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劉大白的這種紅色詩歌跟他同一時期纏纏綿綿的愛情詩（如詩集《丁寧》）一起比較起來看，則能看出詩人情感世界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實際上劉大白也不是不知道那些新詩所存在的藝術問題，那個時候，他是把這些新詩當作社論來寫的。
1921年和1922年，是劉大白創作頗為旺盛的兩年，而發表的陣地就在上海，其中《民國日報》的《覺悟》專刊在2月15日刊登了該報社友的名單，其中就有沈雁冰、沈澤民、邵力子、李漢俊、陳望道、夏丏尊、楊之華、沈玄廬（沈定一）和劉大白。注意這個名單中，除了夏丏尊，其餘都是中共早期的黨員。1922年的秋天，劉大白在杭州的白屋創辦《責任》周刊，1923年他去紹興省立第五中學任教，第二年經邵力子介紹去上海複旦大學任教，其時陳望道也在複旦任教。民國期間，特別是二三十年代，浙江的不少讀書人和文人實際上都跟幾個紹興人有關係，這幾個紹興人便是蔡元培、邵力子，再加上蕭山籍的沈定一。而在複旦大學期間，劉大白的人脈交往圈子也已經基本形成，那就是浙一師的舊友，紹興任教時的舊友，還有就是複旦的同事。
三.朋友眼中的劉大白
文人總是喜歡拉幫結派的，當年的社團，今天的論壇，都是為了抱團的需要，相互要有個照應。當時劉大白身邊最緊密的幾個人物，實際上還是浙一師金剛輩的陳望道和夏丏尊先生。這可以從他們的唱和應酬中看得出來。文人交往，相互放高利貸者少之，互相捧場者多之。
首先是陳望道先生出力作《修辭學發凡》時，劉大白寫了序言。此書是望道先生一生學問的基石，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的意義，不亞於馬相伯兄弟的《馬氏文通》。劉大白夫替《修辭學發凡》作序的時間是1932年的元旦，等書在四月份出版時，大白先生已經去世了。大白之序的第一句話便是——一九三二年，將要和一八九八年同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可紀念的一年了。因為一八九八年是中國第一部文法書出版的一年，而一九三二年是中國第一部修辭學書出版的一年……
後來人們在評述陳望道先生如何在艱難困苦中寫成這部大書時，主要的引述便是來自大白先生的序文，隻可惜，大白先生沒有看到此書出版便告別了人世。這是兩位浙江一師同事間的友情。兩位“金剛”的性格有所不同，在各自領域內皆有造詣，但劉大白對語言學顯然是最有發言權的。
另一方麵，陳望道先生則替劉大白的《舊夢》作序，因為兩人是同事又是朋友的關係，所以陳先生則更多地寫出了大白的個性——大白的人是外冷內熱的人，詩也是外冷內熱的詩。我雖然曾被大白說是多情多感的人，而其實他自己，恰正是多情多感的人。外冷內熱，多情多感，這便是我心中眼中的大白。後來陳望道又專門為《時事新報》的“劉大白先生周年祭專號”寫作了《大白先生的不死之處》，高度評價劉先生的為人——“大白先生是一個極其忠於學術，同時也於學術很有貢獻的人。他的晚年暫離開研究工作去執掌他所不大擅長的教育行政，已經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個大損失，他的死更不能不說是中國學術界的大損失。”陳望道還概括了劉大白為人的三個特點，第一是公而忘私，第二是剛強勇猛，第三是勤奮精進。
陳望道先生一再強調劉大白的學術價值，是不是還在回駁浙江官府當年在一師風潮中說他們的不學無術呢？
另一位金剛夏丏尊先生則為大白的《中外詩外形律詳說》作跋，簡述此書出版之艱難曆程，其中講到技術細節問題了——那時大白已卸去教育部次長的職務，在杭州靜養肺病。這回從上海回杭州去以後，病日加重，病中來信，頗念念於斯書出版的事。出版不成問題，成問題的是稿中所用符號的繁多。這種符號須一一特製模型，其中有幾種，形體根本和鉛字的形體字不相稱，即使特製了模型，澆鑄出來，也無法容納在鉛字的旁邊，結果發現了排版不可能的困難。關於這事，曾和他通信商量過好幾次，大家都想不出方法，隻好把稿子暫擱下來。曾有一次想人抄寫一遍，以石印出版，可是他不喜歡寫體字，一定要鉛印。
聽說大白先生也愛“造字”，比如兩個女的中間夾一個男字，這樣的字無論是當年的鉛印還是今天的電腦五筆，自然是排不出來的。
夏丏尊先生最後說——大白多才而數奇，斯書自成稿以至成書，也經許多的的厄運，仿佛象征著他的一生，可為歎息。
1934年在劉大白去世兩周年時，夏先生又寫了《白屋雜憶》其中稱大白是個“老少年”便由此出典——大白在朋輩中，年齒最長，而興趣卻反最高。好說閑話，好動閑氣，又好購置閑物。有專門以割裂毛邊書之小刀，有裝盛茶葉置於壺中之銀質漏花球盒，見有零星小件，無不好奇羅致。案上及抽屜中隨處可見零物。有人定綽名曰“老少年”。又因其喜歡歐化，好新奇，故更有“歐化老少年”之名。
除了這三位金剛相互之間的幫襯之外，我們看到周作人先生也替《舊夢》寫過序，他說“他竭力的擺脫舊詩詞的情趣，倘若容我異說，還似乎擺脫太多，使詩味未免清淡一點，——雖然這或者由於哲理入詩的緣故，現在的新詩人往往喜學做舊體，表示多能，可謂好奇之過，大白先生富有舊詩詞的蘊蓄，卻不盡量的利用，也是可惜。我不很喜歡樂府調詞曲調的新詩，但是那些圓熟的字句在新詩正是必要，隻須適當的運用就好，因為詩並不專重意義，而白話也終是漢語。”
白話也終是漢語，看樣子周作人是站在劉大白一邊的，這也無愧於周先生作為五四之後新文化領軍人物的身份。還有一位新文化的領軍人物胡適先生則是替《白屋文話》寫了跋，胡先生說——“劉大白先生是痛恨死文學而提倡活文學的一個急先鋒，所以他要更進一步，做點正名實責的工夫，把古文叫做“鬼話文”，把白話文叫做“人話文”……劉先生做的正名工夫隻是要嚴分人鬼的界限；對那說鬼話的人們說：“你們是活死人，你們是活鬼；你們有原形已現，不得久停，速回墳墓裏去！”……我對於劉先生的打鬼精神雖然很佩服，但我總覺得鬼的猖獗是由於人的不努力，鬼話文學的繼續存在是因為人話文學的實力還不夠打倒那殘餘的鬼話文學。隻有真有價值、真有生命的人話文學才可以服人之口，服人之心；如赤日當空，一切鬼影都自然消滅了。”
胡先生作為一名新文化的“旗手”，他說的這番話還是很有自知之明的，新文學新文化得拿出真正好的東西來才可以啊。近九十年之後我們來看這一段話，想到新文學是有不少好東西了，但是我們覺得文言文中好的東西依然也在支撐著我們，這倒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然而必須指出，胡適和周作人雖然也給劉大白寫了文章，但是他們行文中的口氣和用語等都還是比較冷靜客觀的，這跟他們給朋友輩所寫的序跋還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文人之唱和，有的是推不掉的應酬，有的則是完全是出於真心真情，這中間區別還是很大的。
真心真情的，比如像徐蔚南，徐蔚南是比劉大白年輕二十歲的人，曾留日，和劉一起在紹興教過書，後一起在複旦教書，算是舊友新交了。徐蔚南雖說是江蘇人，但是對紹興卻感情頗深，寫過《山陰道上》等名篇，他和王世裕就合著過《龍山夢痕》一書，作序的自然是劉大白。
徐蔚南在《白屋文話》序中說：“劉先生和我在複旦同事的時候，我的房間正在他的房間的後麵。我自己的房間，除了寫作外，不大住的，老是在劉先生的房間裏廝混。人家初次和劉先生見麵時，總是被他的眼光所鎮壓，覺得他威嚴得有點可畏；象我和他常在一起的人，不特覺得他可畏，卻反望他的威嚴的眼光常常超越眼鏡透射出來。因為這時候，一定可以聽到他警辟的議論了。在他的房間裏，實在很有味的。第一，他的房間便象一間小小的圖書館……第二他特別會講故事……第三是喝酒，吃水果，扯鈴。夜深人靜，月明星稀的時候，他和我常常喝一杯白蘭地，或者吃點水果。兩個人老是喝得臉紅紅，吃得津津然。第四是辯論……”
這大概就是關於劉大白的難得的生活細節了，這是比曹聚仁還要寫得生動而具體的。
另一位紹興人王世裕，早先跟劉大白編過《紹興公報》，當年劉、王和任瘦紅是被稱作紹興三劍客的，大白去世之後，便是由王世裕先生替大白的古體詩集《白屋遺詩》作短序——
五四以還，大白敝屣其舊詩，然溫麗雋爽，予夙愛之。嚐戲謂他日署予名刻之何如。君歿後，詩稿儲君皖峰處。予乞以歸，題曰白屋遺詩。付上海開明書店，經年而書成。昔日戲言，宛然如昨。而君墓有宿草，子亦垂垂老矣，風雨之思，良不可任。二十四年春日。王世裕識。
這一段小序，很是感人，故友知交，風雨之思，這便是當時劉大白和他的朋友。
不過這裏需要說明的是，在浙江紹興文人中，很重要的一支是以周氏兄弟為中心的，包括孫伏園、孫福熙兄弟等，包括許欽文等，都是跟魯迅先生有關的，而徐蔚南和王世裕則是另一支的，包括本文的主人公劉大白，在紹興也屬於非主流的。
我今天看到的《白屋遺詩》已是1984年版的，由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薄薄一冊，僅92頁，定價是0.38元，然而就是這一冊書，當時出版時，除了由老友王世裕作序之外，還有一師朋友的出力，這是唐弢先生的一段文字，——《白屋遺詩》出版於一九三五年四月，線裝一冊，連史紙印，封麵由夏丏尊題簽，扉頁則出經亨頤手筆，大白詩清雅自如，有信手拈來之妙。我得這本書於舊書攤頭，非挾以自珍，不過文人積習，偶似嗜痂而已。
當然唐先生還不忘來一段對文人寫古體詩的評價——新文人中頗多精於舊詩者，達夫淒苦如仲則，魯迅洗練出定庵，沫若豪放，劍三凝古，此外如聖陶、老舍、壽昌、蟄存、鍾書諸公，偶一揮毫，並皆大家。惟單行付梓，早獲定評者，惟沈尹默、劉大白兩家而已。
這已經是很高的評價了。
在人們評論劉大白時，也有一些是借劉大白而說其他的，比如而收錄在《劉大白研究資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張露薇的一文，就很值得咀嚼的。張是東北詩人，曾當過《文學導報》主編，他對大白的評價倒是一箭四雕的——他的詩沒有胡適式的淺薄，沒有新月派的空虛，沒有模仿法國象征派者的怪狂，沒有普羅作家的空喊口號，他有他自己的風格，他有他自己的情調，一般人不注意及之，也是很使人納罕的事。（《論劉大白的詩——紀念大白先生的死》）
這麼短的一段文字，讓我們看到張在肯定大白詩歌的價值時，同時批評了胡適之、新月派、法國象征派以及普羅派，如此的打擊麵也是罕見的。沒想到報應在幾年之後就來到了。原因是張露薇在天津《益世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略說中國文壇》的文章，文章攻擊到了魯迅先生。他在文中稱：“中國作家慶祝高爾基四十年創作生活的時候,中國也有魯迅、丁玲一般人,發了慶祝的電文。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群簽名者有幾個讀過高爾基的十分之一作品？有幾個知道高爾基的偉大在哪兒的？……中國的知識階級就是如此淺薄,做應聲蟲有餘,做一個忠實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學創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