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的有些事情，我們在事後看看都有一定的偶然性。比如說如果沒有一師風潮，那麼也許陳老師還是做他的國文老師，他不會把自己關在老家譯共產黨宣言，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陳望道不譯，其他人也會譯，而曆史事實是：第一個完整的譯本屬於浙江義烏人陳望道的。
陳望道書稿譯出後，書稿經李漢俊和陳獨秀等人之手，於1920年的8月正式出版了。但是有趣的是，這第一個版本的共產黨宣言，竟然印成了《共黨產宣言》。這倒不是無錯不成書的問題了，而是我想說，在那個出版還尚為開放的年代裏，出版一本書跟在報紙上登一則廣告，差不多就是同一回事情，哪怕是出版共產黨宣言。因為那個時候，共產主義也隻是一種理論，當時最為潮流的還有無政府主義。而理論一旦付諸實際，必須經過實踐的檢驗。而如果理論永遠停留在紙上，我覺得也還是一種理論。
之後，包括羅章龍等好大一批人又先後從英德餓等文本譯了此書，這也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而在出版共產黨宣言之前的1920年5月，上海就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負責人是陳獨秀。成員有李漢俊、沈玄廬（沈定一）、陳望道、施存統、楊明齋、俞秀鬆、沈雁冰、邵力子等。這個名單一眼望過去，就有六個是浙江人。後來在這基礎上才有了上海的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又增加為林伯渠、李達、李啟漢、周佛海、沈澤民。其中沈澤民應該就是沈雁冰（茅盾）的弟弟。
我為什麼要說乍一眼看去有六個浙江人，這其中有頗多的感慨。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在起步階段和後來在執政階段已經完全不是同一批人了，這好比馬拉鬆賽跑，一開始跑在最前麵的，未必最後有名次。當然如果往複雜處說，這些人最後為什麼不在這條道路上堅持跑下去了呢？這會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課題。正如朱學勤所說的，要尋找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呢？我們是否也應該尋找中國共運史上的失蹤者，因為就陳望道來說，他還不能算是一個失蹤者。而像浙江蕭山人沈玄廬，他後來即使在國民黨中也成了“右派”，還跟蔣介石對著幹。
而就紅色的共產主義這個大舞台來說，陳望道也是一個漸漸隱於後台的的人。
文法和修辭
在一師風潮之後，有不少人是跑到上海等地幹革命去了，比如施存統、俞秀鬆，胡公冕等，有的後來成了共產黨的職業革命家，也有的犧牲了自己的性命。經亨頤後來在回憶文章中也談到這一點，他對於一師的這一批老師和同學，是頗有點抱怨和抱歉之意兼而有之的，他認為如果一師風潮當局不是那樣處理的話，那麼這些人就不會去搞革命活動了，那麼他們也就不會犧牲自己的生命了。經師的意思就是“自有家釀，不食沽酒”。那麼陳望道呢，譯共產黨宣言可以說也是一種家釀，但這種家釀本來卻是舶來品，這種舶來品一旦發酵，一旦跟中國的現實發生關係，那後來的開天辟地天翻地覆我們都是看到了。
憑陳望道譯此書的資曆，以及他在早期共產主義活動中的經曆，他很自然地會成為黨內活動“領袖”一類的人物，但是奇怪的是他後來卻早早的退了黨。他說他終生信奉共產主義，但是他覺得在黨外照樣可以為黨工作。陳望道的傳記中說，他退黨是1922年，他一年他32歲，仍然血氣方剛。至於說他退黨的原因，就是因為不滿陳獨秀的家長作風，說是陳獨秀懷疑他要做大。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更多的旁證。不過以陳獨秀之性格，他的懷疑是必然的，二陳相爭，必要走掉一陳，那麼自然是陳望道退出。這也正如望道之名，我可以望之，我可以終生信奉之，但卻不一定要占有之。
憑著書生意氣，憑著熱情，這都是極為自然的事情。不能因為這隻股票後來賺大錢了，我們就後悔不迭。
陳望道後來寫有回憶五四的文字，沒有涉及退黨這一塊。當時做過北大圖書館助理管理員的毛澤東，談起陳望道的共產黨宣言也是知道的，包括魯迅當年也收到了由陳寄給他的這一本書。
一個在執政，一個在執政黨的領導下做大學校長。這是兩個不同等量級的事情。不過我們相信退黨之於陳望道，這絕對是一個命運的轉折，福兮禍兮，這都是講不好的，但是可以肯定，陳望道由此走上了教育和學術研究之路。至於說他終生信奉共產主義，這倒是真的，在1957年，他又被中共中央直接吸收到黨內，與此相映成趣的是，他任校長的複旦大學卻是試點性地取消了黨委製。這在後來當然成為一大詬病了，不過陳望道再次入黨的消息卻沒有對外公開，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一直到他的晚年，望老是黨員的事情才公布於眾。
那麼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這樣一個現象，革命者在很多時候其實也都是語言文字的革命者，這從秦始皇時的“統一文字”跟“統一度量衡”是等量齊觀即可看出其份量。那麼在陳望道先生長達半個世紀的語言學研究中，是不是也抱著一種革命和革新的精神在支撐著這一研究呢？就是在四大金剛中，劉大白逝於三十年代，夏師逝於四十年代，而李次九後來的名氣似乎不大，陳望道則活到1977年，而共產黨從1949年起就成了執政黨，但很顯然當時我們黨的領導人絕大多數都是從槍杆子裏麵打出來的，靠筆杆子，靠修辭和文法要坐江山，那又談何容易啊。
還有一個現象我們也得注意，現在在政治術語中，馬恩列斯毛是一種排法，毛周劉朱鄧又是一種排法，但是也似乎隻有毛澤東，因他的詩詞和語錄而形成了一種“毛體語文”，這“毛體語文”至少影響了半個世紀，且還在發生影響，特別是影響了五0、六0和七0後。而像周劉朱鄧，其中雖也有講話被選入語文課本的，但是其語言的影響力甚微。周恩來有一詩和一語頗有影響，一詩是“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麵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一語是“為中華崛起而讀書”。劉少奇在我們記事起就被打倒了，所以對他的印象不深。而鄧公則有白貓黑貓之語，朱德則有愛蘭花之傳說，其他如葉帥則有“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畏難，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那麼毛體呢，幾乎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且不說“不須放屁”這一種大俗的，就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那也是修辭的例句吧。當然，我們也會提到魯迅先生的名句——一棵是棗樹，另一顆也是棗樹——魯迅是陳望道喜歡在文法書中引用的一位作家。陳望道和魯迅有過交往，這有魯迅日記為例。那麼請問：陳望道和誰沒有過交往呢？
語言現象也許是世上最有趣的現象，溫家寶說的“你們看著辦”和“沒良心”，如果我們聯係起一定的人和事一定的語境，那似乎都是紀錄片的事情，但是如果語言，比如說語錄是建立在話語權之基礎上的，那也必然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而陳望道的大半生都是附語言之皮上了，現在我們可能記不住他的經典話語，但他譯的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句是——有一個怪物，在歐洲徘徊著，這怪物就是共產主義。
宣言的最後一句，他譯成是——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嗬！
當然現在都不這麼說了。現在譯成“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在宣言和文法之間
在宣言和文法之間，陳望道一直在跋涉著，確切地說是先宣言後文法。在這途中，作為對一個語言學家的記述，我們不能不以語言文字為第一手材料。這其中有兩個年代的兩段話有必要拿出來細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