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末，負笈瀟湘，隨馬積高師研讀辭賦和魏晉南北朝文學，導師組的葉幼明先生、彭炳成先生也為我們開設有關辭賦課程。那是我研習辭賦的起始階段。80年代也是辭賦研究興盛時期，馬先生《賦史》、葉先生《辭賦通論》的出版，近水樓台的便利及先生的耳提麵命，使我能在讀研三年中對中國辭賦及研究狀況有所了解。但是，介於《詩經》與唐詩兩個詩歌高峰之間的唐前辭賦，尤其是楚騷漢賦，作為一代之勝，其所承載的文學與文化功能，既深深地吸引著我，又使我產生進一步研究的畏懼。這種情結一直縈繞在心，也促使自己時常關注辭賦研究的發展動態。1998年我有幸考入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隨崔富章師研習《楚辭》，博士論文為《屈騷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由於體例關係，論文主要集中於屈原精神的基點與內涵及形成的文化背景的探討。撰寫過程中，就深感作為一種承載精神與情感的文本，其外在形式也是作為有意味的形式而存在的，況屈原“自鑄偉辭”的騷體又是如此獨特，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的價值與影響力，應在精神與體式兩個方麵共存。2004年博士論文由中華書局出版後，試圖探討屈原騷體的特征、騷體與賦體不同的文學與文化功能以及騷賦二體各自的支配性文體特征等問題，便成為一個主要的延伸課題，促使自己展開進一步研究。瞞跚至今，業已七年，期間因其他科研及教學任務而數次中斷寫作。拙著付梓之際，深感收獲的不隻是一本小書，對我來說，在這次學術砥礪的曆程中，學識心智的培養、學術思維的改進、研究視域的拓展乃至學術境界的提升等方麵的收獲，更為重要。其中的成敗得失，甘苦滋味，皆彌足珍惜。
關於辭賦的分體研究，正如拙著導論所言，是曆來辭賦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辭賦”或“賦”包容“楚辭”而“楚辭”概念的相對獨立，這一概念上的包容而又獨立的現象，表現在辭賦研究上，就是從漢至今，也相應地存在著對“辭賦”進行分體研究，並呈現出按內在功能與外在體式進行分體分類的兩大趨勢。但是無論以功能還是以體式作為分體研究標準，都不能避免理論與文 獻及操作層麵上的矛盾。辭賦作為中國文學獨特的一種文體，需要我們能從作品的實際情況出發，既能看到中國古代賦論在分體研究上的獨特之處，同時又能跳出中國古代儒學詩學觀在賦體研究上的局囿；既能吸收西方形式文 體論之長，同時又能注意到辭賦這一文體的中國特色，在對作品實際考察之上，對辭賦分體分類進行客觀研究，做出符合作品實際的理論提升。拙著正是本著這樣一種研究方法，在研析作品的基礎上，從唐前辭賦類型化角度，揭示唐前騷、賦二體各自的支配性文體特征以及不同的文學與文化功能。作為一代之勝的楚騷漢賦，其類型化特征所呈現的兩種文學表達範式，對此後的辭賦乃至詩歌的表達模式與創作思維都產生重要的影響。我也深知，由於本人的學識有限，拙著肯定存在一些偏頗乃至錯誤，祈盼專家學者的批評指正。
衷心地感謝拙著在項目申請、結題以及申請出版資助時，匿名評審專家的肯定以及提出的寶貴意見。感謝《文學遺產》、《學術月刊》、《文藝理論研究》、《浙江大學學報》、《古代文學理論研究》、《浙江師範大學學報》及《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等刊物發表轉載了拙著部分章節中的一己之見。責任編輯葉抒先生，敬業負責，指出一些文字舛誤，在此也奉上我誠摯的謝意！
最後我想深切表達的是對我的碩士導師馬積高先生的懷念。人生的一些際遇，往往預示了此後的人生軌跡。24年前，當我還是一名剛剛畢業、對學術所知無幾的本科生時，承蒙馬積高師不棄，收我為徒，從此開始了研習辭賦的學術生涯。馬積高師不僅是我的學業導師，讓我能在學術道路上瞞跚卻堅定地前行至今；同時還是我的精神之父，讓我飄泊求索的靈魂有了安頓之處，能夠安然地享受學術研究給我帶來的人生樂趣。日月不淹，春秋代序。馬積高師離開塵世也整整10年了。餘也不敏，深知拙著尚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但是在我撰寫後記時，還是難忘湘江岸邊橘子洲頭、嶽麓山下風雨樓中的三年求學生活，還是情不自禁地想把這本關於辭賦研究的小書獻給我敬愛的導師，以表我對恩師的深長思念。
二〇一一年八月
識於抗州紫金文苑委心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