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務實破解“三農”難題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是中國的一個曆史難題。這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也是關係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帶有根本性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曾斷言：中國的問題就是農民的問題，解決了農民問題就解決了中國的問題。他認準了這一點，創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並由此創建起一個社會主義新中國。在建設全麵小康社會的進程中，新的黨中央領導集體也認準了這一點：要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就必須切實解決“三農”問題。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麵小康。因此，破解“三農”問題，成為新世紀黨和政府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中央第一號文件對“三農”問題的鎖定，讓我們看到了中央解決“三農”問題所下的決心，也讓我們看到了“三農”問題在新世紀獲破解的良好前景。
是的，我們該實實在在地解決“三農”問題了。這不僅是政治上的需要——因為農民安、天下安；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因為“三農”問題的有效解決必將促進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解決“三農”問題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題中應有之義；更是人權與人道的需要——“以人為本”就應該讓社會的每個公民，尤其包括農民，都能享受平等的待遇、過上與城市居民一樣的富裕生活。中國以農立國，是農業支撐著中華民族從曆史走到今天的輝煌。經過二十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六位，人均GDP已越過基本小康，中國社會已經具備了反哺“三農”的能力，也到了全社會反哺“三農”的時候了。而事實上，“三農”問題已經成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國現代化所必須突破的瓶頸。
一、“三農”問題：中國現代化瓶頸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新世紀的目標，就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現代化。而要達到這個目標，“三農”問題已經成為最大的瓶頸。
大量的數據表明，中國的農業是一個效益低下的弱質產業，農村是貧困的代名詞，農民是當前最大的弱勢群體。在2003年裏，占國家人口近2/3的農村人口，創造的財富則在社會總財富中占的份額越來越少。據國家統計報告，2003年全國三次產業結構比例為14.8∶52.9∶32.3。為使生活有所改善，2003年有將近一億農民背井離鄉外出謀生，到城裏打工，即便如此，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現實仍沒改變。而作為靠土地吃飯的農民，其從農業生產中獲得的收入更是連年下降。1997年以後，農民收入增長一直低於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長——從1997年到2002年的六年間，農民收入的增長速度低於5%，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為8.6%。而由此而來的城鄉收入差距的絕對數更是驚人。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業調查隊的調查數據，2001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僅為2366元，而同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人均年工資已超過1萬元。到2002年底，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農民的3.11倍。有人把城市居民享受的公共設施及一些社會資源計算在內，認為農民與城市居民的差距更大。這樣一個龐大的弱質產業和弱勢群體，其境況如果不能得到改善，何來全麵小康，何談現代化？
當前的農業生產，是在聯產承包責任製的背景下開展的。這個經濟製度變革所產生的增長效益曾是十分可觀的。林毅夫在分析1978—1984年間中國農業增長的源泉時，運用生產函數測算出，此間農業產出增長42．23%，在增長的各種解釋變量中，製度變革的貢獻占46．89%，相當於同期化肥、資本、勞動力、土地投入的總效應。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中國進入WTO之後，這種經濟製度也逐漸顯露出其局限性，即每個農戶經營土地的規模太小，無法適應現代產業化的大趨勢。而個體生產的產品，在數量與價格上都缺乏市場競爭力，其增長漸次放緩，甚至開始拉整個社會經濟的後腿。
在一些地區，農民的各種負擔依然十分沉重，農民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相對緊張。直接補貼農民的糧食流通體製改革則勢必觸及地方政府的利益，從而也不可能一帆風順。由於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農業效益低下，城鄉統籌發展、轉移農村勞動力的要求十分迫切，然而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化格局卻不斷為改革設置盤根錯節的障礙。更緊迫的是，雖然有關部門多次強調“要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製度”，但各地違法批地用地、亂占濫用耕地現象依然突出，失地農民的補償和安置不落實，形成當前農村土地承包法實施中的突出問題，影響著農村大局的穩定，也影響著農村現代化進程。
如果說天災所展示的僅僅是偶然性的悲劇，那麼接連不斷的人禍則是對愈演愈烈的社會矛盾一次次地發出警告。其中不乏引起強烈社會反響的惡性事件。近年來，農民上訪數量驟增，農民群集性衝擊鄉鎮政府與縣委政府的事件時有發生。例如，2003年7月，位於陝西省安康市旬陽縣桐木鄉的湧泉村，在當地政府退耕還林政策執行過程中，五天之內連續發生了三起農民自殺事件，其中兩人死亡；接近年底，又上演了一幕幕大量農民工追討工錢的慘烈故事，這一些都衝擊著我們正在進行的現代化建設。有人預言，如果不能及時消除或者緩解產生悲劇的製度根源，還將繼續麵臨“三農”領域突出矛盾的大量爆發。甚至有人還“危言聳聽”地說，如果此種狀況繼續惡化的話，那就不僅是影響農村現代化進程的問題，而是會動搖黨的執政地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