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賦”或“賦”是介於《詩經》與唐詩兩個詩歌高峰之間重要的文學載體。其稱謂所指，不僅在唐前，就是在唐以後至今的研究領域也都顯得極其混亂，其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因研究者對“辭賦”的認知與分體標準不一，存在著很大分歧。因而要從文體的角度對唐前辭賦進行深入研究，必須先對“辭賦”這一概念變化與文體認知的關係進行梳理與考察，進而闡明本書從唐前辭賦類型化特征進行分體與分類的研究視角。
一、“辭賦”概念內涵的演變與辭賦分類
“楚辭”、“辭賦”與“賦”這些概念，西漢時皆已出現。
屈原作品，體式不一，有以四言為主的如《天問》，有韻散結合的如《卜居》與《漁父》，但更多的是作為“楚辭體”或“騷體”代指並對後世的騷體體式產生影響的作品，如《離騷》、《九章》與《九歌》等。屈原作品體式不一，說明屈原創作時並無定體，完全是為了“發憤抒情”的需要。“楚辭”一名，現存文獻至西漢才有。如《史記·酷吏列傳》載：“莊助使人言（朱）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倶幸。”從劉向編定《楚辭》一書看，“楚辭”在西漢主要是指屈原作品及宋玉、景差、漢代等文人所追擬的騷體作品，且不以賦名，一些騷體賦名的作品，如賈誼《吊屈原賦》是不在收入之列的。
但“楚辭”在漢代又常以“賦”代稱，如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雲屈原“乃作《懷沙》之賦”。也就是說，漢代“賦”不僅包含創自荀子、宋玉至司馬相如蔚為大觀的散體賦，還包含以屈原騷體為範本的騷體作品。這一內涵的“賦”，有時也稱之為“辭賦”。“辭賦”作為一個概念，較早見於司馬遷《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遊梁。”從現存文獻看，司馬相如既創作了類似騷體的作品，更以散體大賦著稱。嚴忌有《哀時命》一篇，枚乘《七發》屬賦體，因而這裏的“辭賦”應該包含騷體與賦體兩類作品。東漢班固的《離騷序》認為屈原作品，“其文弘博雅麗，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精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更從“辭賦”源流的角度，視屈原作品“為辭賦宗”。同樣，班固也時用“賦”代指“辭賦”。其《漢書·藝文誌》依劉歆《七略》劃分體類，其中詩賦略賦體部分，分為屈原賦、荀卿賦、陸賈賦及雜賦四類，最後列歌詩類，可見，班固“詩賦略”之“賦”明顯包括屈原作品在內，與《離騷序》中提到的“辭賦”義同。之後，王逸雖然給《楚辭》作章句，但是從他的一些小序來看，時而也將《楚辭》中的作品稱作“辭賦”或“賦”，如他的《招隱士序》言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鹹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之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誌也。”序中稱淮南王門客所作為“辭賦”，又稱《招隱士》一篇為“賦”，均見出王逸眼中“賦”與“辭賦”的內涵與外延的一致，並時而代指“楚辭”。
因而，可以這麼認為，漢代對“辭賦”或“賦”這一概念的使用，作為一種文 體，它的外延的界定是包括屈原騷體作品在內的。這一認識對後代影響甚遠。如晉代皇甫謐《三都賦序》言至於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誌，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鹹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製，賦之首也。”皇甫謐將屈原、荀卿作品稱作“詞賦”，並認為是“賦之首”，在概念的運用與文體外延的界定上完全襲同漢人。摯虞《文章流別論》亦雲前世為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於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之稱賦莫善於《離騷》。”其所稱的“楚辭之賦，賦之善者”，很明顯，“楚辭”是屬於“賦”的。魏晉間人所作的《九思序》言至劉向、王褒之徒，鹹嘉其義，作賦騁辭，以讚其誌。”亦明顯地沿襲漢人辭賦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