約著民意的理性發展。在邊遠的農村鄉鎮，派係動員實際上是政黨政治動員的基礎，因此政黨的競爭在地方和基層就演變成為派係間的鬥爭。地方派係往往以種種諸如宗親的、地緣的、職緣的聯係進行社會動員，使得台灣的“民意”無法體現出民眾的本來意願。
2.台灣民意的變化
在台灣，盡管民意曾在較長的時間內因各種因素被綁架，但是，這種被綁架的“民意”並不會一成不變。麵對著民進黨的執政帶來的經濟下滑，社會動蕩，民生艱困等實際問題，人們的關注點不能不發生變化，地域情結及意識形態狂熱在人們的理性思考後難免不被拋棄，結束混亂，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已經逐漸成為多數台灣民眾的基本認知。
台灣民意變化首先表現為長期處於統治地位的狹隘區域意識、族群意識、地方派係意識有淡化之跡象，求和平、求穩定、求發展已經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民意。在2005年至2008年間台灣地區的幾次重要選舉中，執掌政權的民進黨連遭慘敗，實際是台灣主流民意對民進黨執政當局大搞“台獨”施政，惡化兩岸關係，引起經濟倒退、政局動蕩等錯誤政策的明確否定，是對陳水扁當局失德亂政、意識形態施政的總清算，也是對國民黨所主張的島內和兩岸政策的選擇和肯定。它表明國民黨的政策主張已獲得足夠的民意支持。這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台灣民眾逐步走出曆史認識的誤區，逐步回歸理性、務實、質樸的本性。
台灣民意的轉變還表現在對祖國大陸對台政策的理解和認同上。台灣實現第二次政黨輪替，不但是國民黨主張和平、中道路線的勝利和民進黨激進“台獨”路線的失敗，而且是祖國大陸對台政策的巨大勝利。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在對台工作中始終堅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努力為台灣同胞多辦實事。繼邀請台灣三個泛藍政黨領導人訪問大陸，建立兩岸政黨協商機製後，陸續出台數十項惠台措施，同時積極支持並促成兩岸民間團體開展技術性、業務性磋商和交流。胡錦濤總書記在提出對台工作中先後提出兩個“四點意見”，一個“六點意見”，對於島內民眾了解大陸，化解疑義，讚同兩岸合作，主張兩岸和平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有這些表明，近年來祖國大陸不但已牢牢掌握兩岸關係主導權、話語權，而且對台政策更加穩健、成熟，更加貼近台灣民心，進一步促進台灣的主流民意轉向理性。
3.中間選民左右台灣政局
在中間選民與候選人間的互動關係中，中間選民相對穩定，占據主動，他們可以選擇支持或投票，在沒有合適的候選人時他們會選擇不投票。因有較強的自主意識，加上人多勢眾，所以中間選民具有左右選戰和決定社會未來走向之能力。政治人物須依照中間選民的意向自我調整。
（1）真正意義上的“中間選民”主體群在台灣還沒有形成，一些政治參與願望低下的“無意識選民”在中間選民中占比例較大。這與台灣民主政治不成熟相關。族群政治動員使選民受到強大政治力的牽拽，選民政策意向分布出現雙峰化特征，而中間選民的核心地帶出現“凹陷”。一個較為成熟的選舉社會，選民對於選舉結果的接受較為平和，因為候選人會向中間選民的立場靠攏。即使不是自己屬意的人當選，應當也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人。在目前的台灣，候選人的落選會在投票人內心造成嚴重的挫敗感。
（2）台灣的民主選舉從一開始就走上了“族群政治”的歧途。一些持有極端意識形態的政治力量為獲支持，通過喚起族群集體悲情記憶來動員群眾，以被剝奪的危機感來刺激選民，進而將這樣一批情緒化支持者固化為政黨的“基本盤”。民眾對政黨的認同和選擇，情感因素占據主要成分。
族群政治打破了在成熟的民主社會中以議題結盟的遊戲模式，而出現近乎永久性的結盟。支持者對黨派或候選人的支持主要源於情感，而不是利益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