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博拉·斯帕爾（1963年-），政治學家，出生於1963年，在紐約的萊伊溪（RyeBrook，N.Y.）長大。她的學術研究集中於國際的政治經濟問題。
斯帕爾1984年獲得喬治城大學外交服務學院的理學士學位，1986年從哈佛大學的政府學係獲得文學碩士學位（A.M.），1990年在該係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2008年7月，斯帕爾被任命為巴納德學院第7任校長，自上任以來，一直是女子教育和女性領導力的有力支持者和帶頭人。
黛博拉·斯帕爾（DeboraLynn.Spar），出生於1963年，在紐約的萊伊溪（RyeBrook，N.Y.）長大。
斯帕爾1984年獲得喬治城大學外交服務學院（GeorgetownUniversity'sSchoolofForeignService）的理學士學位，1986年從哈佛大學的政府係獲得文學碩士學位（A.M.），1990年在該係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她是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AcademyofArtsandSciences）的成員，同時，也是南丁格爾·班福德學校（Nightingale-BamfordSchool）的董事以及高盛投資公司（GoldmanSachs）主管。到巴納德任職之前，她是工商管理的斯潘格勒家族教授（SpanglerFamilyProfessorofBusinessAdministration），也曾經是哈佛商學院主管教師科研和發展的高級副院長。在哈佛大學，她講授關於國際商務政治學、比較資本主義和經濟發展的課程。
斯帕爾於2008年7月1日成為巴納德學院第七任校長。自上任以來，斯帕爾一直是女子教育和女性領導力的有力支持者和帶頭人：她於2009年在巴納德開創了雅典娜領導力研究中心（AthenaCenterforLeadershipStudies），這是一個致力於女子領導力理論和實踐的跨學科中心；同時，她組織開啟了巴納德全球係列研討會，這是一個一年一度的，由備受矚目的、卓有成就的女性領導者參加的聚會，每年在世界的不同地區舉辦。自2009年開始，巴納德已經在中國（一屆在北京、一屆在上海）、沙特阿拉伯、印度、南非等國家成功舉辦過六屆研討會。
斯帕爾校長還是一位訓練有素的政治學家，她的學術研究集中於國際政治經濟問題，探索如何在新型或新興的市場中建立規則，以及公司和政府如何一起作用並形成日益發展的全球經濟。她出版了諸多著作，其中包括《把握浪潮規則》（RulingtheWaves）以及《嬰兒市場：金錢、科學和政治如何驅動商業的概念》（TheBabyBusiness：HowMoney，Science，andPoliticsDrivetheCommerceofConception）。她最新的一本著作《女超人：性別、權力和完美主義》（WonderWomen：Sex，Power，andtheQuestforPerfection）於2013年9月出版。
斯帕爾於1987年與建築師米爾托斯·凱特邁瑞斯（MiltosCatomeris）結婚。她二十多歲時生育了兩個兒子，三十多歲時收養了一個女兒。
一、“不情願”的女權主義者
斯帕爾出生在一個相對優越的白人家庭，她集美麗、聰慧於一身，加之勤奮、好學，因此，她成績優異，自信十足。年少時，斯帕爾認為男女都一樣，也從不把男孩放在眼裏。長大後，基於自身的遭遇和經曆，她開始學習和汲取女權主義思想，開始思考男女兩性，尤其是“女性的問題”，並在巴納德女子學院的領導實踐中完成了一個從自信女孩到成熟女人的蛻變。
優越的家庭，優秀的女兒
斯帕爾1963年6月出生於紐約萊伊溪的一個中上層白人家庭，父母都是知識分子。父親馬丁·斯帕爾（MartinSpar）出生於1937年，1955年進入佛蒙特大學（UniversityofVermont）讀書，後來成為萊伊溪當地的一名牙醫。母親朱迪思（Judith）1961年畢業於紐約的亨特學院（Huntercollege）。大學畢業後，斯帕爾的母親就進入了婚姻的殿堂，那年她20歲。兩年之後，小斯帕爾出生。
斯帕爾父母這一代人的生活，正好處於美國社會相對繁榮和穩定的時期。當時，家庭條件相對寬裕的女孩子們的夢想是擁有一棟房子、一位丈夫，兩三個孩子以及一個庭院；而家庭相對貧窮的女孩子們的夢想可能就是一台洗衣機、一台烘幹機和一台熨燙機而已。但當這一代女孩長大結婚成為母親之後，她們不再僅僅希望自己的女兒有房住、有丈夫、有洗衣機、有烘幹機而已，而是希望自己的女兒和自己相比能有所不同，希望她們有自己喜歡的職業，並能更積極地參與到社會進步之中。
盡管斯帕爾的母親是在相對舒適的環境中長大的，而且是大學畢業生，在斯帕爾10歲的時候又在幼兒園任教，有自己的職業，但她仍然心存遺憾。她曾經對斯帕爾說：“我永遠也沒有你將來會有的機會。我很願意去讀法學院，當時我的父母卻沒有辦法讓我去。”斯帕爾的母親堅信，斯帕爾這一代女性將麵臨更多不同的選擇，因此，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好好學習，為將來的選擇做準備。
斯帕爾的父親是一位獨立而能幹的人。他上大學時，自己開車到伯靈頓（Burlington，佛蒙特大學所在地），車上載著他的書籍和衣物，還有一張整個學期的學費賬單。大學期間，他自食其力，每年暑假都去餐館打工，為此，他可以負擔自己的學費。到畢業的時候，他連一分錢的債務都沒有。待他結婚有了孩子後，也非常鼓勵和支持孩子們的學習。
在相對優越而且重視教育的家庭環境下，斯帕爾的學習成績非常優異。當然，除了正常的上學之外，她還像其他中上層白人的子女一樣，每周一下午要到當地的共濟會會所上芭蕾課，還要穿著帶有“蝴蝶翅膀”的芭蕾舞短裙參加每年一次的獨奏會。年齡稍大一點的時候，她還要在每周六早晨學習珠寶製作的課程。斯帕爾說：“貫穿著我童年的是芭蕾獨奏會、滿滿一抽屜用勺子做成的手鐲……”
壯誌淩雲，心比天高
像所有有理想的青少年一樣，當年的斯帕爾也是躊躇滿誌，誌在淩雲。無論是在高中、大學還是在研究生院學習期間，斯帕爾都確信，自己一定可以在這個男人主宰的世界中獲得成功。她認為，即便不是女權主義者也照樣會在保持女性個性的同時取得偉大的成就。在喬治城大學，她就讀於外交服務學院。大學期間，她大量閱讀了軍事曆史以及核戰略的書籍，希望將來成為一名外交官或者間諜。為了這個遠大的理想，她一如既往地努力學習，刻苦攻讀，積極參加校內外的各種活動。
上天不負有心人。斯帕爾因為優異的成績和出眾的才華，得到眾多老師的賞識。在喬治城大學，她獲得了“優等畢業生”的榮譽。大學畢業的時候，她最欽佩的教授之一給她寫過一封推薦信，上麵寫道：“斯帕爾是我所教過的最優秀的女生”。那時的斯帕爾心裏充滿著驕傲和自豪。大學裏，她是班上為數不多的幾個女孩子之一。當然，這個時候的她沒有意識到男女比例的失調意味著什麼，反倒讓她覺得很開心。她說：“我當時就覺得，在這個班裏學習是多麼美好的事情，我永遠都不會缺少男生同伴。”
但是，當她在哈佛上研究生的第二年，卻發生了一些讓她吃驚的事情。坐在她前麵的女生突然消失不見了。當時，性騷擾的指控在整個係引起了軒然大波，迫使兩位男教師悄悄地跑去國外，開辟新建的研究項目。此後，6名女研究生也陸續離開了。雖然她們中的大多數是偶然離開的，但很顯然，她們是不願意待在一個緊張兮兮的環境下學習的。此時的斯帕爾思想有所轉變，她意識到作為一名女生在男性主導的環境中的種種不易，但她仍然對未來充滿信心。於是，她假裝不去在意這些，又開始了新的生活。她強迫自己相信，在哈佛作為一位女性學生是多麼好的一件事情：因為大學需要女性研究生，大學要借此炫耀自己是多麼重視女性，而且，那些本科生因為有女性輔導員也似乎很高興。不過，斯帕爾依然能夠通過一些蛛絲馬跡感受到教師對待男女學生的微妙不同。“顯而易見的是辦公室的門。每次我進入老師辦公室的時候，教授會將門扯得大開，好像是向他的助手和全世界宣布，在屋裏沒有發生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她說。
盡管斯帕爾上學期間選修了範圍廣泛的、各個領域的課程，但在大學和研究生學院，她卻沒有上過一節女子研究的課程，而且也從來沒有加入過任何一個女子團體。她說：“因為我一直認為，對於我來說，女權主義者太過激進、太過爭強好勝了。她們在我看來似乎有些男性化，但我不這樣。她們看起來似乎很容易生氣，我也不是這樣的。我從來不認為我與她們的生活方式或者思想觀點有相同之處。”平時，斯帕爾都是從電視新聞中零星了解一些關於女性、女權主義的信息。
身不由己，思想轉變
斯帕爾到哈佛大學上研究生的第一天就戀愛了。三年之後，當她還是哈佛大學政府係博士生的時候，她就嫁給了這位相鄰宿舍的男生。婚後，由於她的丈夫在波士頓找到了工作，所以她也就能在哈佛大學（所在地也是波士頓）繼續完成學業了。
不久，他們迎來了第一個孩子，但她不得不繼續自己博士論文的撰寫和修改工作。一年以後，孩子一歲了，她的博士學位論文也正好完成，並順利地拿到了博士學位。之後，她進入工作領域，成為多倫多大學的助理教授。盡管有孩子要照顧，有家庭需照應，有工作要投入，但斯帕爾如從前一樣，還是那麼自信滿滿，覺得自己完全能夠應付好這一切。
不過，斯帕爾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會成為大學校長。她說：“如果你在我25歲的時候問我將來是否會當大學校長，我一定會覺得你的問題很可笑。我也不是有意成為哈佛商學院教授的，我想我可能會成為一名間諜的，但那沒有發生。我也曾經決定將來進入外事服務部門工作，並且已經準備要去了。不過，就在那個時候，我和現在成為我丈夫的人戀愛了。那就意味著，我不可能成為一名外交官，更不可能成為一名間諜了。之後，我擁有了自己的家庭，進入了學術領域。生活有時就這樣以奇怪的方式展開了。”
在斯帕爾整個求學、戀愛、結婚、生子的全部過程中，她都盡量避免與任何女權主義者接觸。雖然她當時已經模模糊糊地意識到，那些女權主義的作品其實對她所從事的政治科學領域也產生了影響，但她甚至都不喜歡自己意識到這個問題。例如，激進的女權主義者安德裏亞·德沃金（AndreaDworkin）促進了一個女權主義質詢的完整領域，但她宣稱，“所有的性都是強奸”，斯帕爾認為這是很荒謬的，所以，後來她幹脆就不再讀德沃金的著作了。
由於工作需要，斯帕爾後來離開了多倫多大學，來到哈佛商學院，成為商學院的一名教師。不管是在她的課上，還是在辦公室時間裏，也不管是在她的演講中，還是在她的訪談中，她一直以非女權主義者自居。不過，接二連三的雞毛蒜皮的小事卻攪擾了她的生活，讓她心裏有些不痛快。比如，當時的係主任對她第二次懷孕表現出毫不掩飾的震驚：“懷孕！”他大聲說道，“你怎麼有時間，怎麼能找到時間懷孕呢？”甚至，她上課時學生對她的評論竟然集中到她的腿上。有一次，係主任把她拉到一邊，悄悄地告訴她說：“在你的課上，學生們確實在評論你的腿。”說完，他開始上下打量她。“那種審視的眼神差點把我逼瘋。”斯帕爾說。
雖然這不算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但是，從此以後，斯帕爾開始頻繁地與為數不多的幾個女同事分享各自的故事，並思考自始至終困擾著她的到底是什麼。為此，斯帕爾開始關注她曾經故意不加以理會的研究領域，後來，她還被邀請幫助解決哈佛大學的“女性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她逐步意識到，在美國社會，最頂層的女性正在為進入一個由男性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世界進行持續不斷的鬥爭。而這個世界對女性來說仍然是一個不利的世界。
斯帕爾說：“許多在這個世界叱吒風雲的女性表麵上看起來是成功的，她們治理著大學，管理著基金、醫院、博物館、投資銀行和立法部門。她們中沒有幾個抱怨性別偏見或者將自己描述為女權主義者，但是她們知道，即便她們能麵麵俱到，哪個方麵都做得很好，她們仍然過著與男性不同的生活，或者說過著比他們更艱難的日子。她們仍然是而且幾乎一直都是少數群體，她們不得不躲閃著各種將她們置於風口浪尖的冷嘲熱諷。她們要處理孩子的玩耍聚會、牙醫預約、長笛獨奏會等等，而所有這些在某種程度上是不會出現在男性必須要做的事情列表上的。而且，她們還需要操心自己的衣著打扮以及長相氣質等等”。
斯帕爾從一開始刻意避免女權思想到主動接觸和學習女權著作和思想，從不把男孩放在眼裏到感受到身為女性的種種尷尬和遭遇，從任職男性占多數的哈佛大學到掌管全是女生的巴納德學院，在這個過程中，她開始思考和研究關於女性的問題。在就任巴納德校長之後的第5年，斯帕爾根據自己身為女性的成長、生活和工作經曆，出版了《女超人：性別、權力和完美主義》一書。該書出版後，包括紙媒、廣電媒體、網媒在內的各類媒體對其進行采訪並對其著作進行評論，引起了美國社會極大的反響。該著作的出版也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斯帕爾自身完成了一個從不關注女子、女權問題的自信女孩，轉變為一個女權主義擁護者的成熟女人的心路曆程。斯帕爾說：“我是個‘不情願’的女權主義者，並不是我不喜歡女權主義，或者我對女權不熱衷，而是因為我一直希望女權運動早已經取得應有的成果，需要女權運動的階段已經過去。可是，現實並非如此。”
二、巴納德學院的“選擇”
斯帕爾自2008年上任巴納德學院校長以來，時刻關心的是巴納德學院如何發揮自身優勢，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保持卓越的問題。與巴納德剛剛創建時的社會環境不同，現在的女學生們擁有日益多樣的選擇，展現在她們麵前的選擇如“精品店”的商品一樣琳琅滿目。在申請大學的時候，巴納德學院隻是年輕女孩們眾多選擇中一個“備選”。那麼，單一性別的學院麵臨被“選擇”的時候，要做出什麼準備以強化自己的優勢和特色、增強自身的吸引力呢？
巴納德學院艱難起步
19世紀中後期，美國的年輕女性仍然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她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1887年，一個態度堅決的女性團體決定在紐約建立一所女子學院。她們將其描述為類似於“西班牙的迷人的城堡……極度需要但又幾乎是不可能的”。
在安妮·米耶爾（AnnieNathanMeyer，當時年僅20歲）的領導和組織下，這些女性開始著手這個後來成為巴納德學院的冒險事業。之所以這麼做，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麵：她們希望大學允許女性參加課堂學習，因為那時高等教育機構中的教學活動僅僅向男子開放；能夠使她們在沒有男子存在的情況下傾聽這些課程；擁有授予女性學位的尊嚴。
這些原因的背後存在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當時紐約的女性沒有什麼選擇權。她們不能進入阿默斯特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不能開創自己的事業、不能得到進入醫學或者法律界所需要的教育。
米耶爾和她弱小的團隊進入這個世界，並使它發生了改變。在麥迪遜大街，她們從一幢租來的聯排房子開始，逐漸創造出一個港灣：在這裏，女子可以學習拉丁文和數學；在這裏，女子可以獲得適合她們發展的技能；在這裏，女子的心靈可以得到滋養。這些女性，諸如小說家、黑人民間傳說收集研究家、人類學家，包括哈萊姆文藝複興的領導人物佐拉·尼爾·赫斯頓（ZoraNealeHurston）、第一位主持大學醫學係的美國女性海倫·蘭尼（HelenRanney）、著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Mead）等，她們都畢業於巴納德學院。她們以自身的成就向世人證明：這個世界上沒有女子不能做到的事情——或與男子並肩作戰，或與男子一樣。
現在女性和過去女性的差異導致的性別差別
斯帕爾校長認為，早期的巴納德學院學生和現在的巴納德學院學生有很大的不同。這些不同是需要加以強調、探索的，它是選擇性差異導致的結果。
現在巴納德學院的女生不再是受限製的一代，她們不像赫斯頓、蘭尼、米德那樣由於社會的枷鎖而被迫做出選擇。現在的女生可以到阿默斯特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上學，可以成為律師和醫生，可以成為參議員和電影製作人。進入巴納德學院不是一種限製的結果，而是自由選擇的結果；選擇女子教育的自由不是因為它是唯一的女性選擇，而是因為它是優選出來的結果。
幾個世紀以來，女子一直生活在被約束和被限製的環境中。與她們結婚的男人是她們的家庭所選擇的；她們生孩子也是因為母性使然；她們服從她們的父親、丈夫以及她們生活的社會裏一成不變的準則。她們自由的領地並不比她們出生時的那扇窗戶寬廣多少。女性的生活由於傳統思想或被其他人的需要所限製，她們幾乎從來沒有自己的自由選擇。
但是，今天的女性卻被各種各樣的選擇所包圍。曆史上，曾有一批女性在塞內卡瀑布鎮抗議，使得現在美國的女性有權利選擇那些將來影響她們的人。由於瑪格利特·桑格（MargaretSanger）和凱瑟琳·麥考密克（KatherineMcCormick）等女性先驅的努力，現在的女性不僅僅可以決定她們的生育年齡，而且也有能力對其加以控製。正是由於女權主義領導者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奮爭，由於作家和社會活動家長驅直入進入工作場所，並要求在工作中擁有一席之地，今天的女性才能夠經營法律事務所以及醫院、城市開發機構和劇院等等。
現在的女性可以選擇結婚，也可以選擇不結婚；可以選擇生孩子，也可以選擇不生孩子；可以去追求自己的事業，也可以不用如此。她們不是麵臨著缺乏選擇的生活，而是進入幾乎有無限選擇的生活中，甚至一生都在交叉路口的花園中徘徊，徘徊於到底選擇哪條道路。
這就是選擇的差別。它是區分過去的巴納德女性和將來的巴納德女性的標誌，是區分大部分今天的女性以及之前千百萬女性的標誌。它是女權主義和現代化影響女性而產生的選擇；是女性從被冠以“女性的奧秘”的生活到有可能被冠以“女性的精品店”的生活的選擇。在這個“女性的精品店”裏，選擇不再是一個僅限於有錢人、男人、白人或者有權力的人獨享的奢侈品，而是數量日益增長、品種愈加豐富的“日用品”，是人人都可以選擇，人人都要選擇的東西。
巴納德學院的“選擇”
對於巴納德來說，選擇的出現帶來了重新定義的必要性。因為一旦女性能夠進入合校教育機構，女子學院不得不給她們的學生一個更新的選擇女子學院的理由；一個讓年輕女性選擇單一性別教育的新的哲學和新的證據體，讓她們知道就讀女子學院不是因為她們沒有選擇的無奈之選，而是她們有選擇地主動追求的結果。這些理由以及這些證據包括單一性別學校本身已經廣為人知的某些優勢，比如更大的獲得研究生學位的可能性，以及更高程度參與傳統上由男性控製的領域層次的可能性。
但是，還有一些更為微妙的理由，譬如自信、友情以及同情等等。或者像巴納德校友和學生們曾經向斯帕爾校長表達的，“這裏被女性包圍、被女性支持，它可以帶給我走出去的巨大勇氣，去追逐我的夢想”。
斯帕爾說：“現在，年輕學子從中學開始就被那些眼花繚亂的大量的大學預備課程以及雜誌排名輪番轟炸。因此，巴納德麵臨的挑戰不僅僅是宣傳女子教育的優點，而且還要盡我們所能深刻地理解這些優點，並與美國社會以及世界各地的女性分享這些優點。”
現在的這個世界對學生們提出了很大的挑戰。因為她們每天都站在女性精品店提供的東西麵前，呈現在她們麵前的是各種各樣的選擇。是選擇單身生活還是與相戀3年的朋友結婚呢？到底申請神經科學的博碩聯合學位還是不申請呢？離開一年到拉達克去遠足怎麼樣？將來想要一個孩子還是三個孩子？或是在生一個棕色頭發的女孩之後再生兩個男孩？當然，任何女性都有選擇的權利。
這也意味著對於責任的選擇。因為選擇決定著你想要做什麼以及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斯帕爾說：“如果女性想要‘精品店’裏呈現給她們的東西，她們就必須學會如何接受選擇所帶來的責任以及如何有意識地過上有意義的生活。”我們之前的幾代人為我們的選擇而鬥爭，並建立了來之不易的‘精品店’。我們的工作就是去肩負伴隨選擇而來的那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