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2月21日在給父親的信中，俞秀鬆講到了“打破家族製度”的話題，這個話題乍一看是頗為敏感的，正如施存統所說的“非孝”一樣，以為包括施在內的一批青年學子都是非孝的孽子，這也是當時社會詬病青年人的一個把柄，但是我們一看俞秀鬆的信，就明白了他的態度，俞秀鬆說——家族製度，兒是絕對主張打破的。但是打破家族製度，就丟棄父母而不顧養，這是兒個人萬萬不能出此的。父親，兒是最富感情也知自勉的人，父親盡可不必憂慮。兒現在年紀二十一歲，求學還要依靠父母，這是最可羞恥的事……二十世紀是平民的世紀，是勞力勞心遂算是人，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才能生活。
其實俞秀鬆的想法也代表了當時很大一部分青年學子的想法，他們在思想觀念上非常之新潮，但在經濟來源上卻是捉襟見肘，求學和工作都需要家庭的資助，而如果接受資助又有附加條件，這條件又有悖於他們的思想觀念，這樣就處在痛苦的夾縫當中，所以當初一看到北京工讀互助團半工半讀的信息之後，俞秀鬆和施存統等便都去參加了——這其實也是在探求個人的一種出路。
打破家族製度最直觀的一個做法，便是俞秀鬆直呼父親為“韻琴同誌”，因為家族製度本來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現在要打破它，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去掉人的姓氏，因此父親的俞氏就被他省略掉了，後來聽說他們對包括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這些老師輩的也都直呼其名。
1920年3月4日，俞秀鬆給家裏寄了一張照片，照片是他在參加北京工讀互助團後照的，他在照片背後的附言中說——我來的目的是：實驗我底思想生活，想傳播到全人類，使他們共同來亨（享）受這甘美、快樂、博愛、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在3月8日的信中，俞秀鬆還說到自己“在北京大學第一院哲學係旁聽，是免費的。”
一年之後的4月1日，俞秀鬆在北京又有一家書，這是他第一次去蘇聯前寫的，而且講明是“推舉我為中國赴俄京第二次國際少年共產黨的代表”。信中最為溫情的一筆是“咳嗽丸二瓶，托大同（俞的同鄉）帶回家”。這一細節證明做兒子的雖要打破家族製度，但還是很有人情味的。4月6日俞秀鬆已到哈爾濱，他又寫了一封更為詳盡的家書，講到自己的行程等，看樣子遠行之前的俞秀鬆還是放不下家裏的父母親人等，所以寫信也較為頻繁了。
1922年，俞秀鬆在杭州開展建團工作，這一年的4月12日，他又寫了一封家書，其中講到他姐姐俞素梅出嫁後被男方所休的事情，俞秀鬆認為姐姐的那一筆“賠償金”——“專為放債生利有什麼用處，不如用之於有益的地方，將來自己有獨立的能力，不是更好嗎？”俞秀鬆的意見是讓姐姐去湖州或杭州讀女子職業學校，包括他對幾個弟弟的學業和工作也都甚為操心，這說明俞秀鬆的家庭家族觀念還是很強的，還是非常講親情的，雖然他們這一批先鋒分子在口頭上甚至不要家庭不要婚姻，更不用說是家裏的包辦婚姻了，但是血脈中那一種根深蒂固的親情，卻是任何觀念和思想都不能遮蔽的。1923年他在福建軍中生涯時又有一封家書就說到——“我所最掛心者還是這些弟妹不能個個受良好的教育”。祝願父母身體健康，祝願弟妹都有進步和擔當，這就是俞秀鬆家書的一個不變的主題。他不僅關心自己的親人，在家書中還提到為父親的好友的兒子在上海找工作的事情，可見他是很把鄉裏鄉親之情放在心上的。
所有這些家書中，我以為最為重要的一封就是寫於1926年8月2日的這一封，信中他描述了自己在蘇聯學生和生活的情況，這對於我們了解和研究俞秀鬆是大有幫助的，他在信中寫道——現在我在離莫斯科四十餘裏的鄉野，名叫太拉沙夫嘉地方，一所極大的休養所裏避暑。其實俄國在暑天的氣候並不甚熱，不過一到每年十月至三月間的五個月，幾乎天天下雪，幾個月沒有太陽見到，所以暑天非好好休息曬太陽不可。他的俗諺說：“太陽空氣和水是最好的醫生，是我們最好的朋友。”在這休養所休養的人，除我們同學之外，大部分是各工廠的工人，各機關的辦事人。我們的生活，一切都要依照醫生的規定，每天吃四餐，每天午餐之後要睡覺一時半，每天上午可以到河上去學遊泳，下午可以劃小船，此外還有各種運動。總之，這種生活完全以休養為原則，是一種科學的生活，一種新社會的生活，蘇俄自革命後，對於一般平民的體育衛生是非常之注重的。我到此之後，身（體）格比前更覺強健，這也是可以使你們安慰的。
俞秀鬆在此信中還比較了前後兩次赴蘇的境況，以為第一次去時蘇聯正受西方的封鎖，所以物質生活很是困難，而這一次歐美各國已常有代表團去參觀了。1927年10月20日，俞秀鬆在蘇聯又有一信給父母，這也是我們在諸多資料中能看到的最後一封家書，信中講到了他的學習情況——我在此已有兩年了，專攻政治經濟等科學，雖無長足的進步，但頗覺為學的興趣。擬留此間尚有兩年，務想研究一種專門學問，以為將來為國之用，庶不負我父母的殷殷期望。現在國家多事之秋，我須知處世之道，現在一切自知謹慎，不作浮謬之言，多多準備實學，這是我的座右銘了。
也可能是身在異鄉倍思親吧，親情在這土封信中體現得尤其濃厚，俞秀鬆寫道——我雖則沒有常常寫信寄給家中，可是我無時無刻不記念你們，不過我不能寫信奉慰你們，這自然是我的罪惡！今日偶然記起從前父親對我說過何蒙孫先生寄其子雪侯重重一聯雲“培植一生為國用，平安兩字作家書”，不禁使我覺然而悟。
說得多麼好啊，培植一生成為國用，平安兩字作家書！
四.愛情婚姻中的俞秀鬆
俞秀鬆15歲的時候，家裏麵就給他訂了親，女方也是門當戶對的，但是自從俞秀鬆到杭州讀了一師之後，他的抗拒便也越來越強烈，他沒有像梁柏台那樣妥協，而是堅決要求家裏麵退婚，特別是去北京參加了工讀互助團之後，受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他的家庭和婚姻觀念更是大變。
工讀互助團的發起人之一王光祈當時是少年中國學會的，他於1919年12月4日）上在北京《晨報》發表了題為“城市中的新生活”的文章，與此同時，《新青年》第一期（1920年1月1日）也刊登了“工讀互助團捐款啟事”，俞秀鬆看到這些文字之後，便離開杭州直奔北京，他加入了位於北京東城騎河樓鬥雞坑7號的北京工讀互助團第一組（因為後來還有其他地方的互助團）。俞秀鬆說他加入工讀互助團的目的是——實驗我的思想生活，傳播到全人類，使他們共同享受這甘美、快樂、博愛、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定事！（注2）
現在想來那種互助團好像有點傳銷機構的味道，隻不過傳銷的不是商品而是思想和觀念，俞秀鬆在互助團時就提出“我即是團，團即是我”的主張，而且俞秀鬆當時非常激進地喊出了
“脫離家庭關係，取消婚姻關係”，所以才有了傳聞很廣的他和父親之間的一段故事，那是俞秀鬆跟盛世同（安誌潔）戀愛時俞講給她聽的，這個故事的版本如下——
話說15歲那年，父親俞韻琴就給俞秀鬆定了親，在一師讀書時，父親叫他回家結婚，他堅決拒絕，因此和父親鬧翻了。1920年，他要和施存統等去北平參加“工讀互助團”，隻好向父親發去一封求援信，說自己要辦一件急事，需一筆錢，請求父親無論如何寄給他40元；萬一40元一時難措，則20元也可以先解燃眉之急。本來兒子向父親借錢也是天經地義的，問題是他在信中竟沒大沒小地稱父親為“俞韻琴同胞”。父親接信後，可想而知會是什麼情形，父親畢竟也是知書達禮之士吧，所以父親說了：“毛竹也分上下節！竟然有如此無禮的不肖子孫……”於是他給兒子寫了一封辛辣又不失幽默的回信：“……來信收悉，念寄銀元一塊，勿可嫌少！全國同胞四萬萬，你給每人一封信，每人回你一塊錢，你就用勿完了……同胞俞韻琴複”。
妙就妙在“同胞”二字。其實仔細想來，施存統之“不孝”，俞秀鬆之稱父親為“同胞”，其實都是一個意思，也都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可怕，但於當事人來說，於當時的社會語境來說，這已經無異於洪水猛獸了。
即使如俞韻琴這樣開明的父親，也不能接受兒子的如此叛逆吧，這可見當時社會裏的父子關係，都有點緊張。這可能也是社會前進的必然代價，因為從大道理上說，兒子終究是父親的繼承者和築墓人，這是一種不可調和的代際矛盾。好在俞秀鬆在婚姻問題上倒是寧缺不遷就的態度，所以跟安誌潔結婚時，他已經37歲了，相傳周月林去蘇聯時，曾經和俞秀鬆假扮過夫妻，後來周月林才跟梁柏台結婚。
當然互助團裏也是各種各樣的人都有，俞秀鬆自己說過，他是比較“急進”的，“急進”到可以不要家庭和婚姻。是的，婚姻可以暫時不要，家裏定的親可以去退掉，但是家庭呢，畢竟還是自己的生活來源呀——這也是當時這批青年知識分子的痛苦之一，因為一方麵要跟舊家庭決裂，另一方麵還得靠家庭的接濟才能去讀書或留學——這正是他們的矛盾之處。我們現在回過頭去看這些職業革命家的成長軌跡，大多注意思想觀念的變化和進步，而很少關注和研究他們的“飯碗”，其實我們這些早期的職業革命家，他們有的教書，有的辦報編雜誌，像俞秀鬆還在工廠裏做過苦工，從北京回到上海之後也屬於半工半讀的性質。
據資料顯示，俞秀鬆最後一次回老家就是1919年的寒假，這一年他已經20歲了，家裏要他完婚也是說得過去的，但是他堅持要找一個誌同道合的人，要進行自由戀愛，所以跟父親的見麵便成了吵架，因此第二天他便離家出走回到了杭州，從此他便再也沒有回過老家。
俞秀鬆的愛情是姍姍來遲的，而且發生地又在遙遠的新疆。有很長一段時間，大概整整八年吧，俞秀鬆都被黨派在蘇聯工作。1935年，黨指派俞秀鬆等25名幹部進入新疆工作，俞秀鬆當時化名為王壽成，是25人中的領隊。派幹部到新疆工作，其實這也是斯大林的想法，因為蘇聯對新疆也一直有“想法”，而這個“想法”又通過中共的幹部來實施，可以說也是一箭雙雕，因為像俞秀鬆這一批幹部較之於蘇聯的幹部，那肯定更熟悉新疆的情況。
而且當時斯大林也極想控製新疆的督辦盛世才，盛世才出於需要也向斯大林示好。
盛世才是1892年生人，祖籍山東，出生於遼寧省開原縣，早年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是一名武官出身。本來盛世才的名聲也許不會像後來那麼大，但是他還是善於抓住了三個機會。機會之一是出現在1930年，當時新疆地方政府到南京招募軍事人才。盛世才應聘後來到新疆，很快升任為督辦公署中將參謀長。而三年前的1927年，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時，盛世才隻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上校參謀。三年後就成為中將參謀長。機會之二是出現在三年之後的1933年4月12日，當時督辦公署參謀處長陳中等人發動政變，新疆省主席金樹仁也外逃，手中握有相當兵力的盛世才被各方推舉為新疆臨時督辦，出麵維持新疆局麵。時年他也才40歲。
那麼這個機會之三是什麼呢？當時盛世才的勢力隻是在烏魯木齊一帶，北疆則是馬步芳的堂弟馬仲英的天下，而伊犁地區則是張培元的勢力，這兩股勢力加起來的兵力要大於盛世才的，至少表麵上是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麵。聰明的盛世才想到了借力打力的這一招，他想和斯大林合作，利用蘇聯的勢力來維持新疆局勢的穩定以鞏固他的權勢。所以他和蘇聯駐迪化（今烏魯木齊）總領事取得聯係，表示要在新疆建立蘇維埃政權，向蘇聯要幹部，於是才有了斯大林派出的（是從蘇聯派往新疆的）以俞秀鬆為領隊的25名中國幹部，目的就是為了做統戰工作。
老實說，盛世才的三個機會都抓住了，而且抓得恰到好處，從此便也有了俞秀鬆和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後改名為安誌潔）的一段愛情佳話。
關於這段佳話，現在也有兩個版本。
第一版本是郎才女貌才子佳人式的相互傾慕，也就是愛情是自然而然發生的。發生有兩個可能性，第一俞秀鬆做了盛世才家的家庭教師，以此得有機會跟盛小妹接觸；第二俞秀鬆還時常去迪化女子中學演講，而俞的演講口才又十分了得，於是得到了當時才17歲（一說21歲）的盛小妹的愛慕之情，用今天的話來說，盛世同是俞秀鬆的粉絲。
第二個版本是，在俞秀鬆來新疆前，斯大林已經通過情報部門得知盛世才有個還未成婚的妹妹，他通過各種途徑暗示俞秀鬆要爭取與她結婚，通過這樁政治聯姻，就可以加強新疆與蘇聯的合作。也就是說，這段戀愛和婚姻的起因還是源於政治。
筆者的看法是，這兩個版本應該是相互補充才是，先有愛情的自然萌發，然後才由組織的動員和工作。不過從盛世才兄妹來說，一開始其實也是有顧慮的，第一俞秀鬆的年紀顯然是偏大了，第二俞秀鬆是個南方人，在生活習慣方麵跟盛家也有諸多的不同，這也不算特別理想，第三盛世才要接受一個共產黨員的妹夫這也是有一定困難的，雖然他表麵上向斯大林示好，但這是出於政治需要的，並不是在信念上也跟共產黨走在一起了。然而盛世才也的確是個人物，或者說他是一個政治上的現實主義者，我們不能光說蘇聯斯大林方麵的政治圖謀，也要看到盛世才的政治圖謀，當俞秀鬆和盛世同的關係明朗化之後，蘇聯總領事阿布列索夫也找到盛世才，做他的工作，總領事要表達的意思很明確——“王壽成能與你小妹結婚，我們蘇新關係就更加親善了。”所以這一種聯姻，那是愛情大於政治也高於政治的，而對於俞秀鬆和盛世同本人來說，特別是對於盛世同來說，也許並沒有想到政治不政治的。據說斯大林本人對這樁婚事也催得很緊，不僅很快批準了他們的婚姻，還指示領事館，要把婚禮活動拍成紀錄片。在這種種外力的影響之下，盛世才也就同意了這場婚姻。
而且這一場婚禮至少在新疆本地還是非常轟動的。1936年7月28日，37歲的新郎俞秀鬆與盛世同正式結婚，斯大林還讓蘇聯駐新疆領事轉送上一箱衣服以表祝賀。在他們結婚一周年紀念時，斯大林又送給他們一架照相機作紀念。
從筆者的角度看，盛世才把妹妹嫁給俞秀鬆，實際上也是抓住了一次機會。為了自己的權勢，他先是加入了蘇聯共產黨，然後秘訪莫斯科，受到了斯大林最高規格的接待，從此他與蘇聯也開始了一段政治蜜月，這就是彼此各取所需。其實我們對政治人物曆史人物的評判，不能隻看一時，而是要看其一世，也不能光打政治標記，還要看他在一方平安上有無大的作為，這也就是抓大放小。對盛世才，對“山西王”閻錫山都應這麼看待。作為治疆11年的一位大臣來說，雖然盛世才在政治上有諸多的出爾反爾，但其行為還是有他的邏輯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