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來，這樣的發刊辭，不僅是用心的，而且還是用力的，注意此文寫作的時間，是1920年的11月10日，這也正是《浙江第一師範十日刊》的出版日期。
當然，畢竟因為年代久遠，關於劉延陵是哪一年到浙江一師教書，以及哪一年離開的，不同的版本是有出入的。劉延陵說自己是1920年春到杭州任教的，且說“我與朱自清兄在一師服務都不過三四年”，而在相對權威的，也是劉延陵唯一的一本個人作品集《劉延陵詩文集》的序中，研究者兼好友鄭子瑜先生是這樣寫的——
“1921年，劉延陵與朱自清、葉聖陶同在上海吳淞的中國公學教書”……
“1921年寒假以後，劉延陵到浙江省立一師任教。第二年考取官費，前往美國西雅圖州立大學攻讀經濟學，一年後因腦病發作全身衰弱不堪，隻好入療養院療養，錢也因此用盡了……”
很顯然，這跟劉延陵的自述是有較大出入的。不過從1922年6月，劉延陵與朱自清在杭州活佛照相館與汪靜之、潘漠華和馮雪峰等晨光社成員的合影來看，此時他在杭州肯定是千真萬確的。而從1920年的11月10日他為校刊寫發刊辭來看，192011月年他的確就在杭州任教了。
不過當時有名的教師，在中學任教，多半也是一個跳板，這中間到處兼課也是常有的事情。這也說明五四那一代文人的道路還是頗為現實的，是為生計考慮的，先有個職業，然後再找機會圖謀出國或發展。所以浙江一師出了不少有名的老師，但是能在那裏教個幾年以上的，就屬鳳毛麟角了，像夏丏尊這樣自己說真正喜歡在中學任教而不喜歡在大學任教的，那是少之又少。名師雖然是走馬燈的換，但這更顯示出了浙江一師的偉大和不易，也顯示了這些名師的影響力。當年已經作為名詩人的劉延陵，在1922的元旦，就和朱自清和葉聖陶創辦了中國的第一本詩刊，後來參加進來的還有俞平伯。原來我們隻知道朱自清是散文大家，葉聖陶是小說家和語文教育家，俞平伯是紅學家，殊不知當年他們都是繆斯的愛好者，尤是朱自清先生，還有論新詩的專著問世，包括他對湖畔詩人的評論，都是起到重要作用的。
中國新詩已經有一百年的曆史了，這當中劉延陵是先行者，這種先行的姿態，不僅是因為他的創作實踐和提攜後進，更多的可能還在他的詩歌理論。比較客觀地說，《劉延陵詩文集》中，文似乎要比詩來得更為可讀一些，但劉延陵卻是以詩著稱於世，我想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因為他是先行者。當時的《詩》月刊，除了發表朱自清、葉聖陶、俞平伯和劉延陵的詩作外，還經常發表劉複、胡適、周作人、汪靜之、徐玉諾、馮文炳的文字。我覺得劉延陵的厲害在於他對新詩的眼光，第一是世界的，第二又是中國的。
關於世界，是指新詩乃世界性的潮流，劉延陵有這麼一段話——並非中國所特有，中國詩的革新不過是大江的一個支流。現在中國還有逆這個江流而上的人，我想如把這支水的來源與現狀告訴他們，且對他們說現在的潮流是何種意義，這或者也能令一般逆流的人覺醒一點。
關於中國，劉師說（這已經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話了，當然屬於事後諸葛亮）——“我覺得七十年前我國的新詩崛起之時，它總共負起了“返古”與“創新”的兩種使命。所謂“返古”，是指它要解除舊詩詞在格律方麵加於作者的束縛，讓他們以類似《詩經》與歌謠的自由形式來寫作。所謂“創新”，是指它除保存了一部分傳統的寫詩法之外，也提倡用新的表現法（包括用新的修辭法與西洋詩的形式）來寫現代人的思想與感情。”
今天看來，劉延陵所說的“返古”還是頗有新意的，隻有身處潮流且一直關注的人，才有如此清醒的認識。要注意劉延陵大半生客居海外，在他的視野中，顯然還包括了台灣的新詩創作和理論。
劉延陵的悲哀，是因為他至死也沒有正式出版過一部個人詩集，雖然他是中國第一本《詩》刊的創辦人，然而他的詩隻是被選入各種選本而已，所以當我們這一輩人開始學作詩歌時，也就把他看作是“出土文物”了。因為時空的距離，我們看那些詩作時，自然少了一些崇拜的感覺了，因為新詩不是中國畫。另外一點，我覺得中國的新詩人基本就是一首詩主義，這也就是說，一個詩人要成名，非得有一首代表作不可，比如前麵提到的戴望舒，他有一首《雨巷》，徐誌摩有一首《再別康橋》，郭沫若有《爐中煤》，艾青有《大堰河，我的保姆》，臧克家有《有的人》，上世紀八十年代後，顧城、食指、北島、舒婷和海子皆有可以收入中學課本的詩，那麼劉延陵呢，他的影響力就僅僅局限於文學圈的範疇裏，這跟詩人和出版家邵洵美等相似，劉延陵公認的代表作就是《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