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汪湧豪教授在對《駐京辦主任》等官場小說的評析中指出：“他們或許在寫官場，但應該非關小說；它們可以勉強地將自己的作品歸為虛構類的報告，但絕夠不上稱為文學。”“這樣的寫作不僅非關小說，有時簡直也無益於反腐。它雖然在客觀上多少揭開了官場的黑幕，有利於社會的正氣，但當主觀上缺乏認識的高度和道義的擔當，特別是對人性深刻的洞察、同情與悲憫，其對官場黑幕的揭露就可能無關激濁揚清，並很可能因一味的展覽罪惡而流於欲諷反勸的窘境。”“離真正的小說就更遠了”。
作家閻真對官場小說的垃圾作品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們更多的是追求故事，描寫一種職業狀態，爆了些料而已，隻能說是滿足了部分讀者的獵奇心理。缺少藝術性的東西是缺乏生命力的。
官場小說模式化傾向嚴重
幾乎是從官場小說出現伊始就有人指出官場小說存在模式化傾向問題，但隨著官場小說市場化趨勢的加強，官場小說模式化傾向也日趨嚴重，這也使得官場小說成為評論家的眾矢之的。
一直以來，不僅有專家指出官場小說其內容不出“拿揭秘當賣點”的常套，即用權力傾軋與權錢交易、情色誘引，來滿足讀者的獵奇心理；藝術上也大多流於定式，乏善可陳。有讀者列出其創作公式為“腐敗+陰謀+美色”。
在《小說選刊》原總編賀紹俊看來，作為一種消費型的通俗文學，官場小說麵臨的一大問題，就是創作的模式化。“在王躍文等人的官場文學獲得極大關注、迅速走紅的情況下，一批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官場小說開始跟風。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官場文學就開始越來越模式化、套路化。”
有論者指出，創作模式化的形成使官場小說在最初走紅之後，整體上並沒有於藝術上精益求精，而是越來越概念化、模式化了。
多數論者認為，“官場”小說已進入一個綱紀混亂的時代，大量粗製濫造的所謂“官場小說”充斥著圖書市場。該類小說在創製方式上已經落入程式化、模式化的俗套，題材選旨多為揭示黑幕，嘩眾取寵，滿足受眾的獵奇心理與窺視欲；在敘事方式上複製雷同，千篇一律，鮮有新意。具有原創性的精品力作可謂鳳毛麟角，寥若晨星。
曾有研究者將官場小說的創作模式歸納為“好萊塢模式”“樣板戲模式”和“傳統敘述模式”，即除了曲折的情節、衝突的矛盾，除了腐敗和反腐敗，沒有其他更深刻的內涵，作家似乎不太會用純粹的藝術方式來把握政治題材，往往構思立意很高，力度卻不夠。學者楊劍龍教授則將這類作品的模式歸納為“黑幕小說+言情小說+偵探小說”，人物和情節逃不出權力爭奪、錢權交易、色欲橫行的套路。
學者郝雨甚至認為，一些被媒體特別看好的“反腐力作”的小說，尤其是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的一些長篇小說，也難逃人物概念化或單麵化的模式，即腐敗分子一天到晚千方百計搞腐敗，反腐英雄一身正氣兩袖清風抗腐蝕；腐敗分子為了權和錢連老婆女兒都可以用作“美人計”或性賄賂的物質籌碼，靈魂肮髒醜陋至極；反腐英雄為了保持廉潔也連老婆孩子都可以作為大義滅親或者犧牲的對象，靈魂幹淨得一塵不染。“‘反腐’成了商業品牌，反腐敗文學到了2000年之後，出現了逐漸偏離藝術追求的趨勢，它們更多地借用了通俗小說的套路，以主旋律的旗號，攜現代媒介的優勢，形成了一種有利可圖的商業開發資源。”
有論者指出，官場小說權錢權色交易、權力內部鬥爭、官商相互勾結變成一個個鮮活的人物、一個個生動的場景；讓老百姓讀得如癡如醉，讓官場小說長江後浪推前浪似的，一撥一撥出來；最後，書商、作者、老百姓各得其所，全都滿意地笑了。故事軌跡基本逃不出投機、升官、得意、失意的老套模式，如果有變化，就是在錢、色、商與權之間加些佐料，增強些感官刺激而已。如此下去，所有的官場小說都將成為一副麵孔。
從出版業界來說，大家認為圖書跟風嚴重，很多做法近似於“涸澤而漁”，自己把一些“類型”毀了。評論家解璽璋說，“類型小說自身同質化現象非常嚴重，比如官場小說從書名就可以看出來，現在書名都直接寫職務，領導的司機、秘書，從省委書記一直寫到現在的駐京辦主任，各種各樣的職務都寫到了，大家開玩笑說，現在就差兩個職務沒有寫，一個是總理，一個是總書記，它自己走到了死胡同裏。”
作家小橋老樹也讚同以上說法，他說，官場小說同質化傾向是很大的弊端。“在大型書店裏，除了沒有《城管局長》這本書，其他大部分官職都有同名小說。僅僅以權錢、權色交易，以揭秘為賣點，官場小說將走向死胡同，是沒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