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求人推薦的信也分幾種，第一種是為自己的，想做什麼的，願意到哪裏去做，都說得明明白白，如——
教育部依然無事可做，裳決意離去，而別無枝棲可覓，仍懇先生隨時留意，不勝盼企。（1926年10月12日）
裳辭職後服務之地，蒙殷殷垂詢，多方批示，中心感激，至於涕零。雪艇（王世傑，時任教育部長）已有回音否？餘若立法監察兩院委員或閩浙廳長，如有機會均願勉就，仍求隨時留意，力為推薦，能當麵說項尤妙。（1934年4月30日）
女子學院事，已屬侄函複恐不能勝任雲。裳於此不願擔任者，實緣年來教育機關，深受政治影響，派別對峙，傾軋時聞，自知挽救乏術，故決意辭之。前日在滬，曾訪石曾先生，告以離院後意欲出外考察，能否於庚款中為之設法。渠答法比款較難，英美款未知若何？不如先謀工作，再看出洋機會……（1934年6月18日）
第二種是為朋友和朋友的親戚的，其中提到的齊君山，也是他們共同的朋友——
徐佑長（紹興人）兄迄今賦閑，族況甚窘，欲求先生致函公洽（陳儀，紹興人）請於軍設法位置，囑為轉懇。（1929年5月18日）
高君（則同）係耀堂先生之世兄，畢業於北京工業大學機械工程，謂在滬已蒙接見一次，現急謀工作，似應為作函介紹，如何？乞示。（1929年8月2日）
又聞北平圖書館有改組，先生任館長之議，如果屬實，可否為齊君山位置一席，如總務主任，因壽山至今閑居在平，想先生亦深係念也。（1929年8月8日）
……
在這些朋友中，最為重要的當然就是為同鄉同學和好友魯迅先生了。我們知道，魯迅先生回國後在杭州的第一份工作就跟許先生有關，後來又通過蔡元培先生，介紹魯迅去教育部工作，對於這一段事情，許壽裳先生後來是有回憶的——
我被蔡先生邀請至南京幫忙，草擬各種規章，日不暇緞帶，乘間向蔡先生舉薦魯迅。蔡說：“我久慕其名，正擬馳函延請，現在就托先生——蔡先生對我，每直稱先生——代函敦勸，早日來京。”我即連寫兩封信給魯迅，說蔡元培殷勤延攬之意。
後來教育部裏黨派傾軋，魯迅也受牽連，許壽裳又致信蔡先生，為魯迅求情——
豫才（魯迅）教部之薪聞將被裁，裳以先生名義，致函段書貽君，請量予維持。函已發，特奉聞。（1932年1月26日）
這所謂被裁之薪，即是每月三百的中華民國大學院特約撰述員之薪，從今天的理解即是享受特殊津貼的意思。一個多月後魯迅即致信許壽裳，說“被裁之事，先已得教育部通知，蔡先生如是為之設法，實深感觸。”
這些信抄很有意思，至少說明了當時的一種人際交往情況，因為蔡元培的德高望重，所以即使如許壽裳這樣已經蠻有名望的人，為自己，為朋友和親戚的職位工作也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找蔡元培幫忙。估計蔡老這樣的幫忙也實在太多了，所以他後來曾發表過三點啟事，除了辭去兼職和停止接受寫件之外，第三就是停止介紹職業。但就是在這樣的聲明麵前，許老鄉還是要找上門去——
公衡賦閑已久，家居無聊，來函囑轉求先生於文化機關中，紹介一枝，薪水不計，聊以自振。裳因聞先生早有啟事，不願寫介函，躊躇至再，仍不得不冒昧代陳，能否於可能範圍內，賜予吹噓，俾得自效。統求尊酌，無任惶悚。（1934年11月3日）
從這些許先生給蔡先生的求職和推薦信中可以看出，許雖然是蔡的部下，但兩人關係一直不錯，因此許才會在談人事談工作之外，也絕不回避個人和朋友的私事。
是啊，那個時候不找蔡先生去找誰呢？因為許先生其中談到魯迅在教育部欲遭裁薪之事，還有所謂“派別對峙，傾軋時聞”等，這種事情隻有蔡先生出麵才能擺平啊，在這背後，同鄉兼同事的交情還是蠻起作用的。
1940年蔡元培去世後，許壽裳在其懷念文章中，專門就蔡寫介紹信一事作了論述——他的寫介紹信也是極勤的，多者一天可以有三四十封，少者也有十餘封，於是外間紛紛議論，或者說他是好好先生，或者笑他薦人太濫，其實都是不對的，蔡先生之所以如此勤於見客，勤於薦人，無非是服務心之重之故。對於寫介紹信的對方，蔡先生的意見以為你既然做了一個機關的領袖，當然需要人才，因此我有推薦人的義務；至於錄用與否，那自然是你的權限，我決不是來求情麵；又對於所推薦的人，蔡先生的意思以為你既然有這樣的資格，我應該替你揄揚，我決不是表示恩惠。
這在今天看來，仍然是一個很好的理由。
當然，任何公開出版的書信集，都是經過修輯的，但就是在這樣的文字中，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許先生，至於蔡元培為這位“學晚”幫了多少，他的幫忙有沒有起到作用，這個我們也大約能知一二的。這樣的書信無非讓我們看到了在學界也好官場也好，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有人好辦事大約也是一條潛規則吧。
3.魯迅的第一桶金
一百年前的留學潮，隻有要放到清朝末年的背景中去看，才是頗可玩味的。今天我們總是說清王朝腐朽沒落，這從曆史的大趨勢來看是沒錯的，但是清末的統治者能對青少年送出去，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事情啊，特別最初時期能把一批幼童送出去，這其中包括了像詹天佑這樣的成就大業者。因為後來的曆史證明，這些送出去的人，其實就是舊體製的掘墓者。徐錫麟這一批革命黨要造滿清的反，還先要在朝庭捐一個官做做，這是為了行事的方便。包括像蔡元培這樣的大教育家，原先還造過炸彈要搞暗殺活動的，這可見清末之熱血青年是何等的慷慨激昂啊。而海歸派在精神上一定是叛逆者是造反派，是革新派和革命派，當然在推翻了清政府之後，他們有的又是民國政府的當權者。今天人們對出國留學似乎已經很尋常了，也就是兩撥子人在做的事情，一撥子確是尖子優秀生，或是眼光超前者，另一撥子是在國內上不了理想的學校，或者說對國內的學校感到比較失望，遂出國求學或做其他。
一百年前的出國留學，雖也有了官費，但基本還是窮學生的勵精圖治，像留日的紹興人許壽裳就是官費生，本還想轉到德國去求學的，可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一九0九年初春，留歐學生監督蒯禮卿辭職，我的學費無著了，隻好把歐洲臨時終止，歸國來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務長了。
我們知道前一年許先生曾和魯迅、周作人兄弟，以及錢均夫和朱謀宣同在日本西片町做租房客，因為是五個同學同居，所以在“電燈上署名曰‘伍舍’”。許先生說——我和魯迅不但同居，而且每每同行，如同往章先生處聽講呀；同往讀德文呀……
關於這一段生活，後人多有記述，許先生本人也有回憶文字。此處所稱的章先生，即太炎先生，當時在日本講學，所以許先生和周氏兄弟等都可以稱得上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後來魯迅就寫過《關於太炎先生的二三事》。現在許先生要回國任教，魯迅便也隻能向這位許同鄉訴苦了——你回國很好，我也隻好回國去，因為起孟將結婚，從此費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謀事，庶幾有所資助。
魯迅本來還要繼續在日本留學的，但因為弟弟周作人已經找好了日本女朋友，長兄如父，沒辦法隻得停止學業來回國找工作了。現在我們知道，魯迅最初踏上社會的關鍵一步，也完全是許壽裳的幫忙。魯迅海歸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杭州的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魯迅教生物並兼當時的日籍教師的翻譯。一開始那算是一段愜意的日子，他們這個學校的教師中，留日海歸占了相當大的比例，還有的就是科舉出身的。不過魯迅先生在求職上也有一個硬傷，即他的留日沒有取得正式的文憑，拿到的僅是兩張證明，一是弘文學院日語學習證明（這是日語補習），二是仙台學醫二年的證明，因為他後來棄醫從文了，所以也沒有拿到畢業證書，隻有一紙證明而已。要知道文憑在任何時候都是管用的，而一同在校謀事的，還有同是海歸同是“伍舍”同居者的錢均夫，還包括了一同聽過章太炎課的朱希祖等。由此可見，當時的兩級師範學堂，能夠進這麼多海歸派，且還有日籍教師，可見浙江地方政府是非常重視這個學校的，應該說也是很為開明的。事實上也是這樣，清末之開明，之新潮，在今天想來是完全不可思議的，我們今天以為很潮很酷的事情，其實一百年前的那些潮人早就玩過了，而且他們之潮之玩，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追求。
魯迅一到杭州開始的工作便是日籍教師的助教，專管講義之類的，雖然有同鄉許壽裳教務長的推薦，但畢竟沒有正式文憑，然而日語和生物、醫學又是學過的，所以才謀得第一份工作，即淘得第一桶金。而當時的校風，顯而易見的已經是頗為新潮的了，這在舊派人士看來自然是挺頭痛的事情。
魯迅在杭州的日子，大約隻有一年的時間，回憶文章基本出自許壽裳和夏丏尊先生等同事，且比較可信，其他隻能當演義來看。魯迅是個好老師，這個沒問題，但是看得出他不快樂。同樣一件事，完全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比如說魯迅不愛遊西湖，往好的方麵說是他把時間和精力用在工作和學習上了，這固然是對的，但是從魯迅的內心講，他並不覺得西湖的風景是好看的，我想如果不從後一個角度看，那也是不全麵的，因為他多次講過西湖的風景不怎麼樣。這一點許壽裳是留下文字的——魯迅極少遊覽，在杭州一年之間，遊湖隻有一次，還是因為應我的邀請而去的。他對於西湖的風景，並沒有多大興趣。“保俶塔如美人，雷峰塔如醉漢”，雖為人們所豔稱的，他卻隻說平平而已；煙波千頃的“平湖秋月”和“三譚印月”，為人們所留連忘返的，他也隻說平平而已。
對西湖的看法，也隻是見仁見智的事情。遊湖雖然隻有一次，但做功課還是很多次的，現在北京的魯迅博物館還保留著當年魯迅在杭州采集標本的記錄，記錄是有月無年，照推算應該是1910年，如果光從日期和地點看，其時間之密頻率之高和離西湖之近，還是頗可感歎的——現在的植物老師還有這麼做的嗎？我們不妨把其中的日期和地點抄錄如下：
三月一日 孤山
三月八日 錢塘門內內外外
三月八日 棲霞嶺
三月十二日 孤山
三月十四日 靈隱
三月十五日 師範學堂內
三月十六日 吳山
三月廿日 本學堂
三月二十二日 孤山
三月二十七日 棲霞嶺
三月二十八日 玉皇山
三月二十九日 棲霞嶺及葛嶺 孤山
後來我們讀魯迅先生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其植物學的知識是被掩蓋在好玩有趣當中的這份記錄就是一個植物老師做功課的證明，但是他過得並不快樂，他對西湖也沒有多少的好感。雖然多少年之後他還帶著許廣平來補新婚蜜月，但也沒有留下多少好話，這是時代和心情使然，跟西湖風景沒有多少關係的。隻是今天西湖邊還是放著魯迅的塑像，反正今天要塑個像是不要本人同意的，也沒法問他老人家願不願意。
還有魯迅當年在杭州抽的煙吃的夜點心，也都是比較低檔的，我們當然可以從艱苦樸素上去講，但你既然樸素了你能不能不抽煙呢？要知道魯迅回國工作，本身就是為照顧家庭，包括母親和弟弟一家的生活費用，當然也包括他在老家的妻子朱安的生活開銷。而且我覺得魯迅當年所做的一切，包括教學生生理衛生中的性知識，是比較恰當的。既講之，又諱之，講是在課堂上，也發講義，但是具體到生殖器官的名字，卻又用一些誰都看不懂的古文字來代替，這就是文明進步的代價，魯迅不會叫大家脫下衣服先看看自己的生殖器長得怎麼樣的，但是作為接受過西方科學文明的留學生，他必須得講那些東西，而且學生聽講的一個條件是——不能笑！所以我們覺得魯迅是很知道分寸的，也是通情達理的。
從杭州辭職後，魯迅回到紹興，任教於紹興府中學堂，當了博物教員。注意，魯迅在中學裏都沒教過“主課”，不像後來在大學，可見中學比大學要難混多了。紹興比起杭州，也自然閉塞多了，更何況家裏還有一個不同房的妻子，這是很尷尬的，魯迅的苦悶從他給許壽裳的信中時時可見到——“仆荒落殆盡，手不觸書，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類書，彙集古逸數種，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者也。”把古書當作美酒和美婦，可見魯迅當時之騷悶。後來辛亥革命爆發，王金發在越當政，魯迅做了短暫的校長，當看到形勢不妙時，魯迅便也一走了之。
就在這一走之前，魯迅還是向許壽裳大倒苦水並要求代為找工作——
“越中棘地不可居，徜得北行，意當較善乎？”
“今年下半年，尚希隨意為仆留意也。”
“仆頗欲在它處得一地位，雖遠無害，有機會時，尚希代為圖之。”
……
憑著魯迅的心理，大概也隻有當著許壽裳，他才會如此求情。因為他還曾經講，這個事情不能讓蔡穀卿知道，穀卿者，蔡元培之弟也，同是留日的同鄉，據說也是好朋友，但就是怕人知道自己落魄的樣子。
多年之後，許壽裳在回憶文章中說到他向蔡元培舉薦魯迅的具體情況，前麵已引過許壽裳向蔡元培推薦魯迅的情況，蔡元培的說法是——
“我久慕其名，正擬馳函延請，現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勸，早日來京。”
你看，話都說得很好聽的。特別是蔡元培先生，不是說我給你飯碗，而是我仰慕你已經很久了，你能來我部工作，那是給我麵子——我想許壽裳如此的轉述，魯迅聽了也一定會高興的。而且我們從今天的角度說，魯迅是一定會離開紹興的，隻不過他也是帶走了他的母親和名義上的妻子朱安，魯迅表麵上是個孝子，實際上是封建製度的不孝之子。如果僅僅是從愛情和婚姻的角度看，他不離開紹興也不會碰上後來的許廣平，而且魯迅也隻有在當時的北京和後來的上海才能定居生活下去。
一年之後，魯迅大約也是有感而發，給許壽裳寫了一封頗為感傷之信：“木瓜之役，倏忽匝歲，別亦良久，甚以為懷。”全信如下——
季黻君監：三四十日以前曾奉尺牘，意其已氐左右。木瓜之役，倏忽匝歲，別亦良久，甚以為懷。故鄉已雨雪，近稍就昷，而風雨如磐，未肯霽也。府校邇來大致粗定，藐躬窮奇，所至顛沛，一遘於杭，兩遇於越，夫豈天而既厭周德，將不令我索立於華夏邪？然據中以言，則此次風濤，別有由緒，學生之哄，不無可原。我輩之擠加納於清風，責三矢於牛入，亦複如此。今年時光已如水逝，可不更言及。明年子英極欲力加治理，促之中興。內既堅實，則外界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種惡口，當亦如秋風一吹，青蠅絕響；即猶未已，而心不愧怍，亦可告無罪於先生矣。惟奠大山川，必巨斧鑿，老夫臣樹人學殖荒落，不克獨勝此負荷，故特馳書，乞臨此校，開拓越學，俾其曼衍，至於無疆，則學子之幸，奚可言議。武林師校楊星耜為教長，曩曾一麵，呼謈稱冤，如墮阿鼻；顧此府校，乃不如彼師校之難，百餘學生，亦尚從令，獨有外界，時能射人，然可不顧，苟餘情之洵芳，固無懼於憔悴也。希君惠然肯來，則殘臘未盡，猶能良覿，當為一述吾越學界中魚龍曼衍之戲。倘能先賜德音，猶所說豫大慶。聞北方多風沙，諸惟珍重，言不盡思，再屬珍重而已。
仆樹人上十一月二十日
從整個信的語調看，這一年魯迅過得也不快樂，這是可以想見得到的狀態。
3.“木瓜之役“的參與者錢均夫和朱希祖等
再說錢均夫和朱希祖。實際上在木瓜之役之前，許壽裳、周氏兄弟和錢均夫、朱希祖等同為章太炎的弟子，既是浙江同鄉，又是章門弟子，又多是留日海歸，於是便跟張宗祥等一批有新思想的人一拍即合。後來這些人大都跳槽離開了。民國以後，錢均夫也進入國民政府教育部，與魯迅同時成為了公務員。魯迅任教育部僉事，兼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及美術展覽會等工作。錢均夫擔任視學及第三科科長，主管中學、師範教育等工作。錢均夫將到教育部工作前，曾拜會過魯迅，魯迅也請錢均夫等人在北京益昌飯莊吃飯。錢均夫還為魯迅在浙江等地采購、搜集碑帖拓本，多次訪問魯迅。一直到魯迅離開北京，和許廣平私奔到廈門，他們才停止了交往。
朱希祖在木瓜之役後辭職回鄉在嘉興府中學任教。辛亥革命後公舉為海鹽縣首任民事長，積極推行剪辮放足、破除迷信、禁止鴉片、興辦學校等新政。隨後到省教育廳任事。1913年為教育部起草國語注音字母方案，後來受聘任北京大學預科教員兼清史館編修。袁世凱稱帝時，朱辭去編修，專任北大教授。五四運動前後，朱希祖常為《新青年》和《晨報》副刊撰稿。1918年任北京大學中國文學係主任，教授中國文學史。不久兼任史學係主任，寫成《中國史學通論》一書及許多史論，遂成史學大家。其間積極參與推行白話文。1920年，聯合北大六教授上書教育部，要求推行新式標點，中國新式標點自此始。是年底，還和沈雁冰、鄭振鐸、葉聖陶等12人共同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