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後來曹聚仁等人的回憶文章中，見不到劉大白在任課時的諸多細節，不過曹聚仁也說到“我隻記得他時常患牙痛，教我們國文課，卻時時請假……”可見劉老師不僅有肺病，而且還上火，牙痛怕是上火之症吧。不過我們應該知道，劉大白在浙一師時，年近四十了，這樣的年紀，“學識淵博，觀察之透徹，筆力之勁健，實為人所不及。他深沉守默，不很愛空議論。年青人總以為劉師城府很深，不可揣度……”連曹聚仁都說劉大白城府很深，這可能是他的外表長得比較嚴肅，後來劉大白的不少學生輩的都有此看法。比如兆良在《古文叛徒劉大白》一文中寫到了大白在複旦的事情，其中的印象是——以“人如黃花瘦”的一種詩人姿態，出現於講壇，他是一副瘦長的臉孔，似乎有一雙陰鷲而不留笑影的眼睛，從深度的近視眼鏡中漏了出來，老不能承受學生們的歡迎。劉大白雖以叛徒著名，其語言仍不改其鄉音——滿口還是“哼個老倌”的聲調，使聚首一堂的四方髦士聽了莫名其妙。
好一個“哼個老倌”！劉大白之於浙江一師，或者說四大金剛之於浙江一師，印象中都隻有一個模糊的概念，一個打了包的概念，即他們都是提倡白話文的，或者說被教育廳的夏敬觀廳長說來都是不學無術的。隻有夏丏尊，後人對其印象頗深，因為他有豐子愷這個好學生，所以關於夏老師的文章特別要多一些，再加上夏丏尊後來去了白馬湖，跟朱自清和葉聖陶等（跟葉還成了親家）都是好友。
今天的人已經不能體會新文化運動中白話文和文言文之激烈的鬥爭了，不過我們隻要回想一下，比如在2009年8月當國家語委公布要調整個別漢字的字形，馬上引來一片爭議，由此可見此事非小事。比如“林蔭道”用得好好的，一定要改為“林陰道”。而在1919年的劉大白陳望道和夏丏尊們，響應經亨頤先生的號召，“改授國語”，經先生的理由是——“國文應當教育所支配，不應當國文支配教育”，“經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學生，實在是錯了人生”……
經先生當時最厲害的改革措施之一，便是決定把國文課改文言為白話，且廢止了讀經課。一段時間後，官方的反應是什麼呢？浙江省督軍盧永祥就以“近來鼓吹無政府主義之書報多用白話體裁”為由，去電北洋政府要求明令禁止白話文。而浙江省的省長齊耀珊也是致電教育部“請禁白話文”，齊省長同時還派去了秘書到浙一師任教國文，即用摻沙子的方式欲改組教師隊伍，可見用心何其良苦啊，但那也隻是一比四啊，四大金剛還隻是新潮改革派中的代表，還有一批經先生的擁躉者的，雖然也可以肯定對經先生腹誹的老師也不會少的。然而我們覺得有趣的一個現象是，當時我們的北洋政府似乎忙得很呢，根本就不可能來管你這個浙江省的文白之爭，而我們的教育部呢，從後來平息風潮等做法來看，也是開明得很。這個不像今天的網絡管製，我搞一個程序，你的什麼東西就被屏蔽掉了。
關鍵是，那是一個真正開放的時代，而不是一個屏蔽的時代。
語言的文白之爭，說到底是革命與保守之爭。好多國家的文化革命，首先都是從語言革命開始的。這裏隻以一篇書評為例，可見當時同樣是白話革命者，對白話的看法又是如此的不同。劉大白在1929年專門出了一本書叫《白屋文話》（世界書局印行，定價九角），這是一部關於白話革命的書，他在自序中說：“當時寫的動機，是長活人的誌氣，滅死人的威風，頗以《平鬼傳》中的鍾馗自命。”而且此書的宣傳跟今天一模一樣，也是要拉大旗來作虎皮的，不僅有胡適之跋（據說本來是當作序的，後來位子推後了），還有蔣夢麟在此書封麵上的推薦語是——人話革命的宣傳品。
何為人話，就是白話，就是說人的話，那麼言下之意，文言文就是鬼活。
書出來之後，大家都要出來捧場，當年的梁實秋先生（化名敬遠）就寫了書評，說“劉先生的文筆是爽利極了，舉的例證也很多，趣味豐富，引人入勝。”不過接下去梁先生還是實話實說了，他最後是這麼說的——劉先生的文筆是很滑稽的，不過有的地方為了滑稽而流於粗俗，例如原書第十六節，隻有六頁，“放屁”發現幾乎十次。也許劉先生以為這樣說話，比較的更像“人話”罷？
“為了滑稽而流於粗俗”又有幾乎十次放屁，這是梁實秋先生所不能接受的，而我們的劉大白先生又顯然不能接受這樣的批評。劉大白的個性頗像比他小一歲的魯迅，似乎也是滿身的刺蝟，大白馬上給予了反駁，而且題目也是很雷人的——告不辨人鬼強分雅俗的《白屋文話》評者敬遠君——“讀了敬遠君對於《白屋文話》的批評，我不能不深深地惋惜著；所惋惜的，是敬遠君的母親，把他的腦筋，錯誤地製造成這樣不辨人鬼，強分雅俗的一副。”
你們看這用語還是很毒的，意即母親把梁實秋的腦子給生壞了，這是罵人中比較陰的一招了。接著劉大白就說——“敬遠君的邏輯，似乎合章大蟲的放屁邏輯，是有一點淵源的……”何為章大蟲？章太炎也；將太炎先生稱作大蟲，可見大白當時的火氣和性格。當時劉大白最看不起的人就是章太炎，因為章太炎堅持用文言文。
不過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民國前後浙江的這批文化人，特別是留日的那一批，從許壽裳到周氏兄弟，還有浙江兩級師範（1909年的木瓜之役）時的一些教師，可都是章太炎的弟子啊，包括後來曹聚仁也算是因為給章大師記錄講話稿而入章門的，可是劉大白偏是不買章大師的賬，且稱他為章大蟲，可見劉大白的性格是何等偏激啊。
由此種爭論可以看出，當年的文言文和白話文之爭，在浙江一師以及整個的社會，完全不是小眾化的議題。所以我現在也才能理解，說當年一師中的那些堅持文言文的老師（我們也要給予足夠的尊重），是如何的與經劉陳夏李們誓不兩立了，還說有一位（應該就是省府派去做老師的）就在隔壁房間裏說，如果再怎樣怎樣，我就要拿一把槍把他們打死……
初讀到此材料時，我以為是杜撰的，現在看來在那一場白話文和文言文之爭中，是完全有可能動刀動槍的。複旦大學的創始人馬相伯先生曾有一段話，可以看出語言革命的重要性——“欲革命救國，必自研究近代科學始；欲研究近代科學，必自通其語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國語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學而為科學救國準備者，請歸我”。這段文字雖然最後落腳點是在說學外語的重要性，但對本國語言的革命性的廓清，也正是那一輩大師們在努力的事情，包括馬相伯兄弟之編《馬氏文通》，陳望道放下“宣言”去寫《修辭學發凡》，晚年又作《文法簡論》，目的都隻有一個。
我後來沒有再看到梁實秋先生的反駁文章。莫非好鬥又是紹興人或浙東人的特性？正如做師爺也是紹興文人的一種宿命？在我的印象中，梁實秋先生是比林語堂脾氣都要好的一位，林語堂就曾經和曹聚仁打過曠日持久的筆仗。梁先生的一篇普通的書評遭來了劉大白先生的一通反批評，這也是那個年代文人論戰的一種形態吧。
所以去叩訪皮市巷3號白屋的不僅有本文開頭的經先生，還有沈定一，還有好多好多的朋友或論敵。那個時候通訊還不發達，上門造訪似乎是人際交往關係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特別是在同一個城市裏，所以我們可以想象當年的白屋完全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情形，這也有經先生的日記可為佐征吧。這跟今天白屋的原址地已成為一個四星級的酒店倒也頗為相似，至少在人員流通這一點上是相似的。
好鬥還體現在那一場因留經而引發的一師風潮中，當聽說警察包圍了學校之後，劉大白和其他一些老師，比如薑丹書、王賡三等就去想辦法衝進校園去。進不去怎麼辦呢，傳聞劉大白買了不少的肉包子一個一個的扔進去——這在當時大概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了，這也隻有劉大白才做得出來。當然風潮之後，劉大白和陳望道、夏丏尊、李次九等四位老師一概掛職而去，這既是失望也是對策，否則這個風潮就很難再平息下去了，因為經先生和四大金剛便是出頭鳥，他們不走是不行的。當局的撒手鐧是要解散浙一師了，因為浙一師是官辦的學校。那些當官的很理所當然地在想，我們拿出錢來辦學校聘老師，你們卻要造反，那我要你們這批逆子和亂黨幹什麼呢？
所以劉大白們隻好以自己的辭職而息事寧人，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中策，因為當時沒有上策。而對於恩師們的辭職，浙一師的學生，內心實在是最為悲苦的，他們寫了挽留老師的信，全文如下——
我們全體同學以愛戴先生的緣故，曾經派9次代表邀請先生到校任職，那（哪）知道5月5日先生竟決決絕絕地回複我們。我們以為最親愛的光明指導者為了環境底關係不複聚存一堂，心裏覺得非常愁悶，不過先生底苦衷我們也很明白，這樣荊刺橫生的道路也不勉強先生去走，但先生是新文化的先趨（驅），我們對於先生的愛慕不斷，並且加強，總希望先生時時指導我們，扶助我們。先生，這個黑森森的樹林雖有一條小路可通光明的境界，但林中毒蛇也有，猛獸也有，我們走到半路的時候遭了這種危險，先生雖是在空曠站著，聽了我們底呼救聲，想起來總肯援助我們。比來寒暑無常，諸惟努力自愛。
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全體學生上
（原載北京《晨報》1920年5月20日6版）
這挽留信寫得極為感動，也極為煽情。在一片挽留聲中，劉大白作何感想，有何打算，這些我們現在都不知道。而從披露的資料來看，劉大白甚至還執筆替全校教師寫過一封挽留經校長的宣言，此信原載於《浙潮第一聲》1920年6月。此宣言的最後，劉大白是如此寫道的——所以要發這宣言的緣故，因為同人等的挽留經校長，並非是個人地位的關係，實在是學校精神的關係；不但是學校精神的關係，而且是文化事業的關係。恐怕外界不大明白，不能不聲明一番。總結起來：就是以前本校的辦法，自認不能沒有缺陷；以前的文化運動，也還沒有改進到健全的地步，所以要經校長複任，來彌補一切，希望達到適應時地、符合真理的目的。論到外界的批評，我們不但是不忌諱，而且是很歡迎的，很感激的！這就是同人真實的態度了。半年以來，外界對於本校的舉動，難免有隔膜的地方。現在趁此表白一點。大家也是盼望的。特此宣言。
雖然這個信寫得很為誠懇，而從語氣上說，與其說這個信是寫給經校長的，倒不如說是寫給官府和社會看的。最後的結果大家是知道的，經校長沒有留住，劉大白也就走掉了。由此看劉大白起草留經宣言，是因為那個時候的話語權仍在學生自治會和新潮人士手裏，所以事過之後還有人編《浙潮第一聲》，還有人請劉大白給這本紀念專輯寫序，這一方麵可見劉大白當時在師生中的影響，另一方麵也看出劉大白在一師風潮中是介入頗深的一個。他給《浙潮第一聲》寫序的時間為1920年的6月29日，我們今天讀來，激情和理性仍洋溢在字裏行間。
劉大白在開頭如此寫道——在無窮的不絕似的瀑流似的時間當中，過去已經去，未來還沒來，所以人類對於過去，保有記憶；對於未來，隻有想像。過去的陳跡，往往可作未來的教訓物鞭策。所以記憶過去，不能說和想像未來沒有關係。不然，像這占過去的時間很短的《浙潮第一聲》，怎值得編印呢！
劉大白的結尾是這樣的——不絕的進化，是人類無限的前途。所以過去的事情，總是不滿足的。人類正因為對於過去有不滿足的缺憾，所以才有向那未來求滿足的努力。這一次一師底事件，結果雖然不能說是失敗，但決不能認為滿足。所以無論是一師同學，或非一師同學，都應該對於這件過去的事情，有不滿足的缺憾，那才有大家向那未來求滿足的努力。浙江文化運動底前途，人類底前途，才有不紀的進化趨向哪！這才是我想像未來的又一種希望。
看啊！《浙潮第一聲》，不但是記憶過去，而且想象未來。未來的浙潮，第一聲以後的第二聲，第三聲，……第……聲，怎樣？（《浙江一師風潮》浙江大學出版社）
愛之深便責之切。劉大白離開浙一師之後，沒有像經先生和夏丏尊那樣再去白馬湖創教育之業，他還是留在了杭州。1921年之後，劉大白基本的生活軌跡也就在滬杭和杭州與蕭山之間，這期間對他產生影響，或者說助他事業發展的主要有兩個人，一個是同鄉邵力子，另一個就是蕭山人沈定一。
邵力子利用自己的關係幫過浙江的不少文化人，這個幫就是謀職謀發展，這方麵的例子很多，這其中就包括劉大白的去上海工作，以及曹聚仁的出道。
而沈定一這個人，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他也是一個跨界之人，在一師風潮中，他也是完全站在經先生和學生運動這一麵的，他先是給杭州警察廳長夏超去信詰責，且此信是刊於《申報》的1920年3月30日的，全信言簡意硬——聞君以武裝警逼令一師學生離校，君果甘作摧殘吾浙文化之虎倀乎，何麵目食吾浙祿，若非事實，盼複。
何麵目食吾浙祿？這就是一個文化人對一個警長的責問，也是一個當過省議長的官員對警長的責問。現在也有此種責問的，不過大多是對已經下台失權之官員的責問。何麵目食吾浙祿？就是那個時代人們的觀念，你當官的實際是在吃人民的奉祿，很可惜今天反倒沒有這樣的說法了，大家都以為當官僅僅是在服務大眾與社會。是的，你公務員是可以加薪且旱澇保收，但是你必須認識一點，你所吃所用所花費，是人民的稅和血汗。
而在此前的1920年2月29日在上海的《星期評論》上，沈定一又著長文《學生與文化運動》，一開頭就是——浙江的新文化運動，已經受著打擊了。新文化運動的敵人，撐著他枯朽的鐵臂膊。一拳打去了杭州第一師範學校新文化倡導者的校長經亨頤。為什麼會去經亨頤？因為浙江教育廳長夏敬觀的查複。為什麼夏敬觀會有這一種查複公文？因為浙江省長齊耀珊有查辦第一師範的命令。為什麼第一師範要查辦？因為第一師範和傍（旁）的學校學生出了一種《浙江新潮》周刊。為什麼《浙江新潮》要查辦？因為《浙江新潮》登了一篇《非孝》的文章。為什麼會有《非孝》的文章？因為這一種文章是新文化運動的表現。浙江的官吏，既做了新文化運動的敵人，就不能不找著一個先導者的第一師範給他一個打擊。去經亨頤的校長，就是表示他們打擊新文化第一聲的權威。
寫得清清楚楚，沈先生真是明眼之人，而他的結尾更是高屋建瓴——我們青年學生不為那（哪）一個人負的責，為新文化負的責任。新文化是我們青年的生命，我們為生命負責任。新文化是我們青年的將來，我們為將來負責任。新文化是我們青年前途的光明，我們為光明負責任。新文化的敵人，已經對於我們青年的生命，將來的生命，光明的生命宣了戰了！我們要試驗我們生命的力量，正是這個機會。
再看邵力子先生當年寫的“時評”，刊於上海1919年12月5日經第7版的《民國日報》，題目是《看“浙師”學生的團結力》，完全是鼓動性的，全文如下——
《浙江新潮》的風潮，聽人有人要借此破壞浙江師範學校。
我因此卻想著這是北京大學和《新青年》、《新潮》等被人仇視的一個縮影。
仇視的結果，北大絲毫沒有動搖，北大學生的團結力，全國人民沒有不佩服的。浙江師範的前途如何？要看他們學生的團結力怎樣！壓力的大小是不用管的。
包括戴季陶在內的，都寫了文章支持和評論浙江一師的行為的。而這些人也正是劉大白當時交往的一批朋友，後來為解決一師風潮出了大力的，便是蔣夢麟，這個將另文敘之。從劉大白身邊的朋友來看，一師風潮前後，便已形成了一個文人的小圈子，這個小圈子，既是工作夥伴，又是事業搭檔——編報刊和教書，在於他們就不僅僅是職業和飯碗，還是理想和追求，因為那是一個可以為理想而探尋的時代，是一個西風東漸的時代，更是一個可以改朝換代的時代。雖然後來有的人因為黨派不同，政見不同，有分道揚鑣的，有大浪淘沙的，但卻都是書生意氣，激揚文字——而正是這一些氣場是能夠穿越時空直抵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