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營人生一切中國哲學家在不知不覺中所認為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我們要怎樣去享受人生？誰最會享受人生？我們不追求完美的理想，不去尋找那勢不可得的事物，不去窮究那些不可得知的東西；我們認識的隻是些不完美的、會死的人類的本性；最重要的問題是怎樣去調整我們的人生，使人們得以和平地工作、曠達地忍耐、幸福地生活。
——林語堂《生活的藝術》
發現自己：莊子
在現代生活中，哲學家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受人尊崇，同時也最不受人注意的家夥。如果這麼一個家夥真的存在著的話，“哲學家”已經僅僅變成一個社交上恭維人家的名詞了。任何一個莫名其妙、深奧不易了解的人都被稱為“哲學家”。任何一個不關心目前狀況的人也被稱為“哲學家”。然而，後者這種意義中卻含著相當的真理。當莎士比亞在《皆大歡喜》一劇裏使醜角達士東說“牧羊人，你也懂得一點哲學吧”時，他是用後者這種意義的。由這種意義說來，哲學不過是對事物或一般人生的一種普通而粗淺的觀念而已，這種觀念每一個人多少都有一些。一個人如果不願承認現實的全貌的表麵價值，或如果不願相信報紙上所刊載的每一句話，他多少是一個哲學家。他是一個不願被欺騙的人。
哲學始終含著一種如夢初醒的意味。哲學家觀察人生，像藝術家觀察風景一樣——是隔著一層薄紗或一層煙霧的。生硬的現實的瑣事已經軟化了一些，使我們可以看出它的意義。至少中國藝術家或哲學家是這樣想的。所以，哲學家是和那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完全相反；徹底現實主義者為俗務所纏，碌碌終日，相信他的成功和失敗，贏利和損失是絕對的，真實的。這麼一種人是沒有救藥的，因為他連一些懷疑的念頭也沒有，因為他根本是空洞無物的。孔子曰：“不日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在孔子少數的有意的諧語之中，這是我所發現的一句。
我打算在這一章中介紹中國哲學對於生活的一些觀念。這些哲學家的意見越是參差，便也越是一致——他們都認為人類必須有智慧和勇氣，才能夠過著幸福的生活。孟子那種比較積極的觀念和老子那種比較圓滑的和平觀念，調和起來而成為中庸的哲學，這種中庸的哲學可說是一般中國人的宗教。動和靜的衝突結果產生了一種妥洽的見解，對於一個很不完美的地上天堂感到滿足。這種觀念造成了一個智慧而愉快的人生哲學，終於在陶淵明——據我看來，他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與最和諧的性格——的生活上形成的一種典型。
一切中國的哲學家在不知不覺中認為惟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要怎樣享受人生？誰最會享受人生？我們不追求十全十美的理想，我們不尋找那些得不到的東西。我們不要求知道那些不得而知的東西；我們隻認識不完美的，會死的人類的本性；在這種觀念之下，我們要怎樣調整我們的人生，使我們可以和平地工作著，曠達地忍耐著，幸福地生活著呢？
我們是誰呢？這是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幾乎是無法答複的。可是我們都承認在我們日常活動中那麼忙碌的自我，並不完全是真正的自我。我們相信我們在生活的追求中已經失掉了一些東西。當我們看見一個人在一片田野裏跑來跑去地尋找東西時，智者可以弄出一個難題給一切旁觀者去解答：那個人失掉了什麼東西呢？有的猜一隻表；有的猜一枚鑽石胸針；其他的人則作其他的猜測。智者委實也不知道那個人在尋找什麼東西。可是當大家都猜不中的時候，他會對大家說：“我告訴你們吧。他失掉了一些氣息了。”（lostsomebreath——即“上氣不接下氣”之意）沒有人會否認他的話是對的。所以我們在生活的追求中常常忘掉了真正的自我，像莊子在一個美妙的譬喻裏所講的那隻鳥那樣，為了要捕捉一隻螳螂而忘掉自身的危險，而那隻螳螂又為了要捕捉一隻蟬而忘掉自身的危險：
莊周遊於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
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睹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
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
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令。’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莊子是老子的得意門生，正如孟子是孔子的得意門生一樣，兩人的生卒年月和他們的老師隔離差不多一百年。莊子和孟子同時，老子大約和孔子同時。可是孟子和莊子一樣認為我們已經失掉了一些東西，哲學家的任務是去發現並取回已經失掉了的東西——據孟子的見解，這裏所失掉的便是“赤子之心”。這位哲學家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認為文明的人為的生活，對於人類天生的赤子之心的影響，有如山上的樹木被斧斤伐去一樣：
牛山之木嚐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嚐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牿亡之矣。牿之反複，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嚐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情、智、勇：孟子
一個熱誠的、優遊自在的、無恐懼的人，是最能夠享受人生的理想性格。孟子以“智、仁、勇”為他的“大人”的三種“成熟的美德”。我想把“仁”字改為“情”字，而視“情、智、勇”為大人物的特質。我們在英語中幸虧找得到“passion”這個字，其用法跟華語中的“情”字差不多一樣。這兩個字開始都含著“情欲”這種狹義，可是都有更廣大的意義。張潮曰：“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盡屬多情。”又曰：“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因為如果我們沒有情，我們便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做人生的出發點。情是人生的靈魂，星辰的光輝，音樂和詩歌中的韻律，花中的歡樂，禽鳥的羽毛，女人的美豔，學問的生命。談到沒有情的靈魂，正如談到沒有表情的音樂一樣地不可能。這種東西給我們內心的溫暖和豐富的活力，使我們能夠快快樂樂地麵對著人生。
我把中國作家筆下的“情”字譯為“passion”，也許錯了，我應該用“sentiment”一字（代表一種較溫柔的情感，較無暴風雨般的熱情那種騷動的性質）去譯它嗎？也許“情”這一字有早期浪漫主義者所謂“sensibility”的意義，是一個有溫情的、大度的、藝術化的人所具有的質素。除愛默生、愛彌爾、朱伯爾和伏爾泰之外，西洋哲學家對於熱情很少說過一句好話，這是可怪的事。也許我們僅是用詞不同而已，我們所指的是同樣的東西。可是如果“熱情”（passion）和“情感”（sentiment）意義不同，而專指一種暴躁的騷亂的情感而言，那麼中國語文裏便找不到一個字可以代表它，而我們隻好依然用“情”這個字了。這是種族脾性不同的表征嗎？這是中國民族缺乏那種侵蝕靈魂、造成西洋文學中悲劇材料的偉大熱情的表征嗎？這是中國文學中沒有產生希臘意義上的悲劇的原因嗎？這是中國悲劇角色在危急的時候飲泣吞聲，讓他們的情人給仇敵帶去，或如楚霸王那樣，先殺死情人，然後自刎的原因嗎？這種結局是不會使西洋的觀眾感到滿意的，可是中國人的生活是這樣，中國文學自然也是這樣的了。一個人和命運掙紮，放棄了鬥爭，在事過境遷之後，悲劇才在回憶、徒然的後悔和渴望的洪流中產生出來。正如唐明皇的悲劇那樣，到他下令使他的愛妃自殺，以滿足叛軍的要求之後，便成天在夢境裏思念她。這種悲劇的情感是在那出中國戲劇的故事結束之後，才在一個悲哀的巨流中表現出來的。當他在流放生活中旅行的時候，他在雨中聽見鈴聲隔山相應，因而做了那首《雨霖鈴曲》以紀念她：他所看見或捫觸到的東西，一條餘香未散盡的小領巾，或她的一個老婢，都使他想起他的愛妃，在這戲劇結束的時候，他正在仙境和一些道士尋覓她的神魂。這裏便是一種浪漫的敏感性，如果我們不可以把這種情感當做熱情的話。這可說是一種圓熟的，溫和的熱情。所以，中國哲學家有一種特點，就是他們雖然貶視人類的“情欲”（即“七情”的意思），卻不貶視熱情或情感本身，反而使之成為正常人類生活的基礎，因此他們甚至於視“人倫以夫婦之情為本”。
熱情或情感這種東西是我們所固有的，正如我們不能選擇我們的父母一樣，我們天生有一種冷靜或熱烈的天性：這不幸是事實。在另一方麵，沒有一個小孩是天生就有真正的冷淡的心的：當我們漸漸失掉那種少年之心時，我們才漸漸失掉我們內在的熱度。在我們成人生活的某一時期中，我們多情的天性是被一種不仁的環境所殺戮、抑製、挫折或剝削。最大的原因是由於我們不曾注意使這種天性繼續生長下去，或由於我們不曾完全擺脫了這種環境。我們在獲取“世界經驗”的過程中，對於我們的天性曾實行多次的摧殘，我們學會硬起心腸來，學會做虛偽矯飾的行為，學會做殘酷無情的人。這麼一來，當一個人誇說他得到了更多的塵世經驗時，他的神經也變得更不敏銳，更加麻木遲鈍——尤其是在政界和商界。結果，世界產生了一個偉大的“進取者”（gogetter），把人家排擠在一邊，而自己爬到最高的地方去；世界產生了一個意誌剛強、心誌堅定的人，至於感情——他所稱為愚笨的理想主義或多情的東西——其最後的一些灰燼也已經漸漸在他的胸懷中熄滅了。這種人我是看不起的。硬心無情的人在世界上真是太多了。如果國家要實行消滅不適於生存者的生殖機能的話，這種政策施行起來，第一步應該先對付那些無道德感覺的人，藝術觀念陳腐的人，心腸如鐵石的人，殘酷的成功者，意誌堅決的無情者，以及一切失掉生之嬉樂的人，把他們的生殖機能消滅——而不必先把瘋狂者和癆肺病人的生殖機能消滅。因為在我看來，一個有熱情有情感的人也許會做出許多愚蠢和魯莽的事情，可是一個無熱情無情感的人卻是一個笑話和一幅諷刺畫了。他和都德的莎福（Sappho）比較起來，倒是一條蟲，一架機器，一架自動機，塵世上的一個汙點。有許多妓女所過的生活比成功的商人更崇高。如果莎福犯罪，那有什麼可怪呢？因為她雖然犯罪，她同時也是有愛心的，對於那些會表示深愛的人，我們是應該給予很大的寬恕的。無論如何，她由一個冷酷的商業環境裏走出來的時候，是比我們周遭許多百萬富翁更有青春熱烈的心情的。崇拜瑪麗·瑪黛玲（MaryMagdalene）是對的。熱情和情感免不了會使我們做錯事，因而得到應得的懲罰，然而有許多寬容的母親因為縱容子女，常常讓她們的愛戰勝她們的判斷，可是我們覺得她們到老年的時候，一定會覺得她們和家人曾過著幸福的生活，比許多苛刻嚴峻的人所過的家庭生活更幸福。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個七十八歲的老婦人對他說：“回顧我過去七十八年的生活，我每想到我做錯事的時候，還是覺得快樂的；可是當我想到我做蠢事的時候，我甚至到今天還是不能饒恕自己。”
可是人生是嚴酷的，一個具有熱烈的、慷慨的、多情的天性的人也許會輕易被比較聰明的同伴所欺騙。那些生性慷慨的人常常因為他們的慷慨而做錯了事，常常因為對付仇敵太過寬大，對朋友太過信任，而做錯了事。慷慨的人有時會感到幻滅而跑回家去，寫出一首悲苦的詩。中國有許多詩人和學者就是這樣的，例如喝茶大家張岱，為幫親友的忙，很慷慨地把家產花完，可是結果卻吃了他自己最親密的親戚朋友的虧。他為了這次的遭遇所寫的十二首詩，是我所曾讀過的最辛酸悲苦的詩。可是我疑心他到死還是那麼慷慨大量的，甚至在他很窮困的時候（有許多次是差不多要餓死了的），也是如此。我相信這些悲哀的情緒不久便煙消霧散，而他還是十分快活的。
雖然如此，這種熱烈慷慨的心性應該由一種哲學加以保障，以免受人生的環境所摧殘。因為人生是最嚴酷的，熱烈的心性是不足應付環境的，熱情必須和智與勇結合起來。我覺得智與勇是同樣的東西，因為勇是了解人生之後的產物，一個完全了解人生的人是始終勇敢的。無論如何，智如果不能生勇，便無價值。智製止了我們的愚蠢的野心，把我們由這個世界的時髦的騙子（humbug）——無論是思想上的騙子或人生的騙子——中解放出來，使我們得到勇氣。
在我們這個塵世裏，騙子真是多得很，可是中國佛教徒已經把許許多多的小騙子用兩個大騙子歸納起來，這兩個大騙子就是名和利。據說乾隆皇帝遊江南的時候，有一次在山上眺望景色，看見許多帆船在中國海上行駛，往來如織。他便問他的大臣那幾百隻帆船上的人在幹什麼，他的大臣答道，他隻看見兩隻船，一隻叫“名”，一隻叫“利”。許多有修養的人士能夠避免利的誘惑，可是隻有最偉大的人物才能夠避免名的誘惑。有一次，一個僧人和他的弟子在談論這兩種俗慮的根源時說：“絕利易，絕名心難。隱士僧人仍冀得名。彼等樂與大眾談經說法，而不願隱處小庵，如我輩與弟子作日常談。”那個弟子答道：“若吾師者，誠可謂世上惟一絕名心之人矣。”師傅微笑而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