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馮國璋也確實不如過去奉之惟謹了，特別是對搞帝製，由於損害了本人利益，他們頗不以為然。論地位、資曆、威望，在北洋係中，隻有一個徐世昌可以與之相提並論，在共和製度下，他們都有繼袁世凱而為總統的可能。改行帝製，皇位世襲，不但做國家元首的希望完全破滅，而且還要向袁世凱和未來的“太子”跪拜稱臣，此乃他們最不甘心的一點。然而其公開表現又各不相同。段祺瑞因袁世凱削奪其兵權久懷怨恨，公開唱反調，對以“太子”自居的袁克定不假詞色，每每以盛氣淩之。馮國璋遠處南京，暫時同袁世凱沒有直接矛盾，反對帝製不如段祺瑞露骨。因之，袁世凱對他們二人的態度亦有所區別。
袁世凱對段祺瑞極力排斥，屢屢向段祺瑞講：“你氣色不好，想是有病，應當休息休息”。“休息”是辭職的同義語，段祺瑞無可奈何，隻得稱病辭職。1915年5月30日袁世凱下申令說：“本大總統為國家愛惜人才，未便過聽其勞，致增病勢，特著給假兩個月，並頒給人參四兩、醫藥費五千元，以資攝衛。該總長務以時局多艱為念，善自珍重，並慎延名醫詳察病源，多方施治。切望早日就痊，立即銷假。其在假期內如有軍務重要事件，仍著隨時入內會議，以抒嘉謨而裨國計”。似乎對段祺瑞十分倚重、關切。自段祺瑞請假後，袁世凱幾乎每天派人給段祺瑞送去雞汁、參湯之類的滋補品，體貼入微。而段祺瑞恐食物中有毒，不敢一嚐，吩咐倒掉完事。袁世凱一麵把表麵文章做到十分好處，一麵命王士珍署理陸軍總長，指使肅政廳彈劾陸軍次長、段祺瑞的親信徐樹錚，6月22日將徐樹錚免職，以田中玉繼任，對段祺瑞進行打擊。段祺瑞為此憤憤不平。袁克定經常在背後大罵段祺瑞。兩家關係迅速惡化，連於氏、張佩蘅兩位夫人也斷絕了一切聯係和往來。段祺瑞接連又上幾次辭呈。8月29日，袁世凱免去段祺瑞的陸軍總長，以王士珍接替。
袁世凱對馮國璋采取的辦法是籠絡、欺騙。1915年6月下旬帝製風傳極盛時，馮國璋同梁啟超一起進京摸底。首次見袁世凱，馮國璋就試探說：“外間傳說，大總統欲改帝製，請預為秘雲，以便在地方著手布置”。袁世凱十分嚴肅地回答：“我絕對無皇帝思想，袁家沒有過六十歲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幾年？況且皇帝傳子，我的大兒子克定殘廢，二兒子克文假名士，三兒子克良土匪，哪一個能繼承大業？你盡管放心”。又親熱地對馮國璋說：“北洋軍隊暮氣沉沉，有事時便不能用，你在南京要好好整頓。我們自家人總當團結，保持我們的實力”。後來馮國璋又謁見袁世凱兩次，每次均談及帝製問題。
7月9日，上海《申報》發了一則比較詳細的消息。
袁世凱說：“外間種種風傳，餘亦略曾聞見，有謂此事由餘主動者，亦有謂由兒子克定主動者。此種風說，誤會之至。然此風說之所由起，亦自有其原因：蓋一則因餘自辛亥辦理共和之際，頗恐中國曆史及國民程度與美、法諸國有所不同，改為共和，究竟與國家根本如何，不能無所懷疑。與人論及時局，或不免偶爾流露此種意思，因之外間易生誤會。此其一也。二則因封爵問題，外間或以封爵即為改革國體之先聲。不知共和國家，雖以不設階級為原則，但我國今日係五族共和，一律平等，滿、蒙、回、藏均有封爵，而漢人獨否，是亦不平等之甚矣！今《約法》既規定大總統有頒賞勳爵之權，故餘以為漢人中之有功民國者，實當然有受封爵位之權利，故餘久已決定施行此典；惟以外間多所誤會，是以暫行停辦。然他日亦必須依法施行，外間切不可因此又妄加揣測。此又其一也。以餘今日之地位、其為國家辦事之權能，即改為君主，亦未必有以加此！且所謂君主者，不過為世襲計耳。而餘之大兒子克定方在病中，二兒子克文不過誌在做一個名士，三兒子更難以擔任世務，餘者均年極幼稚。餘對於諸子，縱予以一排長之職，均難放心，乃肯以天下重任付之耶？且自古君主之世傳不數世，子孫往往受不測之禍，餘何苦以此等危險之事，加之吾子孫也！”
語至此，馮國璋插言道：“南方一帶聞改革國體之說，並非不肯讚成，但多以時間問題，尚有可研究之處耳。他日者，大總統將中國辦到轉弱為強之際，則天與人歸，恐大總統雖欲遜讓，亦有所不得耳”。
袁世凱聞此言，厲色語之曰：“聞君此言，仍是在餘身上打主意！餘之四五兒子在英留學，餘已飭在英國購有少許田園，設他日有以此等事逼餘者，則餘惟有徑赴外邦，營菟裘以終老耳！”
其態度何等明朗、堅決！
馮國璋同段祺瑞一樣，與袁世凱有多年的袍澤關係，其夫人周砥原是袁世凱的家庭教師，由袁世凱親自介紹，代為置辦妝奩，並派一位保姆作為陪嫁的老媽，命人送周砥去南京就婚，關係亦極親密。馮國璋在京期間，袁世凱優禮相加，每逢吃飯，不是派人送去牛奶，就是紅燒豬肘子，甚或幾個大饅頭，凡馮國璋愛吃的均送去，另送馮國璋的夫人許多禮物，完全待如“自家人”。但對這個“自家人”，袁世凱卻不講一句真心話。接見馮國璋時，他說得那麼親熱，可是回到樓上，便連聲叫嚷：“馮華甫豈有此理！馮華甫豈有此理！”無怪後來馮國璋氣憤地對人說：“我跟老頭子這多年，犧牲自己的主張，扶保他做了元首，對我仍不說一句真心話，鬧到結果，仍是‘帝製自為’，傳子不傳賢，像這樣的曹丕（指袁克定），將來如何侍候得了？徒然叫我兩麵不夠人，怎不令人寒心！”
袁世凱欺騙馮國璋，也是為了欺騙全國人民。他認為，隻要全國人民知道他不願當皇帝，那麼以後搞起帝製來，就無人懷疑他是主動者，他那個肮髒的靈魂便不會為人所知了。
袁世凱為組織一個領導發動帝製活動的核心集團頗費了一些腦筋。開始參與這一秘密活動的隻有楊士琦、段芝貴、張鎮芳、雷震春、袁乃寬、夏壽田諸人；楊度因和袁克定關係密切，亦深知其中奧秘。
楊士琦是皖係官僚集團的實際首領，也是秘密策劃帝製活動的主持者。他既反對進步黨，也反對交通係，打算由北洋一係獨自包辦。袁克定認為這個圈子太小，北洋一係包辦不了，欲拉進步黨幫忙。1915年春，袁克定約梁啟超往小湯山赴宴，請楊度作陪。席間袁克定痛詆共和，隱隱露出要梁啟超讚成改為帝製之意，梁啟超未同意。返城以後梁啟超知禍之將至，乃攜家出走天津。
進步黨靠不住，袁世凱變而去抓交通係。交通係又稱粵係，以梁士詒及其助手交通部次長葉恭綽為首領。交通係和皖係過去同受袁世凱重用，而又你爭我奪，互相攻訐。1914年5月，梁士詒被免去總統府秘書長職務，改任稅務督辦、參政院參政，漸漸失寵。但交通係控製著鐵路、關稅、交通銀行和一些公司，握有很大財權。梁士詒有“財神”之稱，又任秘書長多年，組織過公民黨，同各方麵均有關係，活動能力很強，具有相當的實力，而且頗得英、美帝國主義的信任。如能把該係官僚爭取過來，定然大有幫助。
袁氏父子知道梁士詒熱衷名利，遂指使肅政廳於1915年6月發動“三次長參案”和“五路參案”，以脅迫交通係就範。 被參的三次長為陸軍部次長徐樹錚、交通部次長葉恭綽、財政部次長張弧；“五路參案”是揭發津浦、京漢、京綏、滬寧、正太五鐵路局營私舞弊的案件，矛頭直指交通係。參案一開始聲勢很大，來勢很猛，葉恭綽被停職查辦，津浦鐵路局局長趙慶華被撤職，京漢、京綏兩局局長關賡麟、關冕鈞離職聽審，交通係人物惶然無計。
對交通係狠狠打了兩棒之後，袁世凱馬上對梁士詒示以關懷，對梁士詒說：“參案本有君在內，我令去之”。拉梁士詒為帝製效力。
袁克定同乃父地位不同，作風也不一樣，他把梁士詒找去，單刀直入，“問變更帝製，肯否幫忙，並加以恫嚇”。梁士詒說回去向同人報告後再作答複。
事情很清楚，讚成帝製，參案可以取消；不讚成帝製，後果不堪設想。梁士詒當夜召集交通係人員召開緊急會議，講了情況，最後說：“讚成不要臉，不讚成就不要頭！”要大家發表意見。討論的結果，大家一致表示“要頭”。梁士詒等人考慮，“要保全交通係勢力，隻有順從袁世凱的意旨，潑出一幹；並且決定不幹則已，幹起來則不必遮遮掩掩，一定要大權獨攬，有聲有色”。次日回報袁克定，表示一定竭力效忠，並陳述了所設想的進行之策。袁克定大喜，於是交通係成為帝製派的中堅。帝製活動搞起不久，葉恭綽官複原職，關冕鈞免議，趙慶華、關賡麟僅交付文官高等懲戒委員會懲戒，引人注目的兩個“參案”煙消雲散。
取得各地握有實力的軍閥擁護，是實行帝製最基本的條件。袁世凱盡管覺得有幾分把握，但除段芝貴個別人以外，帝製自為的心思尚未向其他軍閥透露過，心中仍不免打鼓。於是用述職的辦法，分別把幾省的將軍電召進京，以提問題的方式問他們共和辦得如何，進行暗示。這些人最善察顏觀色，領會意圖相當敏快，一個個表態說共和辦得不行，請總統多負責任。袁世凱聽後，搞帝製的勁頭更十足了。
倡議帝製之初，陸征祥提出外交不大好辦，曹汝霖說外交上不負責任。袁世凱認為德國、日本和美國都表示讚成，成竹在胸地對他們講，外交已經辦妥，不必再去操心。
袁世凱認為國際國內均不會再發生問題，便授意楊士琦、夏壽田、段芝貴等人繼續進行籌備帝製活動，加緊工作，由秘密轉向公開。
楊度素主君主立憲，為袁世凱奔走不辭辛勞，袁世凱對之亦頗器重。後因楊度自命不凡，隻願幫忙，不願幫閑，加之有人進讒，漸被疏遠。然而他不甘寂寞，在北京任參政院參政、國史館副館長，經常追隨在袁克定左右，與夏壽田過從甚密，對於袁世凱的心思頗為了解。1915年4月，他寫了一篇《君憲救國論》，交夏壽田呈袁世凱。袁世凱閱後大為激賞，親筆題寫了“曠代逸才”四字，製匾賜予楊度，並把楊度的文章交湖北將軍段芝貴秘密付印，分送各省將軍、巡按使參考。現在楊度聽到帝製馬上公開進行，於8月10日謁見袁世凱，提出組織機關鼓吹帝製的問題。袁世凱說：“不可，外人知我們關係，以為我所指使”。楊度也許想在改朝換代時立個大功，取得新朝宰輔地位，正色說：“度主君憲，十有餘年，此時如辦君憲，度是最早之一人，且有學術上自由，大總統不必顧慮”。反複陳說，語氣激昂。袁世凱最後告訴他：“你可與少侯（孫毓筠字）等談談”。楊度聽了袁世凱的吩咐，高興異常，立即將袁世凱之意告知孫毓筠。接著他們又把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和嚴複拉進來當配角，共同發起組織籌安會。
孫毓筠字少侯，安徽壽州人，1906年在東京加入同盟會，同年在南京被捕入獄，判刑五年。辛亥革命時獲得自由，充任江浙聯軍總部副秘書長，1912年3月任安徽都督，7月到北京任臨時參議院議員，後投靠袁世凱，袁世凱任其為約法會議議長、參政院參政。
劉師培字申叔，號左盒，江蘇儀征人。其先輩以治《春秋》、《左傳》聞名於當世，本人經學知識淵博，號為“國學大師”。早年參加光複會、同盟會，後為兩江總督端方收買為暗探，幾乎被革命派處死。1911年到四川國學院教書。1913年充當閻錫山的高等顧問。1915年10月，袁世凱委任其為署參政院參政，11月授為上大夫。
李燮和，湖南安化人，原名柱中。參加過華興會、光複會、同盟會。辛亥革命時任長江下遊招討使，參與策劃並領導了上海起義。滬軍都督府成立後，自稱吳淞都督，後被孫中山任為光複軍總司令。曾上書孫中山，揭露袁世凱麵目入骨三分，反對與袁世凱議和，不久辭職。宋教仁被刺後，他由湖南跑到北京，以調和南北自命，從此充當了袁世凱的鷹犬。
胡瑛別號經武，湖南桃源人，加入過同盟會、日知會，後在湖北被捕。辛亥革命時自任湖北都督府外交部長。南京政府成立，被委為山東都督。南北統一後投入袁世凱的懷抱。
嚴複，字繞道，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市）。1877年留學英國，畢業後回國，任福州船政學堂教習，後官至北洋水師學堂總辦。甲午戰爭失敗，他撰寫政論，翻譯《天演論》、《法意》等世界名著，呼籲救國，聲望很高。1900年脫離海軍之後，思想漸趨保守，屬君主立憲派。由於他學貫中西，袁世凱有意羅致，先後任其為京師大學堂校長、總統府外交法律顧問、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他主張帝製，但對誰當皇帝未考慮成熟。楊度約其發起籌安會，他不願做發起人。次日，楊度派人送來一信，內雲：“昨所談事，實告公，蓋承極峰旨與公商榷，極峰諭非得公為發起人不可，固辭恐不便。事機稍縱即逝，發起啟事限明日載諸報端，公苟知底蘊，度無見拒理，已代公署名送報館，不及待複示矣”。籌安會啟事見報後，他未加否認。不過，在袁世凱搞帝製的過程中，他從未說過擁護袁世凱的話。
上述六人被稱為“籌安會六君子”。
楊度從袁世凱處領來二十萬元活動經費，在石駙馬大街設置事務所，籌安會於是開張。
1915年8月14日，楊度與孫毓筠、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嚴複通電各省，發表了組織籌安會的宣言。聲稱：“我國辛亥革命之時，人民激於感情，但除種族障礙，未計政治進行，倉猝製定共和國體，國情適否，不及三思”。民國創始之後，“國家所曆危險，人民所感痛苦，舉國上下，皆能言之。長此不圖，禍將無已。”“美之大政治學者古德諾博士即言君主實較民主為優，中國尤不能不用君主國體”。“我等身為中國人民，國家之存亡，即為身家之生死，豈忍苟安默視，坐待其亡！本會之立，特以籌一國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二者以何適於中國，專以學理是非、事實利害為討論之範圍。至範圍以外各事，本會概不涉及，以此為至嚴之界限。將以討論所得，貢之國民”。同時還公布了籌安會章程。8月23日籌安會正式宣告成立，楊度任理事長，孫毓筠為副理事長，嚴複、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為理事，並通電各省派代表來京。旋得各省複電，多數讚成，且派代表到會。湖南、吉林、安徽、湖北、南京等地相繼成立了籌安會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