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曾國藩其人，曆來毀譽不一。毀之者以章炳麟為代表，他在《檢論·雜誌》中說：“要其天資，亟功名善變人也。始在翰林，豔舉聲律書法以歆諸弟。稍遊諸公名卿間而慕聲譽，沾沾以文辭蔽道真。金陵之舉，功成於曆試，亦有群率張其羽翮，非深根寧極，舉而措之為事業也，所誌不過封徹侯，圖紫光。……死三十年，其家人猶曰吾祖民賊。悲夫，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譽之者亦多，一切佳辭美譽無所不至，最為全麵而又條理化了的莫過於郭斌和發表於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的《曾文正公與中國文化》：“曾文正公有宗教家之信仰而無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篤實而無其迂腐，有藝術家之文采而無其浮華，有哲學家之深思而無其空鑿，有科學家之條理而無其支離，有政治家之手腕而無其權詐，有軍事家之韜略而無其殘忍。”
上述毀譽兩說表麵上看形若冰炭，但實質上相去並不甚遠，因為章炳麟已經說得十分清楚：“譽之則為聖相，讞之則為元凶。”也就是說，從表麵現象看似乎是聖相，但根據具體事實分析判斷，便看出元凶的真麵目。郭氏所作七家之讚譽，正是從表麵現象說的，遺憾的是並未說準。比如宗教家，曾國藩是否信教，事無可考，至於迷妄，卻屢屢有之，而且迷妄到了相當愚昧的程度。再如哲學家之深思，也不全合乎事實，曾國藩好深思，但他思的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往往是家庭田舍、人際往來之類的世俗之學，盡管其中也包含著一定的哲理。而郭氏所說，最不符合事實的是“有軍事家的韜略而無其殘忍”了。曾國藩有軍事家的韜略或許也是事實，但其為人之殘忍好殺，卻超過了任何一個軍事家。他一貫自詡“以殺人為業”，並再三教誨其弟曾國荃：“既已帶兵，以殺人為業，何必以多殺人為悔？”曾國荃兵圍安慶，城外赤崗四孤壘數千人先後投誠，曾國藩一再給曾國荃去信，促其務必盡行殺戮。既殺之後，十分得意，致信曾國潢：“二十九日有三壘出降，全數殺之。”安慶城外因殺人過多，環境大受汙染，曾國藩寫信給曾國荃：“弟處殺人甚多，腥臭之氣，炎暑熏蒸，恐易生病，又加日夜防守，餘實不放心。宜將賊屍設法埋之，或用舊船載棄大江之中。”安慶將破，曾國藩又告誡曾國荃：“克城以多殺為妥。”據其幕僚趙烈文所記，安慶一戰，太平軍傷亡精銳三萬餘人，其中死於攻戰者萬餘人，城陷後被殺者萬餘人，被俘或投降後被殺者又萬餘人，而所殺百姓不在其列。如此殺人魔王，能說“無其殘忍”嗎？
其實，像曾國藩這樣曆史背景複雜而性格多重化的人物，其思想和行為之間並不存在表象與實質的嚴重對立，形成對立的是他多重性格中彼此的反差。這種反差又突出地集中表現在他對家庭和社會之間的不同情趣、不同觀點和不同的責任感與價值觀上。曾國藩嚴於律己，克勤克儉，無日不在讀書，無日不在做事。他的日記一直寫到臨死前一天，主要不是為了記事，而是視為一門自我修養的功課。為人畢生如此，確實難能可貴。不過他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曾氏一家，為了曾家的榮耀，為了曾家的富貴長久。他對家庭極端關愛，在處理家庭關係上始終表現出一種長子長兄的表率姿態，一事當前，先為自己的長輩和弟妹著想，而將自己擺在一邊。他的家書寫得纏綿勤密，誠實感人。在外時，對家中情況的了解唯恐不細；在家時，牽掛著在外的每個成員，唯恐有半點閃失。他的家書總是那樣溫馨，宛如一股永不幹涸的暖流，終年不斷地向每個親人的心田傾注。
遺憾的是，曾國藩的關愛心和責任感多限於家庭、親族和朋友，對社會卻是另一副心腸和麵孔。盡管他也常說“治國平天下”一類的話，也引用過張載“民胞物與”的名言，但這些僅是一種外表的文飾。實際上，他把社會作為攫取和掠索的對象，總想從中獲得更多以肥其私，而沒想到如何去改善它，使眾多的人得到好處，即章炳麟說的“非深根寧極，舉而措之為事業也”。正因為他沒有“舉而措之為事業”的胸懷，所以對國家、對社會、對民眾完全沒有了對家庭的那份熱情和責任，先儒那種愛人為仁、為民做主、公而忘私、舍身體國的精神在曾國藩身上幾乎找不到痕跡。他在任兩江總督期間，親眼看到所轄地區公開殺賣人肉，他可以不采取任何措施製止，卻在家書中以當前市場人肉價多少錢一斤作為談資，而且是那樣地心氣平和。辦理天津教案期間，不顧時局緊張、朝廷焦灼、百姓呼聲，一味尋機回避，生怕自己被牽扯進去。他到達天津後的第二天，即寫信給兒子曾紀澤說：“辦理全無頭緒，亦斷不能輕請回省，且看數日後機緣如何。”不久，寫信埋怨說：“吾目昏頭暈，心膽俱裂，不料老年遘此大難……名裂而無救於身之敗。”“如兩酋皆回京議事，餘亦可奏請還省矣。”曾國藩從到天津的那天起，想的就是如何尋機奏請回省城保定，根本無心在天津辦案。身為一品大員，朝廷倚弼，遇事竟如此自私，其為人不足道，也就十分清楚了。所以，章炳麟“譽之則為聖相，讞之則為元凶”的評價，並非全無道理，隻是“譽”與“讞”不便相對成文，而現象與本質區分又不足以說明其事，故不如改作“從小處看似是聖人，從大處看卻是小人”來得較為貼切，盡管曾國藩的小處不無可議之處，而其大處也有值得肯定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