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小學三年級時，同學借給我一本書，裏邊有半夜雞叫的故事。讀了這本書以後，我就有了愛看故事書（後來知道那叫小說）的嗜好。學生時代和許多同齡人一樣，《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紅旗譜》……這些名作曾迷得我吃飯不香，睡覺不甜。工作後，《戰爭與和平》《複活》《紅與黑》等一些外國名著也成為我業餘生活中重要的精神食糧。
愛看小說，不一定會看小說。雖然老師教導我們看書要精研細品，才能從中學到有用的東西，可我就是做不到。一打開書，看個開頭，就急於知道“後事如何”。於是，囫圇吞棗、一目十行地去追“下回分解”……這種翻書看熱鬧的壞毛病，仿佛當今人吃芹菜。隻揪了點兒嫩菜稈，而把營養最豐富的菜葉丟棄了。不但浪費了許多書中的精華，更對偉大的作家們，顯得不恭不敬。每讀一本書，隻注意好看不好看，從來不注意書是誰寫的。說句惹作家們生氣的話，要不是考試做填空、連線題逼著，恐怕連四大古典名著的作者是誰我都不大清楚。
其實從內心講，我並不是不尊敬作家，而是從整體上太崇拜和敬仰他們了。覺得他們能寫這麼好看的書，太了不起，太神聖、太高不可攀了。這種把作家神化而敬而遠之的態度注定了我自己的前半輩子從來都沒想過、也不敢想有一天自己能拿起筆、寫本書。
讀小說看熱鬧，雖然有點兒浪費精神食糧，但讀得多了，多少也能受些影響。小時候，我家街坊住著一戶宗教人士。一男兩女。男的姓王，常年穿著黑衣，留著長胡須，人稱“王齋公”，“文革”前還是一名“社會賢達”。女的一個姓唐，一個姓張，兩位都是一輩子未婚的老姑娘。不知道社會上怎麼稱呼她們，我隻照大人的指點叫“王爺爺”和“唐姨婆、張姨婆”。我自幼受這家人喜愛，常去他家玩耍。“文革”初，王齋公過世，剩下倆姨婆孤苦伶仃。姓唐的姨婆常常思念四川老家的親人，每隔一兩月，就讓我幫她寫家信，寫完後給她念一遍，她很滿意，誇我文墨好。也許就是那些誇讚，鼓勵和吸引了我，從此對作文有了興趣，而且寫的還算過得去，常常受到語文老師表揚。高中三年，我的作文成績幾乎全是“甲＋”和“甲”，最差的也是“甲－”。記得有篇作文，形容學生平時不用功，考試很為難的樣子，我借用了魯迅先生的名句，將其描寫為：“橫眉冷對試卷紙，伏首幹啃鋼筆頭”，語文老師大加讚揚。我受到了極大鼓舞，此後寫作文的興趣更濃、勁頭更足了。
沒想到，學生時期寫作文，竟然奠定了我的職業生涯。參加工作後，大半輩子都在和文字打交道。小至數十字的會議通知、火柴盒、豆腐塊大的通訊報道，大至數萬字的調研報告、領導講話、經驗材料……總之，我被埋進了各種“官樣文章”之中。成年累月，為完成寫材料的任務絞盡腦汁。其間，也曾為不能隨心所欲寫自己想寫的東西而煩惱過，也曾為同事中有人改行成了專業作家不甘過，但最終自己沒有勇氣改弦易轍。一為敬業，二缺自信。幾十年下來，隻有靠節假日擠點兒時間，零打碎敲的寫點兒小散文、小雜感、小小說，聊以過癮。好像拿了駕照、會開車但又無車可開的人，再怎麼也得找機會玩兩把，練練手。
大半輩子寫的作文，都進了公家的文件櫃。沒有一篇像樣的文章屬於自己。當我年過半百，驀然回首，不禁有些淒楚、有些遺憾。為了彌補這種心靈的缺憾，忽然萌生了一定要在有生之年當一回作者，寫一篇自選題作文的願望，讓爬格子的人生留下一點兒痕跡。哪怕這篇作文水平低劣，羞於見人。
寫作文首先是選題。我牢記著老師的教導：要寫自己熟悉的……我熟悉什麼呢？扳指頭想來，還是離不開自己從事的工作。自己從插隊的老三屆知青中走出來，進入黨政機關工作四十年，其中二十多年都在統戰、對台、政協部門工作。對統一戰線雖談不上精通，但還算熟悉。工作中遇到的是是非非，瑣碎平淡，也並非毫無意趣。尤其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由於“文革”的影響尚存，社會上對統戰、對台工作不但不看好，甚至還有抵觸，說那是“為牛鬼蛇神翻案”，“和國民黨握手言歡”雲雲。大眾認識如此，我們這些做統戰工作的人日子自然不好過。工作中不是招冷眼，就是碰釘子。好像我們也成了“牛鬼蛇神”。都是為黨工作，憑什麼我們就不招人待見？究其原因，還是對這個行當缺乏宣傳。人家不了解，自然難理解。要宣傳，不能光靠幹巴巴的政策理論說教，還得有吸引人的東西。於是，出於對本職工作的忠實，我決心把自己那點兒可憐的業餘文學愛好用到工作上，寫一篇文學作品，讓人們通過曲折的故事情節，蹉跎的人物命運來了解統戰、對台工作，從而改變認識，消除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