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央民意機構”造血功能的進一步改善，“增額代表”中與國民黨唱反調的黨外人士逐漸增加。他們取代了當年CC派開明分子的地位，成為“立法院”內桀驁不馴的“刺頭”。麵對來自黨外的威脅，“資深代表”們不得不組織“統一戰線”，爭取用一個聲音說話，以鞏固自己的地位。當年慷慨激昂議論時政的CC派“開明立委”，如今或者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為當局的政策辯護，或者保持緘默。至於在“增額代表”中占絕大多數的國民黨員，雖然在同黨外代表的對壘中，站在本黨立場與“資深代表”協同作戰，但他們無論在年齡、學曆，還是在成長背景等各方麵均和“資深代表”有代溝。他們不僅將“資深代表”們建立的遊戲規則視為迂腐，而且對老朽把持“國會”心懷不滿，因而自然形成一個小圈子，有意無意地把“資深代表”排斥在外。“資深代表”對“增額代表”的反叛亦是極為敏感。他們因年高體弱，很多人已不能出席會議，能出席者亦難以勝任激烈的辯論和質詢。越是這樣，他們越是怕被人看不起，於是也結成聯盟，聲稱要以“無聲的多數”取勝。
對於國民黨而言，“資深代表”和“增補代表”兩者不可或缺。前者是“中華民國”的法統所係，表明台灣政權是“代表全中國”的“中央政府”；後者則是國民黨民主化的門臉，證明國民黨的統治是得到多數台灣民眾的支持的。但當“資深代表”和“增補代表”的利益發生衝突之時，蔣氏父子的意見總還是傾向維護前者。這倒並不是說“總裁”抑或“太子”對老朽當政有什麼好感，實在是因為如要維持“法統”就必須由大陸籍的代表占據“中央民意機構”的多數席位。一旦增補選的台籍代表人數過高，非但“中國國民黨”將淪為“台灣國民黨”，而且“台獨”的威脅就會日趨嚴重，“國”也將不“國”了。基於以上的原因，蔣氏父子數次駁回“增額代表”們提出“國會全麵改選”的主張，台籍代表的席位也始終被限製在較小的比例範圍之內。
但在另一方麵，蔣氏父子也認識到，要想造成國民黨在台灣的長治久安，“占台灣人口85%的台籍人士的人心是一個重要的關鍵”。[40]為了消弭台民對“憲政革新”的失望和不滿，蔣經國不得不提出“本土化”的口號。其具體做法是：在黨政軍各係統內平均分配台籍人與外省人的權益，找到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協點。
此前，蔣介石也不隻一次地強調要打破省籍樊籬。他提拔過一些台籍人士，主持過所謂的“地方自治”。但總的說來，效果很不明顯。國民黨政府遷台的頭十年中，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台灣省政府”，其公務人員基本上是從大陸遷去的國民黨人。縣市一級的基層行政單位，雖有一些台籍人士參加，但更具權力的國民黨部，“大都由中國大陸出身的黨員所擔任”。[41]《自由中國》曾辛辣地指出：“在中央各院部會中竟沒有一個台灣人，這是不是能夠使台灣人相信我們已經恢複了國家主人翁的地位呢？”“在若幹台灣人的心目中，統治台灣的是大陸人。”[42]以後，雖陸續有些台籍人士被引入政界，但多數隻能在地方政治中發揮作用，至於“中央”這一層麵，則隻有一兩個人作象征性的點綴：在1972年前，曆任“行政院”的八部二會首腦及“政務委員”中，隻出現過三位台籍人士，即連震東、蔡培火、徐慶鍾；在國民黨中常會內，情況更是糟糕，“改造”時期共有兩名台籍委員，這個記錄竟然被保持了20年之久。
1972年，蔣經國升任“行政院長”後，立即落實“本土化”方針，以緩和積聚多年的省籍矛盾。他不僅提出了“台人治台”的口號，而且還設計了一個號稱“大有為政府”的“組閣”方案：由台籍徐慶鍾任“行政院副院長”，林金生任“內政部長”，高玉樹任“交通部長”，並在“政務委員”中引入李登輝、連震東、李連春等三名台籍人士。
同年，台籍劉闊才被國民黨推選為“立法院副院長”，戴炎輝被推選為“司法院副院長”、謝東閩被任命為“台灣省主席”。1973年，台籍周百煉又被國民黨推選為“監察院副院長”。
綜上所述，在一年多的時間內，除“內政部長”一職按慣例仍由台籍人擔任外，國民黨又將行政、立法、司法、監察等四院的“副院長”、“交通部長”、“台灣省主席”以及三席“政務委員”職位交到了台籍人士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