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有點厭倦了，
想請個無期的長假；
不知生活之神，
能給我批準不能？
二
如果批準了，
我這陳舊而且破損了的軀體，
最好送到修理軀幹的機關中，
分別裝進了玻璃瓶，
讓它在酒精中陶醉著。
三
我平生不大能喝酒？
但是卻羨慕人家的沉醉；
現在在在無期的休假中，
得到了酒精的陶醉，
也足以彌補生平的缺憾。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七日，杭州。
四
假使沒有陶醉酒精的福分。
那麼，錢塘江上
鱉子門前，
趁著回潮入海的餘勢，
步伍員，文種的後塵。
五
乘長風破萬裏浪，
生平也曾有過幾次，
到這一次最末的旅行，
還能得到這個機會，
不是很痛快很欣幸的事嗎？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杭州。
（見《白屋書信》，1932年5月上海大夏書局）
1932年月日，劉大白閉上了眼睛。這是一位詩人，是一位歐化老少年，他有著比雪還潔白的情懷，又懷著血一樣的激情投身革命，當血噴在潔白的雪地上時，他的生命便走到了盡頭。
劉大白的半生時間都生活在杭州，他的白屋也在杭州，最後也是死於杭州，最後葬於杭州靈隱，而沒有如他遺囑中所說的進行水葬。劉大白墓地位於靈隱法雲弄杭州雕塑院內。而他住過的白屋，杭州解放路皮市巷口的香溢大酒店的界石上，還算是刻有“白屋”二字。我曾經嚐試著從白屋步行到今天鳳起路（當年貢院前的）的浙江一師（今天的杭州高級中學），那就是從迎紫路（解放路）、英士街（平海路）、錢塘路（慶春路）再到鳳起路，花時約35分鍾，其中又經數個紅綠燈。
當年劉大白從白屋到浙江一師，要花時多少呢？
過去三十年最好的光陰，都是用在拚死做工，養家活口之上，這就是我一生的功名事業。現在右半邊頭頂之痛，雖然已經不軟，仍舊是低平的。現在用心之後，右半腦仍痛，左半身仍有些繃緊，唯已比前強壯耳。
水手劉延陵：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中國現代詩人中，有兩位詩人因為麵容長相的關係，而飽受愛情的折磨。一位是杭州的寫出了《雨巷》的戴望舒，相傳他有一臉的麻子，不過他的女友和夫人，從照片看都是美人；還有一位就是在杭州的浙江一師教過書的劉延陵，相傳他在江蘇南通讀師範時和一女生相戀且私訂終身，此女生的身份是蘇州繡花大王的女兒，誰知劉延陵後來因患天花而成了麻臉，千金小姐便棄他而去，這讓他身受刺激。相傳劉延陵三十歲後即患腦疾，幾乎不能寫作和工作。終其原因，多數皆說是因用腦過度，直到晚年（八十歲之後），劉延陵才說腦子也才好了百分之九十五。
現在看來，用腦過度一說如果能成立的話，受刺激恐怕還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因為我看不少數學大家，比如說像華羅庚和陳省身這樣的，晚年幾乎都沒有謝頂，我在想數學家的用腦可能不比詩人文學家少吧，最近還聽說多動動腦可以防老年癡呆。倒是劉延陵的學生汪靜之，對於老師的腦疾有另一種解釋。他在1993年寫就的《回憶劉延陵師》一文中說——
當時上海的電車始終是開門的，開動時也不關車門。乘客在電車開動行進時，隨時隨地可以跳上電車，可以跳下電車。劉老師在一次電車上，看見劉師母在馬路邊上走，劉老師就跳下電車，沒有站穩，仰麵倒在地上，後腦著地，結果腦震蕩了。以後仍能教書，寫文章就困難了。劉老師真是不幸！
一個腦疾，三個版本，一是用腦過度，二是受刺激，三是得過腦震蕩。也許汪靜之的說法也是對的，除了用腦過度、受刺激之外，腦部受外傷也是一個原因吧。說劉延陵而扯出汪靜之，除了他們同為詩人之外，很重要的一條，他們是師生關係。劉延陵是1921年的寒假之後來到杭州的浙江一師教書的，教英文並且成為當時浙江一師為主的晨光詩社的顧問，同為顧問的還有朱自清和葉聖陶老師，他們三人，再加上一個叫王淮君的，被後人稱作為浙一師的“後四大金剛”，這是相對於經校長在任時的前“四大金剛”而言的，那是指劉大白、陳望道、夏丏尊和李次九這四位先生。在杭州教育界，有稱老一德高望重的師者為
“金剛”的。
現在學界普遍有一個觀點，就浙江一師來說，說前四大金剛，劉大白、陳望道、夏丏尊和李次九教出來的學生都是活動家和造反派，諸如施存統、俞秀鬆、宣中華、汪壽華等，而後四大金剛，比如我們知道的前三位都是詩人，所以他們教出來的學生也都是詩人文學家，晨光詩社、湖畔詩社就是在那個階段成立的，特別是劉延陵，還為學生汪靜之的《惠的風》寫過序（可參見《湖畔不是風流地》一文）。
被稱作五四詩人的劉延陵，也是因為湖畔詩社，因為浙江一師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現為杭州高級中學）整理校史、舉辦校慶活動而被尋找到的。他在幾乎失蹤了半個多世紀之後，才重新出現在華文世界的視野裏。
劉延陵的另一位學生就是曹聚仁，曹聚仁著文甚多，不過對於劉師，他似乎筆墨也不多，這可能也是晚年寫回憶錄的一個問題，因為身邊無多少可引述的文字，所以便是寥寥數筆了。曹說——我編次《浙潮第一聲》的時候，劉延陵師曾經替我寫序文，其中有這麼一段話“思痛正如身經百戰的老將，撫著身上的創痕，英氣勃勃，依然想躍馬上沙場去。又如，給愛人咬了一口，越痛越想送給她去咬。”這話頗有詩意。劉師本是詩人……我隻知道那些詩，都是抒情詩。跟劉大白師的抒情詩又不相同。延陵師教我們英文，他的詩頗受莎士比亞的影響，他的詩是新詩。
曹聚仁後來還說到劉延陵的兒子曾經找過他，不過也是語焉不詳了。而劉延師寫曹聚仁，似乎文字還要多一些，晚年（1983年3月，那時他應該已經90高齡了）他應邀為杭州一中校慶（該校的前身就是浙江一師）的《憶舊興感》——1920年春，我開始到杭州一師教書。數周後某日吃過晚飯，偕同事顧某先生往校外散步，不久即與一師的兩學生走在一起，彼此遂搭訕起來。我問他倆的姓名和在校的年級，因而知道他倆同在三年級肄業。他倆之中修長的一位自稱姓王，諸暨縣人，短小的一位大約十八九歲，卻從他的藍灰色製服胸前的袋裏掏出一張白色名片來，捧著呈給我看。在它的中央，縱列著宋體的“曹聚仁”三個字；它的右邊是一片空白；它的左下角上民沒有照例列出他的籍貫，卻印著雙行縱列的四個較小的仿宋體字“世界公民”……
63年前的事情，劉延陵還記得清清楚楚，而且點晴之筆也很是獨到——他的名片上不表明籍貫而自稱做世界一分子，正反映出新文化運動對當時學生所生的影響。
劉延陵在浙江一師任教時的軼事留下來的不多，有時我甚至覺得如果曹聚仁不寫，汪靜之後來又不回憶，那幾乎就很難情景再現了，晚年的葉聖陶倒是有和劉延陵通信的，不過那已經是互道近況而不提舊事了，從現在能看到的劉延陵親自撰寫的《浙江第一師範十日刊》發刊辭來看，他對於學生社團活動，還是介入頗深的，因為他把發刊辭是寫得很是幹脆的——“我們的宗旨”：“第一是赤條條地發表我們校裏的實況”，“第二是切切實實說出我們的理想”。劉延陵說到，“這一年以來，稱讚浙江第一師範的也有，罵浙江第一師範的也有，甚而至於要想破壞浙江第一師範的也有。我們不喜歡他們的稱讚，怨恨他們的罵和破壞；我們隻可惜他們的稱讚，罵、破壞，都沒得當。因為稱讚錯了，教我們受不下去；罵錯了，破壞錯了，教我們忍不下去……”
今天看來，這樣的發刊辭，不僅是用心的，而且還是用力的，注意此文寫作的時間，是1920年的11月10日，這也正是《浙江第一師範十日刊》的出版日期。
當然，畢竟因為年代久遠，關於劉延陵是哪一年到浙江一師教書，以及哪一年離開的，不同的版本是有出入的。劉延陵說自己是1920年春到杭州任教的，且說“我與朱自清兄在一師服務都不過三四年”，而在相對權威的，也是劉延陵唯一的一本個人作品集《劉延陵詩文集》的序中，研究者兼好友鄭子瑜先生是這樣寫的——
“1921年，劉延陵與朱自清、葉聖陶同在上海吳淞的中國公學教書”……
“1921年寒假以後，劉延陵到浙江省立一師任教。第二年考取官費，前往美國西雅圖州立大學攻讀經濟學，一年後因腦病發作全身衰弱不堪，隻好入療養院療養，錢也因此用盡了……”
很顯然，這跟劉延陵的自述是有較大出入的。不過從1922年6月，劉延陵與朱自清在杭州活佛照相館與汪靜之、潘漠華和馮雪峰等晨光社成員的合影來看，此時他在杭州肯定是千真萬確的。而從1920年的11月10日他為校刊寫發刊辭來看，192011月年他的確就在杭州任教了。
不過當時有名的教師，在中學任教，多半也是一個跳板，這中間到處兼課也是常有的事情。這也說明五四那一代文人的道路還是頗為現實的，是為生計考慮的，先有個職業，然後再找機會圖謀出國或發展。所以浙江一師出了不少有名的老師，但是能在那裏教個幾年以上的，就屬鳳毛麟角了，像夏丏尊這樣自己說真正喜歡在中學任教而不喜歡在大學任教的，那是少之又少。名師雖然是走馬燈的換，但這更顯示出了浙江一師的偉大和不易，也顯示了這些名師的影響力。當年已經作為名詩人的劉延陵，在1922的元旦，就和朱自清和葉聖陶創辦了中國的第一本詩刊，後來參加進來的還有俞平伯。原來我們隻知道朱自清是散文大家，葉聖陶是小說家和語文教育家，俞平伯是紅學家，殊不知當年他們都是繆斯的愛好者，尤是朱自清先生，還有論新詩的專著問世，包括他對湖畔詩人的評論，都是起到重要作用的。
中國新詩已經有一百年的曆史了，這當中劉延陵是先行者，這種先行的姿態，不僅是因為他的創作實踐和提攜後進，更多的可能還在他的詩歌理論。比較客觀地說，《劉延陵詩文集》中，文似乎要比詩來得更為可讀一些，但劉延陵卻是以詩著稱於世，我想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因為他是先行者。當時的《詩》月刊，除了發表朱自清、葉聖陶、俞平伯和劉延陵的詩作外，還經常發表劉複、胡適、周作人、汪靜之、徐玉諾、馮文炳的文字。我覺得劉延陵的厲害在於他對新詩的眼光，第一是世界的，第二又是中國的。
關於世界，是指新詩乃世界性的潮流，劉延陵有這麼一段話——並非中國所特有，中國詩的革新不過是大江的一個支流。現在中國還有逆這個江流而上的人，我想如把這支水的來源與現狀告訴他們，且對他們說現在的潮流是何種意義，這或者也能令一般逆流的人覺醒一點。
關於中國，劉師說（這已經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話了，當然屬於事後諸葛亮）——“我覺得七十年前我國的新詩崛起之時，它總共負起了“返古”與“創新”的兩種使命。所謂“返古”，是指它要解除舊詩詞在格律方麵加於作者的束縛，讓他們以類似《詩經》與歌謠的自由形式來寫作。所謂“創新”，是指它除保存了一部分傳統的寫詩法之外，也提倡用新的表現法（包括用新的修辭法與西洋詩的形式）來寫現代人的思想與感情。”
今天看來，劉延陵所說的“返古”還是頗有新意的，隻有身處潮流且一直關注的人，才有如此清醒的認識。要注意劉延陵大半生客居海外，在他的視野中，顯然還包括了台灣的新詩創作和理論。
劉延陵的悲哀，是因為他至死也沒有正式出版過一部個人詩集，雖然他是中國第一本《詩》刊的創辦人，然而他的詩隻是被選入各種選本而已，所以當我們這一輩人開始學作詩歌時，也就把他看作是“出土文物”了。因為時空的距離，我們看那些詩作時，自然少了一些崇拜的感覺了，因為新詩不是中國畫。另外一點，我覺得中國的新詩人基本就是一首詩主義，這也就是說，一個詩人要成名，非得有一首代表作不可，比如前麵提到的戴望舒，他有一首《雨巷》，徐誌摩有一首《再別康橋》，郭沫若有《爐中煤》，艾青有《大堰河，我的保姆》，臧克家有《有的人》，上世紀八十年代後，顧城、食指、北島、舒婷和海子皆有可以收入中學課本的詩，那麼劉延陵呢，他的影響力就僅僅局限於文學圈的範疇裏，這跟詩人和出版家邵洵美等相似，劉延陵公認的代表作就是《水手》——
月在天上，
船在海上，
他兩隻手捧住麵孔，
躲在擺舵的黑暗地方。
他怕見月兒眨眼，
海兒掀浪，
引他看水天接處的故鄉。
但他卻想到了
石榴花開得鮮明的井旁，
那人兒正架竹子，
曬她的青布衣裳。
最好的句子，不用我作提示，那也就是最後三句。詩名叫《水手》，這還是很洋化的，讓人想起西班牙詩人洛爾迦的歌謠風格，而劉延陵的寫法，卻又是很中國的。連曹聚仁也看出來了，他的詩作和劉大白的還是有所不同的。文學評論家梁宗岱更是有很高的評價，在他寫給徐誌摩的書信中認為它“那麼單純，那麼鮮氣撲人”，並且把它與徐誌摩的《落葉小唱》、冰心的《繁星春水》以及宗白華的《流雲》等一類詩集中的幾首“都是很好的詩”相提並論。
除了《水手》之外，我以為像《秋風》這樣的也堪稱佳作——
秋風
秋風回到了江南，
江南的黃葉就一陣落下來了。
落下來還飛起來，
又是一陣秋風
把他們打下來了。
打下來的黃葉
在地上吱吱地響：
“不要緊，
我們明年再來就是了。”
考量詩人的一生，當秋風再一次回到江南時，詩人的明年就再也沒有再來。
因為更大更猛的秋風席卷了一個時代和社會，作為一名水手，他漂泊在海上，終老在海外。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響應號召去吉隆坡參加抗戰宣傳，此前他在上海的暨南大學任教，當時是得到邵力子先生的介紹而去《中國報》做編輯的。兩年後定居新加坡。在海外的日子，他做編輯，教書，在新加坡淪陷後甚至也以擺舊書攤為生，抗戰勝利後他還是做編輯和教書，但是創作甚少了。一是因為腦疾，二是因為生計，同時我想也是他遠離祖國和朋友，那種創作的熱情和氣場都沒有了。劉延陵大約寫於1947年的《大半生之痛史》，既是腦疾頭痛之痛，更是人生的苦痛之痛。他的文章一開頭就說：“二十五歲開始做事，月薪僅四十元，一身外須養三口。二十八歲月薪七十元。一身之外，須養五口……三十一歲下半年起養六口，因為雪生有一奶媽……三十歲杭兒去世，其母去世，養五口。以後雪生回家，人口最多時養七口，而病狀照舊。的有進款皆是犧牲自己的健康與幸福得來的，拚性命得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