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位鋼琴家前來憑吊並演奏哀歌，表現出真正的藝術家高風亮節的氣概。當某些“老友”遠遠回避時，他們卻公開地表示了自己與帕斯捷爾納克的親近。
有人在遺體上放了幾束野花與丁香。來到靈前的人都不發出一點聲響，偶爾可以聽到控製不住的抽泣聲。有的人跪了下來，有的人在胸前劃十字，祝福詩人的靈魂升天，有的人在默默拭淚。
幾位青年詩人抬著靈柩走到院裏。自動前來參加追悼會的人聚集在門口。有人要求再看一眼偉大的詩人，於是拂靈的人便把敞著蓋的棺材高高舉在頭上。一雙雙飽含淚水的眼睛望著飄浮在人群頭上的詩人的靈柩。大道上擠滿了人，容納不下那麼多的送葬者，隻好擁在遼闊的田野上。
人們抬著花圈，跟在靈柩後麵。文學基金會租來的靈車隻好空著開向墓地。
詩人走向永恒。
燭光徹夜未熄
三棵鬆樹下已準備了一個墓穴。那兒是詩人永眠之地。
靈柩停放在墓穴旁。墓穴周圍人山人海。
帕斯捷爾納克的老友、哲學家阿斯姆斯站在靈柩前第一個致悼詞。“帕斯捷爾納克是20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他的話和他那悲傷的聲調使很多人不斷拭淚。接著，一個又一個人走向前去致悼詞。有青年，有工人，有相識與不相識的人，隻是沒有作家協會的領導。
季娜伊達抑製著悲痛，走到帕斯捷爾納克的身旁，彎下腰，把嘴唇貼在丈夫的臉上。這是30多年恩愛夫妻的最後一吻。棺槨慢慢放入墓穴。人們用鐵鏟往坑裏填土，一鏟又一鏟哭聲震驚了早春的天空。
在三棵鬆樹的陰涼處出現了一座新墳，詩人帕斯捷爾納克的墳。這座墳有一種強勁的吸引力，葬禮早已結束，可是很多詩歌愛好者仍然戀戀不肯離去。
有人高聲朗誦帕斯捷爾納克的《八月》，有人朗誦他的《哈姆雷特》：
嘈雜聲靜息。我向舞台上走去。
斜身靠著門框，我在捕捉時機——在遙遠的回聲的餘波當中捕捉我一生中可能發生的事跡。
道路的終，點不能逆轉，每個場次都安排得十分緊密。
我獨自一人，飽嚐假仁假義。
度過一生——絕非趟過草地。
更多的人朗誦自己獻給帕斯捷爾納克的詩。
天晚了，還有一些追悼的人留在墳前。
夜降臨了。有人點燃起蠟燭，插在墳頭上。一支又一支，整個墳墓燃起一片金色的燭光，燭光伴隨著朗誦聲在茫茫的夜色中顫栗。
這裏的樹，這裏的風，這裏的原野和進入冥冥世界的詩人一起，在諦聽人們的朗誦，也有人用心靈無聲的悸動在和詩人的靈魂抒情。
燭光徹夜未熄，也許詩人的靈魂在燭光中飛向星空，從那裏俯視著苦難的大地。
尾聲
帕斯捷爾納克在文藝的崎嶇道路上磕磕碰碰地跋涉了一生。
尤其是最後20年，他的小說《日瓦戈醫生》引起國際性的政治風波，他本人在國內遭到疾風暴雨式的大批判，加劇了他的病情，加速了他的死亡。
《日瓦戈醫生》事件發生在赫魯曉夫時代。赫魯曉夫當政10年，1964年被自己的“親密的戰友們”趕下了台。晚年，回顧自己的經曆，他口述了一本《回憶錄》。其中談及當時的蘇聯文藝政策時，也提到對《日瓦戈醫生》一書的處理經過。
他說：他沒有看過《日瓦戈醫生》，聽信了蘇共中央主席團負責意識形態的蘇斯洛夫彙報：“缺乏蘇維埃精神”。赫魯曉夫同意采取行政辦法，禁止該書出版。
“小說的原稿流傳到國外，在國外出版了，這很自然地引起一片可怕的叫囂和吵鬧。我不知道那部作品在什麼程度上適合於諾貝爾獎金的標準，但他們把獎發給了帕斯捷爾納克。吵吵鬧鬧越演越烈：蘇聯政府不準作家接受獎金。”赫魯曉夫說：“我向同行們建議：。咱們當眾宣布：帕斯捷爾納克如果願意，可以讓他出國去接受他的獎金。’但是由於某種情況，他在報紙上做了回答，說他沒有為此目的提出出國的要求。我至今後悔當時沒有把那部小說印出來。跟文藝工作者打交道，不能用警察手段來下結論。如果當時把《日瓦戈醫生》印成書，會發生什麼特別的事嗎？我相信，什麼事也不會發生！有人會反駁我：。為時太晚了。’不錯，是太晚了，但晚些總比永遠不表態好得多。對這類問題，我不應當支持蘇斯洛夫。應當讓讀者對作者作出評價。結果恰恰相反，作者花費了精力寫了書，全世界都承認了它，而在蘇聯卻用行政手段禁止了它……”
赫魯曉夫一股腦兒把責任推給了蘇斯洛夫。帕斯捷爾納克當時是被迫發表聲明的，並不像赫魯曉夫講得那麼輕鬆。
當年在慶祝共青團成立加周年的大會上大罵帕斯捷爾納克的謝米恰斯內，過了30年，回憶那段曆史時說：“我記得中央全會召開的前夕，赫魯曉夫把我們請到克裏姆林宮去了。其中有我，有阿朱別依。蘇斯洛夫已在那裏。他說：。我把速記員叫來，你們不反對吧？’於是把速記員叫來了。他說：。你明天做報告？’
我說：‘是的。’‘在報告裏應當整整帕斯捷爾納克，你不會反對。我們現在議論一番，然後你們對文字加加工。最後有蘇斯洛夫審閱一遍——明天就講……’他講了有兩頁。當然，從他的激烈的立場，說什麼‘連豬也不會在自己的圈裏拉屎……’……那裏還有這麼一句話：。我想，帕斯捷爾納克如果那麼想呼吸自由空氣，他若想離開我們祖國，蘇聯政府不會反對。’當他講的時候，我說：‘尼吉塔·謝爾蓋耶維奇，我不能代表政府講話’他對我說：‘你講，我們鼓掌。大家就明白了。’結果就是如此。”
處理《日瓦戈醫生》一書的另一個關鍵性人物是西蒙諾夫。
他當時是《新世界》雜誌主編。他讀了《日瓦戈醫生》之後，寫了一封很長的退稿信(相當於3萬漢字)。他請副主編克裏維茨基及3位年齡最高的編委阿加波夫、拉夫列尼約夫和費定提出意見。最後以5個人的名義給帕斯捷爾納克退了稿。西蒙諾夫是為那部小說的性質定調的人。
20年後，西蒙諾夫在回答一位德國作家的信中，講了他當時的想法與做法。他寫道：“我不想因固執而斷言，當時我們的每一個論斷或每一個批評意見都是對的，自然，我認為，在這些或那些細節上我們也可能是不公平的。但是，對長篇小說作者所持的立場的評價中，最主要的東西我至今也不否認。”
80年代，蘇聯政治形勢、社會生活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
1982年，帕斯捷爾納克的名譽得到平反，蘇聯作協成立了帕斯捷爾納克文學遺產委員會，決定出版他的五卷集，將他的故居改為故居紀念館等等。
1988年，《日瓦戈醫生》終於第一次在蘇聯用俄文發表，比國外出版該書晚了31年，而且發表在當年拒絕發表該作的西蒙諾夫任主編的《新世界》雜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