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劉大白的一生，雖然民國初年也有北漂的經曆，但那時新文化運動還未興起，他去北京算是去早了，早了大概五六年吧，所以他便沒有跟北大和《新青年》同仁的交往，也無遊歐美的經曆，他去日本也屬流亡性質。回國之後劉大白活動的空間基本就在滬杭之間，這跟當時同為紹興人的周氏兄弟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一些急先鋒完全是不一樣的，這批急先鋒的舞台皆在北京，後來才慢慢轉移至上海。五四新文化的兩員大將，胡適和周作人後來雖然都為劉大白的詩文寫過序跋，但基本還是出於禮節，並不能算是一個圈子裏的朋友。所以劉大白跟那一撥後來掌握新文化運動話語權的領袖們，還是保持一定的距離的，比如同為老鄉的魯迅先生，大白跟他基本沒有交往，這其中還是頗有玄機的。
現在我們知道了，把劉大白引入浙江一師的就是踏雪訪“白”的經亨頤先生。經亨頤對中國教育和中國新文化的貢獻，簡單說來就是兩點，第一是打造了一個全新的浙江一師，使其成為南方的新文化重鎮；第二就是打造了白馬湖畔的春暉中學，使之成為鄉村教育與文化烏托邦的一塊試驗地。
我們現在看到的《經亨頤日記》隻是薄薄的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記的也隻是1917年到1919年的事情，而且也並不全的，不過其中涉及劉大白的，除了以上幾則外，還有如下的記載——
民國八年七月三日。晨鳩鳴，掛紅燈，而仍雨。上午，客來不絕。下午，訪何競明，病，劉大白亦咯血，晤談，精神尚健。
民國八年七月八日。雨。八時，訪大白，允就本校國文教員。
民國八年八月五日。陰悶。聞劉大白又咯血，先囑仁保赳病院請醫……至皮市（巷），訪大白，神色尚好，勸其靜養兩個月。
從經先生的日記看，他似乎總是在不好的天氣裏記跟劉大白有關的事情，不知這是不是一種預兆，包括大白“允就本校國文教員”的這一天，也是在一個雨天。
不過經先生的這幾則日記，也透露出兩個信息，一是劉先生身體欠佳，也已見肺病先兆；二是大白先生是民國八年才答應做浙江一師的國文教員的，而非民國七年或更早，因為筆者曾見不少史料上說是民國七年就任一師教員的。此前隻是做《青年團》的編輯而已。《青年團》的事情是屬於省教育會的，而非浙江一師的，包括劉大白也兼任過教育會的總幹事。在這個交往中，經和劉一定是意氣相投的，所以劉大白肯去浙一師任教並助經先生一臂之力了。
而就在第二天的八月六日，經先生在日記中又是一箭雙雕——晴。大早，到校一轉。即至會（教育會，筆者注），晤陳望道，麵允。又便訪大白，據雲澤人已來診過。
一周之後的十日，經先生“又至泰豐旅館訪陳望道，便至灣井弄丏尊家，不在，即返寓……”八月十一日的日記有“在校，先訪大白，病稍差”的文字。而在十一月的三日，經先生在日記中又有“劉大白又咯血”的記錄。
從這些日記看，這一年的夏天，劉大白跟浙江一師和經亨頤先生已經達成了一致，而且經亨頤先生也已經把另一位大將陳望道聚攏在自己的身邊了。
當然我們也得指出，去浙江一師任職有一份薪水，這估計是更重要的一個原因吧，是聖人也需要養家糊口吧。
再說劉大白和經亨頤，他們也算是同鄉關係，一個紹興，一個上虞。如果說劉大白不改“哼個老倌”的鄉音，那麼經先生大約也是喜歡說“格個老倌”的。而當時的教育會以及青年團等，皆是經先生的社會兼職，從日記看，經亨頤三分之一的時間是花在這些社會事務上麵的。而經先生去訪的皮市巷，其實跟後來成名的詩人戴望舒的故居大塔兒巷是很近的。經亨頤踏雪叩訪的皮市街3號“白屋”，現在已成了浙江香溢大酒店（好在還立了一塊牌文的），這裏同時還是浙江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的誕生地，現在則是煙草公司經營的一個大酒店。因為劉大白在一師風潮之後，便是跟著沈定一去蕭山衙前辦農村小學，這可不是一般的小學教師啊，他是跟好友沈定一一起從事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這個也是記入史冊的。
所以要寫浙江的民國史，甚至要寫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黨史，都是繞不過沈定一。而且中華民國史，似乎半部也就是浙江民國史，因為民國是浙江人在治國，特別是浙江人的思想理論，起到了很多的作用。而且我以為，一個人的政治立場，是可以寫入政治史的，而他的文化立場和人際交往，就應該寫進人際交往史。文化從某種層麵上講，就是幾個文人社團的事情，或意氣相投或文人相輕，這都是有可能會搞得風生水起的。雖然後來劉大白較早地脫離了黨派活動，沈定一也是典型性地“出爾反爾”，這也是那個時代的一種特征吧，東風來了借東西，西風來了吹西風。不過在劉大白的那個時代，總體上那還是西風東漸，這也是大白被稱作為“歐化老少年”的出典之一吧。
從後來曹聚仁等人的回憶文章中，見不到劉大白在任課時的諸多細節，不過曹聚仁也說到“我隻記得他時常患牙痛，教我們國文課，卻時時請假……”可見劉老師不僅有肺病，而且還上火，牙痛怕是上火之症吧。不過我們應該知道，劉大白在浙一師時，年近四十了，這樣的年紀，“學識淵博，觀察之透徹，筆力之勁健，實為人所不及。他深沉守默，不很愛空議論。年青人總以為劉師城府很深，不可揣度……”連曹聚仁都說劉大白城府很深，這可能是他的外表長得比較嚴肅，後來劉大白的不少學生輩的都有此看法。比如兆良在《古文叛徒劉大白》一文中寫到了大白在複旦的事情，其中的印象是——以“人如黃花瘦”的一種詩人姿態，出現於講壇，他是一副瘦長的臉孔，似乎有一雙陰鷲而不留笑影的眼睛，從深度的近視眼鏡中漏了出來，老不能承受學生們的歡迎。劉大白雖以叛徒著名，其語言仍不改其鄉音——滿口還是“哼個老倌”的聲調，使聚首一堂的四方髦士聽了莫名其妙。
好一個“哼個老倌”！劉大白之於浙江一師，或者說四大金剛之於浙江一師，印象中都隻有一個模糊的概念，一個打了包的概念，即他們都是提倡白話文的，或者說被教育廳的夏敬觀廳長說來都是不學無術的。隻有夏丏尊，後人對其印象頗深，因為他有豐子愷這個好學生，所以關於夏老師的文章特別要多一些，再加上夏丏尊後來去了白馬湖，跟朱自清和葉聖陶等（跟葉還成了親家）都是好友。
今天的人已經不能體會新文化運動中白話文和文言文之激烈的鬥爭了，不過我們隻要回想一下，比如在2009年8月當國家語委公布要調整個別漢字的字形，馬上引來一片爭議，由此可見此事非小事。比如“林蔭道”用得好好的，一定要改為“林陰道”。而在1919年的劉大白陳望道和夏丏尊們，響應經亨頤先生的號召，“改授國語”，經先生的理由是——“國文應當教育所支配，不應當國文支配教育”，“經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學生，實在是錯了人生”……
經先生當時最厲害的改革措施之一，便是決定把國文課改文言為白話，且廢止了讀經課。一段時間後，官方的反應是什麼呢？浙江省督軍盧永祥就以“近來鼓吹無政府主義之書報多用白話體裁”為由，去電北洋政府要求明令禁止白話文。而浙江省的省長齊耀珊也是致電教育部“請禁白話文”，齊省長同時還派去了秘書到浙一師任教國文，即用摻沙子的方式欲改組教師隊伍，可見用心何其良苦啊，但那也隻是一比四啊，四大金剛還隻是新潮改革派中的代表，還有一批經先生的擁躉者的，雖然也可以肯定對經先生腹誹的老師也不會少的。然而我們覺得有趣的一個現象是，當時我們的北洋政府似乎忙得很呢，根本就不可能來管你這個浙江省的文白之爭，而我們的教育部呢，從後來平息風潮等做法來看，也是開明得很。這個不像今天的網絡管製，我搞一個程序，你的什麼東西就被屏蔽掉了。
關鍵是，那是一個真正開放的時代，而不是一個屏蔽的時代。
語言的文白之爭，說到底是革命與保守之爭。好多國家的文化革命，首先都是從語言革命開始的。這裏隻以一篇書評為例，可見當時同樣是白話革命者，對白話的看法又是如此的不同。劉大白在1929年專門出了一本書叫《白屋文話》（世界書局印行，定價九角），這是一部關於白話革命的書，他在自序中說：“當時寫的動機，是長活人的誌氣，滅死人的威風，頗以《平鬼傳》中的鍾馗自命。”而且此書的宣傳跟今天一模一樣，也是要拉大旗來作虎皮的，不僅有胡適之跋（據說本來是當作序的，後來位子推後了），還有蔣夢麟在此書封麵上的推薦語是——人話革命的宣傳品。
何為人話，就是白話，就是說人的話，那麼言下之意，文言文就是鬼活。
書出來之後，大家都要出來捧場，當年的梁實秋先生（化名敬遠）就寫了書評，說“劉先生的文筆是爽利極了，舉的例證也很多，趣味豐富，引人入勝。”不過接下去梁先生還是實話實說了，他最後是這麼說的——劉先生的文筆是很滑稽的，不過有的地方為了滑稽而流於粗俗，例如原書第十六節，隻有六頁，“放屁”發現幾乎十次。也許劉先生以為這樣說話，比較的更像“人話”罷？
“為了滑稽而流於粗俗”又有幾乎十次放屁，這是梁實秋先生所不能接受的，而我們的劉大白先生又顯然不能接受這樣的批評。劉大白的個性頗像比他小一歲的魯迅，似乎也是滿身的刺蝟，大白馬上給予了反駁，而且題目也是很雷人的——告不辨人鬼強分雅俗的《白屋文話》評者敬遠君——“讀了敬遠君對於《白屋文話》的批評，我不能不深深地惋惜著；所惋惜的，是敬遠君的母親，把他的腦筋，錯誤地製造成這樣不辨人鬼，強分雅俗的一副。”
你們看這用語還是很毒的，意即母親把梁實秋的腦子給生壞了，這是罵人中比較陰的一招了。接著劉大白就說——“敬遠君的邏輯，似乎合章大蟲的放屁邏輯，是有一點淵源的……”何為章大蟲？章太炎也；將太炎先生稱作大蟲，可見大白當時的火氣和性格。當時劉大白最看不起的人就是章太炎，因為章太炎堅持用文言文。
不過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民國前後浙江的這批文化人，特別是留日的那一批，從許壽裳到周氏兄弟，還有浙江兩級師範（1909年的木瓜之役）時的一些教師，可都是章太炎的弟子啊，包括後來曹聚仁也算是因為給章大師記錄講話稿而入章門的，可是劉大白偏是不買章大師的賬，且稱他為章大蟲，可見劉大白的性格是何等偏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