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末，拙著《蔣介石傳（1887-1949）》在大陸第一本作為曆史書出版，當時發行30多萬冊，這在史學界算是同類圖書的發行盛世。進入21世紀，順著我所學習與服務了50多年的浙江大學被批準設立“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這是大陸第一個公開打出“蔣介石研究”牌子的研究機構，拙著經過修正，並由楊菁教授加盟、增添了十幾萬字，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再次出版，至今也已重印六次發行幾萬冊。但很遺憾，那一著作隻寫到蔣介石在大陸的活動，在書的末尾，寫了一千多字的“尾聲”，把蔣介石在台灣的活動說了幾句。
事實上，早在十多年前，我們已草擬了“蔣介石在台灣”（當時起了一個書名為《晚年憂思錄》）的書稿，有30多萬字，隻是當時對島內的東西南北均不熟悉，隻知道那是一個“人間地獄”。島內也說大陸是“人間地獄”，其實兩岸都不是“地獄”，也不是“天堂”，隻是“人間”。隨著大陸改革開放的深入，島內也對大陸開放了，我們得以在1995年第一次作為“文教交流”赴台活動；接著又一次一次地有機會赴台，來來去去，結交了相當一批的島內朋友，交談了還算是深入的許多見解，也讀了島內大量的圖書資料及檔案，還實地參觀了島內許多史跡，尤其是同島內高校的同仁，有親似兄弟的情誼。應該說，我們對蔣介石在台灣的活動有了更為客觀的了解和認識，於是決定將壓在手中的稿子拿出來重新修飾一番，作為《蔣介石傳（1950-1975）》，供浙江大學出版社選用。
我們的宗旨是盡可能做到符合曆史唯物主義一些。我們用了不少時間，盡力拜讀了許多人的成果，也收集了能收集到的原始資料。自然，把蔣介石在台灣的活動寫清楚也要有個過程，無論如何，一本人物傳記總是帶著時代的印記。不過，書稿中對許多問題的認識還是前進了一步的。如對“二·二八”事件的認識，在現在的書稿中有較長的一段敘述：
“二·二八”事件由於受當時政治鬥爭需要的製約，真相難明。……將此事件的“台獨”思潮與活動給忽視了。此後，此事件就成為島內“台民與外省人”、“族群”乃至“藍綠”的爭鬥工具，也成為解決兩岸問題一項思想負擔，成為台灣情結的一個砝碼。……“台獨”分子都將“二·二八”事件采取政治操作，指鹿為馬，用簡化、呆板的推論，為諸多去蔣化、仇恨、挑撥族群作為理論基礎。……
再如對“遺囑”一事，也專門寫了據另外史料得來的一大段文字（作者在美國夏威夷一次學術會議上同秦孝公交談過此事），說明蔣介石的“政治遺囑”是秦孝儀補寫的，經宋美齡修改的，根本沒有什麼“政治遺囑”。
總而言之，書稿將盡力避免戴上有色眼鏡曲解曆史。有人說得好：“所謂曆史，更多的是曆史學話語，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闡釋者，從權力者到學者文人，也都各自帶著不同的身份、利益、自己特有的觀念和意識形態來審視過去。”的確，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理解了這一句話，便能理解我們這部書稿作為人物傳記的波詭雲譎，理解它為何已經從一個單一的曆史寓言，變成包含了不同的話語衝突的場域。常聽說“要恢複曆史本來的麵貌”，這是不可能的，能接近這個“麵貌”就不錯了。現將這部《蔣介石傳（1950-1975）》拿出來，敬請讀者賜教。
作者
己醜年六月於杭州西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