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祖在木瓜之役後辭職回鄉在嘉興府中學任教。辛亥革命後公舉為海鹽縣首任民事長，積極推行剪辮放足、破除迷信、禁止鴉片、興辦學校等新政。隨後到省教育廳任事。1913年為教育部起草國語注音字母方案，後來受聘任北京大學預科教員兼清史館編修。袁世凱稱帝時，朱辭去編修，專任北大教授。五四運動前後，朱希祖常為《新青年》和《晨報》副刊撰稿。1918年任北京大學中國文學係主任，教授中國文學史。不久兼任史學係主任，寫成《中國史學通論》一書及許多史論，遂成史學大家。其間積極參與推行白話文。1920年，聯合北大六教授上書教育部，要求推行新式標點，中國新式標點自此始。是年底，還和沈雁冰、鄭振鐸、葉聖陶等12人共同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卯字號的名人一》中對這位日本同居者有曲裏拐彎的介紹：“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講中國文學史，但是他的海鹽話很不好懂，在江蘇浙江的學生還不妨事，有些北方人聽到畢業還是不明白。……但是北方學生很是老實，雖然聽不懂他的說話，卻很安分，不曾表示反對，那些出來和他為難的反而是南方尤其是浙江的學生，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同班的學生中有一位姓範的，他搗亂得頂利害，可是外麵一點都看不出來，大家還覺得他是用功安分的好學生。在他畢業了過了幾時，才自己告訴我們說，凡遇見講義上有什麼漏洞可指的時候，他自己並不出頭開口，隻寫一小紙條搓團，丟給別的學生，讓他起來說話，於是每星期幾乎總有人對先生質問指摘。這已經鬧得教員很窘了，末了不知怎麼又有什麼匿名信出現，作惡毒的人身攻擊，也不清楚這是什麼人的主動。學校方麵終於弄得不能付之不問了，於是把一位向來出頭反對他們的學生，在將要畢業的之前除了名，而那位姓範的仁兄安然畢業，成了文學士。這位姓範的是區區的同鄉，而那頂缸的姓孫的則是朱老夫子自己的同鄉，都是浙江人，可以說是頗有意思的一段因緣。”
由此可見，朱希祖後來跟周氏兄弟交往就不多了，但是他跟馬氏兄弟（馬幼漁即馬裕藻、馬衡）沈氏兄弟（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交往頗多，他們都是北大派的名教授。當然後來因為門派之爭，朱希祖也頗多受到詬病的，這就是為什麼周作人的文章會有曲筆一樣。
倒是魯迅跟馬裕藻的女兒馬玨（有北大校花之稱），還有過贈書的事情，近年來也算是名人談資之一。有的還說是魯迅愛上了校花，否則為什麼馬玨一結婚，魯迅就停止送書了呢？
至於說參加木瓜之役的張宗祥、馮祖荀等，後來也終成大學問家，可見當時兩級師範學堂師資力量之雄厚。
4.被稱為“木瓜”的理學家夏震武
最後再來說夏震武，因為他也是一百年前的一個縮影。
我們先來看看他的家鄉《富陽縣誌》中關於他的字條——
夏震武（1854 - 1930） ,又名震川,字伯定,號滌庵,富陽靈峰裏（今裏山鄉） 人。自幼聰慧好學,同治十二年（1873）
考中舉人,次年成進士。光緒六年（1880）
授工部營繕司主事。光緒間,清廷派吏部侍郎崇厚出使俄國,交涉收回新疆伊犁地區事宜。崇厚媚外,與俄方簽訂《裏瓦基亞條約》,喪權辱國。震武激於義憤,上書清廷,請求嚴懲幕後支持者恭親王奕
等親貴大臣,竭力主戰。時張之洞講西學,倡洋務,震武以為此乃“用夷亂夏”,力加非議。戊戌政變時,又曾上疏請“立誅”康有為、梁啟超。庚子之役前夕,震武退隱故裏,而浙江學政文治具折推薦為“備位顧問”,奉旨俞允。既而,八國聯軍攻陷北京,震武奉旨,遂赴西安上《中興十六策》,反對屈辱求和,建議“奮發自強,任賢才,修政事,明恥教戰;運東南之財,練西北之兵,東向以恢複兩京”。後又連上數折,彈劾王文韶、盛宣懷、翁同龢、張蔭桓等大臣“表裏為奸,挾外洋以脅朝廷”。因此觸怒權貴,次年春告病回鄉。
宣統元年（1909）
,被選為浙江教育總會會長,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監督。主張尊孔讀經,鄙視科學,受到進步教師魯迅等人反對,學生亦相繼罷課。震武辭職離校,轉任北京京師大學堂教席。辛亥革命時再次束裝南歸。
震武晚年在故裏聚徒講學,以孔、孟、程、朱之道為天下倡,慕名從學之士甚眾。其中有日本及朝鮮人。民國7 年（1918）
,學生劉可培等發起捐資建“靈峰精舍”於裏山隱岩崗,以居四方來學之士。由是,世稱“靈峰先生”。著有《人道大義錄》、《靈峰先生集》等十餘種。民國19
年農曆五月初一病逝家中。墓葬漁山平安頂,今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從此段小傳看，夏震武是個不合時宜的人。在朝庭他是個主戰派，頗有氣節，但一般來說，主戰派的結果總是不太好的，因為皇帝心裏有一盤棋，戰與和，關乎國家的安定團結，關乎官場生態之和諧，所以也往往是此一時彼一時也，而非我們一味所強調的民族氣節。而在時代大潮麵前，夏震武又痛恨洋務，喜彈劾權貴，所以官也是越做越小，最後連個校長都保不住了。夏震武大概是屬於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性格脾氣，而浙江富陽人似乎是有這個脾氣的。這一點跟魯迅先生倒也還有些相似，無非是他們接受了不同的文化熏陶。而夏震武被人稱道的是理學家的頭銜，雖然我們對理學知之甚少，但理學乃國學之一種，應是無疑的。辛亥革命時再次束裝南歸，這言下之意是夏先生就成了遺老，他依然穿著清朝的服裝，依然梳著辮子，並在鄉間開設講堂，一時也聚了不少遺老遺少。關於這一段曆史，我們必須是懷著尊敬和尊重的態度，為一種文化而殉道，這畢竟是可貴的。問題是夏先生不像辜鴻銘，此老先生也是遺老，但因為他有西學基礎，且北大之蔡元培還能容他，還給他一個平台，可惜夏先生原是官場之人，得罪的人太多，所以隻能隱居鄉裏開設“夏家講壇”了。為了佐證夏先生的個性，我們可以看一段馬敘倫先生的記述——先生廬墓三年，巡撫嚐使致勞，睹芒鞋竹簽者不知即先生也，不為禮，先生因亦不語以姓名知仁和、錢塘兩縣事者，以時候起居，夏孝子之名遂播於人口。服閩，赴曹，及甲午之役，勸李鴻章誤國，不報，遂歸田。至清末，劉廷深為京師大學堂監督，聘為教員，先生以師道自居，朔望渴拜孔子，必先監督。某年，先生年假還裏，過杭州，寓望仙橋瑰旅館，使招餘往，率然問曰:君看湯蟄仙為何如人？蟄仙，湯先生壽潛字也。時蟄丈方辦滬杭甫鐵路，有盛名。餘知先生言必有謂，不敢逮對。先生日:蟄仙，偽君子也。餘唯唯而已。辛亥後，先生裏居不複出。餘往候之，先生束發冠儒冠，衣深衣，儼然如對古人。餘宿其宅，內外不聞語聲。先生有弟則剪發矣。設米店於江邊，弟司其業。然聞裏山人雲:買賣升鬥出人不同，未知如何。餘荷先生青目，昔時皮藏其所遺書犢，經漸當付胭如矣。
你看看，能把湯壽潛稱之為偽君子，這可不是一般人所能說出口聽，由此可見，他又怎麼會把許壽裳、魯迅等人放在眼裏呢？當然有好事者也關心夏先生隱居鄉裏後的生活，說是靠先生之弟開米店來維持的，然而這個米店又有大鬥進小鬥出之嫌，馬先生是史家筆法，“未知如何”一句輕輕帶過，但在反對派那裏，僅此一細節，夏先生便被冠之於假道學之名了，嗚呼哀哉，做名人難矣，做遺老的名人尤其難矣！
另據周素子先生考證，夏先生的學術成就也堪稱了得——“靈峰精舍”以麵對靈峰山而得名,正廳三間祀孔子,兩旁以顏淵、曾參、子思、孟子及宋代理學家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作為配享,仿製一批樂器、禮器,於每年春秋兩季擇日舉行祭孔大典。在當時的山東長山還設有“靈峰精舍分舍”。夏震武的講學宗旨:以明倫、立誌、居敬、窮理、力行有恒為主,教學內容以理學為主,必以洛閩為門戶,洙泗為學奧,兼及經學、史學。有教無類,凡屬篤信孔孟程朱之道的人,不論出身、年齡、學曆均可入學,但一定要束發古裝作為入學條件。民國十六年（1927）
夏震武為了提倡倫教,推廣聖道,成立“義孔學會”,參加的人大多是他的學生和再傳弟子,推他為會長,在山東、河南、湖南等地均設有分會。夏震武擅長古文辭,生平著述有《人道大義錄》、《靈峰先生集》、《悔言》、《悔言辨證》、《襄說考證》、《寤言質疑》、《〈資治通鑒後編〉校勘記》、《大學衍義講授》、《孟子講義》、《論語講義》等等。上述著作先後由其門人在上海、北京、杭州、開封等地印刷發行,流傳頗廣。靈峰精舍又陸續出版不定期刊物《靈峰小識》、《翼道叢刊》,他晚年著有大量詩文,曾散見於這些刊物中。
當然，他的這類講義作品，我們今天的人可以說絕大多數是看不懂的。時間才過了一百年，這個世界的變化是多麼的大啊，正如當年參加木瓜之役的錢均夫之子錢學森都成了中國導彈之父，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情啊！
三，二，百年之後重看木瓜之役
1909年發生的木瓜之役，跟10年之後發生的一師風潮，那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了。1909年的對立麵，似乎隻是海歸派與守舊派的對峙，而又以海歸占了絕對上風，這可見辛亥革命前的那幾年，新潮思想和做派在學堂裏已經大有市場了，你隻要想想魯迅等人的做派和脾氣便可知曉了。要知道那還是清朝末年啊，皇帝還在台上呢，結果竟是海歸派一邊倒的勝利。而10年之後的一師風潮，那已經在民八民九年間了，且受五四新潮的影響，而經亨頤苦心經營一師也已經有近10年了，但最後卻還是兩敗俱傷，並不以革新派的勝利而告終，至少經校長和四大金剛是走人了，施存統和俞秀鬆是走人了，而就憑這樣的結果來看1909年的木瓜之役還是頗可玩味的。
而且你往深處想想，引發事端的不過是謁聖事件而已。許壽裳教務長不是說不給麵子也不是不謁聖，而是說開學時已經謁過拜過了，因為你夏學監是中途上任的，所以你不在，那麼你自己去謁不就得了嗎？但是如果從官場的角度來看，現在新學監走馬上任了，你做教務長的難道不應該陪同一下嗎，隻不過最多就是換一套服裝而已嘛，做教務長的地位本來就是一人之下，全體師生之上的，現在學監來了，那還不乖乖俯首聽命？至於說學監隻發名片不去給教師一一拜訪（可見當時教師也是頗牛的），那你做教務長的應該提醒呀，提醒了如果還不去，那就是一把手的失策了。那麼許教務長有沒有提醒呢？從史料來看好像沒有這一筆。
我之所以要做各種各樣雞毛蒜皮式的假設，隻是想說明，海歸派其實不是不懂規矩，而是根本不想要這樣的規矩，實際上海歸派雖然洋裝穿在身，但其內心骨子裏還不全是儒學國學的一套嗎？我們從參加木瓜之役的主將後來所從事的職業和事業看，其實都還是很中國的呀！比如許壽裳和朱希祖，還不都是中文係國文係主任嗎，沒有說去當英文係主任的。而在當時，他們就是憤青，就是造反派，就是看不慣守舊的勢力，所以官越做小而脾氣越來越大的夏震武碰到這一批海歸，就活該他倒黴了，好在他的氣節是為一個王朝而守靈，這就比他守母之孝要來得厲害多了，所以我們對他也應保持足夠的尊重，因為至少他心中還有國家的尊嚴，至於如何強國富民，那顯然他是找不到出路的，他連張之洞的洋務運動都要反對，連造鐵路的湯壽潛先生都要罵，那怎麼可能跟許壽裳、魯迅們坐而論道且在一個屋簷下共事呢？
而更要值得注意的是，許壽裳的教務長之職，是前任學監沈鈞儒聘的，魯迅等人雖說是許壽裳介紹進來的，但下聘書的也是沈學監呀，一朝天子一朝臣，學校之複雜的人事關係，有時也如同君臣關係呀。照常理是，新學監來初來乍到，那就應該禮賢下士，作為老職員的，應該誠惶誠恐，但我們的這批海歸偏不是這樣，我們的夏學監呢也不是這樣，所以那種矛盾衝突便一發不可收拾。當然，老師們也沒有說做得特別過份，他們不過是把鋪蓋一卷搬出了學校，且當時這些教師都是沒有家眷或不帶家眷的。據筆者所知，夏丏尊先生就沒有卷鋪蓋。老師們一硬，夏學監便就軟了，但這個時候已經來不及了，台階已經被抽掉了。
當然我們可能也會問，那麼夏學監上麵的官員，最後怎麼會把夏學監給撤職了呢？而且當時《申報》的火力和傾向性又是多麼的明顯啊，且學生無疑又是站在新潮老師這一麵的，所以才會有“本日全堂學生繕刊警告，聲討夏震武九大罪，遍致紳、商、學、軍各界以求公評。”學校的事情其實不怕在學校裏鬧，就怕鬧到社會上，一到社會上來，它就成為社會事件，學潮學運曆來如此，這方麵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五四運動，從師生罷工到工商罷市從而引發一個民族的愛國精神以至新文化運動，這也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而不隻是彈劾和罷免一個校長那麼簡單。
百年之後我們重看木瓜之役，實際上是有助於我們對百年前中國社會的一種認識，那是黑暗與光明糾結在一起的一個時代，黑暗的力量越強，那麼刺破黑暗的光明之劍便也越是鋒利，而且我們要記住一點，任何時代都有革新者與守舊者，也有規規矩矩者，比如我們曾經提到的夏學監的前任沈鈞儒先生，他就既是革新者，又是規矩的製造者，這更是難能可貴的。因為我們現在說到某一位校長老師好，不是因為他發動了一場學潮而說他好，更重要的是他對學校的貢獻，尤如魯迅之於兩級師範學堂，一定是他的植物生物課的內容。我們說李叔同之於浙江一師的貢獻，那一定是他藝術教育的成就，而非他最後的剃度出家。
筆者曾在《近代史史料》總108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上見到一輯《沈鈞儒民初教育軼文》，那是1912年間他任浙江教育司司長（相當於廳長）他所簽發的一些命令和照會等，內容涉及學校規章製度、這些規章製度涉及中小學教師的資格、派遣遊學學生的資格，以及學生服裝的款式、校址校舍的選定、教室采光和課桌椅的規格等，非常之詳盡，這就是規矩。百年之後我們基本就是在執行這樣的規矩，當然這樣的規矩裏麵已經沒有謁聖的內容了。而且我讀這些“教育軼文”有一個很強烈的印象，在一百年前，教育家們已經在關心普及義務教育了，百年之後這個問題或許還沒有完美的答案，這難道是教育家之錯嗎？顯然不是！百年之前我們的一所學校裏已經有那麼多的海歸者，甚至有外籍老師，雖然那時這樣的學校也是廖廖無幾，但從中可以看出，正如甲午海戰前中國的海軍也並非弱勢那樣，一百年來我們所有的努力，包括我們今天仍然在把自己的孩子和優秀學子輸送出去，於國於家，於己於人，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審視百年之後的中國，沈鈞儒所提的“照得國家之強弱，視教育發達與否為標準”仍是至理名言。
一.前言
二.一.民國初年的浙江教育之一斑
三.一.杭州的五四運動
四.一.浙江新潮
五.夏敬觀其人
五.一.一師風潮
六.風潮之後一些人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