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般若行，佛商領袖的菩提路
般若行，選擇領導方法的智慧
般若即是智慧。而運用智慧，作有智慧的決策，采取有智慧的行為，則叫做“般若行”。
有人說：“領導者注重結果，管理者注重過程。”但無論是正確的過程，還是正確的結果，都需要用正確的方法來實現。方法可能是有形的工具、手段，也可能是無形的思維、模式。但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對於領導者來說，最重要的應該是正確選擇領導方法的能力和正確認識、運用領導方法的智慧。
何謂智慧？古人所說的“大智若愚”是對智慧最好的注解。
有一次，宋朝的無德禪師正在茅廬中和弟子論佛，突然天降暴雨，破舊的茅舍雨漏如注，無德禪師對弟子們喝道：“拿雨具來！”
離無德禪師最近的一個小和尚倉促間抓起一個竹籃去給無德禪師擋雨。小和尚的舉動惹得眾僧哄堂大笑，但無德禪師卻無限感慨地對小和尚說：“你幾近於禪了。”
小和尚的“無知”之舉恰恰是人的本性顯現，所以無德禪師才說他“幾近於禪”。
釋迦牟尼一生為眾生說法達數百場之多，每次都費盡苦心，唯恐信眾聽不明白而產生誤解。在釋迦牟尼所說的諸多法中，“有為法”有94種，“無為法”有6種。盡管諸法多達100種，但釋迦牟尼卻無數次地告誡弟子“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無有定法如來可說”、“說法者無法可說”。釋迦牟尼甚至在《金剛經》裏這樣說道：“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
釋迦牟尼之所以不斷地重複強調“無法可說”，實際上是要破除在眾生心中根深蒂固的“法執”觀念。“法執”是佛教的專用術語，指人們總是願意相信世上有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方法可以永久地幫助自己獲得成功；總是相信在這個世界上一定有某種超自然的力量，能夠讓自己的身體、生命、財富、事業和家庭永恒存在；總是渴望能夠找到某種辦法讓真實美好的東西恒久不變。
就像領導者總是希望能夠找到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管理工具和領導方法一樣，他們相信隻要能夠找到這些方法，就可以一勞永逸了。近年來，在國內企業界、商業界，甚至在政府、學校、醫院等行政事業單位推行的績效考核就是“法執”觀念的體現之一。
許多領導者錯誤地認為“績效考核”這種管理工具是目前唯一可以解決企事業單位員工工作消極、效率低下的靈丹妙藥。而一些孤陋寡聞的企事業單位領導者，更是把績效考核當成解決企業績效不佳的唯一正確、高效的管理工具。殊不知，績效考核不過是眾多管理工具中的一種，它不可能解決管理中存在的所有難題。相反，如果在使用這一工具時操作不當，不但達不到激勵員工的目的，反而會直接導致被考評者弄虛作假和團隊凝聚力渙散。
世界上最早發明並使用績效考核這一激勵工具的是秦國的商鞅。
秦孝公時期，商鞅實行變法。在商鞅頒布的眾多變法條款中，有一條叫“軍功爵製”。該條款規定，士兵按照在戰場上殺敵數量的多少論功行賞。爵位共分為20級，以敵人頭顱的數量作為考評指標。據《漢書》記載：“商君為法於秦，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者五十石。”也就是說，商鞅規定：將卒在戰場上殺死敵人一個，以首級記數，每一枚敵人首級授爵一級。如果想做官的話，殺敵一人即可獲得俸祿為五十石的官職；斬敵兩個，授爵二級，可為百石之官。以此類推，不同級別的爵位均規定有對應的田宅、奴婢的數量和獎勵等級。
但是，這種幫助秦孝公大破敵國、使秦國由弱變強的好製度卻並沒有被後來的軍事將領或國君普遍借鑒和使用。直到明朝，才又在張居正輔政期間重新被運用到軍隊管理中。當時，明朝沿海的百姓經常受到海盜的侵襲和騷擾，朝廷久治無果。萬般無奈之下，張居正起用了商鞅的軍功爵製，用以激勵邊區士兵的殺敵士氣。為了方便操作，張居正把考核指標由商鞅的“敵首一枚”更改為“敵耳兩枚”。
可是，這一製度卻適得其反，它不但沒有阻止海盜的侵擾，反而使沿海老百姓苦不堪言。原來，明朝士兵由於畏懼海盜，但又想獲得巨額賞金，就把屠刀伸向了無辜的老百姓。可見，單純的績效考核也存在巨大缺陷。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在推行績效考核製度時，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紐約警察局的三個白人警察為了追求高績效獎金而故意引誘墨西哥人和黑人犯罪，結果導致了墨西哥人和黑人的騷亂；美國多家銀行也引進了績效考核製度，並根據每個信貸員貸款額的多少設定相應的獎勵製度，結果為美國銀行帶來了大量的呆賬和壞賬；美國福特等三大汽車公司是最早使用目標管理和績效考核製度的美國企業，結果卻導致企業整體業績嚴重下滑。鑒於績效考核製度有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陷，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全麵放棄了目標管理和績效考核製度。
無論在中國還是在美國，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績效考核製度的成敗其實並不在於製度本身，而在於使用製度的人以及承載製度的環境。商鞅之所以成功，是由當時的曆史環境所決定的。在當時，士兵都是奴隸出身，除了殺敵，他們沒有任何能夠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和條件，所以他們才會在戰場上將生死置之度外；而明朝時的士兵所處的曆史環境卻完全不同，那時候的明朝已經刀槍入庫、馬放南山很久了，所以士兵沒有一個願意為了換取獎金而付出生命的代價。但為了交差並騙取高額獎勵，他們自然而然地選擇了弄虛作假，用老百姓的生命去糊弄朝廷。
績效考核激勵理論自20世紀80年代進入中國之後，中國的企業領導者眼前為之一亮，以為找到了一種可以提高員工工作積極性的有效方法。因為他們相信人都是利益的動物，隻要順應人趨利避害的本性，就可以充分調動員工的工作熱情和主動性。其實，他們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當領導者將金錢作為唯一的激勵條件激勵下屬時，其結果隻會導致下屬更加自私貪婪。
所以，世界上絕對沒有一種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管理方法，也沒有一種能夠適合任何企業的管理理論。隻有適合本企業特質並真正為企業成長發揮效用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的管理方法。
據《左傳》記載：孔子的學生子路在衛國給孔悝做家臣時，遇到太子蒯聵謀反。蒯聵想勸說孔悝加入自己的隊伍，但遭到孔悝的拒絕。於是，蒯聵惱羞成怒，把孔悝軟禁起來。
子路忠心護主，在得知孔悝被軟禁後，就來到蒯聵家中索要。他在和蒯聵手下的武士發生衝突時，不小心把自己的帽子打掉了。結果，迂腐的子路居然對著正在與他拚命廝殺的對手說：“等一等，等我戴好帽子再打，因為我的老師說‘君子死，不免冠’。”結果，對手趁子路彎腰撿帽子時，把他殺死了。
孔子聽完子路被殺的經過後，一邊痛哭一邊向前來為子路吊喪的人下拜，這是何等讓人傷感的場麵。然而，子路之死又何嚐不是子路自己造成的呢？孔子說的“死不免冠”，指的是正人君子不但要注重自己內在的修養，也應該注意外在的儀表和形象。但子路卻教條地認為不管在什麼時候都要戴正帽子，即使生死關頭也應如此。
文殊菩薩智慧過人，他是釋迦牟尼手下以“智慧第一”而聞名天下的四大菩薩之一。但文殊菩薩又是一個特立獨行、非常“另類”的菩薩。他的修行方式常常與眾不同，他的言行舉止更是經常令其他羅漢錯愕不已。他度化他人時，往往不采用教化、疏導、說服、身教等傳統方法，而是“作外道形而化外道”。也就是說，他把自己變化成教化對象的身份去教化對方。比如，文殊菩薩就經常化身嫖客去宮人、妓女居住的地方度化邪淫的人。
《佛說如幻三昧經》記載了一段文殊菩薩“仗劍殺佛”的故事。
有一次，釋迦牟尼正在為500名弟子說法，這500名弟子當時便證得了“宿命通”。“宿命通”是佛門弟子修行到一定境界後所獲得的六大神通之一。據說證得“宿命通”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在前世的所作所為。這500名弟子當下就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在前世曾經做過的種種惡行：有的傷害過自己的父母，有的燒毀過寺廟，有的陷害過他人、欺男霸女……他們對自己過去的行為深感慚愧，又非常害怕這些惡行會影響他們未來的修行，因此全都產生畏懼退卻之心，不知道自己在前世所犯下的這些罪孽何時才能償清，懷疑自己還能不能修行進步，往生成佛。
文殊菩薩明白他們的想法，知道他們已經心思大亂。為了打消他們心中的疑慮，使他們能夠繼續精進，不生退墮，文殊菩薩“即從坐起，偏出右肩，右手捉劍，直奔釋迦牟尼，手起劍落欲殺釋迦牟尼”。
文殊菩薩的行為讓500名弟子震驚不已，全部呆呆地看著釋迦牟尼。釋迦牟尼隨即製止了文殊菩薩，並抓住機緣，教化道：“萬象皆空。一切皆由心起，這個拿著劍要殺我的人是誰？被殺的人又是誰？既然人我皆空，何來殺與被殺？你們按照這樣的方式思考，就能拋棄心理障礙，獲得內心解脫。”
這500名弟子立刻從原來的罪孽中解脫出來，堅定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信念，從此善行善修，精進有成。
文殊菩薩用這種極端的方式為釋迦牟尼製造說法的機緣，釋迦牟尼當機借用文殊菩薩製造的機緣為眾人說法。二人采用的方法都是不局限於固定模式的方法。而不局限於固定模式的方法，才真正是有智慧的方法。所以，佛說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等三十七道品，都是為修行者隨機而說、因勢利導的方便法門。雖然這些方法都是能夠幫助修行者禪行入滅的佛道正法，但也隻是為修行者提供方便的隨機工具而已。
釋迦牟尼認為成佛的方法有八萬四千種之多，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法才是學佛者必須謹慎思考、小心麵對的關鍵。所以，領導者也應該懂得：所謂正確的領導方法，不過是方便我們解決問題的工具技巧而已。適合其他人的，不一定適用自己；適合其他企業的，不一定適合自己的企業。正如《金剛經》所說“法尚應舍，何況非法”，即連正確的方法都不應該去拘泥執著，都應該懂得取舍，更何況那些不正確的、錯誤的方法呢。
領導者要想作出正確的選擇，需要有智慧來支撐。用智慧去判斷、選擇和使用方法、策略的領導行為，就是領導者的“般若行”。
八正道，孕育領導思維的邏輯
“八正道”的內涵及其關係
釋迦牟尼得道後，在鹿野苑初轉法輪，為憍陳如等第一批僧徒所說的佛法就是“四聖諦”和“八正道”。“四聖諦”是對苦、集、滅、道四種顛覆不破的真理的詮釋；“八正道”是指可以幫助修行者通往涅槃境界的八種方法和途徑的方法論。
“八正道”出自《佛說三十七品經》。這部失傳了近1200餘年的佛經，有關它的信息隻在《大藏經》的目錄中出現過，而正文內容卻一直不為人知。直到2006年，這部全世界僅存一份的孤本經文才被南京博物館發現。
《佛說三十七品經》記錄了釋迦牟尼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為信徒講述的“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正道”等三十七種修行方法和僧侶的修行規範。在這部失而複得的絕世經文中，釋迦牟尼關於“八正道”是這樣說的：
若彈指間，惟行正見。以知古知始知終，知內知外，知苦知習，知盡知道，知佛知法。知比丘眾，知學行事，如六合所習所取歡喜變失及其歸趣，知不貪之德，是為正見……若彈指間，惟行正思。為思出家、思不諍、思不殺；若惟行正語。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形笑；若惟行正命。不以貪生活，不恚生活，不以癡生活，若惟行正業；不殺、不盜竊、不邪淫，若惟行正治；以修治四意斷之事，若惟行正念。以受行四意止，亦惟行正定……是故可念行八正道。
“八正道”與領導思維
就其文字和含義來看，“八正道”的八個要素之間，其實存在著某種緊密的對應循環和邏輯關係。如果按照佛教理論理解，它們彼此之間同樣蘊涵著緊密的、相互關聯的因果關係。另外，“八正道”又與領導思維以及佛教的“戒、定、慧”三學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邏輯聯係。三者的關係如圖7-1如示：
圖7-1 “八正道”、領導思維與“戒、定、慧”三學之間的邏輯關係
《大毘婆娑論》把“八正道”中八個要素之間的內在邏輯關係解釋為：“由正見故，起正思維；由正思維故，得正語；由正語故，複得正業；由正業故，複得正命；由正命故，發起正精進；由正精進故，便起正念；由正念故，能起正定。”
“八正道”中的“正見”和“正思維”，屬於慧的範疇；“正語”、“正業”、“正命”和“正精進”，是具體的行為規範，屬於“戒”的內容；“正念”和“正定”表示心靈修持達到的狀態，則屬於“定”的範疇。也就是說，修行者按照“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等行為規範的要求持戒修行，可以達到“正念”、“正定”的禪定狀態，然後在禪定中產生智慧，再運用智慧產生“正見”和“正思維”。如此往複，周而複始。如果修行者持續精進、永不懈怠地按照這種循環修持下去，就一定可以達到成佛的境界。
通過7-1圖示，我們不難理解：佛教的“八正道”修持之法與企業領導者自我修煉的方法要求幾乎完全一致。可見，隻有擁有領導智慧（正見）的領導者，才能作出科學的決策（正思維）和設定明確的目標；而正確的決策隻有在與下屬充分溝通（正語）的情況下，才能獲得下屬的認同、支持和有效的傳播，才能促使下屬產生朝向共同目標努力的行動（正業）；以共同目標為導向的一致行動，需要正確的方法和正確的途徑（正命）作為基礎。在實施行動的過程中，又需要領導者進行堅持不懈的努力和擁有持之以恒的決心（正精進）；當領導者堅持必勝的信念（正念），並持之以恒地付諸行動後，企業的成長與發展就會進入良性循環（正定）。