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之長相，照李少陵先生的描繪是——頭大而禿，須密而粗，兩眼閃神有光，眉長而胖，精神充沛，望之似壽者相，留學外國多年，而不著西裝；服務軍中，而不著軍服，長衫布襪，大有過去紹興師爺派頭——此種長相，似離文學尚遠，卻極有個性。
王祺是老資格的同盟會成員，一直是隨孫中山而革命的，那麼他當時在浙江一師的教書，實際是一段政治生涯以外的賦閑吧，或者用今天流行的話來說，他算是潛伏在浙江一師的一個大人物。這個學校真是奇怪，包括教體育的胡公冕後來官至軍長，完全不是一個書生走的常規道路。那個時代的一個國文教師，平時寫寫詩，有一定的文名，後來去做編輯搞出版，或兼而去大學教書，這都是常見的發展形態，即我們所說的書生之路，但王祺的路，一開始就是政治家之路，他在浙江一師的“書生”形象，除了學生曹聚仁所敘，還有外校的當時就讀於杭州一中的阮毅成，他跟查猛濟以及當時甲種工業學校的夏衍等都是五四期間杭州學界的活躍分子，後來有人把杭州一中跟浙江一師混為一談，以為阮毅成也是浙江一師畢業生，其實不是的，因為這兩所學校是同時存在的，隻不過杭州一中是中學，浙江一師是師範學校，這還是有所區別的，但當時施存統們因辦《浙江新潮》就已經跟阮毅成等很熟悉了，赴台灣後的阮毅成在《適廬隨筆》中如此寫到王祺先生——
“先生所授之功課為生物學，雖聲音宏亮，但滿口衡陽土話，同學多無法聽懂。其時一師教員，如沈仲九、陳望道、夏丏尊、朱自清、劉延陵諸先生，皆有文名，亦皆為江浙兩省人，師生之間，語言暢通。獨王先生為湖南人，而又土音特重。生物學專門名詞多，同學皆以難盡記憶為苦。”
這是繼曹聚仁之外，又一個學生輩的文章談及王祺之濃重的鄉音。
當然如果單獨看阮毅成這段文字，以為陳望道、夏丏尊和朱自清、劉延陵是同一個時期的，其實不是，朱自清、劉延陵包括王祺都是在陳、夏走了之後才來到浙江一師的。
王祺先生之所以能教生物，因為他曾於1913年作為民國的有功人士而被公費派去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攻讀生物，這一年他24歲。第二年他便又轉到日本就讀政法學校。原因是王祺是一直擁護孫中山而反對袁世凱的，當時孫已經讓位給袁，袁世凱已經執政，可在海外的王祺等擁孫派仍是反對袁，於是這個“官費”便被取消了。後來袁又要搞複辟，王祺便參加了護法和倒袁運動，後來是因為護法運動失敗，他遂於1919年來到杭州任教於一師，也把家安在了杭州，因為他們當時是夫妻雙雙任教於該校的，夫人陳組威是嘉興人，小王六歲，當時王是教國文和生物，而陳是教體育和音樂，任教時間約一年，因為王祺是1920年的下半年去上海任暨南大學教授的。注意，浙一師的老師和同學，有不少後來都去了暨南大學，這是一條很重要的人際路線圖。因為一師風潮之後，來接替經校長而又能為大家所接受的薑琦校長，便是來自於暨南大學。當時的暨大在上海，今天的暨大在廣州，好像帶有一點華僑大學的性質了。
如此看來，王祺也是經曆了一師風潮的，隻不過風潮之後，他才漸漸浮出水麵，成為了新四大金剛之一。
阮先生又說“王先生在杭州一師，仍極受學生愛戴。因其除授課外，常指點同學詩文字畫……先生又常率同學遊西湖，是否曾在其班上聽講者概而不論。遊湖必步行，常去者為煙霞洞……”
阮先生還講到“先生在杭州一師時，曾因有同學在校園中捕獲狐狸一頭，乃親自在生物教室中，加以解剖，並製作標本……”由此阮先生講到發生於1923年春的校園“毒案”又似乎跟這次狐狸的解剖還有間接的關係，那是另話了，此處不詳述了。不過我要補充一句閑筆的是，阮先生去台灣後曾有《三句不離本杭》問世，表明自己是一個杭州人。本人也很有幸，就在他家的房子“適廬”裏上了五年的班（現在還是共青團杭州市委的所在地），期間還遇到一事。有一天中午光景，一女士在杭州平海路61號“適廬”門口東張西望，且還拍照片，一邊拍還一邊跑進院子裏來，傳達室大伯問她是哪裏來的，怎麼不打招呼就進來了，那女士說這是我們家的房子，我怎麼不能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