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他專事寫作以來，連發幾部力作，特別是長篇小說《廟堂》出版後，一路暢銷，名聲大噪，顧懷遠何許人也？各路媒體像馬蜂一樣嗡嗡地盯住他不放，終於發現，他曾經給大貪官賈朝軒當過秘書，於是輿論再一次嘩然，貪官秘書華麗轉身為反腐作家，這本身就是一部長篇小說，他平靜的生活由於幾部長篇小說而被打破了，不僅如此，他還被媒體推到了風口浪尖，一時間被評論界稱為官場小說的代表，儼然成了名副其實的作家。
人們從喧嘩和躁動的現實中，是無法看見月亮的另一麵的，更何況月亮那慘白的光輝是從太陽那兒偷來的，他不止一次在夢中見過一個孤獨的身影，借著微暗之火奮筆疾書，他知道，那就是自己，隻是從未覺得那個影像華麗過，倒是寂寞中透著孤獨，淒涼中有些孤傲。在他心目中，文學就是太陽，如今的些許華麗，都是從文學這顆太陽那兒偷來的，正如太陽用他的偉大的吸力偷竊海上的潮水一樣。他感激這些許的華麗，因為這裏麵不僅有他非同尋常的人生經曆、有他與眾不同的文學天才、有他異於常人的執著與勤奮，更有上天隻垂青那些有準備頭腦的運氣，他珍惜這來之不易的運氣，因為這運氣中凝結著日月精華、煉獄靈魂。
正因為如此，他不願意停筆，他覺得自己一停下筆，生命就會戛然而止。以作家的身份來說，他不想成為那個公正無私的堂吉柯德，更不想像簡·奧斯丁筆下的諾裏斯太太那樣，“喜歡靠破費別人來自充大方”，因為他從拿筆寫第一部作品起，破費的就是自己煉獄般的內省。為此，他讚賞納博科夫的說法：“對於一個天才的作家來說，所謂真實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須創造一個真實以及它的必然結果。” 納博科夫一再強調，“小孩子聽你讀故事的時候會問，這故事是真的嗎？如果不是真的，他會纏著要你講一個真故事。我們讀書的時候最好不要采取孩童般的執拗的態度。”“讀書時幼稚地把自己同書中人物混為一體，把他們當作生活中的真人，是最壞的讀書方法。”“對於一首詩或是一部小說，請不要追究它是否真實。我們不要自欺欺人。”遺憾的是，他看到越來越多的人不僅喜歡自欺欺人，更渴望做福樓拜筆下的“布爾喬亞”。以至於他自己都產生了“他是個成功的庸人”的錯覺。
在《廟堂》這部長篇小說中，他處心積慮地塑造了一位既詭譎圓滑又精明幹練的駐京辦主任，叫“丁則成”，意思是不盯則不成，一盯則成。這位丁則成曾經是市長秘書，毫無疑問，這位丁則成的原型就是丁能通。應該說丁則成在這部小說中筆墨並不多，但是這位駐京辦主任既左右逢源，又內有堅守的性格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他遭遇那些“自欺欺人”的人苦苦糾纏這部小說中是否是“真人真事”時，他執拗地對媒體說，《廟堂》表現的是人的心靈世界的精妙的微積分，不是社會現實的加減乘除。然而無濟於事。
恰逢清江省昌山市因駐京辦資不抵債而低調宣布撤銷機構，昌山市的做法立即在社會公眾之中引起軒然大波，北京各大媒體更是爭相發表評論，一時間駐京辦究竟是該撤還是該留，成為專家學者探討的焦點。他作為深諳官場潛規則的知名作家，自然不會被媒體放過，一連接受了京城幾大媒體的專訪，接受專訪之後，他大有意猶未盡之感，腦海中猛然冒出一個想法，既然社會各界如此關注駐京辦，何不以駐京辦為題材寫一部反映駐京辦生活的長篇小說呢？要知道京城雖然有大大小小的駐京辦六萬多家，可是駐京辦的一舉一動在人們心目中卻是撲朔迷離，一直蒙著一層神秘的麵紗，駐京辦絕不是普普通通的駐京機構，根本就是鮮為人知的政治平台。在這座政治平台上都上演了什麼戲，隻有駐京辦主任最清楚。對了，這部長篇小說的名字就叫《駐京辦主任》，書名剛剛浮現在腦海中，他立即想到了一個人，就是東州市駐京辦主任丁能通。
丁能通可是他的老朋友了，當年肖鴻林和賈朝軒主政東州市政府時，他們倆一個是肖鴻林的秘書，一個是賈朝軒的秘書，可以說兩個人是腳前腳後當上市長秘書的，本以為當上市長秘書就走上了仕途之梯的終南捷徑，沒想到一場始料不及的反腐風暴致使肖鴻林、賈朝軒紛紛落馬。案子一查就是兩年，丁能通由於提前離開了肖鴻林，鬼使神差地當上了東州市駐京辦主任，盡管受到一些牽連，但終究沒有影響到政治前途，因此機關幹部私下裏都稱丁能通是東州官場上的“不倒翁”。
然而在他看來，丁能通更像《鹿鼎記》中的韋小寶。關於這一點在丁能通給肖鴻林當秘書時就已經顯現出來，丁能通永遠熟悉在官場上什麼是應該要的，什麼是不應該要的；什麼是應該做的，什麼是不應該做的；什麼是應該說的，什麼是不應該說的；什麼是做了要加以宣傳的，什麼是做了要加以隱秘的；什麼是大肆宣揚的而不必做的，什麼是大肆宣揚了而必須去做的。用金庸先生的話說：“妓院皇宮兩處，更是天下最虛偽、最奸詐的所在。韋小寶浸身於兩地之中，其機巧狡狑早已遠勝尋常大人。”當市長秘書時，他就時常套用金庸先生的話開丁能通的玩笑：“亦官亦商之駐京辦，更是天下最奉迎、最詭道之所在。丁能通浸身其中，其機巧狡狑早已遠勝尋常大人。”丁能通聽了一笑了之，還斷章取義地套用《鹿鼎記》第四十三回和第二十三回的兩句自嘲道：“這就叫‘身作紅雲常傍日，天生才士定多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