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炮引發了一師風潮，便也讓施存統的一生幾乎體無完膚。
二，戀愛與革命
關於施存統的戀愛史，史料上一直是諱莫如深的，因為這的確跟一師風潮無關，而在其一生的大是大非當中，戀愛這點浪花實際上又跟大潮沒有關係，但如果我們仔細考量，戀愛和革命還是有關係的，這倒不是因為前幾年鄭超麟《戀愛與革命》的同名文章在網上頗為流行，不是的，我最早看到的可是嚴肅的研究者的文字，它來來自於王水湘先生。在王先生的傳記文章中，就有這麼一段文字——
他的伴侶王一知帶著他們的女兒跑了。她說她是去湖南老家。施存統統跟蹤到湖南，易禮容告訴他，哪裏是回娘家，她躲在上海。終於在上海找到王一知，王一知跟張太雷去廣州。她說，我已經對不起你了，再不能對不起張太雷。施存統送她上船（8月15日），還送給她一本書——《父與子》，因為她帶著他倆的女兒一起走了。生活中的挫折給他很大的打擊，陳獨秀見他苦惱，開導他：上大女生鍾複光不是很好嗎？你們可以談談，鍾複光由鄧中夏、向警予介紹入黨，在促成國民會議運動中與鄧穎超等一起奮鬥，五卅運動中率隊溯長江而上沿途宣傳，她覺悟高、幹勁足，能力強，也是女中豪傑，有人稱她為“中國的盧森堡”。1925年秋冬，施與鍾互相通信，建立了感情，鍾表示要互相了解人格，切磋學問，在事業上合作，施也表示“獻身革命事業”，“各成其善以報效人類社會”。施存統從失望，痛苦中振作起來，決心“互相創造自己，協力裨益社會。”從此改名“複亮”。1926年春結婚，當時施曾寫了四句詩：複光複亮，宗旨一樣，攜手並行，還怕那樁？”以資勉勵。
——王水湘《施複亮傳》·紀念施複亮百歲華誕專輯《金華縣文史資料第十輯》
短短四百來字，就把一場婚變給交代了，不帶任何感情色彩的，其實施存統為這一場婚變是死去活來又脫胎換骨。現在我們不知道他和王一知是哪一年結婚的，但是可以肯定，這是他在上海大學任教，或者做共青團工作時期的事情。因為王一知的同學，都是大名鼎鼎的，比如丁玲，比如王劍虹，他們都是來自湖南的。
在蔣國經的《王一知：甘作普通園丁的老革命》一文中，對王一知的婚戀是這樣寫的——1923年7月至8月間，王一知由北京返回上海大學學習。正好張太雷又在這裏擔任教員，王一知還與張太雷同在一個黨小組過組織生活（還有瞿秋白、邵力子、張國燾、鄧中夏等）。張太雷的豪爽活潑及其革命家的氣質與突出的領導才幹，贏得了王一知的好感，兩人之間逐漸萌發了愛情。之後，張太雷參加了以蔣介石為團長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到蘇聯考察，接著又參加共產國際第三、第四次代表大會，革命導師列寧逝世的追悼會、列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等活動，在蘇聯停留達一年之久。這期間王一知與張太雷幾乎斷了聯係。直到1924年8月，張太雷從蘇聯歸來，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王一知此時在團中央婦委工作，他倆重又得以頻繁接觸。王一知對張太雷有了進一步的了解。1925年1月，張太雷當選為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工作更加繁忙，他總是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王一知從心底裏敬佩這位忘我為黨工作的領導同誌，一股強烈激情驅使著王一知去關心張太雷的生活，為張太雷同誌分擔肩上的重擔。
1925年黨派張太雷去廣州任廣州國民政府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助手，王一知也同去了廣州，與張太雷同誌生活在一起。既是革命同誌又是真正夫妻。
在這段文字中，你看不到王一知先是施存統的妻子這一事實。這種回避也是心知肚明的。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不回避，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清楚，用現在某些口徑式的文字來講，那就是——不評論，不炒作。
當然你在百度搜索的文字中，關於王一知，也是隻提張太雷不提施存統，當然也不會提及張太雷的前妻及他們所生的三個孩子的。
而在另一篇文章中就多了一些細節的交代——
1925年春天當張太雷送走陸靜華（前妻）回常州（張太雷的老家）不久，中央機關和《向導》報編輯部也從慕爾鳴路的那幢小樓裏搬走了。原來住在一起的瞿秋白和楊之華也租房子另住了。小樓一下空出來許多房子，這時搬來了施存統王一知夫婦和孩子。他們都是很熟悉的老朋友。施存統（複亮）浙江諸暨人，曾是中共成立時東京小組組長、上海大學的教授，中共一大代表，共青團一、二屆總書記，解放後曾經擔任過勞動部副部長。在隨後的工作和生活的接觸中，漂亮活潑的王一知十分欽佩張太雷的才氣學識，兩人談得十分投緣，隨後不久就產生了戀情。1925年5月由瞿秋白力薦，中央派張太雷去廣州替鮑羅廷當助手和翻譯。王一知作為張太雷的助手一同前往。當時她與施存統的孩子也隨去了。施存統失戀後受了刺激住進了醫院。上海大學女學生鍾複光寫信給他，表示同情和憤慨，慢慢地使這位施存統先生又“複亮”起來了。後來大家熟悉的音樂家施光南就是施存統與鍾複光的孩子。
如果我們稍稍整理一下，就會看出幾個關節點。
王一知失蹤之後，施存統是追過妻子的，因為妻子還帶走了他們的一個孩子，後來據說這個孩子也是死於非命的。而且施存統還說過這麼一句頗為書生的話——至少要把人家蹬掉之後再跟人走吧，但是王一知的話似乎也很在理——我已經對不起你了，再不能對不起張太雷。後來太雷先生因為廣州起義的失敗而犧牲了。王一知後來成了地下黨的領導人，直接在上海領導《永不消逝的電波》中的原型李白先生，並且和龔冰飲先生結婚了，當時龔也有一子，名叫龔育之，以至於後來毛澤東接見龔育之時說，我認識你母親的，龔育之不得不補充道，那是我的養母，不是生母。
而關於施存統和鍾複光的戀愛和婚姻，照王水湘先生的說法是陳獨秀做的媒，而照大多數的文章說是鍾複光自己給生病住院的施先生先寫的信，信中對施充滿了同情。
真實的曆史已經不可考了，但卻讓我們看到了書生意氣、兒女情長的真實一麵。
新中國成立後，王一知做了北京101的校長，而施和鍾的兒子施光南就是這個學校畢業的。另外有一點也值得一提的是，王一知是由俞秀鬆和劉少奇介紹入的黨。
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在遇到鍾複光之前，施存統是極其鬱悶的，史料上說，施有很嚴重的神經衰弱症，都說是革命工作太辛勞之故，殊不知感情上的打擊算不算創傷？
隻是在那個年代（包括今天），革命者也是人嘛，而且革命者多為熱血青年，像不少革命者犧牲時都不到三十歲，有時在我們放大他們革命的一麵時，戀愛就被擋住了；而當戀愛被放大時，革命就好像躲在幕後了。其實，革命和戀愛是同行的，無論是施存統之於王一知還是施複亮之於鍾複光，或者說張太雷之於王一知，還有我們熟悉的瞿秋白和楊之華，丁玲和胡也頻、馮雪峰。這裏要特別強調一點的是，民國時期的那些才女們，都是有不少愛情故事傳世的，說實在的，她們的故事有時比她們的作品似乎還要廣為人知。
因為愛情，施存統後來成了施複亮，“複光複亮，宗旨一樣，攜手並行，還怕那樁？”這是他們結婚時的題詞，這跟張愛玲和胡蘭成結婚時的題詞有得一拚的，施鍾革命，胡張詩意，但是詩意終究不敵歲月。施複亮鍾複光這一對革命夫妻，兒子施光南的名字，據說含有光複南山之意。然而所謂天妒英才，施光南於1990年英年早逝。
施光南走的是又紅又專的道路，但在其性格上麵，仍然秉承了父親正直的一麵。2010年第10期的《萬象》雜誌上，發表了劉再複先生懷念施光南的文章，因為他們曾同為全國青聯的委員，又是好朋友，此文寫於1990年（後作修改），當時劉先生已在海外。劉文中提到兩個很重要的細節。一個細節是當有人混淆施存統先生“脫黨”和“叛黨”的概念時，施光南先生是據理力爭，並且為此還寫信給胡耀邦，後來中央就施存統的曆史問題作出了結論。還有一個細節是，在黨的十三大上，作為黨代表之一的施光南，竟然在選舉新一屆的中央委員會時，投了他的好朋友劉再複一票，要知道劉當時是“精神汙染”的代表人物啊、且又不是黨代表，所以當大會在唱票唱到“劉再複”的名字時，全場是為之嘩然的，後來劉再複在海外聽到這個消息時也是十分驚詫的，由此完全可以看出施光南的赤子之心和忠義俠膽。且後來不管遇到什麼困難，施光南都是要讓母親和自己住在一起。
所謂有其父必有其子也！
為了敘述的統一，本文的主人公仍然名叫施存統，因為這是他在浙江一師時的名字。
三.參加工讀互助團
在一師風潮過去很多年之後，經享頤在回憶那一段曆史時，曾經說過那麼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自有家釀，不食沽酒。經校長的意思是，我一師那時候的諸多措施其實也就是一種家釀，且是一種革新之後的家釀，現在我們的食堂已經辦得很好了，你何必再到外邊的小店裏去吃呢？然而經校長也是有所不知的，你學校的家釀再好，學生們還是想去外麵沽酒想去嚐嚐鮮開開眼界的，何況處於風口浪尖上的一師已經容不下“非孝”的施存統了，而掌勺的經校長也終於移師白馬湖，四大金剛陳望道、劉大白、夏丏尊和李次九也紛紛離去，雖然新掌門人薑琦也是新派人物，雖然後來又有“新四大金剛”，但畢竟家釀中烈性的成分少了，香醇的東西多了。比較一下我們就可以知道，前四大金剛帶出的學生是如施存統、俞秀鬆們的職業革命者，後四大金剛教出的學生中有名的是湖畔詩人，是一批戀愛和歌詠在西湖的詩人們。但是常識又告訴我們，在湖畔詩人最有名的應修人、潘漠華、馮雪峰和汪靜之這四人中，應修人和潘漠華這兩位就是烈士，如再加上柔石，那詩人的剛性和那一泓柔波其實是共存於詩人的心胸的。
據說，施存統也寫過詩，隻可惜我現在還沒有搜到。
有一種說法是，施存統是被一師開除的，但這一說法並無確切文獻可查，何況在經校長掌權的時候，他是極力反對開除學生的，因為他把這看作是教育者的無能和恥辱，這有他的日記為證。因為照經校長的看法是，把這樣的學生推向社會還不如留在學校裏加以教育，如果把有問題之學生都推向社會，那反過來說，不就是教育的失職和失敗嗎？而事實上，上麵是要求一師要開除施存統的，但施存統卻在1919年底已經悄然去了北京，參加了由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和周作人等發起組織的工讀互助團，以追求“人人作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這種做法在今天看起來，好比是半工半讀，那也就是我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就嚐試過的，不過那是叫開門辦學，要學工學農和學軍，至少每個中學都還有校辦工廠，人們一邊上課，一邊在校辦工作裏勞動——注意，這樣的勞動也是有生產價值的，因為學工勞動我記得那時每天能有兩毛錢的補貼，而學農和學軍則是沒有補貼的。
1919年底，同去北京的，除了施存統，在杭州的還有俞秀鬆、傅彬然、周伯棣。這四人中除了俞秀鬆早逝，其餘三人都活到了1949年之後。
有相關的資料顯示，工讀互助團的背景，主要是當時頗有影響的“少年中國學會”所為，其思想背景主要是克魯泡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和日本武者小路篤實的新村主義。我們知道，五四那個階段，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頗為流行的一種理論，而“新村主義”提倡“人的生活”，即新村的生活，認為“新村提倡協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麵盡了對於人類的義務，一方麵也盡了各人對於各人自己的義務；讚美協力，又讚美個性；發展共同的精神，又發展自由的精神”。新村有時又稱作“共產村”，是當時頗為流行的一種思潮和風尚，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都參加過這種實驗，隻是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樣的互助團是很難辦下去的，這大約也是施存統從無政府主義轉變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關鍵時期。不過我們在今天一定要注意，這個主義和那個主義，那隻是一種理論和思潮，決不是一種執政黨的思想理論，至於新村主義，跟後麵的陶行知、晏陽初等倡導的鄉村實驗也是頗有關係的。
北京和杭州還是不一樣，正如杭州和金華也不一樣。北京是個大舞台，施存統在那裏認識了陳獨秀，前麵說過施和陳是頗有緣份的。我們應該承認，凡是大人物是必有一種氣場的，這種氣場也必能吸引諸多的粉絲圍繞在他的周圍，陳獨秀和施存統的關係，當然不是偶像和粉絲的關係，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是陳獨秀決定了施存統的轉向馬克思主義，正如後來戴秀陶也影響過施施存一樣，而且有一點我們也必須要認識清楚，那個年代的共產黨和國民黨，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倒不完全是潛伏式的工作使然，而是在主義和信仰、在救國救民的方麵有諸多共通之處，這也是那個年代的知識青年們可以選擇的道路之一吧，正如今天的人選擇金融、房產和IT業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