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唐德剛教授的《胡適雜憶》（華文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首先讀到的是周策縱先生的序。序中說道：“唐德剛教授在這裏把胡適寫得生龍活虎，但又不是公式般裝飾什麼英雄超人。他筆下的胡適隻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錯誤和缺點的真實人物。”就傳記文學的寫作而言，這般判斷算不得新鮮獨到，但唐教授所寫的是一個“箭垛式”人物，這就顯得很難。直至讀罷《胡適雜憶》全書，我便心悅誠服地感歎起唐德剛教授的才華筆力，以及那種對於對家的入木三分了。寫人難，寫偉人更難。寫“箭垛式”的名人可謂難上加難。《胡適雜憶》真的是把胡適寫活了，在這些嚴肅的或談笑風生的文字中，唐教授並不因了自己是胡適的弟子或朋友，而掩飾對象的諸如思想、學術、才華。做人之類的“白璧微瑕”，也不回避其中的缺點、錯誤。但越是這樣寫，便越使人覺得胡適的高大。這自然要歸功於唐教授的功夫了；不過，功夫不是技巧，或不僅僅是技巧，而是功夫者的辨識學問的結果。
所以周策縱先生說：“讀了德剛的胡適，你也可以和他握手寒暄，笑語談辯，不知夜之將盡，人之將老，也在胡適裏找到唐德剛。”於是，我們既讀到了胡適，也讀到了唐德剛。這便是隨時隨地可以從《胡適雜憶》中領略到的那種“大家”寫“大家”的文采或風度。中國是一個傳記文學的世界大戶，自司馬遷的《史記》始，便有了縱橫自如而活靈活現的傳記人物傳統，而現代（包括當代）中國可以作為傳記文學對象的人物，大約不容易數清，但至今卻無幾部可讀可信的作品，更見不到幾部於自成一格的文字中把人物的靈魂及音容笑貌坦然推到讀者麵前的“傳記文學”。這不能不認為是炎黃子孫的羞愧與悲哀了。當然，其中不能僅僅指責作者的無才無識一它實在是一個時代的文化氛圍所致啊！
周策縱先生不失為唐教授的知音（“我的朋友”），他深諳“被序者”做學問寫文章的旨意，也熟悉對方傳達見解的方式與效果，所以他說：“我們不必要同意作者所說的一切。因為我知道，他所提倡的，正是要大家各自去獨立思考，獨立判斷。他如能引起你多去想一想，那他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一大半了。至於你作出什麼結論，那隻是你自己的事。”我想，今天的文章者、學問者，乃至作家者、評論者，所缺少的正是這種度量、這種涵養、這種機智呀！倘如今的文學界、學術界，也多一點兒唐教授的這種提倡，那不知會增添多少倍的活潑與生機。
夏誌清先生也為《胡適雜憶》寫了序文，且帶有考證與研討的氣息。他對唐德剛教授的“才氣縱橫、博學多智”極為讚賞。他說：“今日散文界有此唐派新腔可聽，我覺得十分可喜。”又說：“《胡適雜憶》出版後，我想他應公認是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他倒沒有走胡適的老路，寫一清如水的純白話。德剛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詼諧，寫起文章來，口無遮攔，氣勢極盛，讀起來真是妙趣橫生。”我們暫且不論夏誌清先生對於《胡適雜憶》的評價，因為讀了唐教授的著作之後自會意識到夏先生的判斷的精當可靠。這裏值得一提的，倒是夏先生對於《胡適雜憶》的文體稱謂。在夏先生的心目中，《胡適雜憶》是散文，而周策縱先生在序中則稱唐教授的寫法“承襲了古今中外傳記文學的優良傳統”。我想說的是，把《胡適雜憶》稱為散文或視作傳記文學，都是可以的，況且，傳記文學（國內又被視為報告文學的一種）本來就是散文的一種形態，隻不過是堅持了非虛構敘述的真實原則（而其他散文形態是允許虛構或誇張的散文是一種自由而廣泛的文體，除了傳記文學或報告文學之外，諸如遊記、雜文、隨筆、劄記之類，大約都是可以稱為散文的。從這一意義上說，《胡適雜憶》給我們開拓了散文的視界，並擁有一種震動國內散文觀念的力量。這種感覺與前幾年讀林語堂的《吾土吾民》（八十年代國內譯本為《中國人》）之後所產生的感覺有點兒相似。國內的文學創作界一提到散文，不由自主地想起楊朔、秦牧、劉白羽等散文家，而很少想到魯迅也是一位長於雜文的散文家，更提不到胡適、林語堂、周作人、鬱達夫、梁實秋、沈從文的散文了。這幾十年來，國內散文的創作路子越走越窄，幾乎是步入了一條小胡同一凡編輯“散文集”，也就很少把傳記文學、雜文、隨筆、序跋、劄記之類的“美文”納入其中，而“楊朔式”的散文又往往乏於精彩的洞觀及見解而令人感到單薄、膚淺、枯燥。更令人沮喪的是，中國有兩千年的散文傳統，自諸子百家始，曾留下了數不清的散文珍品，但在高奏弘揚民族文化大調的今日文壇，我們究竟領悟與發揚了多少“民族文化”？我想，無論從哪個角度理解，如今從事散文創作的作家或熱愛散文的讀者，潛心讀一讀漂泊海外幾十年的唐德剛教授的《胡適雜憶》，那將是一樁收益無窮的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