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本書是一段難以忘懷的記憶，寫的是“那個特殊的年代”裏勞改隊中“就業人員”形形色色的婚戀故事。
我在勞改隊生活了23年，經曆了天天背死人的三年“自然災害”和頃刻之間房倒屋塌，全場砸死五百多人的大地震，真是九死一生。僥幸能夠活了下來，最後身體健康地走出勞改農場，簡直就是一大奇跡。
自古以來，監獄裏關押的人各種各樣，有壞人也有受冤的人，還有特別壞的人和特別好的人。我當然算不上是特別好的人，但自信也還不是特別壞的人。於是我這個“中間分子”周旋於特別好的和特別壞的人之間，在夾縫中求生，一晃就是23年！
在那個年代，勞改隊裏生旦淨末醜各色人等一應俱全，演出的文戲武戲林林總總、五花八門。一個酷愛寫作的人，有幸能夠在這種場合生活幾年，所得到的人生感悟，肯定比上幾次大學、拿到博士或博士後的收獲還要多得多，創作素材簡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隻可惜“勞改大學”的“收費”太高，“學製”也太長，許多人包括我在內，都是付出了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代價，曆時20多個春秋方才“畢業”的。更可憐的是：有人甚至付出了更高的代價，沒能等到“畢業”就“夭折退學”了。
既然如此，我就不能辜負老天爺的安排，應該把我的所見所聞和親身經曆寫出來，留給世人去閱讀並反思。“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嘛！
今天的讀者，大部分對50年前的勞改生活是相當陌生的。為便於大家多少了解一點兒當年的勞改生活，在進入閱讀正文之前，先簡單介紹一下什麼叫“勞改”和“二勞改”。——“勞改”一詞，見於詞典和當年的報章雜誌文件，現在已經不再使用；而《牛津大詞典》，卻作為英語單詞收入了lao gai一詞。至於“二勞改”則隻有在勞改單位及附近村莊通行，一般讀者，並不了解。
對於判處徒刑的各種犯罪分子，采取“勞動改造”的手段，目的是通過勞動把各種犯罪分子改造為遵守社會主義法製的新人，這是新中國的勞改政策。
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當然是極大的好事。
20世紀60年代初期以前，經過勞改釋放出來的人，不論他留在勞改單位工作或在社會上就業，凡是不剝奪政治權利的，完全享受與一般公民相同的政治權利：不但一視同仁，一樣可以參加工會，隻要勞動積極，有貢獻和創造的，一樣可以被評為勞動模範，並到療養院去療養。
勞改並不是萬能的。勞動可以創造世界，可以改造好吃懶做的“二流子”；但是僅憑單純的體力勞動，並不能完全改變一個人的世界觀。人的思想認識問題，隻能通過理論和實踐來檢驗和改變。因此，任何時候，勞改犯中必然有“反改造分子”存在。在勞改釋放的人中，繼續或重新犯罪的比例，絕對比普通百姓多。大概從上個世紀60年代初開始，在“淨化城市”的口號下，有關部門首先在北京市推出一項新政策：凡是北京市戶口的犯人，勞改釋放以後，一般不許離開勞改單位，而必須強製留場（廠）就業，繼續勞動改造，並有一個稱號，叫作“就業人員”。所不同的是每月發工資：一級工32元，二級工36.5元，三級工41.6元，四級工47.3元……五級工、六級工，名義上是有的，但實際上不存在，或是基本上不存在；此外，還有“等外級”：等外一級27元，等外二級25元。
人們通常把“強製留場（廠）就業”的勞改釋放分子、勞教解除分子，統稱為“二勞改”，因為那是“勞改以後的第二階段”。
“二勞改”這個名稱雖然未見於國家法典和當代漢語詞典，但在勞改單位及其所在地周圍的人們口語中，則是絕對通行的，隻不過具體涵義可能會因地區不同而小有差異罷了。在勞改分子的隊伍中，還有一部分人是“勞動教養分子”，簡稱“勞教分子”。按照《勞動教養條例》的規定，勞動教養所麵對的，是“輕微犯法分子”，可以不追究或免於刑事責任，所以屬於“最高行政處分”，不需要經過司法部門審判，隻要所在單位申請，由區縣一級政府批準，就可以執行。
按照《勞動教養條例》的規定，勞教分子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剝奪公民權，勞動有報酬，勞動教養部門歸民政局和公安局共同管理。但在那個年代，在實際執行中，卻由公安局全權負責，而且歸勞改工作處執行。於是不少地方勞教分子的處境就和勞改犯沒有太大的區別。
勞改犯沒有工資（但是每月有多少不一的獎金和提成），“衣食住”三項，全由國家供應，單衣棉襖，被褥床單，帽子鞋子，包括毛巾、襪子、肥皂、牙刷，一年四季，都有人管；勞教分子名義上有工資，但，衣服被褥，全靠家裏提供。於是就出現這樣的場麵：勞改隊出工，一色兒的白襯衣或黑棉襖，整整齊齊；而勞教分子出工，身上穿的衣服五花八門，而且千瘡百孔，補丁上摞補丁。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二十多年中，勞改隊執行“隻進不出”政策的結果，使“二勞改”的人數急劇膨脹，像雪球似地越滾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